团结才有力量：肯亚的民主势力被各个击破
肯亚的反对派为这个消息欢欣鼓舞，FORD的领袖史库卢（Shikulu）公开宣布“没有哈姆斯顿，我们必定不会这么快达到这么远的目标。”十一月二十六日哈姆斯顿在给华盛顿的一封电报中曾预言莫伊会采取戏剧性的步骤。果然，“还是有些令人感到意外，实际上在这几天以前，这个政府还在咒骂我是‘一个罪犯、一个毒品推销商、和国家的敌人’”，莫伊居然同意和哈姆斯顿会晤，并在十二月二日拜访副助理国务卿胡德克（Bob Houdek）。莫伊敦促美国“不要和异议人士交往过密，要尊从外交惯例。”胡德克说他被命令催促莫伊不容迟疑公开宣布，肯亚要进行全新的、允许非“肯亚非洲民族联盟”（KANU）候选人参加的竞选。在十二月三日，“令所有人吃惊地”，莫伊公开宣布他要再次使多党政治合法化，尽管他抱怨说是被外国人强迫之下做的决定并警告会有种族冲突。在十二月六日，一篇来自奈洛比的《华盛顿邮报》的报导说：
大约五百名奥廷加（Odinga’s）FORD的支持者沿莫伊大街游行到美国大使馆，看起来像是自发的人群情绪高涨，表示他们对美国大使哈姆斯顿所做出的卓越成绩而表示感激之情。他对民主的呼声让肯亚政府感到头痛，但是却使他成为反对派的英雄。游行者有的坐在使馆前挥舞着树枝高喊“拥护哈姆斯顿！”这些人不肯离去，直到哈姆斯顿隔着安全栅栏发表了简明的讲话。
然而不幸的是，哈姆斯顿说“当反对派开始分崩离隙的时候，多党政治合法化几乎等于零……一个人不需要很好的数学脑筋就可以明白一个统一的反对党可以赢得总统竞选，而四分五裂的却行不通。”哈姆斯顿、德国大使和一些肯亚的民主领袖，无法说服反对党的三大头领同意选出一人参加总统竞选。一九九二年十二月二十九日是大选的日子。“由于政府和反对派在组织、财力和武装势力上相差悬殊，虽然羽毛尚未丰满的反对党已经做得相当不错了”，哈姆斯顿写到，“但是他们被自己的不团结统一打倒了。同时，按照肯亚宪法，90％的权力掌握在总统的手中而不是在国会手中，因此他们在失去总统的位置时，失去了所有的一切……不管他们赢得了多少议会席位。”
哈姆斯顿接着写到，“当一九九三年二月，英国海外发展部部长，同时也是梅杰首相政府中最主要的非洲独立运动拥护者查勒克（Baroness Chalker）访问肯亚时，自选举以来笼罩肯亚人的酸楚情绪正在蔓延。当查勒克到达时，那些相信英国仍没有完全脱离开莫伊的反对派民主党的示威者向她投掷臭鸡蛋、红柿和垃圾。之后他们来到美国使馆高喊支持美国的口号。”后来，哈姆斯顿离开了肯亚，在几年的干涉后，他还是看到了悲剧的、但也许是可以避免的事：莫伊又继续掌握了十几年的政权，肯亚人民饱受痛苦，每况愈下，美国人和其他国家的人不断地成为恐怖主义行动的目标。
在他论文集的结尾，大使哈姆斯顿提供了一些不同的想法：
对于我来说，每一位美国大使都应该有两个责任，一个是安慰那些遭受痛苦的人们，另一个是让那些过于舒适的人尝点痛苦的滋味。最终，一个政府的职责应该是为他的百姓服务，而不是对他们巧取豪夺。
认为在非洲不可能实现民主的想法是极端种族主义者的想法。困难确实有，而且很糟糕，这个过程会是一个十分漫长的过程，但是我们自己和非洲人民都有义务去支援那些正在奋斗中的民主力量。对人权的支援和加强民主进程永远是美国外交政策中的一部分，但我们需要决定到底这一部分占多大的比例。
我不相信自一九六三年以来我们对肯亚投入的十亿美元对一般的肯亚人生活有什么改善，其实这些资金应该花在建立和扶植民主机构、专业人员、妇女组织、出版发行等方面。
非洲人的穷困和倒退，使罪恶总是源源不断。干旱、蝗虫瘟疫、森林砍伐、全球下滑的日用品价格、殖民主义的遗产（造成非洲社会主义的根源）等这些都对这块大陆产生了恶劣的影响。但是自非洲独立几十年以来，一直在这块大陆上贪污腐败、无法无天的统治者，才是真正的祸首。
除非等到非洲的莫伊被仍进历史的垃圾堆，否则，肯亚或非洲大陆不会有什么希望。这个过程会漫长而艰难。但是这不能成为我们不去帮助非洲的理由，也不能成为非洲人自己不去解救自己的理由。明天会带来新的一代和崭新的未来。
肯亚显示了领事馆、领事、大使馆、大使的重要意义。在BBC《非洲焦点》（Focus on Africa）杂志二○○二年一月至三月的期刊上，蒙巴萨（编注：Mombasa，肯亚的第二大城市，也是肯亚回教徒的大城）的回教团体领袖之一的海德（Mohamed Hyder）教授写道：“如果回到一九九一年，我们会发现美国是肯亚回教徒的好朋友，尤其是蒙巴萨人的好朋友。那时候美国的外交官保护蒙巴萨回教徒的利益。一个最重要的人物是在蒙巴萨任职的美国领事斯泰勒（Don Stader）。他在蒙巴萨回教徒和美国政府之间建立了牢固的关系。他们经由他和美国大使及重要的参议员频繁会晤。在那个时代，如果非执政党有超过十个人在一起集会，就可能被认为是叛逆行为。因此透过斯泰勒，让蒙巴萨回教徒成员自己能够互相会面，就很重要。在十分严峻的情况下，斯泰勒替被员警追逐的肯亚回教徒提供了人身安全保护。但从那以后，美国驻蒙巴萨的领事馆被关闭，美国和回教徒的关系逐渐恶化。一九九八年美国在肯亚首都奈洛比的使馆被炸，此后员警对回教徒实行更加严格的检查。自从斯泰勒和其他能协助回教徒的美国外交官被撤走以后，回教徒对肯亚政府的愤怒和肯亚回教激进主义者的人数同时增长。我曾经试图说服肯亚政府，要解决回教徒对政治失望的情绪不是靠增加警棍。不幸的是，莫伊总统没有心情听我讲话。自‘九一一’事件以来，政府对回教徒的情绪没有多少安抚……布希总统和布雷尔首相一遍遍的重复这场他们发动的战争不是针对伊斯兰的，而是针对恐怖主义的……算得上是正面帮助备受歧视的回教徒，提高他们在肯亚的政治和经济地位的行动。”
在哈姆斯顿的论文集中，他指出美国领事在蒙巴萨完全是孤军奋战，斯泰勒没有得到过美国的支援，甚至连个秘书都没有。维持领事馆的继续开门的费用是最低的，当华盛顿决定关闭领事馆的时候，哈姆斯顿尽最大努力反对这个决定，他甚至主动提出大量削减他在奈洛比的开支。但是普遍来讲没有什么人能明白在独裁政府的国家中维持——其实应该是扩充─－主张民主的领事是我们所拥有的能够减少对我们安全构成威胁并帮助那些人民掌握自己命运的最合算的武器。大多数那些已经开始的、进行中的，最后终于赢得非暴力抗争胜利并将独裁者赶下台或打败恐怖主义者的行动，都是在首都以外的地方进行。
从一九七五年开始，我一直极力主张美国应派外交官去科索沃，并在对外部门中建立使用阿尔巴尼亚语言的能力，从而可以通晓和影响科索沃以及大阿尔巴尼亚地区的发展（几十年来，我们从未对阿尔巴尼亚派驻大使）。现在没人能够知道，但如果当初我们就去那里，历史也许不是这样；成千上万的生命可能得到拯救，科索沃、阿尔巴尼亚，甚至塞尔维亚的民主可能会更早的到来。我们现在应该充分利用我们在如中国一样独裁统治国家的领事馆和其他民主同盟的力量。我们应该仔细的研究这四十五个独裁统治者，从而决定在哪个地方（首都以外）增加新的领事馆可能会产生很大的变化。在北韩或是伊朗这样连美国大使馆都没有的国家，我们应该积极的努力设立大使馆。这并不意味着我们承认独裁统治的合法化；设立大使馆的主要目的，在于帮助当地的民主力量。
当然，一个国家是否能最终决定回归或发展民主，取决于本土公民的领导阶层。如果没有那些联盟、政党和天主教团体中勇敢的领袖挺身而出，愿意以非暴力的方式面对一定的危险与独裁政权对抗，智利也许会将拉丁美洲的民主浪潮压制得更久。如果肯亚人当初能团结在一起采用非暴力的策略，他们也许会将莫伊更早的赶下台。这个明显的事实提醒民主世界的人们履行他们帮助在独裁统治下的民主人士的责任，同时，这也是那些正在努力的民主人士不可推卸的职责。
布达佩斯的大使
大使邦尼斯和哈姆斯顿为我们示范了如何在拉丁美洲和非洲与独裁者周旋。在一九八六年到达布达佩斯时，做为一个精神饱满、充满了新鲜感的四十五岁大使，我在工作中学到，即使在欧洲对付独裁者，许多同样的方法亦可奏效。在这本书中的许多地方，我都提到我四年任期中的一些例子。关于这些年来美国大使所做的其他的努力则交给记者来讲了。从帮助米老鼠、麦当劳穿破铁幕，到在共产国家建立第一个商业学校，到见证纳吉（编注：Imre Nagy，匈牙利首相，领导一九五六年的匈牙利民主革命，失败遇害）的再次被埋葬，到街上的游行，我希望这些图片（图6.1～图6.10）和文章可以让你略见一斑，为了帮助他人得到他们的自由而努力是多么的有趣、令人愉快，当然有时又是多么的艰难。在专制国家里墨守成规的、缄默的大使，正在失去他们人生中最有意义的时刻。
注1：作者与随同捷克外交官的研究人员和“自由之家”职员的讨论，二○○二年二月。
注2：“欧洲活动家被寮国判刑”，BBC新闻，二○○一年十一月九日。http://news.bbc.co.uk/1/hi/world/asia-pacific/1646407.stm.
注3：史密斯．哈姆斯顿《无赖大使》（希瓦尼，田纳西：南方大学出版社，一九九七）。
注4：玛丽．马格若利〈协助耕犁新领域〉，《华盛顿邮报》，一九八九年七月二十九日。
注5：皮尔．布兰顿〈时间旅客〉，《哥伦比亚新闻评述》（一九九七年一月至二月）。
注6：基尼．夏普《从独裁到民主》（波士顿：亚伯特．艾因斯坦研究所，二○○二）。
注7：瑞吉儿．斯望姆〈看看现在的他〉，《纽约时报》，二○○二年一月三十一日。
注8：库伦．莫菲〈最后一招〉，《纽约人》，一九九二年四月。
注9：简．伯勒兹〈伊拉克的邻居〉，《纽约时报》，二○○二年十月八日。
注10：张良与安德鲁．J．南森及佩里．林克《天安门文件》（纽约：公共事务出版，二○○一）。
注11：哈姆斯顿《无赖大使》。
注12：哈姆斯顿《无赖大使》。
注13：智利的故事来自以下三处：
乔治．舒玆《动乱和胜利：我做为国务卿的岁月》，（纽约：查理斯．思森，一九九三）；乔治．F．钟斯《前线民主：美国外交事务口头历史收藏》，一九九六采访（阿灵顿，维吉尼亚：外交研究培训协会，二○○○）；哈里．G．巴恩斯〈美国人权政策和智利〉，美国学院和平人权实施专案专题论文，华盛顿特区，二○○一年。
注14：巴恩斯〈美国人权政策在智利〉。
注15：彼得．艾克曼和杰克．杜瓦《非暴力抗争──一种更强大的力量》（纽约：飘古，二○○○）。
注16：艾克曼和杜瓦《非暴力抗争──一种更强大的力量》。
注17：督思克．杜德和路易士．布兰森《米洛塞维奇：暴君的造像》（纽约：自由出版社，一九九九）。
注18：哈姆斯顿《无赖大使》。补充材料采于与哈姆斯顿大使的交谈二○○二。(http://www.dajiyuan.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