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12月22日讯】（1）论“民运人士”一词在汉语中的变化
“民运人士”一词是最近20年间才流行开来的，特别是在海外它几乎可以说每一个中国人都耳详能熟，就是在国内，它也已经被许多谈论政治的人所频频地使用，即就是这样，1998年出版的新版《现代汉语词典》却没有收录它，因此“民运人士”一词就和“大字报”、“四大”等新近出现的词一样，因政治原因而被我们中国最有权威的语言学家们给“过滤”了，好像这个词根本就没有在汉语中出现过一样。可是，这样的“鸵鸟”做法是不是就可以把民运人士这个词从汉语中给“驱除”出去，使它失去了在汉语生活中的存在呢？我看事情未必如此。我作为一个不是语言学家的人是这样认为的，一个语言学上的“立法”行为，如果置语言学本身的规则和现实于不顾，而心甘情愿地接受政治权力的摆布，那么这个“法”就必然地要丧失正义，最后它不被使用汉语的人承认和接受就是理所当然的事情了。
但是，同其它的事物一样，我们即使认为《现代汉语词典》是一个语言学上的“劣法”，在研究汉语中这一个新近产生的词汇时也还是不绕开它的为妙。好，我们先分析“民运”一词。“‘民运’一词在汉语中的出现，原本不是我们的创造”，在《就“民运”一词谈经验意义上的民主》一文中，我是这样说的：“就《现代汉语词典》‘民运’条目所提供的解释来看，它有以下3 种意义：‘1、有关人民生活和物质生活的运输工作。2、旧时的私营运输业。3、指民众运动：民运工作/ 民运干事。’但是，经我们海外民运人士的创造，‘民运’一词已经完全地脱离了上述‘1、2’条目中的内容，并且使‘3’中的‘民众运动’的内容完全地变成了‘民主运动’。到今天为止，人们若提起‘民运’，谁还会想到把它同‘运输工作’或‘私营运输业’联系起来呢？在中国乃至全世界，‘中国民运’已经变成了‘中国民主运动’的简称的事情谁个不承认呢？”
“人士”一词在《现代汉语词典》中的解释是：“有一定影响的人物：民主人士/ 各界人士/ 党外人士/ 爱国人士”，依据此理，我在其后续上“民运人士”就顺理成章。但话又说回来了，虽然《词典》没有续上“民运人士”，这样的事情根本也阻挡不了“民运人士”一词在中国和世界上的流行。道理很简单，中国“民主运动”的伟大潮流不可阻挡，中国民运人士将要在中国民主运动中大显身手——这是必然的、毫无疑义的！因此，如果我们认为20- 21世纪的中国存在着一个“时代的最强音”的话，那么，它一定离不开“民运”、“民运人士”这些词所表达的声音。因此官方即使用“文化手段”，企图剿灭中国人民在推进民主进程中所创造的新词汇和这些词汇所表达的新话语以及这些新话语所表达的新事物、新情感，那就是螳臂当车，自不量力！
（2）民运人士是中国特殊时代的产物
民主运动在中国经历了一个世界上所有国家都不能够于之比拟的时期之后，才产生了民运人士这个特殊的人物群体。因此我们若对这个时期有一种深刻的认识的话，那么，它的特点就会非常突出地表现出来。首先，和前苏联不同，中国的民主运动有毛泽东作成的一段，它是在1966年毛泽东鼓动中国人民对共产党当权派实行“革命式造反”，而“造反”行为又被毛泽东本人“上升”到“无产阶级革命”的“高度”之后发生的事情，显然这样的事情在苏联是没有的，斯大林时代没有，赫鲁晓夫时代也没有；其次，和波兰、捷克斯洛伐克的民主运动也不同，它不是一个纯粹的“工人阶级”运动，也不是一个知识分子运动，亦没有一个组织很好的类似于“团结工会”或“77宪章”之类的政治组织，而更多的是带有群众运动的特征；最后，和蒙古的民主化运动也不同，它没有一个可以凭借的政治选举的传统工具，因此运动总是在外观上同传统的革命近似，以至于这个发生于后革命时代的运动到今天为止，还是被许多的“业内人士”看成是传统革命的“翻版”。
如果我们要为中国的民主运动寻找一个可以用时间计算的历史的话，那么从1966年开始，它已经具有39年的历史了，如果说在把民主革命的40年历史（1919——1949）加了上去，那么中国的民主有了79年的历史，但是与这个“历史”并存的是，79年时间中的民主到今天为止也还是水花镜月。如果说79年的时间使中国普通人失去了对民主的信心和耐心的话，那么没有丧失信心的人就可以放到民运人士这一边。也就说在大多数人认为中国的民主希望不大或者没有希望的情况下，有这么一部分人仍然顽强地坚持民主的信念，认为未来的中国一定是“民主的”，或者民主能够解决中国的问题——无论怎么说这些人就显得有一点出特了。如果说我们在说到民运人士时，他们同普通人的区别也许就在这儿。仅就这个问题看，你说中国人不懂民主，这个话就不对，恰恰他们懂民主，所以才对那些受到多次作弄的民主才失去了信心和兴趣。民主不是在1989年或1979年被人民认识的，而是在1966年被中国人民“实践”了的，如果说这一次“实践”在全世界范围内也是仅此一例的话，那么这样的“实践”的伟大意义在没有被人们解读出来之后，民主意义的丧失便造成了中国人民对民主冷漠和失望。
上述的问题还可以这样的表述，就是说中国人民在民主革命中就已经要求民主，因此在所谓的“民主革命”胜利之后的“17年”（1966年），人民以自己的方式拿到了民主——这样的事情就符合我们所说的“历史逻辑”，但是又因在全世界这样的事情仅此一例，所以当这一场民主的运动的意义在不被人民以民主的话语叙述时，其意义就被毛泽东所“收购”；如果说“收购”它的毛泽东本身也是1966年人民运动的支持者的话，那么人民使自己的权利“神圣”化的行为就同造毛为神的事情给搅在一块了。于是，人民丧失掉了自己认识民主的机会，就是一个可以论证的问题了。问题同时也在于，这个运动如果是一个阶级、一个阶层或一部分人的，那么，情况就有可能是另外的样子，可它是“全民”行为和“全社会”事件，因此可以说是在每一个中国人的“灵魂深处”打下了深刻烙印的事件，以至于今后的所有的中国事件都不能不“根源”于它。在这篇文章中，我所要讨论的民运人士的问题也一样，它也是“根源”于此。
在我们人类的生活中，一个在特殊的年代中产生的普遍感动了人民的政治运动的意义如果不被安排在价值的系统内，就必然会被当是非价值的东西。66运动后的情况就是如此。当解放的运动在宗教化的浪潮中开始消解时，民主运动意义就已经流失了，因此当毛泽东背着民心民意把政治解放运动的意义要组织到一个新的“一元化”的共产党专制体制中时，人民反对毛的行为就为邓小平的“复辟”铺平了道路。于是人民在反对毛的时候，把自己的造反的成果作为一个负面的价值给以“否定”，就有着一个“自然”的趋势。也正是在这个趋势日益明显时，解放的政治意义就被经济上的某些“实惠”所替代，问题又在于当人的解放的进一步发展也包含着一个经济的内容，我们就可以解读出在政治失败的情况下人民行为的经济意义的了。但是，到20世纪70-80年代这一段时间中，这样如此巨大的“天翻地覆”式的变化难以为变化中的人民所理解，就可以凸现出所谓的“历史局限性”。于是，没有理解的政治解放运动和没有理解的经济上的“脱贫致富”的事情加在了一起，就强迫着人民思考，而我所说的民运人士就是这种思考过程中所产生的特殊人群。他们虽然不是思想家或者理论家，但是他们必须思考这些问题，在思考的过程中，解释这些问题，并且要给人民一个交代。
正因为中国人民在民主的事情上经历了如此的“大起大落”，所以，人民对民主的失望就不是不可理喻的事情。又假如这样的事情是发生在中国人民主教养极度缺乏的时间内，那么中国人试验民主以失败而告终的事情就和民主本身的失败不好区分的了。因此在中国情况就必然是这样，毛泽东“讲民主”，但是他“讲”的是“无产阶级的民主”；邓小平“不讲民主”，他只搞“共产党领导下的资本主义”实验，所有这些情况就是中国的政治大环境。可见，在这样的“大环境”之中，人民在民主的问题上无所措其手脚就事出有因。于是，在这篇文章中，我把这个“大环境”看成是产生了民运人士的“土壤”就恰如其分。就“自然”的意义而言，有了这样的“土壤”，它就要“产生”东西，因此，我即使不说民运人士在中国出现有一个“科学”上的意义，这样的意义也是存在的。
正因为民运人士是一个地道的中国产物，所以在中国之外，人们不太认识和了解他们是情有可原的，在国内又因此民运人士是一个半非法的人群，所以人们对他们的认识和了解也存在着一个由官方造成的误区，职此之故，我才认为有必要写作论述民运人士的这一组文章，至于说这一组文章能不能说明问题，那则是一个“水平的问题”。
（3）民运人士所处之时代的分析
民运人士在中国的产生预示着未来中国民主时代的到来，因此，可以说他们是未来民主时代的第一批“新生儿”，在他们呱呱坠地的声音里人们可以听见民主中国的新声！因此，我就有理由认为，所有善于研究和观察中国问题的人就不能够对这样的重大事件掉以轻心，都应当从中发现未来中国民主的希望和前途。仅就这样的情形来讲，他们的出世实际上不仅仅是一些人物的降生，在更大的意义上预告了一个时代的诞生，因此即使在未来的民主的中国，他们变成了一些普普通通的人，其“生”也是一桩具有“历史意义”的事件。
民运人士所处的时代是中国人民不能够在政治上“自立、自理”的时期，因此这个时期无论如何都不可能如人们想像的那么长，我有理由说它是一个“暂短”的时期，但是就目前的情况看来，这样的“时期”好像一点都不“短”，反倒长得要命。其实，我们立在其中的这个时代是我们当下所论断不了的，它意义和价值还没有充分的展开和实现，因此，我们只能够说一个大概。如果说在我们中国有一个毛泽东时代的话，那么这个时代的后半期（即我说的“后毛泽东时代”）就是民运人士所处的时代，但是你如果又认为这个后毛泽东时代是一个如孕妇一样的“大肚子时代”，那么它“孕育”着中国民主的新时代就是一个可以论证的问题。民运人士所代表的时代不是一个纯粹“专制时代”——这一点和它也不是一个纯粹的“民主时代”的另一点是混合在一起的，正因为是这样，这个特殊的时代就不会被一般的人所很容易地认识，必须有一些“专门”的人来“梳理”存在于它之中的那些如“一团乱麻”的头绪和线索，这也从另一个则面可以看成是民运人士“出场”的条件。
因此民运人士所要面对的这个时代，不是民主的“白纸时代”或者“光板时代”，也就是说这个时代在性质上虽然可以说是“专制”的，但是它却镶嵌着不同时期的“民主”的珍珠，因此，你要反对这个时代的做法就不允许你把这些“珍珠”也给毁掉，你要完全地“否定”这个时代中的人民的作为，你就“等于把一把珍珠扔掉，因为它被一个恶臭而又缠满海草的牡蛎包着”（《神秘的舞蹈》一书的作者马古斯利语）。说到这里，朋友们，你明白了吗？如果我们把后毛泽东时代看成是一个“恶臭的牡蛎”（许多人就是这样看的），那么，你把它连同“包”在其内的“珍珠”给一同地扔掉（许多人目前正这样做）你就谈不上是民运人士了。我其所以这样说，道理很简单，民运人士是取了“珍珠”后再扔“牡蛎”的人。
在前毛泽东时代，中国人民获得了一个合法的政治造反的权利，而这样的权利在中国的“民主革命”（不管是国民党还是共产党）中已经由“革命家”许诺给人民的了，因此，前毛泽东时代中的1966年政治运动可以被我们看成是一个全民的、全面的“革命权利”“兑现”的运动，是“革命时代”没有完成的任务在“后革命时代”的一次“完成”，不是一个可以舍得过去的阶段。所以，前毛泽东时代的最大的价值是人民整齐而划一地拿到了政治价值，而后毛泽东时代的最主要的东西是人民获得了某些经济的权利和权益，但是这两种价值在同一个共产党的统治中是“否定”式的存在的，因此，人民对两种权利的理解和运用就存在着很大疑惑，而这样的疑惑如果仅仅是理论的，那么也许就不需要民运人士的努力就可以解开的，而疑惑恰恰是产生于人民以最大的热情所投入的一场又一场的政治运动和经济运动，因此它就不是一团很容易消解的疑惑，于是，一个“解惑”者的角色（它是传统的革命者角色）就不会一下子退出“历史的舞台”，它会再一次地要求民运人士扮演。
所有上述的现象，我们在前苏联、东欧社会中是发现不了的，因此它是一个地道的中国现象，正是在认准这个现象时，民运人士的角色才是一个地道的中国“角色”。中国共产党不同于苏联共产党，它不但可以走“社会主义道路”，而且可以“走资本主义道路”，关于这一点毛泽东在生前就已经告诉给我们中国人的了，只是我们在那时把他的这一番话当成了“耳边风”，现在，当这样的新问题已经出现在我们中国人面前的时候，解读它的任务就历史地落在了民运人士的肩上了。有什么样的问题，就必然要产生出什么样的人物，这恐怕是一个常识的问题，因此若用常识去认识产生民运人士的社会基础和政治条件，是一点都不违犯“科学”的。
大众对政治的冷漠在任何一个国家中都是存在的，但是在我们中国这样事情的出现却同其他的国家不可一样的对待和看待之。在其他民主的国家内，政治冷漠是一种周期性的东西，有着一个周而复始的问题，而中国人的政治冷漠就不是这样，它是同人民政治发展的特定的阶段以及特殊历史相联系的，并且在民族的记忆的深处有着一种深刻的烙印性的存在，因此，它就需要一种类似于“启蒙”的行为来对付，而我们所说的民运人士也可以看成是一些新时代的启蒙的人。如果说这种发生于我们中国20世纪末的启蒙运动同欧洲18世纪的启蒙运动有着性质上的差异的话，那么它就是一种中国式的启蒙，从“物之生必蒙”的意思开始，到物之“成熟”而去“蒙”就表现出一个过程。启蒙也就是取掉阻止事情进一步的成长的东西，就好像稻谷成熟后那一层包裹谷粒的“稚”必然要除去一样，而在稻谷生长时期，“稚”包裹未成熟的谷粒却是生长的一个环节。
（4）民运人士与革命家的异同
民运人士是后革命时代的人，因此他们不是传统意义上的革命家这一点是非常清楚的，但是这样的事情丝毫都不能够否认民运人士在后革命时代是要完成革命时代的革命家没有完成的那种一种工作。正因为如此，所以民运人士与传统的革命家角色就免不了会有许多的重合和雷同。一些对此缺乏把握的人认识不到这一点，而往往把民运人士看成是“革命家第二”，这样的看法在原则上当然说不上是错误的，但是在事实上却是忽视了民运人士的“时代特征”，以至于这样的看法有可能把人们引到“第二次革命”的那种一条道路时间去。民运人士所从事的中国民主化的运动不是严格意义上“第二次革命”，而是“第一次革命”的“继续”和“延续”，它要解决的问题也不是自己独立提出来的，而是前“革命时代”本身就存在着并且遗留下来的。如果说在革命的“暴力”阶段这些问题是不可能借助于“暴力”解决的话，那么，“暴力革命”所能够完成的任务就不是传统的革命家所想像的那么的丰富的了。我们若认为“暴力革命”为基层社会的人民走上政治的舞台开辟了一条道路的话，那么人民走上的这一条道路是不是平坦？会不会顺利？就构成了后革命时代的问题。
后革命时代的一个衍生的问题是革命家被腐化问题，而这个问题的出现又对革命时代的“革命成果”的保持提出了尖锐的挑战，如何应付这样的挑战，毛泽东在20世纪的60-70年代作出了一个很有价值的探索，但是非常遗憾这样的探索在没有越过后革命时代的共产党权力的绝对化设置时，其价值就发生了大面积的流失。如果说毛的“实验”证明了中国共产党人不能够解决后革命时代的最重要最严重的问题的话，那么民运人士是这种问题的最终的解决者的事情就贯通了革命和后革命两个不同时代的脉络。于是一个几乎要被“否定”了的历史，在一种“肯定”行为的努力下，才表现出了不被“否定”的希望。
和传统的革命家相对比，民运人士不是职业意义上的人，也不是一个社会中的完全非法者的团体，在某些条件下，他们在中国社会可以半合法的生存，目前在中国大陆，这样的民运人士虽然不是很多，但是几乎可以说全国的许多省份都有他们的存在。你如果去看一看这些人的历史，就会发现他们是一些我叫作“监狱后”的人，也就是说他们大概都有着一种“坐监狱”的历史。就法律意义上讲，虽然他们出了监狱，但是随时都有可能进去的情形是完全存在的，目前海外那些著名的民运人士，他们是在走出监狱门后被现代“流放政策”象垃圾一样地输送到国外的人，这样的事情就清楚地表明，他们是国内政治的“污染者”。如果人们舍去了其他的问题不看，仅仅观察这一点，那么民运人士中的著名人物的确好像是革命时代的革命家，从专制主义者们对他们发恐惧就可以看到这一点，好像在他们的身上有着翻天覆地的那种一种传统的革命家的政治能量。
其实情况完全不是这样，后革命时代的民运人士已经丧失了革命家的那种传统的职能，民主运动的现代性质决定了他们只能够是政治层面上的人，因此他们从事运动的行为同传统的阴谋式、密谋式的由少数人操纵革命的事情完全地不一样了，与此相应的是，民主的运动也不是一个可以存在于“一小撮人”设计中的事件，它在更多的情况下是一个公民的“设计”，并且有着一种公开而不是秘密的内容。所以，一旦禁忌冲破之后，公民的意见就会上升到第一位，而民运人士自己的意见必然地要服从于它，这和革命家把自己的意志凌驾于人民之上，并且使革命的人民服从于他们自己的意志的情形是不可同日而语的。明白了这样的道理，民运人士的存在和作用就不是要和以往的革命家一样地先要组织一个如共产党那样的秘密革命的政党，而后动员人民参加革命。在这里问题的复杂性就在于政党的建立不是不需要，而是这样的党如果被局限在传统的“革命党”的意义之上，那么民主的现代政党同传统的革命党的区别就没有人可以搞清楚的了。民主运动的公开性和政党组织的开放性显然是中国民运人士现在亟需要解决的问题，但是这样的问题在目前的民运队伍中，甚至连有人提起都没有，可见问题的严重性。
我的看法是这样，民运人士虽然早已就位于民主运动之中，但是他们还是用传统的革命家的角色以规范自己的行为怕是问题的要害。如果说传统的革命家的职责是建立和培养一支革命的专业人员队伍的话，那么民运人士又应当如何地动作，这就是我关心的问题。我认为如果民运人士的目光若不是看着13亿中国人民，而老是盯住自己的那个小圈子的话，就一定作不了中国民主运动的伟大事业。原因仅仅在于现代民主政党的发展和壮大不是传统的革命党的那一种模式可以造就的，在广场上或者街道上组织和发展人搞政治运动，和在山沟里拉队伍、打游击是绝对的两码事。但是话又说回来了，作为民主运动发动者的团体，传统政党的那种组织方式和方法也不是就一下子地过时，于是就必然的存在着一个中间地带，如何研究“中间地带”上的问题，就是我要讨论的问题。可见在发动和组织未来的民主运动方面，民运人士有一点像传统的革命家，要有煽风点火的能力和能量，但是这样的事情的另一面如果不是补充着一个直接地面对公民社会和公共社会公开发言、公开活动的画面的话，那么民主运动就不是理论上可以证明的东西了。
可见民运人士的用武之地是公民社会中的公共空间，而这样的东西在目前的中国还是一个“出生”中的事物，因此，民运人士的作用在这里可以说成是它的“助产婆”，于是和这样的情况相一致的是民运人士也就不再必然是民主制度建立后的当然当权派人物了。他们的存在的价值是“催生”民主的政治，而民主政治之于他们个人的在政治中的权力地位是没有必然联系的。就这个意义而言民运人士是一种“过渡”性质的人物，在民主的制度确立之后，他们就一劳永逸地消失了，可能消失得无踪无影。
（5）民运人士是过渡性人物
和革命家的身份联系着革命和革命之后的两个不同的时期的情况完全不一样，民运人士仅仅是民主运动在处于非法状态和半非法状态时的人物，因此，在非法、半非法状态结束的那一天起，他们就完全地丧失了自己存在的必要性，到那时，民主生活中的政治家们就必然地取代了他们的角色充当政治中的主角。如果说这也是民运人士一种“历史的命运”的话，那么对这种“命运”的认定就是民运人士的道德问题，在下来的文章中我要专门地论述它此处就不再多说。
现在的问题是，他们既然是过渡性的人，所以这样的人的行为就必然有着一种特殊的意义需要挖掘。我的看法是这样，在革命时代革命家对自己的使命的认识有着一种非常坚定的看法，以至于这样的坚定性在某种程度上变成了一种顽固不化的精神，在很大程度上这样的精神又超越了革命家个人的盘算，变成为一种“革命道德”或者“革命情操”。也正是有着这样的内容，所以，革命家这一类人物在中国或者外国都被看成是社会中的非凡人物是一个我们不能够否认的事实，相比之下，而民运人士就不是这样的，除了在政治这个特定的领域之外，他们原本就是一些普通的人，和革命家那样的人有着完全不同的表现和表现的意义。
革命家要提供给社会的东西是社会中本身缺乏的，因此，革命家的行为就意味着自己要为社会作出一种非常重要和重大的“贡献”，但是类似的问题在民运人士的行为中却不可能存在，因为就问题的本质着眼，民运人士要提供给社会的民主是一个由以前的革命家已经提出来的东西，没有新鲜性，也不是人民群众所不可能理解或不可能了解的东西，所以他们行为的价值在这里就不能不“掉价”，也就是说，他们虽然作为一个要把民主的事业最后地作成功的人群，但是他们的前面有人，后面随时都可能出现超越者——这样的情形决定了他们的角色就不能够一成不变；在变化只，他们随时都可能成为普通的人。问题非常清楚，在将要完成的民主的秩序中，他们是一些无老本可吃的人，这和革命家在革命成功后吃革命的老本的情况就截然不同。
民主是承认人的本性的政治，如果民主理论认为不存在人的本性这样的东西的话，那么它必须假设一种人的本性的存在，然后再像精确科学那样的去求证它。就这个意义讲，民运人士在没有可期望的明显回报的情况下从事民运的工作，的确有一个很值得肯定的精神。仅就此而言，你说民运人士很少有私心，我是相信的，他们要为之奋斗的事业中也没有更多的参进自己的私心杂念亦可以论证的事实。和这样的事实有关的是，他们的个人的作为就显得有些特别的了。因此，就目前的情况看，虽然我们的民族陷入了专制的深渊，但是有了民运人士这么一个特殊的人物群体的存在，她的前途就不是很悲观的。事实上也是这样，民运人士之存在于中国和中国人民的关系是我们这个21世纪中最有意义的事件。因此，虽然我们不能够象共产党那样地宣传说，说民运人士是代表广大中国人民的最大利益者，但是起码可以这样说，中国人民对民主的追求和希望可以在民运人士存在的问题上得到体现，籍着这种体现，我们就可以断言：民主没有死亡，也没有停止其脚步！
把由专制过渡到民主当成一种人类进步的规律来看待的时候，民运人士是过渡性人物这一点就可以清楚地得到说明，只是这样的说明中的事情如果真正的具有一个历史的和现实的伟大价值的话，那么这个特殊的过渡性人物们的就可以被安排在“历史性人物”的这一栏了。如果说新的人类的历史和旧的历史有一个最基本的区别的话，我以为民运人士就是“历史性人物”中的最后一批了。这样的意思如果不遭误解，就有可能得出如下的一个结论：即民主的生活是一个完全现实的生活，在这样的生活之中已经没有一个传统意义上的“历史人物”的角色的存在了。也就是说，在民主生活中，“历史人物”这样的特殊人群才可能最终的消亡。同其它的事物一样，民主虽然也有自己的历史，但是这种历史已经是一个随时都可以与现实兑换的东西了，而没有那些专门的好像是时代赋予“特殊历史使命”的人的存在的可能性了。人之间的分类就不会再存在“历史人物”和“非历史人物”之区分的了。政治上的人与人之平等才有可能变成为现实生活中的事实。就这样的现象着眼分析问题，马克思主义者们所鼓吹的那个“人民创造历史”的观念好像才可以兑现其意义，一些被认为是“创造历史的人物”的消亡就是它的背书。
(6)民运人士应该是创造性人物
从孙中山开创了中国民主革命的事业以来，中国民主已经有了许多个版本，在时间的长河中，这些不同的版本都被我们中国人读过，于是就出现了这样的问题，在这许多的版本中，哪一个又是民主的正版呢？又如果说在这些版本的系列中，存在着一个具有以一贯之的东西的话，那么它又是什么呢？本文中我论证的中国民运人士与这样的问题有关，他们是回答这些问题的行家里手。
众所周知，孙中山先生民主革命的版本是一个“国民”版本，问题是，当这个时代的民族国家还处于筚路蓝缕的建设阶段时，“国民”的空缺就使得他的“国民革命”的主张失去了落实的可能性，于是，中国民主革命的毛泽东版本——“农民革命”——就应运而生了。又如果说这个产生了毛的“农民革命”版本在刚刚起步的民族国家因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而处于“危难”阶段时，那么此刻，农民阶级变成了中国社会革命的主力阶级的事情就具有了顺理成章的理由。庶几，一个传统社会中的传统阶级就在现代的条件下经历了一场我们现在可以称之为“现代化”的变革；而在这样的变革中，毛的“新民主主义”的版本投合了时代的需要，这就是中国的民主带上了农民阶级的色彩，因此到1966年的中国大事变发生的年代，当“农民阶级色彩”被中国人民认为和“无产阶级革命”的要求相差十万八千里的时候，人民对“无产阶级革命”的追求就促成了中国民主运动又的一次重大进步，于是一个“城市版本”的民主就替代了“农村革命”的版本而使中国的民主完全地“现代化”了！不至于此，在这一场“新的革命”中，“亿万人民”抛弃了“枪杆子”而“拿起了笔杆子”（那时的最流行语言是“拿起笔，做刀枪”）的事情就使民主的版本具有了“正宗”的性质。就此而言，民运人士是“笔杆子型”的运动家的事情就不是简单的机会和机缘所成全的。
在民运队伍中，虽然也有人鼓吹“暴力革命”，但是如果我们对民运的主流看得清楚的话，那么这样非常过时的论点因为寻找不到自己的市场而变成为一个“纸上谈兵”的主张不就是一个明摆着的事实吗？就这个意义来说，民运人士应该是一种具有非常创造能力的人的话，就不是我的一种臆说了。他们事实是要把近一个世纪以来的中国民主革命和民主运动的经验与教训都给总结出来，也只有这样中国民主运动才会健康地发展。把这一点同民主的多元化性质结合起来看，民运人士在中国民主方面的创造就不是一个或者几个主义的出现所可能说明的了。民运人士是这样的一个团体，在它今天的组成中我们就可以发现未来民主生活中的多党制，也就是说，今天出现于民运人士中的那种派性和观点的冲突，实质是由民主的多元化性质所决定的。因此，现在的问题是在一种存在着分歧的情况下如何地发动和组织中国民主运动？这样的前途肯定不能够用“一个主义、一个政党、一个领袖”的老办法去解决，但是它也绝对不能够停留在目前这样的分散、无组织状态，它一定要寻找到相应的解决问题的方式和方法。别的不说，仅仅就这个问题，它就要求民运人士要具备相当高的创造性！
问题如果可以反过来说的话，那么，民运人士如果把自己要套在过去的共产党或者国民党的那种历史中去的话，他们就一定会变成为时代的落伍者，既然是这样，谁还会再买他们的单？民运人士必须为现代民主政治运动提供出新的策略和新的方式和方法，也必须为中国人民如何在民主化的过程中总结自身的经验与教训提供可以参照的模式。在这个问题上，不是人不服人，而是要领潮流之先的那些人能不能拿出可以使人信服的东西来！因此可以这样说，我写作这几篇专门论述民运人士的文章的目的也不外是想要促进民运人士的自身的反省和自身的批评，从而提高自身的能力，坚强自我信心，在未来的中国民主化的伟大运动中一展身手！
2005-11-21
(http://www.dajiyuan.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