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艺术的路总是从它的初期到高峰再到回落，人类的所有文化也是这样一种走向。过去宇宙特性中的成、住、坏、灭，人类的一切都在其中，所以一到人类道德不行了时，什么都不行了就要重新来了，对人类来讲就是劫难，一切都结束了，一切又将重新开始，再走到顶峰再回落，周而复始。” (《在美术创作研究会上讲法》)
中华民族文学衰灭于共产邪灵
共产党在人类文学当中是个异类
2004 年11月19日到12月4日，海外著名媒体大纪元网站连续发表了9篇社论，名为《九评共产党》，这一系列社论对为祸人间的共产党批判的深度和广度，举世罕见。九评系统总结了中国共产党建政55年以来对中国人民，甚至邻国人民犯下的累累罪行。九评推出后，在全球中文世界引起了巨大轰动。甚至在严密封锁互联网的中国大陆，九评也引起了很大反响。退出共产党，一时之间成为热潮。 到2005年3月20日，退党（团）数字已突破40万。
退出共产党，也包含着在文学中清除共产党的流毒。实际上，共产党在人类文学中也是无处藏身的，完完全全是个异类。
在世界古代文学中，东方以中国为代表，自古以来，文学常有讲究文章的气势、情志、文采的，诸如“言而无文，行之不远”、“诗言志”、“气盛则言之短长与声之高下者皆宜”之类，但气势、情志、文采如果失去了道德基础，便会步入人所不齿的歧途。从古到今中华民族文学总的声音只有一个：文学的根本在于载道立德。所以，老子认为：包括文学在内的万物源于“先天地生，为天下母”的道；孔子曰：《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刘勰《文心雕龙》：“道沿圣以垂文，圣因文而明道”；韩愈：文以志道；柳宗元：文以明道；朱熹：文从道出；史诗歌师：文以颂神。中国的“道”字，可以是有形的神道，也可以是无形的天道、地道、人道。逆天则无中华民族文学，叛道则无中华民族文学，渎神则无中华民族文学。古人想像不到，会有个与天斗、与地斗、与人斗的东西侧身九州，附着在中华民族文学之上作威作福。
在西方，文学的根本也是载道，要么是神道，要么是人道。古希腊、古罗马、希伯来基督文化作为西方文学的源头活水，文学是对神、上帝的歌颂，创造来源于“灵感”或“神的声音”，作品品格应该“崇高”，作用在于“净化”。绵绵圣露天上来，滋润出一代又一代光辉的作家：荷马、柏拉图、亚理士多德、贺拉斯、圣奥古斯丁、但丁、班扬、弥尔顿、歌德、夏多勃里昂…… ；自文艺复兴来，平等、自由、博爱、民主的人道主义精神，与西方神道相交织，成为西方文学又一道光源。布瓦洛、卢梭、伏尔泰、雪莱、巴尔扎克、雨果、罗曼罗兰、普希金、列夫托尔斯泰等等，在人道主义的照耀下，他们捍卫真理，烛照现实，反对独裁，抨击黑暗。总而言之，外国文学，或则翱翔于神道，或则驰骋于人道。翱翔于神道，必不愿看汉唐之人受制于邪灵 ；驰骋于人道，必不忍见屈原李白的子孙喑哑于暴政。
上个世界末，本世纪初，在两大共产国家的当代文学中，苏联方面1988年，苏联权威文学刊物《文学评论》分三期连续发表了高尔基的《不合时宜的思想》，文中表达了高尔基早年对苏维埃政权的暴力、杀戮的极度反感，对苏维埃政权毫无顾忌摧残科学、文化的极度痛心，引起了社会各界的强烈反响。
下面是高尔基发表于1917、1918年《新生活报》的《不合时宜的思想》的片段：
“(共产)革命把全国理性的民主力量、精神方面的力量抛到一边。我们看到，在苏维埃政权的工作人员中经常出现贪污者、投机分子、骗子、而善于工作的正派人，为免于饿死，却在街头卖报、当壮工，加入失业者的行列。这是一场噩梦，纯粹是俄国式的荒谬绝伦，说它是胡闹也不为过。”
“现在必须把科学、艺术创造者的最高成就，带进野蛮得离奇的当代生活中去……。把人放在猪圈里，而要他成为天使，这种要求是愚蠢的。”
“我惊奇的看到，作为无产阶级能独立思考和行动的机构“工兵代表苏维埃”，如此冷淡和漠不关心地对待音乐家、艺术家、戏剧演员以及其他无产阶级十分需要的人才，竟把他们送上前线，送上屠宰场，这是在衰竭国家的心脏……这究竟为了什么？”
“公民们！文化在危险中！”
中国方面，共产本性大暴露的文化大革命期间，绿原、牛汉、郭小川、穆旦等老一代诗人与郭路生、北岛、顾城、舒婷等年轻诗人，他们的作品构成了文化大革命期间的地下诗歌，他们用曲笔和一系列意象揭穿文革惨剧，把文革中的中共比作“炸雷”、“飓风”、“野兽”、“虚假的春天”、“血一般的晚霞”，其中顾城的短诗“黑夜给了我黑色的眼睛，我却用它寻找光明”，是用笼罩“一代人”的“黑夜”来喻指中共，几乎家喻户晓。
文化大革命结束后的第二年，刘心武、卢新华等人即用“伤痕小说”， 茹志鹃、古华、王蒙等用“反思小说”，代表被欺骗的年轻一代对文革提出控诉，要求反思。文化大革命结束后的三、四年间，钱钟书在日本早稻田大学发表题为《诗可以怨》的演讲，文末一段话意味深长──中共才是导致“怨诗”的祸根，这是不容否认的事实。巴金更是用42万字的《随想录》，结合自己个人深刻的认识与痛苦的经历，代表阅历丰富的老一代中国人，一针见血的揭露出一个把中国人变成兽的“大封建” ── 中国共产党。
……
进入新世纪，于1940年在中国赣州出生的高行健， 2000年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他曾在中国大陆长期写作，用话剧《绝对信号》反映过文革罪恶，而获奖时，高行健已经加入了法国籍，属法国人。中国人不免要问，中共为什么这么不得人心？没有中共，高行健会对法国籍感兴趣吗？
2004年，一个在中国大陆长期写作的作家袁红冰，流亡澳大利亚，出版四部巨著，引起强烈反响，舆论认为仿佛是司马迁、李白、苏轼再现。据说中共的宣传部长，舆论打手李长春看了袁红冰的小说《自由在落日中》后，叹息中共的文人为什么写不出这么有文学价值的作品来。可是，袁红冰用最美的汉语写就的作品，其中最重要的价值就在于告诉人们一个真理：今天的中国人，要中国就不能要中共。
有一样东西， 中国文学不要它，外国文学不要它，它的名字叫共产党，它在人类当中是个异类。
有一样东西，古代文学不要它，当代文学不要它，它的名字叫共产党，它在历史当中是个异数。
（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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