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12月22日訊】（1）論「民運人士」一詞在漢語中的變化
「民運人士」一詞是最近20年間才流行開來的，特別是在海外它幾乎可以說每一個中國人都耳詳能熟，就是在國內，它也已經被許多談論政治的人所頻頻地使用，即就是這樣，1998年出版的新版《現代漢語詞典》卻沒有收錄它，因此「民運人士」一詞就和「大字報」、「四大」等新近出現的詞一樣，因政治原因而被我們中國最有權威的語言學家們給「過濾」了，好像這個詞根本就沒有在漢語中出現過一樣。可是，這樣的「鴕鳥」做法是不是就可以把民運人士這個詞從漢語中給「驅除」出去，使它失去了在漢語生活中的存在呢？我看事情未必如此。我作為一個不是語言學家的人是這樣認為的，一個語言學上的「立法」行為，如果置語言學本身的規則和現實於不顧，而心甘情願地接受政治權力的擺佈，那麼這個「法」就必然地要喪失正義，最後它不被使用漢語的人承認和接受就是理所當然的事情了。
但是，同其它的事物一樣，我們即使認為《現代漢語詞典》是一個語言學上的「劣法」，在研究漢語中這一個新近產生的詞彙時也還是不繞開它的為妙。好，我們先分析「民運」一詞。「『民運』一詞在漢語中的出現，原本不是我們的創造」，在《就「民運」一詞談經驗意義上的民主》一文中，我是這樣說的：「就《現代漢語詞典》『民運』條目所提供的解釋來看，它有以下3 種意義：『1、有關人民生活和物質生活的運輸工作。2、舊時的私營運輸業。3、指民眾運動：民運工作/ 民運幹事。』但是，經我們海外民運人士的創造，『民運』一詞已經完全地脫離了上述『1、2』條目中的內容，並且使『3』中的『民眾運動』的內容完全地變成了『民主運動』。到今天為止，人們若提起『民運』，誰還會想到把它同『運輸工作』或『私營運輸業』聯繫起來呢？在中國乃至全世界，『中國民運』已經變成了『中國民主運動』的簡稱的事情誰個不承認呢？」
「人士」一詞在《現代漢語詞典》中的解釋是：「有一定影響的人物：民主人士/ 各界人士/ 黨外人士/ 愛國人士」，依據此理，我在其後續上「民運人士」就順理成章。但話又說回來了，雖然《詞典》沒有續上「民運人士」，這樣的事情根本也阻擋不了「民運人士」一詞在中國和世界上的流行。道理很簡單，中國「民主運動」的偉大潮流不可阻擋，中國民運人士將要在中國民主運動中大顯身手——這是必然的、毫無疑義的！因此，如果我們認為20- 21世紀的中國存在著一個「時代的最強音」的話，那麼，它一定離不開「民運」、「民運人士」這些詞所表達的聲音。因此官方即使用「文化手段」，企圖剿滅中國人民在推進民主進程中所創造的新詞彙和這些詞彙所表達的新話語以及這些新話語所表達的新事物、新情感，那就是螳臂當車，自不量力！
（2）民運人士是中國特殊時代的產物
民主運動在中國經歷了一個世界上所有國家都不能夠於之比擬的時期之後，才產生了民運人士這個特殊的人物群體。因此我們若對這個時期有一種深刻的認識的話，那麼，它的特點就會非常突出地表現出來。首先，和前蘇聯不同，中國的民主運動有毛澤東作成的一段，它是在1966年毛澤東鼓動中國人民對共產黨當權派實行「革命式造反」，而「造反」行為又被毛澤東本人「上升」到「無產階級革命」的「高度」之後發生的事情，顯然這樣的事情在蘇聯是沒有的，斯大林時代沒有，赫魯曉夫時代也沒有；其次，和波蘭、捷克斯洛伐克的民主運動也不同，它不是一個純粹的「工人階級」運動，也不是一個知識分子運動，亦沒有一個組織很好的類似於「團結工會」或「77憲章」之類的政治組織，而更多的是帶有群眾運動的特徵；最後，和蒙古的民主化運動也不同，它沒有一個可以憑藉的政治選舉的傳統工具，因此運動總是在外觀上同傳統的革命近似，以至於這個發生於後革命時代的運動到今天為止，還是被許多的「業內人士」看成是傳統革命的「翻版」。
如果我們要為中國的民主運動尋找一個可以用時間計算的歷史的話，那麼從1966年開始，它已經具有39年的歷史了，如果說在把民主革命的40年歷史（1919——1949）加了上去，那麼中國的民主有了79年的歷史，但是與這個「歷史」並存的是，79年時間中的民主到今天為止也還是水花鏡月。如果說79年的時間使中國普通人失去了對民主的信心和耐心的話，那麼沒有喪失信心的人就可以放到民運人士這一邊。也就說在大多數人認為中國的民主希望不大或者沒有希望的情況下，有這麼一部分人仍然頑強地堅持民主的信念，認為未來的中國一定是「民主的」，或者民主能夠解決中國的問題——無論怎麼說這些人就顯得有一點出特了。如果說我們在說到民運人士時，他們同普通人的區別也許就在這兒。僅就這個問題看，你說中國人不懂民主，這個話就不對，恰恰他們懂民主，所以才對那些受到多次作弄的民主才失去了信心和興趣。民主不是在1989年或1979年被人民認識的，而是在1966年被中國人民「實踐」了的，如果說這一次「實踐」在全世界範圍內也是僅此一例的話，那麼這樣的「實踐」的偉大意義在沒有被人們解讀出來之後，民主意義的喪失便造成了中國人民對民主冷漠和失望。
上述的問題還可以這樣的表述，就是說中國人民在民主革命中就已經要求民主，因此在所謂的「民主革命」勝利之後的「17年」（1966年），人民以自己的方式拿到了民主——這樣的事情就符合我們所說的「歷史邏輯」，但是又因在全世界這樣的事情僅此一例，所以當這一場民主的運動的意義在不被人民以民主的話語敘述時，其意義就被毛澤東所「收購」；如果說「收購」它的毛澤東本身也是1966年人民運動的支持者的話，那麼人民使自己的權利「神聖」化的行為就同造毛為神的事情給攪在一塊了。於是，人民喪失掉了自己認識民主的機會，就是一個可以論證的問題了。問題同時也在於，這個運動如果是一個階級、一個階層或一部分人的，那麼，情況就有可能是另外的樣子，可它是「全民」行為和「全社會」事件，因此可以說是在每一個中國人的「靈魂深處」打下了深刻烙印的事件，以至於今後的所有的中國事件都不能不「根源」於它。在這篇文章中，我所要討論的民運人士的問題也一樣，它也是「根源」於此。
在我們人類的生活中，一個在特殊的年代中產生的普遍感動了人民的政治運動的意義如果不被安排在價值的系統內，就必然會被當是非價值的東西。66運動後的情況就是如此。當解放的運動在宗教化的浪潮中開始消解時，民主運動意義就已經流失了，因此當毛澤東背著民心民意把政治解放運動的意義要組織到一個新的「一元化」的共產黨專制體制中時，人民反對毛的行為就為鄧小平的「復辟」鋪平了道路。於是人民在反對毛的時候，把自己的造反的成果作為一個負面的價值給以「否定」，就有著一個「自然」的趨勢。也正是在這個趨勢日益明顯時，解放的政治意義就被經濟上的某些「實惠」所替代，問題又在於當人的解放的進一步發展也包含著一個經濟的內容，我們就可以解讀出在政治失敗的情況下人民行為的經濟意義的了。但是，到20世紀70-80年代這一段時間中，這樣如此巨大的「天翻地覆」式的變化難以為變化中的人民所理解，就可以凸現出所謂的「歷史局限性」。於是，沒有理解的政治解放運動和沒有理解的經濟上的「脫貧致富」的事情加在了一起，就強迫著人民思考，而我所說的民運人士就是這種思考過程中所產生的特殊人群。他們雖然不是思想家或者理論家，但是他們必須思考這些問題，在思考的過程中，解釋這些問題，並且要給人民一個交代。
正因為中國人民在民主的事情上經歷了如此的「大起大落」，所以，人民對民主的失望就不是不可理喻的事情。又假如這樣的事情是發生在中國人民主教養極度缺乏的時間內，那麼中國人試驗民主以失敗而告終的事情就和民主本身的失敗不好區分的了。因此在中國情況就必然是這樣，毛澤東「講民主」，但是他「講」的是「無產階級的民主」；鄧小平「不講民主」，他只搞「共產黨領導下的資本主義」實驗，所有這些情況就是中國的政治大環境。可見，在這樣的「大環境」之中，人民在民主的問題上無所措其手腳就事出有因。於是，在這篇文章中，我把這個「大環境」看成是產生了民運人士的「土壤」就恰如其分。就「自然」的意義而言，有了這樣的「土壤」，它就要「產生」東西，因此，我即使不說民運人士在中國出現有一個「科學」上的意義，這樣的意義也是存在的。
正因為民運人士是一個地道的中國產物，所以在中國之外，人們不太認識和瞭解他們是情有可原的，在國內又因此民運人士是一個半非法的人群，所以人們對他們的認識和了解也存在著一個由官方造成的誤區，職此之故，我才認為有必要寫作論述民運人士的這一組文章，至於說這一組文章能不能說明問題，那則是一個「水平的問題」。
（3）民運人士所處之時代的分析
民運人士在中國的產生預示著未來中國民主時代的到來，因此，可以說他們是未來民主時代的第一批「新生兒」，在他們呱呱墜地的聲音裡人們可以聽見民主中國的新聲！因此，我就有理由認為，所有善於研究和觀察中國問題的人就不能夠對這樣的重大事件掉以輕心，都應當從中發現未來中國民主的希望和前途。僅就這樣的情形來講，他們的出世實際上不僅僅是一些人物的降生，在更大的意義上預告了一個時代的誕生，因此即使在未來的民主的中國，他們變成了一些普普通通的人，其「生」也是一樁具有「歷史意義」的事件。
民運人士所處的時代是中國人民不能夠在政治上「自立、自理」的時期，因此這個時期無論如何都不可能如人們想像的那麼長，我有理由說它是一個「暫短」的時期，但是就目前的情況看來，這樣的「時期」好像一點都不「短」，反倒長得要命。其實，我們立在其中的這個時代是我們當下所論斷不了的，它意義和價值還沒有充分的展開和實現，因此，我們只能夠說一個大概。如果說在我們中國有一個毛澤東時代的話，那麼這個時代的後半期（即我說的「後毛澤東時代」）就是民運人士所處的時代，但是你如果又認為這個後毛澤東時代是一個如孕婦一樣的「大肚子時代」，那麼它「孕育」著中國民主的新時代就是一個可以論證的問題。民運人士所代表的時代不是一個純粹「專制時代」——這一點和它也不是一個純粹的「民主時代」的另一點是混合在一起的，正因為是這樣，這個特殊的時代就不會被一般的人所很容易地認識，必須有一些「專門」的人來「梳理」存在於它之中的那些如「一團亂麻」的頭緒和線索，這也從另一個則面可以看成是民運人士「出場」的條件。
因此民運人士所要面對的這個時代，不是民主的「白紙時代」或者「光板時代」，也就是說這個時代在性質上雖然可以說是「專制」的，但是它卻鑲嵌著不同時期的「民主」的珍珠，因此，你要反對這個時代的做法就不允許你把這些「珍珠」也給毀掉，你要完全地「否定」這個時代中的人民的作為，你就「等於把一把珍珠扔掉，因為它被一個惡臭而又纏滿海草的牡蠣包著」（《神秘的舞蹈》一書的作者馬古斯利語）。說到這裡，朋友們，你明白了嗎？如果我們把後毛澤東時代看成是一個「惡臭的牡蠣」（許多人就是這樣看的），那麼，你把它連同「包」在其內的「珍珠」給一同地扔掉（許多人目前正這樣做）你就談不上是民運人士了。我其所以這樣說，道理很簡單，民運人士是取了「珍珠」後再扔「牡蠣」的人。
在前毛澤東時代，中國人民獲得了一個合法的政治造反的權利，而這樣的權利在中國的「民主革命」（不管是國民黨還是共產黨）中已經由「革命家」許諾給人民的了，因此，前毛澤東時代中的1966年政治運動可以被我們看成是一個全民的、全面的「革命權利」「兌現」的運動，是「革命時代」沒有完成的任務在「後革命時代」的一次「完成」，不是一個可以捨得過去的階段。所以，前毛澤東時代的最大的價值是人民整齊而劃一地拿到了政治價值，而後毛澤東時代的最主要的東西是人民獲得了某些經濟的權利和權益，但是這兩種價值在同一個共產黨的統治中是「否定」式的存在的，因此，人民對兩種權利的理解和運用就存在著很大疑惑，而這樣的疑惑如果僅僅是理論的，那麼也許就不需要民運人士的努力就可以解開的，而疑惑恰恰是產生於人民以最大的熱情所投入的一場又一場的政治運動和經濟運動，因此它就不是一團很容易消解的疑惑，於是，一個「解惑」者的角色（它是傳統的革命者角色）就不會一下子退出「歷史的舞台」，它會再一次地要求民運人士扮演。
所有上述的現象，我們在前蘇聯、東歐社會中是發現不了的，因此它是一個地道的中國現象，正是在認準這個現象時，民運人士的角色才是一個地道的中國「角色」。中國共產黨不同於蘇聯共產黨，它不但可以走「社會主義道路」，而且可以「走資本主義道路」，關於這一點毛澤東在生前就已經告訴給我們中國人的了，只是我們在那時把他的這一番話當成了「耳邊風」，現在，當這樣的新問題已經出現在我們中國人面前的時候，解讀它的任務就歷史地落在了民運人士的肩上了。有什麼樣的問題，就必然要產生出什麼樣的人物，這恐怕是一個常識的問題，因此若用常識去認識產生民運人士的社會基礎和政治條件，是一點都不違犯「科學」的。
大眾對政治的冷漠在任何一個國家中都是存在的，但是在我們中國這樣事情的出現卻同其他的國家不可一樣的對待和看待之。在其他民主的國家內，政治冷漠是一種週期性的東西，有著一個週而復始的問題，而中國人的政治冷漠就不是這樣，它是同人民政治發展的特定的階段以及特殊歷史相聯繫的，並且在民族的記憶的深處有著一種深刻的烙印性的存在，因此，它就需要一種類似於「啟蒙」的行為來對付，而我們所說的民運人士也可以看成是一些新時代的啟蒙的人。如果說這種發生於我們中國20世紀末的啟蒙運動同歐洲18世紀的啟蒙運動有著性質上的差異的話，那麼它就是一種中國式的啟蒙，從「物之生必蒙」的意思開始，到物之「成熟」而去「蒙」就表現出一個過程。啟蒙也就是取掉阻止事情進一步的成長的東西，就好像稻穀成熟後那一層包裹穀粒的「稚」必然要除去一樣，而在稻穀生長時期，「稚」包裹未成熟的谷粒卻是生長的一個環節。
（4）民運人士與革命家的異同
民運人士是後革命時代的人，因此他們不是傳統意義上的革命家這一點是非常清楚的，但是這樣的事情絲毫都不能夠否認民運人士在後革命時代是要完成革命時代的革命家沒有完成的那種一種工作。正因為如此，所以民運人士與傳統的革命家角色就免不了會有許多的重合和雷同。一些對此缺乏把握的人認識不到這一點，而往往把民運人士看成是「革命家第二」，這樣的看法在原則上當然說不上是錯誤的，但是在事實上卻是忽視了民運人士的「時代特徵」，以至於這樣的看法有可能把人們引到「第二次革命」的那種一條道路時間去。民運人士所從事的中國民主化的運動不是嚴格意義上「第二次革命」，而是「第一次革命」的「繼續」和「延續」，它要解決的問題也不是自己獨立提出來的，而是前「革命時代」本身就存在著並且遺留下來的。如果說在革命的「暴力」階段這些問題是不可能借助於「暴力」解決的話，那麼，「暴力革命」所能夠完成的任務就不是傳統的革命家所想像的那麼的豐富的了。我們若認為「暴力革命」為基層社會的人民走上政治的舞台開闢了一條道路的話，那麼人民走上的這一條道路是不是平坦？會不會順利？就構成了後革命時代的問題。
後革命時代的一個衍生的問題是革命家被腐化問題，而這個問題的出現又對革命時代的「革命成果」的保持提出了尖銳的挑戰，如何應付這樣的挑戰，毛澤東在20世紀的60-70年代作出了一個很有價值的探索，但是非常遺憾這樣的探索在沒有越過後革命時代的共產黨權力的絕對化設置時，其價值就發生了大面積的流失。如果說毛的「實驗」證明了中國共產黨人不能夠解決後革命時代的最重要最嚴重的問題的話，那麼民運人士是這種問題的最終的解決者的事情就貫通了革命和後革命兩個不同時代的脈絡。於是一個幾乎要被「否定」了的歷史，在一種「肯定」行為的努力下，才表現出了不被「否定」的希望。
和傳統的革命家相對比，民運人士不是職業意義上的人，也不是一個社會中的完全非法者的團體，在某些條件下，他們在中國社會可以半合法的生存，目前在中國大陸，這樣的民運人士雖然不是很多，但是幾乎可以說全國的許多省份都有他們的存在。你如果去看一看這些人的歷史，就會發現他們是一些我叫作「監獄後」的人，也就是說他們大概都有著一種「坐監獄」的歷史。就法律意義上講，雖然他們出了監獄，但是隨時都有可能進去的情形是完全存在的，目前海外那些著名的民運人士，他們是在走出監獄門後被現代「流放政策」象垃圾一樣地輸送到國外的人，這樣的事情就清楚地表明，他們是國內政治的「污染者」。如果人們捨去了其他的問題不看，僅僅觀察這一點，那麼民運人士中的著名人物的確好像是革命時代的革命家，從專制主義者們對他們發恐懼就可以看到這一點，好像在他們的身上有著翻天覆地的那種一種傳統的革命家的政治能量。
其實情況完全不是這樣，後革命時代的民運人士已經喪失了革命家的那種傳統的職能，民主運動的現代性質決定了他們只能夠是政治層面上的人，因此他們從事運動的行為同傳統的陰謀式、密謀式的由少數人操縱革命的事情完全地不一樣了，與此相應的是，民主的運動也不是一個可以存在於「一小撮人」設計中的事件，它在更多的情況下是一個公民的「設計」，並且有著一種公開而不是秘密的內容。所以，一旦禁忌衝破之後，公民的意見就會上升到第一位，而民運人士自己的意見必然地要服從於它，這和革命家把自己的意志凌駕於人民之上，並且使革命的人民服從於他們自己的意志的情形是不可同日而語的。明白了這樣的道理，民運人士的存在和作用就不是要和以往的革命家一樣地先要組織一個如共產黨那樣的秘密革命的政黨，而後動員人民參加革命。在這裡問題的複雜性就在於政黨的建立不是不需要，而是這樣的黨如果被局限在傳統的「革命黨」的意義之上，那麼民主的現代政黨同傳統的革命黨的區別就沒有人可以搞清楚的了。民主運動的公開性和政黨組織的開放性顯然是中國民運人士現在亟需要解決的問題，但是這樣的問題在目前的民運隊伍中，甚至連有人提起都沒有，可見問題的嚴重性。
我的看法是這樣，民運人士雖然早已就位於民主運動之中，但是他們還是用傳統的革命家的角色以規範自己的行為怕是問題的要害。如果說傳統的革命家的職責是建立和培養一支革命的專業人員隊伍的話，那麼民運人士又應當如何地動作，這就是我關心的問題。我認為如果民運人士的目光若不是看著13億中國人民，而老是盯住自己的那個小圈子的話，就一定作不了中國民主運動的偉大事業。原因僅僅在於現代民主政黨的發展和壯大不是傳統的革命黨的那一種模式可以造就的，在廣場上或者街道上組織和發展人搞政治運動，和在山溝里拉隊伍、打游擊是絕對的兩碼事。但是話又說回來了，作為民主運動發動者的團體，傳統政黨的那種組織方式和方法也不是就一下子地過時，於是就必然的存在著一個中間地帶，如何研究「中間地帶」上的問題，就是我要討論的問題。可見在發動和組織未來的民主運動方面，民運人士有一點像傳統的革命家，要有煽風點火的能力和能量，但是這樣的事情的另一面如果不是補充著一個直接地面對公民社會和公共社會公開發言、公開活動的畫面的話，那麼民主運動就不是理論上可以證明的東西了。
可見民運人士的用武之地是公民社會中的公共空間，而這樣的東西在目前的中國還是一個「出生」中的事物，因此，民運人士的作用在這裡可以說成是它的「助產婆」，於是和這樣的情況相一致的是民運人士也就不再必然是民主制度建立後的當然當權派人物了。他們的存在的價值是「催生」民主的政治，而民主政治之於他們個人的在政治中的權力地位是沒有必然聯繫的。就這個意義而言民運人士是一種「過渡」性質的人物，在民主的制度確立之後，他們就一勞永逸地消失了，可能消失得無蹤無影。
（5）民運人士是過渡性人物
和革命家的身份聯繫著革命和革命之後的兩個不同的時期的情況完全不一樣，民運人士僅僅是民主運動在處於非法狀態和半非法狀態時的人物，因此，在非法、半非法狀態結束的那一天起，他們就完全地喪失了自己存在的必要性，到那時，民主生活中的政治家們就必然地取代了他們的角色充當政治中的主角。如果說這也是民運人士一種「歷史的命運」的話，那麼對這種「命運」的認定就是民運人士的道德問題，在下來的文章中我要專門地論述它此處就不再多說。
現在的問題是，他們既然是過渡性的人，所以這樣的人的行為就必然有著一種特殊的意義需要挖掘。我的看法是這樣，在革命時代革命家對自己的使命的認識有著一種非常堅定的看法，以至於這樣的堅定性在某種程度上變成了一種頑固不化的精神，在很大程度上這樣的精神又超越了革命家個人的盤算，變成為一種「革命道德」或者「革命情操」。也正是有著這樣的內容，所以，革命家這一類人物在中國或者外國都被看成是社會中的非凡人物是一個我們不能夠否認的事實，相比之下，而民運人士就不是這樣的，除了在政治這個特定的領域之外，他們原本就是一些普通的人，和革命家那樣的人有著完全不同的表現和表現的意義。
革命家要提供給社會的東西是社會中本身缺乏的，因此，革命家的行為就意味著自己要為社會作出一種非常重要和重大的「貢獻」，但是類似的問題在民運人士的行為中卻不可能存在，因為就問題的本質著眼，民運人士要提供給社會的民主是一個由以前的革命家已經提出來的東西，沒有新鮮性，也不是人民群眾所不可能理解或不可能瞭解的東西，所以他們行為的價值在這裡就不能不「掉價」，也就是說，他們雖然作為一個要把民主的事業最後地作成功的人群，但是他們的前面有人，後面隨時都可能出現超越者——這樣的情形決定了他們的角色就不能夠一成不變；在變化只，他們隨時都可能成為普通的人。問題非常清楚，在將要完成的民主的秩序中，他們是一些無老本可吃的人，這和革命家在革命成功後吃革命的老本的情況就截然不同。
民主是承認人的本性的政治，如果民主理論認為不存在人的本性這樣的東西的話，那麼它必須假設一種人的本性的存在，然後再像精確科學那樣的去求證它。就這個意義講，民運人士在沒有可期望的明顯回報的情況下從事民運的工作，的確有一個很值得肯定的精神。僅就此而言，你說民運人士很少有私心，我是相信的，他們要為之奮鬥的事業中也沒有更多的參進自己的私心雜念亦可以論證的事實。和這樣的事實有關的是，他們的個人的作為就顯得有些特別的了。因此，就目前的情況看，雖然我們的民族陷入了專制的深淵，但是有了民運人士這麼一個特殊的人物群體的存在，她的前途就不是很悲觀的。事實上也是這樣，民運人士之存在於中國和中國人民的關係是我們這個21世紀中最有意義的事件。因此，雖然我們不能夠象共產黨那樣地宣傳說，說民運人士是代表廣大中國人民的最大利益者，但是起碼可以這樣說，中國人民對民主的追求和希望可以在民運人士存在的問題上得到體現，籍著這種體現，我們就可以斷言：民主沒有死亡，也沒有停止其腳步！
把由專制過渡到民主當成一種人類進步的規律來看待的時候，民運人士是過渡性人物這一點就可以清楚地得到說明，只是這樣的說明中的事情如果真正的具有一個歷史的和現實的偉大價值的話，那麼這個特殊的過渡性人物們的就可以被安排在「歷史性人物」的這一欄了。如果說新的人類的歷史和舊的歷史有一個最基本的區別的話，我以為民運人士就是「歷史性人物」中的最後一批了。這樣的意思如果不遭誤解，就有可能得出如下的一個結論：即民主的生活是一個完全現實的生活，在這樣的生活之中已經沒有一個傳統意義上的「歷史人物」的角色的存在了。也就是說，在民主生活中，「歷史人物」這樣的特殊人群才可能最終的消亡。同其它的事物一樣，民主雖然也有自己的歷史，但是這種歷史已經是一個隨時都可以與現實兌換的東西了，而沒有那些專門的好像是時代賦予「特殊歷史使命」的人的存在的可能性了。人之間的分類就不會再存在「歷史人物」和「非歷史人物」之區分的了。政治上的人與人之平等才有可能變成為現實生活中的事實。就這樣的現象著眼分析問題，馬克思主義者們所鼓吹的那個「人民創造歷史」的觀念好像才可以兌現其意義，一些被認為是「創造歷史的人物」的消亡就是它的背書。
(6)民運人士應該是創造性人物
從孫中山開創了中國民主革命的事業以來，中國民主已經有了許多個版本，在時間的長河中，這些不同的版本都被我們中國人讀過，於是就出現了這樣的問題，在這許多的版本中，哪一個又是民主的正版呢？又如果說在這些版本的系列中，存在著一個具有以一貫之的東西的話，那麼它又是什麼呢？本文中我論證的中國民運人士與這樣的問題有關，他們是回答這些問題的行家裡手。
眾所周知，孫中山先生民主革命的版本是一個「國民」版本，問題是，當這個時代的民族國家還處於篳路藍縷的建設階段時，「國民」的空缺就使得他的「國民革命」的主張失去了落實的可能性，於是，中國民主革命的毛澤東版本——「農民革命」——就應運而生了。又如果說這個產生了毛的「農民革命」版本在剛剛起步的民族國家因日本帝國主義的侵略而處於「危難」階段時，那麼此刻，農民階級變成了中國社會革命的主力階級的事情就具有了順理成章的理由。庶幾，一個傳統社會中的傳統階級就在現代的條件下經歷了一場我們現在可以稱之為「現代化」的變革；而在這樣的變革中，毛的「新民主主義」的版本投合了時代的需要，這就是中國的民主帶上了農民階級的色彩，因此到1966年的中國大事變發生的年代，當「農民階級色彩」被中國人民認為和「無產階級革命」的要求相差十萬八千里的時候，人民對「無產階級革命」的追求就促成了中國民主運動又的一次重大進步，於是一個「城市版本」的民主就替代了「農村革命」的版本而使中國的民主完全地「現代化」了！不至於此，在這一場「新的革命」中，「億萬人民」拋棄了「槍桿子」而「拿起了筆桿子」（那時的最流行語言是「拿起筆，做刀槍」）的事情就使民主的版本具有了「正宗」的性質。就此而言，民運人士是「筆桿子型」的運動家的事情就不是簡單的機會和機緣所成全的。
在民運隊伍中，雖然也有人鼓吹「暴力革命」，但是如果我們對民運的主流看得清楚的話，那麼這樣非常過時的論點因為尋找不到自己的市場而變成為一個「紙上談兵」的主張不就是一個明擺著的事實嗎？就這個意義來說，民運人士應該是一種具有非常創造能力的人的話，就不是我的一種臆說了。他們事實是要把近一個世紀以來的中國民主革命和民主運動的經驗與教訓都給總結出來，也只有這樣中國民主運動才會健康地發展。把這一點同民主的多元化性質結合起來看，民運人士在中國民主方面的創造就不是一個或者幾個主義的出現所可能說明的了。民運人士是這樣的一個團體，在它今天的組成中我們就可以發現未來民主生活中的多黨制，也就是說，今天出現於民運人士中的那種派性和觀點的衝突，實質是由民主的多元化性質所決定的。因此，現在的問題是在一種存在著分歧的情況下如何地發動和組織中國民主運動？這樣的前途肯定不能夠用「一個主義、一個政黨、一個領袖」的老辦法去解決，但是它也絕對不能夠停留在目前這樣的分散、無組織狀態，它一定要尋找到相應的解決問題的方式和方法。別的不說，僅僅就這個問題，它就要求民運人士要具備相當高的創造性！
問題如果可以反過來說的話，那麼，民運人士如果把自己要套在過去的共產黨或者國民黨的那種歷史中去的話，他們就一定會變成為時代的落伍者，既然是這樣，誰還會再買他們的單？民運人士必須為現代民主政治運動提供出新的策略和新的方式和方法，也必須為中國人民如何在民主化的過程中總結自身的經驗與教訓提供可以參照的模式。在這個問題上，不是人不服人，而是要領潮流之先的那些人能不能拿出可以使人信服的東西來！因此可以這樣說，我寫作這幾篇專門論述民運人士的文章的目的也不外是想要促進民運人士的自身的反省和自身的批評，從而提高自身的能力，堅強自我信心，在未來的中國民主化的偉大運動中一展身手！
2005-11-21
(http://www.dajiyua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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