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始终盯着农民的问题,有那样一大群人受到不公平待遇,怎么可能有我个人的“自由”“道德”和“幸福”。说白了,为9亿农民进化实际上就是为我“自己”。我相信,只有中国人彻底解决了农民问题,这个国家整体上才可以说进入了现代社会。今天,起码在意识上,还没有。
社会万象
谁应当宽容?首先是政府。应当宽容谁?宽容异端思想,宽容极端的见解,宽容偏激的人。一个宽容的政府与不宽容的政府的区别,一个有言论自由与没有言论自由的社会的区别,恰恰就在于前者能允许偏激的思想和情感的释放与传播,而后者不能。四平八稳、面面俱到、温柔敦厚的言论,是任何一个政府都能宽容的。因此,偏激的批评与宽容不但不矛盾,相反它恰恰是宽容的标志。
当年邵康节对程伊川说的话:“面前路径须令宽,路窄时自身且无所着,何能使人行?”“面前路窄”固是理学家之病,何尝不也是今天许多革命家与反革命的通病?!今天有人视“宽容”两字为寇仇,说起诸如“对不宽容不能给以宽容”时的不容置疑的口气,真好象已经占尽了天下的正理。窃以为以革命或反革命为志业的人,如果想广大自己的事业,或者哪怕是想博人同情而不是致人反感,都应该想一想...
于是众人豁然开朗:原来我们都是老鼠,都长着两只同样滴溜溜的鼠眼,贪婪的利牙总想找个地方咬它几口。中国人真的都是同志!
新世纪政府规制改革的推进在总体上应当继续朝着放松规制的方向发展。经济规制改革的重点是要撤销和废除现行大量的审批项目和环节。社会规制改革则要在坚持必要的最小限度原则的基础上创造宽松的社会规制环境。政府规制改革要逐步实现规制方法的合理化,规制内容的简明化,规制过程的公开化,规制手续的迅速化,从而最终实现与国际规制的基本准则保持一致。
中国在转型过程中发生的许多事,当时或许是权宜之计,但将历史进程统贯起来看,却往往可见其逻辑必然和历史延伸。回想改革开放初期乃至80年代,官方和学界说及"人权"无不谈虎色变。90年代以前"人权"被作为"资产阶级毒草"中最具敏感性的标识。90年代以前学界的几次人权理论讨论会实际是对"人权"的批判。人权虚无主义实际成为垄断性国家哲学。这种情况到可以讲人权,再到承认...
生命无价。的确,对于我们每一个仍然活着的人来说,生命是美好的。可是,对于江西万载县芳林村小学无辜死难者们来说,生命价值又何在呢?他们中的多数尚处在对未来充满憧憬的孩提年代,却已经被罪恶吞噬了生命!在“轰”地一声巨响后,40余位师生们顿时血肉横飞,命归黄泉。我仿佛看见了望子成龙的父亲们一张张布满血泪的绝望的脸,听见了勤劳善良的母亲们撕裂心肺的号哭。我的心在下沉...
韩德强如果从飞机上往下看,中国的城市其实是乡村里的都市。往上推三、四辈,大多数今天的城里人都还是农民。遗憾的是,农民的孩子一进城往往就把农村给忘了,仿佛自己生来就是城里人。偶尔回到乡下,也不再关心农村的日常生活,而是以游客的身份呼吸农村的新鲜空气,赞美田园的与世无争,散发出衣锦还乡的得意和居高临下的优越。有的甚至身在农村,心向城市,满脑子是城市里的流行时尚...
记者内心的原则一直在进行捍卫尊严的努力,这种努力表现在南方一些报刊对“半吊子自由”的坚守,表现为知识分子90年代特有的对忏悔精神的张扬。尽管中国一些先锋媒体对腐败个案的关注仍然是在主流意识形态的话语框架内进行的,特别是还可能客观上参与了机会主义时代的权力之争,但是,它们对底层社会的关怀,对个体生命价值和个人尊严的尊重,仍然应该感动着世界的良心
按照我的理解,“主流”是少数,而“边缘”却是多数。所谓“主流”,是指少数在政治、经济、文化和意识形态上占压倒性地位的上层阶级;而“边缘”则是指多数受压抑、受排斥、受扭曲的中层和底层,真实的中国、“活”的中国体现在他们的身上。所以,这本书的副题与其叫“边缘人采访录”,不如叫“中国底层社会的真相”。
“这很可能是一本铁证如山的史书”,八十多岁的老记者胡绩伟说,对于出版这本书,当局虽然严密封锁,国内传媒压住不报,连外交部的对外辟谣声明,也禁止在大陆发表。这就表明实在是太心虚理亏了。胡绩伟预言,这本书,将会在中国大陆广泛流传
“〔农民邹传舜〕对〔2000年〕中央政府的工作报告提出批评,认为报告涉及农村和农民问题的内容不到500字,占整个报告的1∕ 22弱的篇幅。”“在目前体制之下,在农村一切能够致富的资源中,最有效的是权力资源。”
80年代后期就有资料披露出我国义务教育适龄儿童失学、辍学率高。我从自己可以直接观察和感受到的现实中也发现,由于巧立名目的收费越来越高,城市里即使大学教师,要供一个独生子女上中小学,经济上也不堪重负。其他收入更低的行业,特别是农民和没有固定职业的城市贫民,就更不用说了。政府说了多年要解决这个问题,但儿童失学、辍学率居高不下,年复一年,没有改善。
从1997年暑假开始,王宝惠和其他代课教师开始了上访,长达数年但都无功而返。张惠梅告诉我们,“上访的部门谁都同情我们,但谁都说没有办法解决,说政策的线就划在1979年,我们1980年以后参加工作的就不叫民办教师,叫代课老师。省教委接待我们的领导告诉我们,我们是1980年后的代课老师,享受不了国家25万个民师转正的政策。这个政策对我们来说太残酷了。”
一位曾在乡村中学任教的老师说:他在5年前就预感到乡村教育的发展,将会变得越来越艰难,有可能使很多农村少年儿童无法获得公平的受教育机会。事实上现在农村教育出现的巨大断裂与危机已使许多农村少年儿童“望学兴叹”,以至不得不离开学校。
与远华走私案第一批被判死刑的七人最近被处决,第二批涉案者也一审判决,显示当局有意加快处理进度向人大会议交代,但“专案组”这种集公检法于一身的处理方式引起民间反弹。
(开放编者按:毛泽东发动大跃进运动造成三千万人饿死的大饥荒,河南信阳是受害最惨烈的地区,数百万人口饿死超过一百万人,中共至今仍在掩盖历史。本文以大量可信资料描述信阳事件惊人的始末,毛与中共各级干部的罪行昭然若揭。)“信阳事件”是毛泽东发动的“大跃进”和“反右倾”两个运动的直接产物。
自从中共把法轮功定性为邪教之后,特区政治本来紧守法治原则,只是以是否触犯本港法律来处理法轮功。很明显,这种法治取向已变得左摇右摆,特首更在不久前亲自开腔,追随中央把法轮功定性为邪教。那句“多多少少是邪教”的评价再一次暴露了这位由中央钦点的商人特首对现代政治的无知。
我爱万载,因为她是我的故乡
我悲万载,因为那四十一条随烟飘逝的生命
不要过于怪罪那些贫穷教师们,真的,
他们有太多太多的不容易……
那些瑟瑟发抖的万载乃至江西的父母官们,
终将为你们的草菅人命付出代价,
早知当日,何必当初啊!!!
华尔街分析家们认为,分家计划可能被搁置,微软甚至可能逃过一些限制其商业行为的规定。从股市的上涨可以看出,在目前较为低迷的国家经济中,微软需要依靠一个对它有利的法庭裁决来重新赢得投资者的芳心
朱噷基总理日前在人大会议,坦率承认现时中国社会存在不少问题亟待解决,其中既有以往经常提到的地区发展不平衡、经济整体素质不高、国际竞争力不强等问题,也特别强调目前的市场经济体制尚不完善,阻碍生产力发展的体制因素仍很突出;科技、板育比较落后,科技创新能力较弱;水、石油等重要资源短缺,部分地区生态环境恶化;就业压力加大,农民和城镇部分居民收入增长缓慢,收入差距拉大...
中国的人权现状如此恶劣,世界共知。人民不能自由思考、自由发言、自由办报、自由组织,甚至敢说话的公民连自己的舌头都保不住,更何况举世震惊的“6.4”血案至今得不到昭雪。而我们的“代表”、“委员”们,却对此熟视无睹,两耳不闻,竟让外国政府连年提出谴责中国人权议案。难道中国人民的“代表”、中国人民的“委员”们,真的就没有一个脸红的吗?
适度的自由选择,尤其是卸除强加给孩子们的这些有害无益的纯粹是毒药般的负担,既是孩子们发展天性成就天才的必要,也是使他们逐步成长为自主的成年公民的必要;因为个人自主不但是社会活力的源泉,也是道德自律的基础。
笔者痛苦地得到这样一种印象,即希望工程无希望。因为它这么多年来始终没有能够感动一个最重要的部门以及这个部门的首席官员,该部门就是教育部,其首席官员即教育部长。
政府和一部分知识分子出于致命的负,从来就不信任普通民众的道德水准和鉴赏能力,相反,他们认为只有自己有能力、也有权力决定普通民众可以看什么、应该听什么。政府的管制、控制进口等等,最终的受害者是谁?如同在经济领域中国家垄断最终损害的是所有消费者的利益一样,管制文化产品之自由流动的受害者显然也是本国的文化娱乐消费者。
在我们欢呼网络时代到来的时候,有些国家的人民却被人为地排斥在信息时代之外,而设立这堵铁幕的并不是所谓的帝国主义者、反动派、为富不仁的资本家,而是那些自己国家的统治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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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6年2月22日清晨,享誉“世界第一秀”的神韵艺术团在圆满结束韩国演出后,顺利飞抵澳洲阳光之州首府——昆州的布里斯班。自2月25日起,美国神韵新纪元艺术团将携全新年度钜作,于黄金海岸艺术中心开启全澳四大城市30场巡回演出的序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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