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高权威机关”主宰一切
“在惯于备受‘诗’赞扬自己的世界里，我的‘诗”以牺牲一个世界的赞扬独立自存。”
“一种缓缓运转的古老意识不能容忍我，象巨大的油腻的齿轮上不能容忍一粒沙子。等待我的命运有两条：或者被清洗，或者被辗碎。”
这是黄翔的自白。
作为中国当代思想文化运动的先驱者和民主斗士，诗人黄翔早就清楚自己的悲剧命运，而作为一个有血有肉的凡人来说，他也象常人一样并不把苦难而是把幸福作为自己的选择和追求目标，这是天经地义的。他的初衷并不把苦难作为自己的人生选择。他不选择苦难，但他却并不回避苦难并勇于承担苦难。作为与他心心相印，水乳交融的人生伴侣，我也义无反顾地追随他走上了这条充满风雨和泥泞，遍布荆棘和冰雪的人生道路。可是，当我用全部生命去目睹去感知一种不朽的精神创造遭到人为地活埋，一个优秀的精神创造者遭受人为摧残和蹂躏，我的心痛啊，痛彻肺腑，尽管我悲愤万千，奔走呼号，然而，一座强权政治的大山又岂是我这么一个纤弱女子所能动摇和推翻的呢?我改变不了他的悲剧命运，我只能与他一同受难，用生命给予他爱，用爱鼓舞他顽强地活下去，战胜苦难……
八七年冬天，我从北京回来以后，去看守所预审处询问黄翔的情况，得知专案组的几个人已回公安厅了，我去公安厅找到他们，徐伯恩处长说他们已把起诉意见书递交给了市检察院，负责的是钱处长。这次谈话我旁敲侧击，感觉他们口气比原来软多了，我想是不是案情有些松动，这原本就是欲加之罪，也许他们审来审去实在找不出什么理由。
我去市检察院找到钱处长，他说黄翔的案子他们已移交给南明区检察院。我向他申辩黄翔是无罪的，他们这样做是践踏法律。我他妈刚开始说，他就打着官腔对我进行了一通“再教育”，意思是劝我不要再上当受骗，希望我回到正道上来，还说在抓黄翔时我的态度是很不对的。事后我才想起，翔被捕的那天晚上，我去找居委会主任时听她说抓黄翔时来了两个处长，一个是公安厅的徐处长，另一个可能就是市检察院的这个钱处长了，当时我没记住他的尊容。我向钱处长申辩黄翔无罪时说的几句话击中了他们的要害。我理直气壮地说：“任何有良心的人都知道黄翔是无罪的。”讲到这里，他沉默了一会儿，我接着说：“任何内心明白的人，(讲到这里，我停顿了一下，想找个合适的词来概括，钱处长接过去说：“就是受过高等教育的人吧。”)都知道在我们国家权力可以左右法律。”他又沉默了。我又说：“抓黄翔是有背景的，我希望你们司法机关本着公正的法律和良心办案。”他又沉默了一会儿，对我的话不置可否。最后，他说：“你也可以为黄翔辩护嘛，就象丽达给拉兹辩护一样。”讲到这里他嘻皮笑脸地向坐在旁边的另一个检察人员使个眼色。我冷冷地说：“用不着我为他辩护，到时，自有人出来为黄翔辩护!”
这个处长给我的感觉就是一个精明的草包，恰恰就是这些草包和另一些比他更精明的草包，在主宰着我们民族许多优秀人材的命运。
末了，这个处长还追问我怎么找到他这儿的，好象他们受理黄翔一案还属保密似的。
我又找到南明区检察院，院领导办公室一个职员翻看一个本子后说十二月十九日到期，要我二十日去听结果。二十日是星期天，我十九日去了，仍然无结果，他们说还可延长半个月。这些日子我又去询问，他妈的还是没有结果。他们说他们已写了专题报告交上面研究，还没有最后结论。看上去他们似乎有些难为情。我指责他们继续拖延时间，是违反法律的，他们说他们也很着急，超过期限他们也下不了台，要我相信他们办有超期手续，还说这是对黄翔负责，要不负责早就处理完了。看来是报上峰审批，还没有最后定夺。从这些迹象来看，他们拿这个案子十分棘手，左右举棋不定。造他娘，抓人时理直气壮，现在又迟迟判不下来，本来无罪要当成有罪来整，象这种丧心病狂迫害知识份子、侵犯人权的行为，在中国，你是上告无门、投诉无路呀!因为这明摆着就是“最高行政机关”在背后操纵。翔，我的翔，现在你是专制者的俎上肉啊!悲剧!这是一种不堪言状的悲剧!我痛痕这种愚昧和专制，痛恨那些摧残文化，灭绝人性的白痴和暴君!
黄翔一案移交南明区检察院满一个半月时，我又去询问，他们要我过两天去听结论。当我再去时，给我的答复是，报上去还没有最后结果。我说请他们拿延期手续来看，他们说最后会拿出来的，扯他妈的蛋!他们一再叫我相信他们，说作为他们这级组织对黄翔一案是绝对认真负责的。我讥讽他们说他们也不敢不负责。我说简简单单的一个案子居然判不下来，简直可笑。他们说他们并不认为这个案子简单，无意中透出此案得由“最高权威机关”定夺。就是他们不说，我们也清楚不过，主宰黄翔命运的是哪些人。他们叫我不要着急，不要老是跑那里，跑也无用，上面批下来他们会答复我的。最后我问他们延期的期限是多久，他们说最多一个星期，不会超过一星期的，要我三天以后再来问。好吧，我就三天以后再来问。
真正去他妈的!今天他们对我说他们都为我感到惋惜，说我痴情可取，行为不可取，可悲可叹!我讥讽道：“老是认为别人可悲可叹的人首先看看自己可不可悲?”真他妈的有这样的混账司法人员，难道我嫁给你们这样的蠢驴就不“可悲可叹”了吗?
真不知道这个“最高权威机关”会对我的丈夫作出什么样的判决?唉，中国，你对一个诗人为什么竟如此残忍呢?
三天以后，我再去问时，仍然是毫无结果。我气愤得真想大声问天：是谁给予他们至高无上的权力践踏人啊!
受难的心灵
一天下午，王强和女诗人唐亚平带北京诗人黑大春来看望我。我虽不认识黑大春，然而八六年夏天在芒克家读过他的诗，见过他的像片，所以对他不感到陌生。我喜欢他的抒情诗。
大春是出来流浪的，潇洒而又忧郁。朋友们来看我，我很高兴，留他们吃饭，中途黄杰来了，最后吕晋德从水城也来了，还带来了许多水城文学青年举行黄翔作品朗诵会的像片，以及他们赞助我的七十元生活费。这天晚上有几个人唱了歌，黄杰的一曲充满感情的《夜半歌声》惹得我黯然泪下，最后泣不成声。我为大家唱了两首俄罗斯民歌《小路》和《苏里珂》，他们也听出来我这两首歌是因为思念狱中的爱人而唱的。我们还朗诵了诗。黑大春应大家之邀，充满激情地朗诵了他的《白洋淀献诗》。朋友们的情谊，温暖了我孤苦的心。
这天晚上，我养的相思鸟老是叫，我问它好几次：“小宝贝，你叫什么?你带给我什么好消息呢?”要是人类能懂得鸟儿的语言该多好呀!那么，我就能知道明天将会发生什么。后来我想，那夜，是我美丽的相思鸟在预先告知我呢?
第二天上午，我整理昨夜弄得杯盘狼藉的房间，我正在拖地时，我的相思鸟又叫了，一上午它都在不停地叫，这真有点反常，我的心突然间感觉异样，慌乱、不安。看着不断鸣叫的鸟儿，我心想今天要发生什么事呢?本来下午我要去别处办事的，我突然改变主意，决定下午去南明区检察院。由于我心里感觉异样，我猜想是不是翔的案子有结论了。鸟叫是不是告诉我有什么好消息呢?我深情地问鸟儿：“宝贝，你到底想告诉我什么呢?”可爱的小鸟兴奋地在笼里飞来飞去，不时睁着两颗黑宝石般圆圆的小眼睛滴溜溜地望着我，透出一种神秘的灵性之光。
等到下午上班的时候，我步行去检察院。走在路上，我的心依然慌乱和不安，我边走边猜想会得到什么样的消息。到了，我走到楼上那间办公室门口，刚开口说：“请问——”
话没说完，我突然呆住了。
“天啊，这是谁，这是我的翔吗?”我听见我的心在喊叫。正在这时，翔听见说话声漠然地转过头来朝门口看，刹时，他也惊呆了。我不知道翔当时心里想的是什么，看见我的那一瞬间，我看见他眼中闪过泪光，我们默默地对视片刻，接着我默默地走进办公室，坐在靠墙的长木椅上。办案人员没有阻拦我，搞审讯记录的人问了一句：“你找谁?”翔替我回答：“她是我爱人，来问我的事。”那人又问：“你怎么知道今天提审?”我说：“我不知道。我是来问结论的。”翔又替我回答，“她是偶然碰到的，她不知道。”接着翔指着搞审讯记录的男青年问我：“你认不认识他?”我说：“不认识。”我看出翔是担心他们不要我留在这间办公室，我也担心。这种长久离别后珍贵的见面，我们都希望不要被阻拦啊。翔对我说：“今天上午提审时我向他们提出来希望见见家属，他们没同意，你来了正好。”接着翔对搞记录的男青年说：“你把那份东西给我。”那男青年从办公桌上一堆纸中抽出一份厚厚的封好的信给翔，翔递给我，说：“这是我写的一份自辩材料，你交给黄杰，作辩护参考。”我接过东西，赶紧放进包里。这时，我看见旁边的一个女生正收拾桌子，问作记录的人要不要换地方，那人说没关系，我心里才踏实。按规定我和黄翔是不能见面和说话的。事后，我才知道，那几个人都是来实习的大学生，很多人同情黄翔，倾向于他的观点，只不过公事公办，做做样子。
翔不说话了，转过身去，偶尔又转过身来，我俩默默对视，眼睛里都含着泪水，我们克制着自己，不让泪水流出来。我凝视着他的背影，心里流着泪对自己说：“这就是我的翔，我的可怜的丈夫?被折磨成什么样了!多么瘦弱!身上蒙着一层陌生的、令我心酸不已的东西，我都快认不出来了。”我多么想和心爱的、日夜思念的丈夫多说几句话呀!翔，你为什么不转过身来?你为什么不看着你的妻子，不看着你的玲?我深情地、小心翼翼地唤了声：“翔。”也许是声音在喉头被泪水哽住，太小了，翔没听见。我又唤了一声，这次翔听见了，转过身来，用含着泪光的眼睛看着我，我用含着泪水的眼睛深情地凝视着他，心里翻滚着千言万语，然而仅说出这么一句话：“翔，你好吗?你瘦多了。”这句话我自己听起来都带着发颤的哭声。翔无比凄楚地说了句：“在里面吃不饱。”接着，审讯继续开始了，翔又转过身去。
这时，那位女生走过来坐在我身边，漫不经心地问了句：“你咋个晓得今天要提审?”我说：“我不晓得，我只是来问案情，为什么这么久了还没有结论?”她一本正经地说：“这是重大案件!”我不讲话了，目睹这场审讯。
我心里真有说不出的痛苦和愤恨，也许我不呆在这儿还好受一点。我亲眼目睹着我最亲爱的人，一位真正的诗人怎样被当作囚犯，并被一些浅薄无知而又麻木不仁的人审讯着。这一切刺痛着我的心!而我必须默默忍受。因为他们让我留在这儿对我已经是一种“恩赐”了，不然我就会被赶出去，不能与我的爱人见面，更不能听这场审讯。我想留在翔的身边，想从审问中发现一些新问题。我强忍着痛苦，默默倾听着。一会儿，这个案子的负责人惠科长风风火火地进来了，吩咐审问的人从哪些方面问。接着他问了黄翔几个问题，当谈到一个问题，即“文学大爆炸”是犯罪还是违法时，我实在忍不住了，理直气壮地说：“违法都谈不上!”惠马上粗鲁地对我说：“我知道你就是张玲，还知道你也是个激进分子，我晓得你有你的理想、你的抱负，在这里，我不想指责你!”我严肃地说：“我没有什么值得你指责的!”翔看见我跟检察官顶撞起来，担心我被赶出去，再也见不到我，就着急地对我说：“你不要讲话。”于是我又沉默了。一会儿，惠科长对我说：“你去给你家黄翔买点他喜欢吃的东西来，不然就没有机会了。”我马上站起来，翔阻止我：“不用。我不想吃。”我知道翔的心理，他是担心我没有钱呵。我坚持要去，旁边的人也劝黄翔让我去。翔只好说：“那么就买几个馒头或包子就行了。”我心里直想哭，翔，我可怜的翔，只有你的妻子才明白，你是忧心家里经济紧张呵。我很快来到街上，我不敢在外面呆久，怕回去见不到我的翔了。然而，这条街比较偏僻，只有几家小商店，没有多少东西卖，要买糕点只有走出这条街才行，太远了，我不能去，于是我就在一家小铺子买了一瓶荔枝罐头，这是翔喜欢吃的，我还买了几块巧克力、几包牛肉干和鱼片干，这些东西翔平时想吃也舍不得买。我叫店主用刀把罐头盖子敲开，接着我又去旁边一家土产门市部买了一只汤匙，叫卖东西的人用水洗干净。做完这一切，我急急忙忙回到检察院。审讯刚完，办公室里围了许多年轻人(都是实习生)，他们正在听惠科长和黄翔聊天。只见黄翔谈笑风生，说话幽默风趣，诗人的本色又显露出来，在他们那些“正常”人的眼里看来当然有些神经质，就是我看到翔的神态，都感觉他又多了些神经质，这大概是关在监狱里面倍受折磨的缘故。我透过翔的风趣，看出了他内心的痛苦、凄楚、辛酸和愤怒、蔑视，还有深深的屈辱、不平和无可奈何。我感觉他尽管和这些人谈笑风生，然而他的表情是麻木、冷漠的，他的目光尽管跟原来一样犀利，但我感觉里面含着一种苦涩的神彩，在我眼中，这和以往那个洋溢着激情和智慧的黄翔是绝对地不一样呵。我怀着一颗酸楚的心默默地站在翔的身边，把买来的东西放在桌子上，把包着巧克力的纸打开，把装着牛肉干、鱼片干的纸袋撕开，然后，我轻声地叫翔吃东西。翔说他现在不想吃。惠科长说：“既然你夫人买来了，你就把它吃了，本来按纪律你们是不能见面的。只不过想到大家都是人。”听了这句话，我的鼻子发酸，先前与他的敌对情绪消失了一些。旁边几位女生也关心地劝黄翔吃东西。翔说他等一会儿再吃。他继续和他们闲谈。谈到一个地方，大家都笑了起来，惠科长感叹道：“黄翔，你真不愧是影响了大批人的人哪!”又说：“也许你的某些观点是我赞同的，因为我们也关心政治，但是在法庭上，我以公诉人的身份出现，我们的两种信仰就要作争锋相对的斗争了。”当记录人员把审讯记录整理出来要黄翔过目时，惠科长对我说：“你过来一下。”我走出去，他把我引进领导办公室，坐下后他对我说：“你丈夫今天有些偏激。”我说：“他太激动了。”“正因为这样我才把你叫过来，你在那儿，他无法集中精力看审讯记录。”沉默了一会儿，他又说：“你作出的牺牲太大了。”我淡然一笑说道：“我不觉得这是牺牲。”他说：“张玲，你中毒太深。”这句话使我想起在看守所预审处时公安厅徐伯恩处长说过的同样一句话。我一下子被激怒了，但我克制住怒火，冷冷地问他：“请你解释一下这个‘毒’的含义，请问，是什么样的毒?如果这毒是指一种精神追求，我宁愿中这样的毒!”惠一下子找不到话说。过一会儿又以一种揶揄的口吻问我：“你认为你丈夫是诗人吗?”我说：“我不仅认为他是诗人，而且认为他是一个真正的诗人，一个纯粹的诗人!你认为他是什么人?照你们的观点来看，是社会的‘害群之马’，是不是?”最后一句话我几乎是冲着一股火气说出来的。因为七八年的民主运动被压下去之后，官方曾经在他们的党报上“揭发批判害群之马”，矛头直指黄翔，从此以后，黄翔就被他们看成一匹“害群之马”，并被当作他们头脑中假想的敌人，打入十八层地狱，永远见不到天日。所以，黄翔是连当工人的资格都没有的，只配当编外工人，如果被判刑，连当编外工人的资格都会被取消，更不用说被官方承认他是诗人了。诺大一个中国，数不胜数的报刊杂志，至今没有一个字公开承认他是诗人，明白人都知道这是当代文学史上的悲剧。你说我此刻听了惠某人说话的口气怎能不激愤?办公桌旁已围了几个女实习生，好奇地听我们谈话。惠说：“我认为你丈夫是个政治狂。”“此话怎讲?”我严厉地反问道。“你不觉得你丈夫的观点离我们时代走得太远了吗?在我们这样体制的国家里是得不到容忍的。”我说：“任何时代的精神创造者，他们的观点总是走在时代前面的。”惠脸上的肌肉耸了一下，没说话。这时另一位科长过来发台历，那边来人叫惠，他走之前对我说：“你在这里呆一会儿，等他看完了再过去。”他走了，这位科长又坐在他刚才坐的位子上和我谈话，他语气平缓，没有惠那么冲动。由于翔以他的肾结核病复发为理由提出取保就医，我想如果多提一种病取保的可能性要大些，所以，和惠某以及这位科长谈话时，我无意中漏出翔以前曾因为遭遇不幸受强刺激患过精神病，并强调他在工作单位就因为肾结核病和狂躁型、阵发性精神分裂症这两种病拿劳保工资。我主要是想争取让翔取保就医才这么说的，况且，我看见翔精神境况不好，担心他们刺激他，他又是那种情绪容易冲动和爆炸、极其神经质的诗人，如果他能早日跳出监狱的火坑，那该有多好。由于我看出他们对黄翔没多少恶意，无意中就漏出翔的精神病史，谁知他们对这一问题十分感兴趣，要我回来查找病历。又听说黄翔因为这两种病在工作单位拿劳保工资，更是高兴，不过不露声色，要我去黄翔的工作单位为他开证明。当时我没怎么思考，天真地以为这样对翔取保就医有好处，于是我答应了。一会儿，那边有人过来，我问黄翔看完记录没有，那人说看完了，正在吃东西。于是我赶紧过去。
翔正在吃水果罐头，我感觉他吃得很香，心里不由一阵刺痛。天啊，一个丧失自由的优秀诗人被所谓的执法者“恩准”才能吃自己亲人买来的食品，而且是在众人的目睹下，以“囚犯”的身份吃着。翔啊，我亲爱的丈夫，你没有罪，没有罪呀!为什么你要受这种屈辱?为什么呀?苍天啊，你太不公平了!你让混蛋和庸人手中有权，可以宰割优秀人物的命运；你让优秀人物沦为阶下囚，俎上肉，任人宰割呵!翔呀翔，你这一心一意为人类创造精神财富，全部生命和心血都奉献出去而不求回报的诗人，你的命运为什么如此悲苦呀?我真想抱着你痛哭，然而我的眼泪决不在这些人面前流淌。
翔吃完了罐头，我问他吃不吃那几样食品?他说不吃，带回去吃，我担心他带不带得进去?他们也担心他带不带得进去?翔说试试看。我又重新把那几样食品包好，翔把它们装进口袋，还和他们开了几句玩笑。惠科长拿起黄翔写的取保申请书给我看，问我行不行?我看完以后才明白他为什么要我看的原因，原来翔没提他曾患精神病这件事。我不假思索地说：“他忘了写精神病。”翔神经质地断然否定：“我没这个病!”惠某苦笑着对我说：“他不承认自己有这个病。”翔的否定使我觉得这件事必须极为慎重处理才行，不然会造成严重后果，时间不早了，他们要送黄翔回看守所。我扶着翔的背走着，我期望我轻柔的触摸能向他传递我的深情。下楼时，翔又焦灼地询问我和孩子的生活状况，担心我们挨饿受冻。我一再要他放心，不要挂念家中，要他放一万个心。囚车就在面前。惠检察官打开了囚车的后门。犹如万箭穿心，我浑身一阵痉挛。翔转过脸来给我道别的同时，我突然疯狂地抓起翔冰凉的双手紧握着，我们泪眼凝视着泪眼，有多少话想说而说不出来呵——千言万语从我被泪水哽住的喉头只滚出两个涩重的字：“保—重—!”翔默默地点点头，一句话也说不出来，嘴唇颤抖着，用饱含泪光的眼深情地凝视我片刻，接着就上了囚车，在囚车上继续凝视着我，我也以无限深情凝视着他。惠检察官“砰”地把囚车后门关了。司机开始倒车，惠叫我退在一边。一会儿，车开始前进。我挥手向囚车里面的翔告别，我看见翔也在不断地向我挥手，我心里凄楚得直想放声大哭，我快步紧跟在囚车后面，我们彼此摇着手告别，直到我再也望不见囚车。我相信，翔在车内一定流泪了，我强忍着，眼泪才没流出来。
囚车开走后，我才发觉院子里有好些人围在我身边看热闹。一位中年女检察员对惠某讲：“你胆子真大，怎么让他一个人坐在后边?万一跳车怎么办?”惠某讲：“这门从里面开不开的!”那女人又说：“这人是不是有神经病，看他说话有点不正常?”惠某笑着说：“他爱人说他有这病，他自己不承认。”我冷冷地瞪了他们一眼。这时，我真仇恨说话的人。我后悔不该为了让翔取保就医而告诉他们这件事。我意识到这是对我最亲爱的翔的莫大亵渎。尽管在我看来艺术家有精神病并不耻辱，而是很正常的事。如果说黄翔曾经患过阵发性、狂躁型精神分裂症的话，那也是受迫害导致的。一次是文革浩劫期间他被打成反革命关了起来，他的几个月大的儿子患了病因是狗崽子得不到医治而死亡，孩子死了，他连看的权利都被强行剥夺， 悲愤交加而精神崩溃；一次是八十年代草菅人命的严打运动期间，因为和我的一场恋爱而被早就想彻底消灭他的官方冠以莫须有的罪名投入监狱，由于我拒绝合作并强烈抗议才使他们的阴谋没有得逞。那是一句诬告、一封匿名信就可以把人送上刑场的黑色恐怖时期呵，黄翔的生命是保住了，可他为爱情而写的一部抒情诗手稿却被毁灭了，作品就是他的生命，这等于要了他的命，所以他的精神再次崩溃。他这半生，从童年开始，经历了太多的苦难和不幸，如果意志薄弱一点的话，不知要疯多少次，也不知要自杀多少回，可他没疯也没傻，没有沉沦也没有自杀，而是顽强地挺过来了，依然对生活、对艺术、对人类怀有强烈的爱，虽历尽磨难而无怨无悔，百折不挠。然而，他毕竟是血肉之躯，毕竟是无边苦海里的幸存者，如果他的身心一点创伤都没有留下，那就反而不正常，不真实了。他的精神和心灵曾经受伤而患病，一丝一毫也不是他的耻辱，而是一种罪恶和苦难的血证。这哪里是庸人们所能理解和明白的。听了这些令人厌恶和愤怒的谈话，我在心里暗暗发誓，尽管我非常渴望失去自由的黄翔能取保就医，离开监狱那座可怕的火坑，但我一定要提高警惕，决不让居心叵测的人利用这个问题亵渎他，甚至加害他。
我往前走着，惠某跟在我身边，叫我第二天来检察院，把黄翔以前的病历带来，并强调要精神病的病历，又说如果黄翔的工作单位不肯借病历给我和打证明给我的话，叫我通知他们，由检察院出面交涉。我装着漫不经心地问他：“为什么你们对精神病感兴趣?”他说：“法律上有规定无行为能力的人不承担法律责任，你去翻法律书看就知道了。”我又问：“你们这是第几次提审黄翔?”他说：“第一次。”“为什么拖这么久才第一次提审他?”惠说：“黄翔这个案子既复杂又简单。”我意味深长地盯着他的眼睛说：“我明白了。”惠表情复杂地笑了一下，结束谈话。
我边走边苦苦思索，他们抓了人迟迟不起诉，也不放人，拖了这么久现在想以“无行为能力的人不承担法律责任”这一理由来开脱，找台阶下，这究竟是好还是坏呢?如果翔真的得以恢复自由当然好，然而这样一来，翔不是被当成一个疯子，一个失去理智的人，一个彻底的精神病人，一个无行为能力的人了吗?这岂不荒唐透顶?万一这其中有什么阴谋，人家并不是真的想恢复你的自由，而是换一种形式，将你从这种监狱送进另一种监狱，疯人院，把你当作精神病人来“医治”，给你“洗脑”，让你变成一个真正的白痴 ，一个真正的“无行为能力的人”，还美其名曰实行革命的人道主义，这简直太可怕了!我不敢再想下去。我的脑海里越来越清晰地出现以往我们所读到和谈到的文章：“苏联员警折断诗人的手指。”“苏联员警把作家送进疯人院。”文章所描述的悲惨情景活生生地浮现在我的脑海里，我仿佛看见鲜血淋漓的手在可怕地颤抖，又仿佛听见失去理智的疯子在凄厉地嚎叫，恐怖使我清醒起来，我越来越觉得这件事不能存有侥幸心理，弄不好会成为专制者的帮凶，反而害了黄翔。主意拿定，我快步地走回家。想起今天如此偶然地遇见日思夜想的亲人，我的呼吸急促，内心激动不已。黄杰一定来了，因为他约好要来的，我要赶紧回家把我见到黄翔的情况告诉他。
我越发相信心灵感应，相信预兆，我感觉我的相思鸟是多么宝贵，它的叫声指引我见到了日思夜想的亲人，我对这小小的鸟儿充满了感激之情。
来开门的是王强，我一进门就激动不已地说：“我见到黄翔了!我见到他了!黄杰呢?”屋里长竹椅上坐着北京诗人黑大春，我朝他点点头，顾不得和他讲话，就去厨房看，黄杰在拌稀煤，我激动地对他说：“我见到黄翔了!天啊，瘦得不成样子了!”黄杰从厨房来到客厅，我迫不及待地向他叙述我见到黄翔的经过，并拿出黄翔给我的材料给他(按规定这份材料是不能给我的)。这时，吕晋德从外面打酒回来，我又激动地对他说我见到黄翔了。我这个可怜的小疯子把见到黄翔看作天大的幸事，我想让所有的人都分享我的激动和喜悦。大家确实为这一消息高兴。
我告诉黄杰，我今天去检察院观察所得的结果是：一、免诉的可能性大，二、他们想找台阶下，听我无意中说出黄翔曾有过精神病史，如获至宝，想以“被告无行为能力”这一理由趁机下台。
黄杰对这一最新动象既高兴又不安。他反复地说：“张玲，你是很聪明的，凭你的直觉，你真的觉得他们免诉的可能性大吗?”我说我肯定自己的直觉。
黄杰说，如果真是这样的话又好又不好。好的是看来案情的发展对黄翔越来越有利，他也许很快就会出来。不利的是，如果免诉，就不开庭了，那么他们迫害一个诗人的罪恶就不能向社会揭露。免诉尽管不追究刑事责任，但仍然认为有罪，只不过罪很轻，不必诉诸法院。在事情没有定论之前取保更不好，人倒是出来了，但是事情仍然悬在那儿。
总的来说，我的看法还是令黄杰高兴的。也许是被好的想法冲昏了头脑，他这么一个具有法律头脑的人当时没有对“精神病”这个问题引起警惕，我们也没多加讨论。他看了几页黄翔写的材料后说，还是先把取保需要的病历找出来，理个清单。
(后来黄翔被硬判三年徒刑这一残酷的事实证明，我们当时都有点天真，对宪法和法律抱有最后一丝幻想，把强权者看得有点心慈手软，对民众的舆论有所顾忌。也许下面的执法者出于对黄翔的同情，本着善良的愿望和法律的公正，想找个理由放他出来，但是，这个解决问题的办法在他们的“最高权威机关”那儿是绝对行不通的。然而，善良的民众又怎能揣摸得透强权者的心理呢?如果他们真的对宪法和法律有所尊重，对民众的舆论有所顾忌的话，那场震惊中外的“六四”惨案就不会发生，也不会有大批手无寸铁对国家的进步抱有良好愿望的学生和知识份子倒在血泊中，沦为阶下囚了。公民有言论出版、集会结社和游行示威的自由，他的神圣权利受到宪法和法律的保护，这仅仅是法律条款，而法律条款是不能和强权者的意志划等号的。)
趁着黄杰写病历清单的空隙，我迫不及待地取出夹在材料中的一封贴了邮票还没封口的信来读。信上的日期是1987年12月8日，看来是被卡下来的。我如饥似渴地读着信，泪水涌上了我的眼眶：
“……我多么想见妻一面。有的家属思念心切，站外面高楼顶眺望，碰几分钟放风。我多么想见到我的妻子!现个中滋味种种，无言。妻，我数着分秒盼着你，每一念及，度日如年，夜不成眠。相亲相爱结婚这么多年了，千载难逢的人生伴侣，今后还要在阳光下生活，真实地生活，相依相盼。我希望在我最后出狱的那一天，家属接到通知，在监狱外面门口站着的是你——冰晶玉洁、忧患共处的妻!妻亲手织的厚毛衣我一直未舍得穿，前段严寒，抚物思人，我不愿弄脏它!但今天我穿上了，别人惊羡上面绣着的几个字，也告诉我一囚徒年仅十九的未婚妻竟苦守长达十年，终于感动上帝，获准刑期中提前结合。但人们对犯强奸、诱奸罪男女都切齿，无人同情不能恪守人伦、克制情欲的悲剧!……我患肾结核病趋恶化。妻与杰弟可作为家属去催询一下办案期限，也作好必要的辩护、取证准备，最好同杰弟一起去，妻子天生丽质，此时于我亦福亦祸!是否构成犯罪，刑法11、12条有解释，是否触犯158条必须具备“给国家和社会造成严重损失”后果的条件!……罪与非罪，想应令社会信服。……我现在身陷囹圄，形只影单的爱妻还要承受多少个孤寂日夜的煎熬，但一切在高贵沉默的气质中会到头，团聚之日会在长久净静以待后到来。……我的案情因你有小人作梗，望妻洁身自爱，小心回避。自甘寂寞是需要坚忍毅力和气质的。我在这里空耗时日，你可利用这段时间闭门读书，看好家引好黄说……‘米斯特拉尔’一诗我改好几句，妙极了!……诗人，古往今来，命途多舛，做妻子的也难免共同承担人生忧患，本不足为奇，只是苦了我的爱娇。每夜，我的眼光总是透过院门，孤灯下见你孤零零一人，心中阴雨绵绵，淅淅沥沥，已过去两个多月的生离死别，爱妻，这些日日夜夜你是怎么熬过来的啊!等待只为为期不远的团聚之日。青丝积风雨，白霜凝分离，‘何当共剪西窗烛，却话巴山夜雨时’啊!妻娇自珍。为我爱护你自己。注意不要生病!……说儿乖……不要送药来，这里送不进……妻应确信我非罪，只要依法办事，你应放一万个心，望你在困厄中忍耐，静候结果，也可去催检察院，现已属超期羁押!……我已就刑法第97条及全国人大《关于刑事案件办案期限的补充规定》四的精神向检察院催案，如果不能按期处理，要求变更现有强制措施取保候审或监视居住候审。你与杰弟去催案……见我信为凭。任何人以任何身份上门看望或表示‘道义’关心、托口信，不可信以为真受骗……”
我一边默默读信，一边泪如泉涌，黄杰问我一些话，我都不耐烦回答。黄杰生气地说：“你白天已经看到他了，这封信等下再看嘛。”吕晋德帮我反驳他道：“你让她读!你总不能让一个干渴的人不喝水!”(当时我还不知道那厚厚的一叠材料中还夹着两封翔写给我而寄不出来的信。这是过了好几天以后我才发现的。我把材料拿给黄杰先看，他发现了也不告诉我。唉，这个法律头脑的黄杰，真没办法。)
王强把菜做好，要吃饭了，大家才发现黑大春不在了，不知什么时候出去了，问王强，王强说他离开前讲出去打个电话就回来，可是去了很久了，不知为什么还不回来。我猜他可能是迷路了。直到现在，我内心的激动还没平息下来，因为这种激动，使我对每个人充满了怜悯，我想像着一位远方来的人在异乡迷了路一定非常焦急、非常可怜。我亲自到巷口去看，去寻找，又不好大声叫唤，天已黑尽，我越发相信诗人黑大春迷了路。回家来，我叫王强、吕晋德继续出去找，一会儿他们回来了，仍然没找着人。我叮嘱王强，吃过晚饭一定要去黑大春住的地方看看，不然他会认为贵州朋友太不够义气。(事实上是我太天真，太孩子气了，那诗人黑大春出去后不知干了些什么，根本没迷路，而是回到他住的地方去了。害得大家干着急。)
晚餐的火锅很可口，但我没心思吃，急急忙忙扒了点饭，就进书房翻来复去地重新读黄翔的信。
他们走后，我把黄杰理出来的病历清单誊写一遍，粗略收拾了一下就上床睡觉。
临睡前，我又翻来复去读翔写给我的信。
啊，无比的柔情，无比的恩爱，无比的思念，无比的痛苦，无比的辛酸……渐渐伴随我进入了一个无比甜蜜而又无比苦涩的梦境……
当然我忘不了睡前以无限的感激之情和我的小相思鸟讲话；
当然我忘不了以无限的深情凝视和抚摸我绿得迷人的水仙花……
你们好!你们都是与我相依为命的亲爱的朋友。愿你们都能给我这可怜的人儿带来幸福和好运气。
— 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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