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没有死在圣母峰上(5)

台湾从尼泊尔登圣母峰第一人
高铭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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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向未来

有人问过我:要是早知道爬圣母峰会有这样的“下场”,还会不会去爬?我的答案是:“当然不会。”只是,爬圣母峰既然出自于自己的选择,而我又很清楚地明白其中的风险,那一切的后果,我也就心甘情愿去承担,无怨无悔。正所谓:“欢喜做,甘愿受。”

这并不表示我对失去全部手指、脚趾这件事无动于衷。记得区公所的里干事告诉我,已经帮我申请“残障手册”时,我才第一次警觉到自己原来已是“残障人士”了,当时一直不能接受也不认为自己是残疾人。但我知道,沈溺在失去手指、脚趾的哀伤中,并不能挽回任何一根指头或脚趾,倒不如面对现实,努力学习如何在现有的残缺情况下,好好打点自己的生活起居,赶快重新投入现实生活中。我绝不想让自己的下半辈子躺在床上或在轮椅上度过。

这也是为什么在出事之后,我虽然在手术台上历经十五次的大小手术,却仍然泰然自若、不怨天尤人的原因。

在医院,从医师、护士、病友,以至来访的朋友、记者,很少会看到我愁眉苦脸、唉声叹气的样子,他们惊讶之余,都说我是“铁人”。有一位朋友甚至调侃我说:“哎哟,你真行!动那么多次手术,眉头也不皱一下,痛也不哼一声!”其实我不是“行”,我只是比别人看得“开”一点而已。

展望未来,我还有很多事情想做、要做。我对朋友说过:“我还要再爬山。”我当然不是盲目到以为自己还能攀登七、八千公尺的高山,而是希望自己可以像吴明忠那样,走到圣母峰的基地营吧!对一个真正的爱山人来说,没有机会再登一座绝顶高峰,俯视苍茫云海、无垠大地,固然有点可惜,但能够走到它的山脚下,呼吸它的气息,仰望它的雄伟,也足以一解对山的思慕之情了。

而《中国百岳》的计划也一定要完成。虽然近几年拍摄《中国百岳》遇到困难,进度落后,但我都告诉自己,要想尽办法,克服一切问题。以前走一天的路程,现在可以花二、三天慢慢走完;没有经费,就等待机会。因为《中国百岳》是我自己找资料、自行规划的一项计划案,希望以此为指标,自己尽量去做,万一将来真的无能为力,也希望有兴趣的人可以继续完成,至于他们要怎么做、怎么修订都没关系,我只希望这些属于中国人的东西是可以由中国人来完成的。

人们喜欢把登顶成功比喻为“征服”一座山。但我从来没有过“征服”一座山的想法。其实,山又岂是人所可以“征服”的?我排除万难登顶,为的只有一件事情:征服自己的局限性、征服自己的狭隘与怯懦。现在,矗立在我面前的人生大山,已经够高、够险,够我自己挑战一辈子。我,必须更加坚强,并全力以赴,才能完成目标。

--节录自“宝瓶文化”《一座山的勇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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