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9月25日讯】今年入夏以来，重庆、四川等地出现罕见的连续高温天气，时间长达50多天，连续性极端最高气温连央视新闻频道都报44摄氏度。高温引发了严重的干旱灾害，大量农作物焦渴枯死，农田成片干裂。灾情严重的程度可想而知。
然而令人奇怪的是，如此长时间的持续高温灾区竟无一人死亡的报告。8月15日，重庆市卫生局局长屈谦称，持续高温导致一万多人中暑，但尚无因中暑直接引发死亡的案例出现。这番话立即引起了外国记者们的好奇。因为高温天气热死人是一比较普遍的现象。
当2003年热浪袭击欧洲的时候，造成了数万人热死。当时英国在整个7、8月份所记录到的最高气温是38.1摄氏度的，持续在34度以上的天气不超过二天，就有近千人热死；德国记录到的最高温度为39.1摄氏度，持续在34度以上的高温天气不超过五天，热死的人超过千。法国在8月上旬，当全国日平均温度只有29摄氏度的时候，法国政府就公布3,000人热死。而中国的四川重庆等地连续数十天40度以上的高温加干旱，竟无一人死亡。难道有什么特异功能或特别的防范措施？
于是重庆的一些外国记者试图揭开其中的奥秘。他们按照常识探访重庆各区县的殡仪馆，因为只要大致知道这两个月对比上两个月的尸体火化量，就可推算出大约的热死人的数量。
可是，当法国国际广播电台驻中国记者阿贝尔在其助手的陪同下来到重庆石桥铺殡仪馆时，却被门卫拒之门外。在南岸区江南殡仪馆和渝北区龙兴殡仪馆也被门卫挡住。有的记者在北碚殡仪馆和万州殡仪馆想冒充死者亲友混进去，却被便衣逮了起来。保卫科长告诉他：我们现在是保密单位，不接受采访。这正是天下奇闻，连殡仪馆也都成了保密单位，这恐怕就是中国的特色，只有中国的国情才会有这样的事吧？
与此同时，各大大小小媒体上对重庆四川等地此次百年不遇的高温，是否与长江三峡工程有关的讨论也开始越来越热闹起来。对这个问题，笔者个人觉得仅凭2006年一年的气候异常，还不足以充分证明肯定与三峡工程有关。尽管不少业内人士提出了比较引人注目的见解，比如北京地理环境学者王红旗的“木桶效应”假设，但也仅仅是假设而已，尚无充分的科学根据。因此，这个问题这里不作讨论而有待时间检验。但是在三峡工程本身这个事关国计民生之大局的重大问题上，随着清华大学水利系黄万里教授的逝世，留下了永远也说不清话不明的遗憾和纷争。
黄万里教授可以说是投入了他后半生的毕生精力和心血反对三峡工程上马。在黄教授的专业眼光看来，长江三峡高坝是根本不可修的，不是什么早修晚修的问题，国家财政的问题；不单是生态的问题，防洪效果的问题，或能源开发程序的问题，国防的问题；而主要是自然地理环境中河床演变的问题和经济价值的问题中存在的客观条件根本不许可一个尊重科学民主的政府举办这一祸国殃民的工程。它若修成，终将被迫炸掉。
黄教授认为官方公布的三峡工程论证报告中存在的问题很多，还待从根本上重新审查。他先后三次上书最高当局，痛陈三峡工程将遗留下来的种种祸根。特别强调长江上游影响河床演变作为关键的造床质是砾乱卵石，不是泥沙。修坝后原来年年逐出夔门的砾卵石将一粒也排不出去，可能十年内就堵塞重庆港，并向上游逐年延伸，汛期淹没江津河川。并且三峡电站经济可行性考虑到卵石沉积是不成立的，它比山区大中型电站要贵两三倍。报告中的经济核算是错误的。而三峡水库对于长江中游防洪虽有帮助，但作用不大，其代价是使守堤防洪时期加长，和利用的电能减少，实不可取。
然而出乎黄教授意料的是，三次上书最终都如同石沉大海，毫无任何音讯。最后一次上书是1993年6月14日，在信中教授恳求中央决策层哪怕给他半个小时的时间用以陈述为什么三峡工程永不可建的原因也好，但是就这区区半个小时的陈述请求仍然没有任何答复。除此之外唯一得到回音的，不是来自国内任何一个政府部门和官员，而是来自遥远的美国，克林顿总统的一封出于最起码的礼貌和尊重的回信。
尽管如此，黄教授仍然毫不气馁，四方奔走以寻求发表自己作为一个水利专家的意见，希望能够对阻止工程马上有所帮助。然而由于工程的决策被上面提到政治的高度来抓，因此没有人愿意接纳他，没有任何一家出版社敢发表他的书籍和文章。这实际上等于宣告已经剥夺了他发表自己专业意见的权利。最后还是他的学生们自费筹资，而且还是在清华领导的默许下，才勉强出版了一些著作。在他几个亲友和学生为他简单地操办了90岁生日后，没几天教授就带着深深的遗憾离开了人世。
黄教授一生不计个人利益得失，只为真理而活，只为中国的命运百姓的安康着想。早在上个世纪50年代。黄教授就因为独自一人格格不入地强烈反对当时的三门峡工程而被打成右派。这就是我们历来的中国特色！在当时，黄教授从自己浸淫了半生的学业角度出发，认为三门峡大坝建成后，黄河潼关以上流域会被淤积，并不断向上游发展，到时候不但不能发电，还要淹掉大片土地；同时指出，黄河清只是一个虚幻的政治思想，在科学上是根本不可能实现的。不用说河水必然夹带一定泥沙的科学原理不能违背，就是从水库流出的清水，由于清水的冲刷力要比夹带泥沙的浊水强大，将猛烈冲刷河床，必然要大片崩塌，清水也必将重新变成浊水。然而所有这些真话和实话，自以为是圣人的毛泽东偏偏不爱听进去。短短几年后他的预言就不幸言中，1960年6月高坝筑至340米，开始拦洪，同年9月关闸蓄水拦沙，是年潼关以上渭河大淤，淹毁良田80万亩，一个小城被迫撤离。库内的水位在涨，库区的农民一批批挥泪踏上离乡背井之路。后来经采取补救措施，水库淤积开始减缓，但排沙能力依然不足，潼关以上河床“翘尾巴”淤积还在继续。三门峡工程现已被认为属于决策失误。
而如今的长江三峡工程，是否同样会重蹈当年黄河三门峡工程的覆辙呢？随着今夏四川重庆等地百年不遇的罕见高温，人们不禁要问，被媒体大张旗鼓宣传的三峡工程究竟是祸还是福？连黄万里这样著名的学者尚且被封死了表达意见的渠道，在今天这个依然是权力大于一切的时代，还能有谁有表达自己主张的权利？黄教授走了，带着无尽的遗憾离开了这个人世，同时也给世人对三峡工程的祸与福留下了深深的悬念。
（写于2006年9月23日）
转自《民主论坛》(http://www.dajiyuan.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