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红冰大声地疾呼：“这次会议是一个高入云空的象征，是一个未来千年历史都无法忘却的起点。她宣告：〔中国自由文化运动〕从此开始创造历史的伟大进程，中国知识份子-中国自由思想者与独立写作者，第一次以社会历史运动的名义。通邮地表现出对自由文化精神的热恋与追求；〔中国自由文化运动〕的宗旨-〔自由地思想，自由地创作，自由地表达”〕，将从此成为响彻苍天与大地的精神呼唤。”
我想，这次大会也可以告慰天上的被中国共产党夺权前后迫害致死的八千万英灵，尤其是因言论获罪被刽子手处以极刑的圣女林昭，人权斗士遇罗克、李九莲、张志薪们，他们的血没有白流，他们的牺牲与思想的光辉如普罗米修士，为黑暗的人间点燃了火焰，像丹柯的高举的燃烧的心，在黑暗的荆莿中找出一条路。
活着的，人权律师高智晟，人权斗士郭飞雄，作家力虹，——长长的一串名单，有的因言被投进监狱，有的被盯梢，被滋扰，备受精神折磨。
说真话倒楣，不说真话的人日子好过吗？他们必须把良心藏在胳肢窝里，做把头埋进沙子的鸵鸟。
二零零三年，被誉为“开山作家”的刘心武访问澳大利亚。当年他成名作“班主任”以一种清新的视角出现在被党文化污染到每一个角落的中国文坛上，显示他独立思考的能力。但他后来的作品都平平，为什么？因为他并没有能脱离共产党文化的巢臼。
在中国文坛上有一个约定成俗的成语：“打擦边球”，文人们有话要说，又怕通不过党的检查，只好将要说的话控制在党划定的框框里，试问，在这么一个畸形的连鸟鸣狗叫都不如的社会中，怎么会有做人的尊严？怎么会有向上的活力？
所以文坛上一片愁云惨雾，影坛上只剩下一片黄金。
为了自由的灵魂能在中国大地上重现，为了继承发扬中国传统文化的人文精神，重建高贵而独立的知识份子人格，重建与自由人性一致的道德价值。
袁红冰为了宏扬自由精神的会议与赵晶一起付出超常的心血与努力。
最早听老袁谈及这个会是二零零六年二月，当时我向他推荐大年、宋永毅、李南央、王友琴，后来在实际操作中，他们四人都未出席。
老袁和晶晶搬到墨尔本，我们见面的机会少多了，见到他们时，总是为这个会议能够召开操心，时而情绪很好，时而焦灼不安，经过不懈的努力，终于在十一月二十五日成功召开。
会址设在离墨尔本唐人街不远的座四星级旅馆里的会议厅里。悉尼本来也在考虑之列，但最终因为悉尼的各种费用都高过墨尔本，墨尔本胜出。
二十四日，从全世界各地来的代表们报到。我和香港立法会议员梁国雄，台湾女作家夏祷坐在罗云庚驾驶的海蓝色大越野车里从墨尔本机场向市中心疾驰。
赵晶坐在大客厅的一张小圆桌前，为大家登记，发胸章和房门卡，她脚下是一箱低糖可口可乐。周围有一两个行迹可疑的人在我们面前转来转去。可是我们顾不得许多，“羊子大姐!”不知谁喊了一声，我赶紧站起身来，进来的是位上年纪的丽人，清瘦的身影，拉着手杖(后来得知因为车祸腿部受伤)。她身后跟著作家黄河清，他于二零零六年六四时发起对“天安门二勇士”其中一位患精神病的勇士捐款，三勇士在“八九”民运时对着毛泽东的像扔鸡蛋和墨水，被广场的学生扭送给公安局，判了二十年徒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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