【大纪元6月1日讯】 几年前，我去广东省中山市旅游，参观了翠亨村的《孙中山故居展览馆》，在那里，有一件陈列品猛然扑入了我的眼帘。那是一份清政府出的通缉令，上面赫然写着：“通缉八大匪首”，其中之一即为“孙文”——这就是孙文者当初的社会地位和处境。
后来孙文先生及同仁志士们几经坚苦卓绝的努力，终于推翻了满清王朝，社会终于有了天翻地覆的大扭转，中山先生成全为“王”——中华民国的大总统，于是乎总统先生也开始容不得异己，与黄兴等同志作对，逼走陈炯明，废除宪政，在广州建立暴力独裁政府，然后建立起以效忠于孙个人为核心的党天下，还搞起“训政”…
孙殁后，国共合作破裂，共产党实力还不及国民党，于是只得上山打游击，结果被蒋介石称之为“共匪”。当时的南京国民政府，是为包括苏联在内、所有的国家都承认的唯一合法的政权，然而共产党流窜到了陕北延安，却又另起山头，建立一个独立的政权，以图谋分裂相抗衡。
后来蒋介石在大陆终于被打败，逃到台湾，也被共产党蔑称为“蒋匪”，或“蒋帮集团”。并且，从搞独立和分裂中获得好处的中共北京政府，又指责现在的台湾政权在搞独立，分裂中国。
现在大陆上的中老年人，以前文革时期都学过《毛选》，不会忘记的是有一篇写于1927年的文章：《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文中着重谈了“糟得很”和“糟得很”的价值判断问题，其内容倘若按照十五年前大陆宣传媒体最流行的话语，是说毛泽东愿意充当“黑手”，以煽动“社会闲杂人员”起来“闹事”，制造“动乱”和“暴乱”，“破坏社会安定团结的大好局面”，“一心要达到安定团结的社会环境下所不能达到的目的”，“不是按照民主与法制的规程来办事”等等。
这些所谓的“农民运动”，按照现代法理上讲，其合法性理由并不充分，在手段上更是粗暴野蛮落后地主张抢劫、掠夺、杀戮等暴力报复。共产党正是凭借着这些方式手段，方才取得霸王之业，成为“骑在人民头上作威作福”的父母官。
历史经过六十年以后，人民觉醒了。89年民运时期，广大的学生和民众完全是以和平理性的方式，在天安门广场、在长安大街上，在全世界的目光注视之下请愿着，其目标主要是二条：铲除腐败，民主政治——这是现代文明国家最起码的政治素质要求和人民群众在良心底线上的诉求。
然而就是这样的低层次的政治改革要求，却根本无法得到号称是欲“解放全人类”的中国共产党所容忍，竟然动用武力来“平暴”——用己之所秉性惯常的欺骗、谎言、愚昧、落后、野蛮、反动的手段来对抗人类的文明与进步，并且用“己所不欲”的政治标签，如“黑手”，“社会闲杂人员”、“闹事”、“动乱”、“暴乱”、“破坏安定团结”、“不按民主与法制规程”等等，来“施于人”——贴在对手身上。
决策“平暴”的那位“改革总设计师”再清楚不过了，他自己数次三番被毛整得沦落为“寇”的地步。毛殁后，中国人民“信任”他，支持他的改革理想，使得他能够击败极左势力，成全为“王”者。当一旦他已经坐上了“王位”，就习惯了“打江山，坐江山”、迷恋于“成则为王，败则为寇”的国粹，所以不可能会降低身价去接受黎民百姓的政治改革要求。要不然，难道自己再度成为“寇”？——若不使得让你成为“寇”，就是我成为“寇”；就好比：我若不想做“王”，难道让你来当“王”？——这种思维逻辑在于中国大陆的政治生活中，根本无平等可言，只有井然森严的等级次序而已。
所以说，毛泽东是最熟谙传统的君主“南面之术”了，所谓“枪杆子里出政权”即是。共党红朝里，总书记——名义上的党魁，有何干用作为？书呆子动用笔杆子的满腔大道理拼斗得过残酷无情的子弹吗？正因如此，真正的“王”座者必占据着军头位置，自从毛泽东以来、华国锋、邓小平到现今的江泽民莫不如此。
既然“政权只来自枪杆子”，那么紧握枪杆子者所容许黎民百姓接受的只能是那种以官为本、唯我独尊、朕即国家（真理）的王霸之道和语言霸权。
当然“盗亦有道”。十五年前的那场“平暴”，其依据还出自所谓的“四项基本原则”——那种典型的强权色彩的自我设定（自我立法、自我司法、自我执法），它是经过作自我封闭式的循环论证后“完整”而自成体统的，一种容不得半点怀疑的、纯粹强制的、无条件接受的“游戏规则”：假如你去怀疑它，则你这个怀疑行为本身就已经至少触犯了其中某一项“原则”。
所以说，中国人民活着是很痛苦的，从娘胎中出世起，就被四个沉重的枷锁套在了脖子上，动弹不得。
但是，刘晓波先生却说得好：“暴政并不可怕，可怕的倒是对于暴政的沉默、顺从和赞美”！
施卫江
2004/5/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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