狄马:柳青墓前的沉思

狄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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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纪元11月23日讯】2005年“十·一”长假,我和陕西师范大学的刘九生夫妇到西安城南的长安县玩了一遭。我们先是乘车在常宁宫下车,然后沿着滈河边信步闲逛。由于连日阴雨,我们去的那天,天刚刚放晴,太阳暖暖地照在刚收割过的麦田里,空气清新宜人。河两边的小树被冲刷得东倒西歪,枯枝野花落了一地。游到中午,我们在常宁宫外边的一家小餐馆用过午饭,刘九生依然兴致不减,提议再到常宁宫东边的村子里去玩。穿过废弃的垃圾、到处乱堆的玉米秸,沿着村公路一直往东,站在神禾塬的一个土崖上,我们突然看见塬下一个美丽的村庄,像熟睡的婴儿躺在土崖围成的几字湾里。村中房舍鳞次栉比,小巷深处一两个村民在阳光里款款移步。村前是常流不息的滈河水,像母亲的臂膀护卫着她的儿女。

就在我们立于塬上叹惋这一处绝佳的风景时,背面的山坡上又走来两人,一男一女,男的说,这就是皇甫村。我们虽然早就知道皇甫村就在长安县,但听了他的话,仍然吃惊不小。想不到我们品评鉴赏了半天的村子,竟然就是柳青创作《创业史》的皇甫村。皇甫村找到了,那么,柳青墓应该就在附近,我的印象是柳死前曾要求将他葬埋于村边。正待寻觅,那人又说,不用找了,你们背后那个废弃的园子就是。我们听了不禁相视一笑,感觉今天的出行就像一幕高潮迭起的情景剧。急忙转身,来到一座砖墙围成的园子前,却发现大门紧锁,喊了半天,也不见人来,就知道这是一座常年无人问津的墓园,并无专人看守。从铁门的栅栏间望进去,只见墓园不大,但荒草足有人高,从大门通往墓碑的道上,隐约可见一条石阶铺成的小路被杂草蔓灭,不辨东西。

我们几人由我带头,爬上铁栅栏,翻过大门,跃入墓地,然后披荆斩棘,踏出一条人可勉强通过的草径,来到墓碑前。碑上大书“中国共产党党员著名作家 柳青同志之墓”几个楷体大字,背面简单记录了柳青的生平事迹,但碑文潦草马虎到只有卒年,没有生年,而且更令人奇怪的是,作为一个以文学立业的人,碑文中竟然只字未提他的小说创作,甚至连《创业史》也未着一字,不厌其详地罗列的倒是他何年加入共青团,何年入党,再就是一长串他曾担任过的政协委员、文联委员的清单。碑后不远是一圆圆的土堆,外边用砖砌起,但基本上已为杂草覆盖,不用心查验,墓冢轮廓难辨。我走到冢前,正欲参拜,一只兔子“倏”地窜出,朝天一跃,吓得我赶忙后退,回过神来,就不由得感慨世事无常,造化弄人之诡谲难测。

算来柳青辞世不足30年,而他的墓园却已经成了榛莽和狐兔的天下,他的作品也因思想的苍白、落伍以及赤裸裸地演绎极权主义政策而为读者见弃。说实话,作为一个中文系毕业的大学生,柳青的作品,不用说《种谷记》、《铜墙铁壁》,即使是文学史上号称“里程碑式的”、“史诗般的”《创业史》本人也未能终卷。除了中学课本中节选的《梁生宝买稻种》,大学老师费时一周讲解的《创业史》,在同学们听来都不可思议。尽管据对20世纪文学尤其是鲁迅素有研究的刘九生讲,柳青对长篇小说的驾驭能力是一流的。他的作品纲明目张、浑然一体,语言细密冷峻、充满生活气息,但这些都无法掩饰一个作家在极权主义面前的人格缺失。

作为一个精神贫困年月里为数不多的有才华作家,柳青曾经达到了那个年代意识形态当局所能给予的荣誉巅峰。《创业史》问世后,他更成为那个时代文学青年心目中的偶像。尽管“文革”开始后不久,柳就被揪出批斗,皇甫村的家被作为“修正主义的黑窝子”连窝端掉,妻子跳井,儿女流落街头,但这些都不足以动摇他对极权主义政治的根本信心。而文学的残酷在于,不管你愿意不愿意,不管你生前是辉煌还是贫贱,受过多大委屈,死后都得将文本放在历史的审判台上。时间是迄今为止地上最严正的法官。

想通了这,你就会觉得人世间的一切名利角逐都不过是过眼云烟。也许有人会说,想通了又能怎么样?想通了当然也不能怎么样,但想通了你就会对多如过江之鲫的体制内作家,沐皇恩,表忠心,争课题,抢镜头,甚至为了职称和房子不惜以女妻之的猴戏,多一份淡然,少一份怨忿;你就不会因一时的得失捶胸顿足,谁能知道他死之后的风朝哪个方向吹?站在柳青的墓前,眼见蓬蒿乱飞,野雀交尾,你相信在党道、官道、世道之上还有人道、天道。“文以载道”的“道”过去将它简单理解为“孔孟之道”,现在看来何尝不是指“天道”、“人道”。《红楼梦》在概括人的命运时有“乘除加减,上有苍穹”的谶语;《新约全书》中耶稣对门徒论道,说“凡自高的,必降为卑;自卑的,必升为高”。具体到文学方面,就是一个作家如果他确实是有才华的,他的作品确实是有价值的,生前哪怕潦倒得像吴敬梓,冬天靠绕着城墙跑步取暖,死后也会被人挖掘,纪念;反过来,一个作家本来就毫无才能,他的作品靠时势推动风行天下,奖杯鲜花洒满一地,热闹得像刘德华,得宠得像小燕子,死后也会悄无声息,生养过他的土地也会不记得他。对一个作家来说,所谓的历史公正性就是,生前给了你的,死后便不再给你;反过来,生前没有给你的,死后必加倍偿还。

当然你可以说,我只管生前逍遥,不管死后萧条,像法国国王路易十四说的“我死之后哪管它洪水滔天”,但这是一个典型的“唯物主义者”的态度,一个真正有信仰的作家,哪怕他只有些模模糊糊的世俗信念,他也不会连死后的毁誉都不顾及。顺便说一句,“十月革命”以来半个地球的监禁、杀戮、阴谋、流放、政变、饥荒、战争、掳掠的苦难告诉我们,唯物主义是世界上最可怕,最无耻,最肆无忌惮,最不择手段的信仰,如果这也叫信仰的话,那么,哪怕是在最偏僻、最愚昧的乡村,信仰一些牛鬼蛇神、藤妖树怪的老太太都比一个彻底的唯物主义者做起事来有操守,有底线。

柳青当然是有信仰的,柳对底层农民的感情也是用不着怀疑的,这从他曾利用创作间隙先后完成的《长安县王曲人民公社的田间生产点》、《耕畜饲养管理三字经》和《建议改变陕北的土地经营方针》可以看出他对底层民瘼的深切关注,他甚至把《创业史》的稿费全部捐给长安县架电线,又把零星稿费捐给生产队装灯泡。但问题是,指导柳青创作的基本信念是错误的,因而,建立在这种基本信念之上的创作方法自然也是靠不住的,甚至因为他对这种信念愈坚定、愈真诚,做起事来便愈会觉得真理在握,不顾一切。简单地说,就是越真诚越坏。柳青在中国作协第二次理事会上有一段发言:“只要你不从个人的角度考虑,时刻记住这是党和人民的事业,任何国内外不正确的理论和不负责任的空谈,都不能利用你前进中的困难把你诱出轨道!”这种为大多数人着想,为人民的利益赤膊上阵的热忱值得钦佩,但作为一个作家,他恰好遗漏了最重要的东西,那就是“个人的角度”。“任何国内外不正确的理论和不负责任的空谈”都没有把他“诱出轨道”,是因为他在党自己的“不正确的理论和不负责任的空谈”中陷得太深。换句话说,“任何国内外不正确的理论和不负责任的空谈”都没有能够利用我们“前进中的困难”,而恰好是党自己的“不正确的理论和不负责任的空谈”为我们制造了众多的“前进中的困难”。众所周知,《创业史》发表的60年代初,正是“人祸”横行,有谷不能收,三千万农民被饿死在自己庄稼地的年份,而最直接的原因恰好导源于柳青在《创业史》中竭力讴歌的“合作化道路”。现在专家指出,甚至不用专家,智力正常的人都会明白,如果当初不要将农民的土地抢夺净尽,哪怕多留一点自留地,农民中就连一个“二流子”都不会饿死。

像那个年代大多数的作家一样,柳青真诚地相信,“私有制”乃万恶之源,人们,尤其是农民,只有将自己的土地和财产和盘托付给一个自称是为人民的党,然后再由这个党认定的计划当局按照自己的意志重新分配生产和生活资料,就能摆脱贫困和不幸。可他万万没有想到,这个有权支配一切——包括亿万人的生命——的党都是一些有缺点,能跌倒,会撒谎,要死亡的人。和我们一样,这些人贪财好色、骄奢淫逸,没有一种局限能够小于我们。因而,当人们在竭力按照一种高耸入云的理想缔造未来时,未来却朝我们预计的相反方向奔去。这是人类在二十世纪制造出的最大悲剧,当然在全能者看来,这无疑也是一出喜剧。

事实上,如果人们仅仅把这样一种认识限定在理论的范围内,那么,从东亚到欧洲,再到西伯利亚的广大地区,数以亿计的人死于非命就可以避免。但令人惊奇的是,这个理论从它诞生的第一天起,就不满足于仅仅是一种理论。它公开宣扬暴力革命,而当暴力革命真的在一些国家试验成功时,权力的中心就成了真理的中心。具体到作家柳青,他所从属的党要他按照一种“先进的世界观”武装自己的头脑,然后用武装起来的头脑看待尤其是要指导世界万物。他们不承认人的灵魂是上帝给的,只说,人的灵魂可以而且必须按照党的意志重新塑造,这样,作家就成了人类灵魂的工程师。而上个世纪数以万计的作家、文人、知识分子、自然科学家庾毙、流放、家破人亡的历史,恰好证明人的灵魂是不能改造的。上帝赋予每个人的智慧和悟性是不一样的,就像上帝赋予每一种生命的智慧和悟性不一样一样。作家用一种自以为先进的世界观图解生活是错误的,实践证明是误人误己的。作家的灵魂只能按照自然的法则在生活中慢慢喂养。一个真正的现实主义作家,必须遵循自然的生活逻辑,与天地万物交通,从而感悟造化的神奇和美,而不是从一种先验的世界观中,推演出一种理想的乌托邦,然后再用这种理想的乌托邦强暴生活。

在走出墓园下到皇甫村的路上,我们遇到一对提筐行走的母女。我们问她,柳青住过的房子是不是还保存完好?她说,好个啥呀!没有人来,早就被雨水冲跨了。我们又问,皇甫村人的生活现在怎样?她说,能怎样!靠山吃不上,靠城路太远,凑合过日子哩!如果坡上的柳青地下有知,听了这个妇女的话,并知道他所讴歌的“合作化道路”已被他所热爱的党以“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代替,梁三老汉不再是落后的代表,而是知道维护自己合法权益的好公民,梁生宝用喝面汤省下来的钱,为当时的工业积累提供了“第一桶金”,而仅仅过了五十年,这些国有企业的老板,揣着由无数个梁生宝省下来的钱到澳门豪赌,或者干脆转在国外银行,这个自奉甚俭的老人不知会不会在地下叹气?

在皇甫村转了一圈,傍晚时分,我和刘九生夫妇重新回到塬上,向这个古典共产党人、长眠于此的我的同乡告别。晚霞中的墓园凄凉如血。我不知道,我死之后的人们会怎样评价柳青;但我知道,在可以想见的将来,除了专业的文学史研究者,他的作品不会有太多的人关注。《创业史》和他的其他小说用不了多久就只具有文献价值。简单地说,就是他墓园里的荒草只会越长越高,兔子只会越来越多。就是这样。

2005年10月16日草就于长安

──转自狄马博客(http://www.dajiyuan.com)

本文只代表作者的观点和陈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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