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读】《鸿：三代中国女人的故事》（Wild Swans: Three Daughters of China)是旅英华裔女作家张戎的处女作，讲述了作者的外祖母、母亲和作者本人三代人的故事，时间跨度从清末民初至上世纪九十年代。原版是用英文写成，于1991年在英国出版。此书是英国出版史上非小说类最畅销的书籍，被读者评选为二十世纪最佳书籍之一。此书还荣获：一九九二 NCR Book Award 和一九九三 British Book of the Year，该书自出版以来已经被翻译成三十多种文字。
五“十岁女儿，十公斤大米”
为新中国而战（一九四七~一九四八年）
（接上11）
狱中的经历没有吓坏我母亲，出狱后，她立即组织一次追悼天津七五事件死难学生的大会。校方允许她开追悼会，因为锦州城内已众议沸腾，无不责骂开枪之举，特别因为死伤者都是听信当局的话才南逃的。同时，学校也急忙宣布提前放假，也不考试了，只希望学生赶快回家，一散了事。
此时，共产党动员地下工作人员撤到城外共产党控制区。除负有特殊使命的人员外，那些不能离开或不愿离开的都受命停止话动，因为国民党正在大肆抓人，不少搞群众运动的人被逮捕，甚至被处决。梁先生要走了，要我母亲也走，但我姥姥不准。她说我母亲还没有被确认是共产党，一离开等于不打自招，“那么，为你担保过的人该怎么办呢？”
我母亲就这样留了下来。但她渴望行动，又去找毓武，他是她所知道的唯一留下的共产党了。毓武不知道她和粱先生的组织关系，他们属于不同的地下网线。共产党地下组织是单线联系，如果有人被捕，受不了酷刑，供出的名单就很有限。毓武对我母亲的这次要求欣然允诺，他正用得着她。
锦州是东北五十万国民党军队的后勤供应中心。那些军队分布在铁路沿线和几个主要城市四周日趋缩小的地盘上。一九四八年夏季以前，锦州已有二十万国民党军队，分属几个不同的司令部。蒋介石在战略问题上不能和他的高级将领们意见一致，朝令夕改，又无法完全协调不同派系的部队。许多人（包括蒋介石的一些美国高级顾问）都认为蒋应该完全放弃东北。任何撒军，无论是“自愿的”，还是被迫的，无论从海上，还是从铁路，关键问题都要保住锦州。这是东北的门户，而且容易得到海上的支援。
一九四八年春，国民党开始在锦州四周建筑一道由钢筋混凝土构筑成的防御工事系统。他们认为共产党没有坦克和重炮，没有攻坚战的经验，凭借这样的工事能守住锦州。这个工程系统初步构想是一系列彼此独立的钢筋水泥碉堡群，即可以独立作战，又互相沟通。联结碉堡群的战壕六尺宽，六尺深，用铁线网加以防护。东北最高指挥官卫立煌将军曾到锦州视察防务，说这个防御系统是坚不可摧的。
但是，这项工程最终没有完成，原因是材料短缺，施工规划不当，但最主要的是施工部队的军官贪污腐败，建筑材料拿到黑市上转手倒卖，劳动者薪水被层层剥削得所剩无几，无心施工。到了九月初，当共产党部队开始分割、包围这座城市时，整个体系才完成三分之一，而且大部分是小型的、孤立的普通水泥碉堡，有的甚至是从老城墙取来的土垒起来的。
详细知道这个防务系统的底细和国民党军队的部署，对共产党作战胜败至关重要。他们已集中了庞大的武装力量。约二十五万人，准备发动一次决定性的攻击。共产党总司令朱德打电报给东北战场司令员林彪：拿下锦州，夺取全国胜利就稳操在手。毓武获得指示，在总进攻前提供最新的防备情报。他迫切需要人做帮手，我母亲正好适合。
共产党已经派出情报人员混入城市、郊区进行侦察，但一个男人独自在防御工事附近漫游会引起怀疑，一对恋人就完全不同了。国民党时期社会风气的变化已使年轻男女能一块儿公开出现。
毓武要我母亲在某个特定时间前往特定地点。她需穿淡蓝色旗袍，辫梢上扎红绢花。共产党情报人员将拿一份折成三角形的国民党《中央日报》。届时他将作出擦汗的样子，先擦三遍左脸颊，后擦三遍右脸颊。两人将扮成一对情人。
接头处是老北门城墙外防御工事圈内的一座小庙旁。接上头后，两人挽住胳膊走开。我母亲不完全明白他在干什么，但没有问。他们默默地散步，只是在遇到行人时才开口说些无关紧要的话。这一天安然度过，后来是多次这样的侦察，或沿着城边，或顺着铁路，走走、谈谈。
把情报选出城是另一大难题。到七月底，所有进出城的人都被彻底搜查，只有国民觉高级官员的车辆才免于检查。毓武来找我母亲商量如何送走情报，他已完全信任她的能力和勇气了。我母亲想到了她有个同学，是锦州地方守备司令汲将军的孙女，她哥哥是祖父军队里的一位上校。
汲家是锦州很有影响的家族，整整一条街都为汲家所有，那条街因而被称为“汲家街”。在这里，他们有一座堂皇的府邸和一片美丽的花园。我母亲曾去花园与朋友一块散步，并和汲上校成了朋友。
汲上校英俊潇洒，是个二十五六岁的年轻人，持有大学工科毕业文凭。虽然他出身豪富权势之家，但不是个花花公子，我母亲喜欢他，他也喜欢我母亲，邀请她参加茶会，还到夏家作礼节性拜访。他礼貌周到，文质彬彬，姥姥认为他是最佳女婿候选人。
不久，汲上校开始请我母亲出去玩了，开始时他妹妹还在旁边作陪客，后来就找个借口溜走了。她在我母亲面前夸奖她哥哥，说他是祖父最宠爱的孙子。她一定也告诉了她哥哥我母亲的一些事，因为我母亲发现他很了解她，知道她曾因激进活动遭逮捕。他们俩说话很投机。
汲上校对国民党态度似乎很坦率，不只一次，他拽着他的上校军服，感叹说，只盼战争早日结束，好脱掉军服搞工程专业去。他甚至对我母亲说国民党的日子屈指可数了，我母亲感到他对她推心置腹。她猜他也是在传递这样一个资讯给她，透过她再传给共产党：我不喜欢国民党，我愿意帮助你们。
于是，他们成了心照不宣的合作者。一次，我母亲试探地建议他不妨带一些部队向共产党投诚，这在当时相当普遍。但他说他只是个参谋，不带兵。我母亲要他去劝说他祖父，他苦着脸说，老头子非一枪毙了他不可。
我母亲不断向毓武禀报，毓武要她保持这个关系。不久，他要我母亲让汲上校用他的吉普车带她出城。他们出去了三四次，每次经过一个简陋的泥巴墙厕所时，她就说要上厕所，把情报藏在厕所内墙上的一个小洞里。他在车里等她，从不问任何问题。他的话题越来越集中在为自己和家庭的担忧上。好几次，他暗示共产党可能会处死他。“我恐怕，”他忧伤地说，“不久就是西门外的鬼了！”他用探寻的目光注视着我母亲的眼睛，显然是想得到否认。
“别想得这么糟！”我母亲总是自信地安慰他。她相信由于他为共产党所做的一切，他会被赦免的，“我肯定这不会落到你的头上！”
（待续）
－－转自新唐人电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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