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元代是“说唱艺术”的蜕变期，这个朝代为时甚短，统治阶层又限制了民众活动的自由，有形无形的都阻碍了艺术的发展，“说唱艺术”也萎缩寂寞，但在宋代繁盛的基础上，也使说唱发生某些蜕变；“平话”、“散曲”、“弹词”、“诸宫调”，都绽现出一番新的面貌。
“平话”：是由说话、讲史发展而来的，除了说话表演之外，为古典小说的创作，也开创了前所未有的模式，《全相平话五种》、《吴越春秋连像平话》就是例证，另外民间的说书艺人也崭露头角，胡仲彬、朱桂英就是著名艺人。
“散曲”：是金、元代说唱艺术的代表，因为流行的主要地区在北方，所以又叫北曲。它是由宋代的长短句歌词演变而来，在所谓的“乐曲系”文学上有很大贡献，对于后来的戏曲、说唱都有很大影响。“散曲”的演唱，不用锣鼓，只用弦索、笙笛、鼓板，因为是清唱，所以也叫“清曲”，这和县代的牌子曲的表演方式是很相似的，尤其是曲调都是使用“套曲”。
“弹词”：根据弹词艺人马如飞的〈开篇〉叙述：“弹唱南词昔未闻，始于南宋小朝廷”的说法，南宋时已经有了这门说唱，但是最早见于文字的是元代末年杨维桢的《四游记》，所以说“弹词”风行于元代以后是比较平实的。弹词的唱词，以七字句为主，发音也分为国音、土音两种，国音是普通话发音，土音是以吴音为主。前者的表演脚本是长篇，后者表演的脚本是中、短篇，登皇的地区是苏州，所以又叫“苏州弹词”。
“诸宫调”：是有说有唱而以唱为主的表演艺术，是由随唐时代的燕乐二十八宫调演变而来的，宋代已经很流行，到了元代的“诸宫调”，仅有十六宫调，是散文、韵文的综合体，用不同的宫调联成一个整体，篇幅非常大，董解元的《西厢记诸宫调》，多达一八八套，表演起来如同连本成套的本戏。
宋代的“诸宫调”没有留下作品，金、元代留下的作品也只有两部，一部是《刘智远诸宫调》残本，也有七十六套；《西厢记诸宫调》是保存的最完整的一部作品，具有很高的文艺价值。
明、清两代是“说唱艺术”的成熟期，说的、唱的、连说带唱的，以及带有舞蹈性的走唱，都在这个时期成熟结果，尤其是在晩清的百年期间。
明代的“平话”跟“词话”，虽然承传了宋、元的遗风，但是在水准上却强过前代甚多，明成化年间﹙一四六五—一四八六﹚所刊行的词话本十六种，为我们留下了可贵的文化遗产，也证明突破了前人纯说话的规范。“平话”更是有着辉煌的成就，尤其出了位说书大家柳敬亭，衍生出三辰、五亮、十八奎的徒孙辈，使“平话”成为广受大众喜爱的表演艺术，而且成为“说部”的主流。
清代的康熙、雍正、乾隆三朝，满族八旗子弟兵演唱的“子弟书”、“八角鼓”兴起，也造成了罗松窗、韩小窗等“子弟书”的代表作家；“弹词”，有王周士的御前弹唱，也有许多写“弹词”成名的女作家，都为“说唱艺术”添注了新血，也未说唱史平添佳话。
清代道光﹙一八二一﹚以后到民初的一百年间，说唱的表演从北到南兴起一片光明灿烂的景象，北方的鼓曲风起云涌，南方的弹词男女同现，说唱界的女艺人一个个崭露头角，除了〈老残游记〉叙述的黑妞、白妞为人熟知外，上海的弹词女艺人，更是令人乐于称道，袁翔甫在〈上海南北竹枝词〉中吟到：“一曲琵琶四座倾，佳人也可号先生，就中谁是超群者，吴素卿同黄爱卿。”吴、黄可能是其中的佼佼者。
这一时期，全国各地具有特色的“说唱艺术”，如雨后春笋一般频频兴起，很快的充实壮大了说唱的阵容，平津一带的鼓曲、相声，山东的快书、琴书，东北的二人转，河南的坠子，四川的竹琴，广东的木鱼书，以及边疆地区少数民族特有的说唱，都渐次发现，广为流传。延至现代，说是“说唱艺术”百花齐放的时代，也不为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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