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6月25日訊】 文化評論家龍應台將出任臺北市首任文化局長，這是我一九九九年聽到的第二個不可思議的消息：一個人選擇了他最不該做的事。第一個不可思議的消息，是美國Y2K專家愛德華尤頓先前宣佈不談Y2K了：一個人放棄了他最該做的事。
龍應台一向以知識份子的角色評論時事和體制，她在接受《中時晚報》記者訪問時，談到這次她願意進入到體制，先是笑稱“一出荒謬劇”，隨後即表示她“願意放下身段進入體制，完全是對臺灣社會的終極關懷”。
這是個後現代的世界，人的身分可以多重，角色隨時翻轉，照理說不應該這麽大驚小怪，何況選擇從政，是龍應台的個人生涯規畫。中國有「學而優則仕」的傳統，文化評論家晉身文化局長，更是順理成章。臺北市長馬英九的用人格局，也獲得許多掌聲肯定。
˙“三顧茅蘆”的前戲
龍應台卻是以兒戲的態度面對馬英九的託付。她對記者說，正因爲她經常以知識份子立場獨立批判體制，現在爲了瞭解體制這個“敵人”，她認爲有必要進入體制運作，並且“相信這次進入體制將有助於她日後的論述更深入”。
這番說法，的確很適合做荒謬劇的臺詞。個性很沖的臺北市前新聞處長羅文嘉，也不致說出這種話。這段話暗示：龍應台只打算在文化局當過客，她念茲在茲的還是自己的寫作事業。
馬英九起先是透過友人徵詢龍應台出任文化局長的意願，龍應台對這種間接徵詢的方式“感到很生氣”，寫信要求馬英九自己和她聯繫。馬英九便透過電話、網路聯繫，乃至在七月訪問歐洲時，專程搭機（納稅人出錢？）前往德國法蘭克福，並從法蘭克福機場包計程車，總共花了台幣五千元的往返計程車車資（納稅人出錢？），親赴龍應台居所懇談，才獲對方首肯。
龍應台與馬英九，共同演出了類似“三顧茅蘆”的情節。
龍應台的姿態擺得很高。馬英九是從義大利搭機遠赴法蘭克福，出國前雙方也約好了見面。龍應台不論有沒有意願出任文化局長，作爲地主，以客爲尊，體諒客人旅途勞頓，從市郊坐一趟車到市區會見馬英九，是人與人之間的基本禮貌。
龍應台在應允出任文化局長前，已經答應返台擔任中山大學駐校作家。姑不論她失信於中山大學這一節，先前她與中山大學洽談擔任駐校作家一事，是否也如此讓對方大費周章？將來龍應台上任後，面對市議員、市政府同僚、媒體記者、文化界，會不會擺出同樣倨傲的態度？
˙像龍應台這樣的知識份子
龍應台的親朋好友擔心由她體制外進入體制內，將來面臨臺北市議會的質詢批評，可能無法適應，紛紛勸阻龍應台，未聞有人從公衆角度思考“知識份子可否被體制收編”這個課題。
臺灣官員中有不少學者從政的例子，而且在專業領域各有傑出表現。李登輝、連戰都曾在大學教書。
龍應台在臺灣扮演的角色，絕不同于一般學者。
從早期的《野火集》（一九八六）到一九九九年三月發表在《新新聞周報》六百廿七期的文章〈龍應台挑戰李登輝錯史觀〉、一九九九年七月發表在同刊物六百四十八期批判李登輝的文章〈過渡時代的過渡人物〉，龍應台扮演的是“臺灣的良心”、異議作家。她批判體制、挑戰權威，展現了“雖千萬人，吾往矣”的勇氣。她的自我定位、臺灣知識界對她的期許，應該不是可以被權力直接雇用的專業人士、不是針對單一目標行動的社會運動者，而應是美籍巴勒斯坦裔文化評論家薩伊德（Edward W. Said）所嚴格定義的知識份子。
薩伊德在《知識份子論》一書（單德興譯，一九九八，麥田出版）論及知識份子與體制及世俗權勢的關係，指出現今組織收編知識份子的情況已經到了“異乎尋常”的程度，知識份子的主要責任就是從這些壓力中尋求相當的獨立，因此他把知識份子刻畫成“流亡者和邊緣人、業餘者、對權勢說真話的人”。
薩伊德認爲，知識份子進入體制中的專業位置，主要是服侍權勢並從中獲得獎賞，是根本無法運用批判和相當獨立的分析判斷精神的。
龍應台形容她出任文化局長是“放下身段”，難道她以前與權勢保持距離、批判體制，不過是一種身段？
我們不能苛求知識份子像十七世紀荷蘭哲學斯賓諾莎家那樣，以研磨鏡片自食其力，堅拒權勢的誘惑。最起碼，像龍應台這樣的知識份子，隨著聲望的提升、物質生活的改善，應該不斷尋求更有利的位置、開拓更寬鬆的尺度來批判體制，而不是反其道而行。
她在〈龍應台挑戰李登輝錯史觀〉一文宣稱，“以李登輝的政治強勢，他個人的想法很可能就把一個社會推向某一個特定的方向，儘管那個方向不見得是正確的方向。對他的史觀提出質疑，我認爲，是一個公民不得不盡的義務。”如今，她選擇進入的體制，不是具有理想性格的反對黨，正是她不久前還在批判的國民黨政權。
她出任臺北市文化局長之後，如果發現李登輝再發謬論，勢必暫時放棄此類“公民不得不盡的義務”。也就是說，公民的義務、知識份子的良心，是可以休息的。如果她身在體制，照舊爲文批評體制，臺北市議會國民黨團首先不會輕饒“龍局長”。
˙龍應台對文化懂多少？
一般對龍應台出任文化局長的顧慮，是她太犀利，不適合官場文化。犀利，與政務官適任與否並無絕對關係，重點是龍應台能否虛心接受民意監督、有沒有足夠的專業知識來用人、制訂決策。
龍應台早年批評時政、臧否臺灣小說，接過無以數計的恐嚇信、黑函，甚至冥紙，仍然不改其志，她的韌性超人一等。怕的是她當了官以後，這種忍辱的工夫，變成一意孤行、對外界批評無動於衷。
文化主管官員的致命傷是不懂文化，做出離譜的決策。臺北市立美術館長至少有兩位前任館長，就是因此被藝術界與民意代表轟下臺。
龍應台的專業背景是文學。個人就作家立場而言，文學的生存發展自有專業機制與市場機制來運作，實在不需要官來管，政府管得愈少愈好。至於表演藝術與視覺藝術等，作品的製作發表需要經費、場地、宣傳，有賴政府合理分配資源，提供協助。而在龍應台的十三本著作中，除了文學，鮮少觸及其他門類藝術。儘管她近年的文化評論文章愈見視野廣闊、見解獨到，然而所論多爲政治與歷史的範疇。
這位一九八○年代的“女李敖”，一九九九年五月十五日在台大法學院以〈政治人的人文素養〉對台大師生發表演講，對人文素養也只提到文學，並未言及音樂、美術。對於後兩者，她不是平常接觸不多，就是接觸了卻感受不深、認識不足，無以發而爲文，遑其他戲劇、古迹保存等文化業務。一個作家寫作十幾年，出版十幾本書，所知所感應該盡在著作與演講中了。
那麽，未來的龍局長，有沒有足夠的素養來鑒定臺北市立交響樂團的演奏水準，以作爲決策的參考？若她要徵詢別人對北市交的評價，能否鑒別誰是真正懂音樂的人？臺北市參加國際美展對臺灣藝術家征件時，她能否鑒別那些人是無門戶之見的真正專家，勝任評審？臺灣藝術界山頭林立，她會不會被少數山頭蒙蔽，壟斷了文化資源而不自知？
˙武斷的文學批評家
龍應台在臺灣出版的《龍應台評小說》（一九八五，爾雅出版），打破了臺灣文學批評界一味捧場或謾駡的積習，以專業態度就作品論作品，獲得極大回響，迄今銷售了十餘版。這本書卻流露了當年龍應台的獨斷主義。附錄的文學批評家王德威文章〈考蒂莉亞傳奇──評《龍應台評小說》〉，指出龍應台以“新批評學派”的方法評小說，“只有當作品滿足了批評家預設的規範，才得進入其‘傳統’，否則按照龍的方法就應該予以‘制裁’！”
龍應台的美學品味，也很規格化，基本上她是用“腦”在讀文學。爬梳文字、分析結構，她很在行，就是缺少一顆敏感的“心”去感應作者的情感表現。她在《龍》書中質疑無名氏的《北極風情畫》及《塔裏的女人》“比瓊瑤好到哪里去？”張愛玲的《半生緣》以自然主義筆法表現人的命運與環境的關係，她武斷地論定“只是引人入勝的言情小說而已，沒有什麽深度可言”。
龍應台一九九四年出版的文集《美麗的權利》，收集了她以“胡美麗”筆名發表的文章，有人說表現了她感性的一面。除了教條式的女性主義、對“大男人主義”的猛烈批判，我在書中看不到多少感性。論思想深度、顛覆性、前衛性，龍應台的女性主義遠不及何春蕤教授。
除了缺乏感性、避諱用本名談性，龍應台的美學品味含有民粹色彩。
她的文章以淺顯、口語化風行於世，她以同樣的風格寫文學批評文章，反對像台大外文系《中外文學》月刊那種深奧嚴謹的文字。對於小說，她貶抑奔放的、華麗的文風，褒揚海明威式的簡潔文風，而且喜歡追究主題的政治正確性，例如：寫女性，宣揚女性主義才是上品；寫政治，要明辨忠奸。
對於未來臺北市將舉辦的各項文化活動，從社區到國際，龍應台如果依然以民粹的標準來取捨，精致的、深沈的藝術文化恐怕將受排擠。現代的年輕藝術家屢出奇招，反體制色彩濃烈，如果龍應台把她評小說的那把尺拿過來，堅持政治正確性，比羅文嘉更“勇”的藝術家們，不會默默忍受臺北市政府的“荒謬劇”的。
龍應台是個曆練豐富、富有國際觀、成熟的作家，她當然知道進了官場該扮演的角色。但是，時間一久、刺激一多，一個人還是難免展露本性。
˙顛倒混亂的時代
一九八五年五月《我們的》雜誌，刊出龍應台訪問記（收入《龍應台評小說》），訪問者田新彬女士問她除了寫文章之外，會不會出來組織團體或發起運動，來發揮更大的力量？龍應台斬釘截鐵地說“不會！”並且指出：“每個人都該量力而爲，做他最擅長的事。我愛讀、能寫，卻不見得有什麽組織長才，而且我也不喜歡曝光。”
今天的龍應台自非一九八五年的龍應台。龍應台這把野火燒進體制，究竟會把臺北市燒得光芒萬丈，還是變成濕柴被扔出來，且拭目以待。不過，龍應台決定出任臺北市文化局長之舉，等於告訴了萬千讀者：對於知識份子的話，即使你要信，也只能信一時。這個時代，不論是政治家、知識份子，毀諾、轉向、變節，習以爲常，還要用冠冕堂皇的理由爲自己辯解，面對公衆大言不慚。這不是《三國演義》的時代，那個時代的英雄追求的是權勢，招降納叛之事不足爲奇。我要引用一句《哈姆雷特》的臺詞：“這是一個顛倒混亂的時代”（朱生豪譯文）。
（原刊 1999年8月9日 臺灣《網路家庭．名家專欄》網站，爲配合世紀沙龍管理條款，本文文字略有調整）
──轉自《世紀沙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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