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會萬象

我始終盯著農民的問題,有那樣一大群人受到不公平待遇,怎么可能有我個人的“自由”“道德”和“幸福”。說白了,為9億農民進化實際上就是為我“自己”。我相信,只有中國人徹底解決了農民問題,這個國家整体上才可以說進入了現代社會。今天,起碼在意識上,還沒有。
誰應當寬容?首先是政府。應當寬容誰?寬容异端思想,寬容极端的見解,寬容偏激的人。一個寬容的政府与不寬容的政府的區別,一個有言論自由与沒有言論自由的社會的區別,恰恰就在于前者能允許偏激的思想和情感的釋放与傳播,而后者不能。四平八穩、面面俱到、溫柔敦厚的言論,是任何一個政府都能寬容的。因此,偏激的批評与寬容不但不矛盾,相反它恰恰是寬容的標志。
當年邵康節對程伊川說的話:“面前路徑須令寬,路窄時自身且無所著,何能使人行?”“面前路窄”固是理學家之病,何嘗不也是今天許多革命家与反革命的通病?!今天有人視“寬容”兩字為寇仇,說起諸如“對不寬容不能給以寬容”時的不容置疑的口气,真好象已經占盡了天下的正理。竊以為以革命或反革命為志業的人,如果想廣大自己的事業,或者哪怕是想博人同情而不是致人反感,都應該想一想...
于是眾人豁然開朗:原來我們都是老鼠,都長著兩只同樣滴溜溜的鼠眼,貪婪的利牙總想找個地方咬它几口。中國人真的都是同志!
新世紀政府規制改革的推進在總体上應當繼續朝著放松規制的方向發展。經濟規制改革的重點是要撤銷和廢除現行大量的審批項目和環節。社會規制改革則要在堅持必要的最小限度原則的基礎上創造寬松的社會規制環境。政府規制改革要逐步實現規制方法的合理化,規制內容的簡明化,規制過程的公開化,規制手續的迅速化,從而最終實現与國際規制的基本准則保持一致。
WTO
中國在轉型過程中發生的許多事,當時或許是權宜之計,但將歷史進程統貫起來看,卻往往可見其邏輯必然和歷史延伸。回想改革開放初期乃至80年代,官方和學界說及"人權"無不談虎色變。90年代以前"人權"被作為"資產階級毒草"中最具敏感性的標識。90年代以前學界的几次人權理論討論會實際是對"人權"的批判。人權虛無主義實際成為壟斷性國家哲學。這种情況到可以講人權,再到承認...
生命無价。的确,對于我們每一個仍然活著的人來說,生命是美好的。可是,對于江西万載縣芳林村小學無辜死難者們來說,生命价值又何在呢?他們中的多數尚處在對未來充滿憧憬的孩提年代,卻已經被罪惡吞噬了生命!在“轟”地一聲巨響后,40余位師生們頓時血肉橫飛,命歸黃泉。我仿佛看見了望子成龍的父親們一張張布滿血淚的絕望的臉,听見了勤勞善良的母親們撕裂心肺的號哭。我的心在下沉...
韓德強如果從飛机上往下看,中國的城市其實是鄉村里的都市。往上推三、四輩,大多數今天的城里人都還是農民。遺憾的是,農民的孩子一進城往往就把農村給忘了,仿佛自己生來就是城里人。偶爾回到鄉下,也不再關心農村的日常生活,而是以游客的身份呼吸農村的新鮮空气,贊美田園的与世無爭,散發出衣錦還鄉的得意和居高臨下的优越。有的甚至身在農村,心向城市,滿腦子是城市里的流行時尚...
記者內心的原則一直在進行捍衛尊嚴的努力,這种努力表現在南方一些報刊對“半吊子自由”的堅守,表現為知識分子90年代特有的對忏悔精神的張揚。盡管中國一些先鋒媒体對腐敗個案的關注仍然是在主流意識形態的話語框架內進行的,特別是還可能客觀上參与了机會主義時代的權力之爭,但是,它們對底層社會的關怀,對個体生命价值和個人尊嚴的尊重,仍然應該感動著世界的良心
按照我的理解,“主流”是少數,而“邊緣”卻是多數。所謂“主流”,是指少數在政治、經濟、文化和意識形態上占壓倒性地位的上層階級;而“邊緣”則是指多數受壓抑、受排斥、受扭曲的中層和底層,真實的中國、“活”的中國体現在他們的身上。所以,這本書的副題与其叫“邊緣人采訪錄”,不如叫“中國底層社會的真相”。
毛澤東和賀子珍之女李敏,憶述父母的愛怨情恨,提供了解中國歷史轉折的重要線索。
從新加坡到台北,從東歐到香港,小眾文化可以帶動大眾文化,因而容納小眾,才能發揮多元文化的精神。
“這很可能是一本鐵証如山的史書”,八十多歲的老記者胡績偉說,對于出版這本書,當局雖然嚴密封鎖,國內傳媒壓住不報,連外交部的對外辟謠聲明,也禁止在大陸發表。這就表明實在是太心虛理虧了。胡績偉預言,這本書,將會在中國大陸廣泛流傳
   “〔農民鄒傳舜〕對〔2000年〕中央政府的工作報告提出批評,認為報告涉及農村和農民問題的內容不到500字,占整個報告的1∕ 22弱的篇幅。”“在目前体制之下,在農村一切能夠致富的資源中,最有效的是權力資源。”
80年代后期就有資料披露出我國義務教育适齡儿童失學、輟學率高。我從自己可以直接觀察和感受到的現實中也發現,由于巧立名目的收費越來越高,城市里即使大學教師,要供一個獨生子女上中小學,經濟上也不堪重負。其他收入更低的行業,特別是農民和沒有固定職業的城市貧民,就更不用說了。政府說了多年要解決這個問題,但儿童失學、輟學率居高不下,年复一年,沒有改善。
從1997年暑假開始,王寶惠和其他代課教師開始了上訪,長達數年但都無功而返。張惠梅告訴我們,“上訪的部門誰都同情我們,但誰都說沒有辦法解決,說政策的線就划在1979年,我們1980年以后參加工作的就不叫民辦教師,叫代課老師。省教委接待我們的領導告訴我們,我們是1980年后的代課老師,享受不了國家25万個民師轉正的政策。這個政策對我們來說太殘酷了。”
一位曾在鄉村中學任教的老師說:他在5年前就預感到鄉村教育的發展,將會變得越來越艱難,有可能使很多農村少年儿童無法獲得公平的受教育机會。事實上現在農村教育出現的巨大斷裂与危机已使許多農村少年儿童“望學興嘆”,以至不得不离開學校。
与遠華走私案第一批被判死刑的七人最近被處決,第二批涉案者也一審判決,顯示當局有意加快處理進度向人大會議交代,但“專案組”這种集公檢法于一身的處理方式引起民間反彈。
(開放編者按:毛澤東發動大躍進運動造成三千万人餓死的大飢荒,河南信陽是受害最慘烈的地區,數百万人口餓死超過一百万人,中共至今仍在掩蓋歷史。本文以大量可信資料描述信陽事件惊人的始末,毛与中共各級干部的罪行昭然若揭。)“信陽事件”是毛澤東發動的“大躍進”和“反右傾”兩個運動的直接產物。
:《天安門文件》英文版發表后,前《人民日報》社長胡績偉撰寫此文,呼吁中共元老薄一波和總書記江澤民為六四和胡趙兩前總書記平反,并解除對趙紫陽的軟禁
自從中共把法輪功定性為邪教之后,特區政治本來緊守法治原則,只是以是否触犯本港法律來處理法輪功。很明顯,這种法治取向已變得左搖右擺,特首更在不久前親自開腔,追隨中央把法輪功定性為邪教。那句「多多少少是邪教」的評价再一次暴露了這位由中央欽點的商人特首對現代政治的無知。
我愛万載,因為她是我的故鄉 我悲万載,因為那四十一條隨煙飄逝的生命 不要過于怪罪那些貧窮教師們,真的,  他們有太多太多的不容易…… 那些瑟瑟發抖的万載乃至江西的父母官們,  終將為你們的草菅人命付出代价, 早知當日,何必當初啊!!!
華爾街分析家們認為,分家計划可能被擱置,微軟甚至可能逃過一些限制其商業行為的規定。從股市的上漲可以看出,在目前較為低迷的國家經濟中,微軟需要依靠一個對它有利的法庭裁決來重新贏得投資者的芳心
朱噷基總理日前在人大會議,坦率承認現時中國社會存在不少問題亟待解決,其中既有以往經常提到的地區發展不平衡、經濟整体素質不高、國際競爭力不強等問題,也特別強調目前的市場經濟体制尚不完善,阻礙生產力發展的体制因素仍很突出;科技、板育比較落后,科技創新能力較弱;水、石油等重要資源短缺,部分地區生態環境惡化;就業壓力加大,農民和城鎮部分居民收入增長緩慢,收入差距拉大...
中國的人權現狀如此惡劣,世界共知。人民不能自由思考、自由發言、自由辦報、自由組織,甚至敢說話的公民連自己的舌頭都保不住,更何況舉世震惊的“6.4”血案至今得不到昭雪。而我們的“代表”、“委員”們,卻對此熟視無睹,兩耳不聞,竟讓外國政府連年提出譴責中國人權議案。難道中國人民的“代表”、中國人民的“委員”們,真的就沒有一個臉紅的嗎?
适度的自由選擇,尤其是卸除強加給孩子們的這些有害無益的純粹是毒藥般的負擔,既是孩子們發展天性成就天才的必要,也是使他們逐步成長為自主的成年公民的必要;因為個人自主不但是社會活力的源泉,也是道德自律的基礎。
筆者痛苦地得到這樣一种印象,即希望工程無希望。因為它這么多年來始終沒有能夠感動一個最重要的部門以及這個部門的首席官員,該部門就是教育部,其首席官員即教育部長。  
政府和一部分知識分子出于致命的負,從來就不信任普通民眾的道德水准和鑒賞能力,相反,他們認為只有自己有能力、也有權力決定普通民眾可以看什么、應該听什么。政府的管制、控制進口等等,最終的受害者是誰?如同在經濟領域中國家壟斷最終損害的是所有消費者的利益一樣,管制文化產品之自由流動的受害者顯然也是本國的文化娛樂消費者。
在我們歡呼网絡時代到來的時候,有些國家的人民卻被人為地排斥在信息時代之外,而設立這堵鐵幕的并不是所謂的帝國主義者、反動派、為富不仁的資本家,而是那些自己國家的統治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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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忙於中東戰事之際,週一(20日),美菲及盟軍的年度聯合軍演仍照常啟動,旨在嚇阻中共在印太地區日益升級的挑釁。日本軍隊今年首次大規模參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