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8月29日讯】一个偶然机会，使我有幸读到《文革受难者》一书，那是由《开放杂志》社出版的关于“文革”期间的迫害、监禁与杀戮的寻访实录。作者王友琴博士，系北京大学校友，现执教于美国。她用十年时间，历尽艰辛，查阅资料，调查寻访当事人、见证人，分析整理，汇集635名受难者的实际遭遇。在层面上涵盖了学术界、教育界、新闻界、文艺界、出版界以及社会平民。在重点人物的剖析上，追溯到三五反、思想改造（含“忠诚老实”）、肃反、反右、反右倾等历次政治运动。该书内容翔实，立论鞭辟入里，文笔细腻生动，情节真切感人。从抢救十年浩劫的民间记忆考量，该书堪称价值无与伦比的绝代巨著。
1966年毛泽东亲自发动、领导、指挥的“文化大革命”运动，实际上是大革文化之命！头一把火是利用中学生组织“红卫兵”造反，掀起狂飙骤起。首当其冲遭殃的是中小学校长、老师以及在校学生以及附近居民。然后逐步卷入大学师生。从1966年8月18日开始，毛泽东先后五次在天安门广场接见上百万“红卫兵”，对“造反”给予鼓动和支援。大批“红卫兵”揪斗校长、老师，有“问题”的同学和社会平民。勒令被揪斗者挂黑牌，剃阴阳头，坐“喷气式”，以墨汁浇头，批斗，游街，关押，唱“牛鬼蛇神嚎歌”。“红卫兵”反复抄家、抓人、打人、杀人，其手段无所不用其极，堪称是灭绝人性，惨无人道。
这些“红卫兵”把辛勤培育他们的师长，双手捆绑，拳打脚踢，煽耳光；用铜头皮带、棍棒、拧成麻花的跳绳，狠狠抽打；用带钉的桌椅腿打得血肉模糊；把人装入麻袋并以乱棍猛打；让被斗者跪在铺有碎玻璃的地上爬行；强逼被斗者喝尿、吃屎、喝痰盂内脏水、喝水沟有毒污水、吞咽整只死麻雀和整盒鞋油；用冷水、开水浇烫；不给饭吃、不给水喝、几天不让睡觉；勒令被斗者自己打自己、互相打、让儿子打生母；把人打休克后，向眼里揉碎玻璃或向头上浇开水，以试其死活。有的家庭被同时打死数口。对病伤的被斗者，医院不得救治。
有的人不堪忍受毒打折磨，寻找机会自尽。对自杀者还不放过立灵牌继续批斗。不论打死者、自杀者，均不留骨灰，还要死者家属掏28元火葬费。有的“红卫兵”狂妄地叫嚣：“打死个人，不就是28块钱吗！”
有些人被毒打致死，红卫兵或抛尸入水，或扔出楼外，或吊以绳套，伪造自杀现场，诡称被害者畏罪自杀，甚至不让家属察看遗体，以逃脱罪责。
可怜这些献身教育事业的教师，花季妙龄的青年学生，安分守己的社会平民，被横扣上各种罪名，有的因出身成分不好，或有历史问题，或有海外关系，或有思想言论问题，有的只因拥有一点房产等等，便大祸临头。遭受揪斗毒打，逼上绝路。有的人喝安眠药或杀虫农药；有的上吊、投河、以头撞墙、跳楼、跳锅炉烟筒；有的迎撞汽车、卧轨；有的以利刃割断动脉、拧开煤气；有的扑向高压电线、触电；等等。有的夫妻双双自尽；有的全家数口同时自杀。无辜知识分子与平民落此惨烈结局，在历史上堪称空前绝后！
“文革”十年浩劫，仅北京即有十万平民被扫地出门，撵往（名为遣送）农村。人只允带一件衣，每户只允带一口锅。而有些人在火车站或列车上还不免被追上的歹徒活活打死。真是无法无天，骇人听闻。
当年革命领袖利用“文革”把青少年煽动起来，教唆和放纵其践踏人伦道德，沦为嗜打嗜杀的野兽。令人忧虑的是，这一代青少年给国家带来什么样的未来？
北京最早开始打人的几所著名中学，如师大女附中、北大附中、清华附中等，高干子弟众多，如宋彬彬（后改名“要武”）、邓榕等。这些有高官家庭背景的，最先知道内部消息，有恃无恐；加以年轻思想单纯，又受仇恨教育、斗争哲学、个人崇拜洗脑，易受教唆煽动，嗜斗嗜杀，以手染鲜血为荣。有位女生打人过于疲劳，以致胳臂累得抬不起来。当年打人最凶的是中学生，女生尤甚，其次是小学生和大学生。北京女三中曾涌现打人凶狠的“四大阎王”。还有的女中出现四个剃了光头的打手，以出手狠毒闻名遐迩。
1966年8月20日（毛泽东首次接见红卫兵后二日）迄9月底，据不完全统计，北京共打死1772人。火葬场排了长队，忙不过来。有的人还未断气也被送进焚尸炉。
通过“红卫兵”大串连，把北京红卫兵造反、打人、杀人的赤色恐怖，迅速推向全国。继之以1968年的群众专政、横扫一切牛鬼蛇神，进一步扩大打人、杀人狂潮，把野蛮残暴的赤色恐怖推向顶点，血腥遍及了全国城乡。
作者通过各种渠道调查了115所学校，仅1966年夏天被“红卫兵”杀害（不含自杀）者有：北京师大附中校长卞仲耘，101中学教师陈葆民，女三中校长沙坪，八中负责人华锦，师大二附中负责人姜培良、教师靳正宇，十五女中校长梁光琪，十女中教师孙迪，六中老校工孙霈田，宽街小学校长郭文玉、教师吕员先，138中学党支部书记张冰洁，25中教师陈沅芷和一名工友等等。
大学领导人“文革”期间受难者，已知有19人（除注明死因者外，余均为“自杀身亡”）：赵宗复（太原工学院院长），江陵基（兰州大学校长、党委书记），高芸生（北京钢院院长、党委书记），陈传纲（复旦大学副校长、副书记），郑思群（重庆大学校长、党委书记），李敬仪（南京师院院长、副书记）被斗死，李达（武汉大学校长）被斗死，邵凯（辽宁大学校长、党委书记），田辛（华东工院代书记）被打死，孙泱（中国人民大学副校长）瘐死狱中，魏思文（北京工大校长、党委书记）被打死，唐麟（湖南大学副校长），彭康（西安交大校长、党委书记）被斗死，高仰云（南开大学党委书记），李广田（云南大学校长），常溪华（华东师大校长、党委书记），蒋梯云（同济大学副校长）被打死，李秋野（北京外贸学院院长），张自人（上海工大校长、党委书记）被斗死。上述受难者自杀的11人，占58%.
北京燕园等师生在文革中死难者，据记载有七名：
张东荪，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1973年瘐死于秦城监狱，时年87岁。
吴兴华，北大英语系教授，1966年8月3日在燕园被逼喝阴沟有毒水而死，年45岁。
沈乃璋，北大哲学系教授，1966年10月9日服安眠药自杀，年55岁。
蒋荫恩，中国人大新闻系教授，1968年4月在被批斗后告知家属：“上吊自杀”，年58岁。
许政扬，南开大学中文系教授，1966年8月投水自杀，年41岁。
姚祖彝，外贸部翻译，1970年元旦前后在南京被枪毙。
李铿，北航学院外语教研组教师，1968年6月跳楼自杀。
据了解，燕京校友在文革中受难者绝不止上述七名，尚有若干未被录入者，如阎简弼、孙会鑫、顾之安等等，皆在运动中非正常死亡。该书还记述了文革中军代表让侯仁之先生交代时，采用的方法是和他谈一颗子弹的价钱，话外之意不言而喻。
当年在北大校园，有位外籍学者目睹打人场面，就用不太流利的汉语劝阻凶手说：“他已经认错了，就不应再打了。”然而野蛮的凶手置之不理，照打不停。
一些民主人士和著名学者，早年曾因对国民党政府口诛笔伐而名噪一时，当局多不追究。新中国成立后，这些人审时度势，谨言慎行，但仍不免以文贾祸、因言获罪，终致缄口封笔。虽极力扮演顺民角色，犹动辄得咎，甚至步向死亡。如清华大学潘光旦教授便自悟了“四S”：surrender，submit，survive，succumb（即投降、屈服、活命、灭亡）。今昔对比，恐怕“别是一番滋味在心头”了。
有的高干子女“红卫兵”在如今出版回忆录时，对自己当年毒打老师，手上有血和人命的史实，均刻意回避，毫无反思，更无忏悔和谢罪之意。暴露出其品质上的欺世盗名与灵魂上的丑恶。难道这些当年的造反“英雄”、杀人“好汉”，至今仍不受到良心的谴责？
更有令人遗憾的是，作者在寻访当事人时，竟遭遇到许多困难。有的知情人心有余悸，疑虑重重，回避访问，或不愿提供细节，甚至表示：“让自己有一个平安的晚年吧”！这反映了人们至今仍对当局的拨乱反正将信将疑，对中国的前景缺乏足够信心，也说明了浩劫之后的炎黄子孙仍为深沉痛苦所束缚而难以解脱。这不能不使读者仰天浩叹，感慨万端。
（脱稿于“文革”40周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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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载《议报》第265期 http://www.chinaeweekly.com
(http://www.dajiyua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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