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今年11月12日是国父孙中山先生150岁（虚岁）诞辰，大纪元网站从黄花岗杂志获得授权，连载《千古圣哲孙中山》，以供读者了解国父的生平事迹。
护法‧上（一）
中华民国的创建，是由孙中山先生为主导的辛亥先贤前辈们，因应世界之大势，以他们先知先觉的睿智，为中华民族世代子孙所做的最佳选择。
孙中山先生创建中华民国，一是顺应世界潮流，一是遵从天赋人权，一是遵从民心法理，建立起自由、民主、博爱、平等的政治制度，此乃历史之必然。民主宪政的建立，为中华民族开创了民国的新时代！从根本上解决了中国向何处去的问题，这才是真正的历史选择！因为自由、民主、博爱、平等之理念，不仅为那时世人所追求，更是今日凡有良知者所共同遵循的普世价值。
一九一一年十月十日，辛亥革命爆发，各地革命党人奋起响应，一月之余，南方各省纷纷宣布独立。成立都督府。为了尽快组织一个统一的中央政府，各省派出代表于一九一一年十一月十五日召开了“各省都督府代表联合会”，决议先制定《中华民国临时政府组织大纲》。
《中华民国临时政府组织大纲》是中华民国第一部具有宪法性的档，由各省都督府代表联合会于一九一一年十二月三日议决通过，并由来自十省共二十二名都督府代表签字确认（十二月十四日奉天、山西、江西及广东四省代表签名追认）。大纲规定了中华民国临时政府组织方法、临时大总统之权力等。
十二月二十八日， 在南京召开临时大总统选举预备会。十二月二十九日，各省代表在南京召开选举临时大总统会。参加选举的有直隶、奉天、山东、山西、河南、陕西、湖北、湖南、 江西、安徽、江苏、浙江、福建、广东、广西、云南、四川等十七省代表四十五人，孙中山获得十七张有效选票的十六票，当选为中华民国第一任大总统。
中华民国于此依法正式诞生。一九一二年一月一日，孙中山在南京宣誓就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
一九一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参议院（即各省都督府代表联合会。参议院成立之前，由此联合会代行其职权）决议改用阳历，并以中华民国纪元，临时大总统孙中山，于民国元年一月二日，通电各省都督：“中华民国改用阳历，以黄帝纪元四千六百零九年十一月十三日（即一九一二年一月一日），为中华民国元年元旦。
中华民国临时政府成立后，组建参议院是为国体建设的重要一环，孙中山极为重视。民国元年一月三日，即通电各省选派参议员前来组织参议院。参院未正式成立前，暂以各省都督代表会代行参议院职权。经过二十几天忙碌，筹备组建完成，民国元年元月二十八日参议院正式开院。
孙中山、中华民国“临时政府”、“临时大总统”、“南京三月”、九十一天、二千一百八十四个小时，与辛亥先贤们一起，从法理上、程式上、组织上、外交上、舆论上、全体国民的思想上、心理上，将一个完整的中华民国扎扎实实地建立了起来！为免战火蔓延而致生灵涂炭，为使南北和平统一，孙中山毅然决然让出开国大总统的位置，推袁自代，同时亦将完善国体、巩固国基，保障国本的历史重任压在了袁世凯的肩上。
民主宪政，是一条依法治国的道路，参议院为立法机构，开院后首先制定出《中华民国临时约法》。一九一二年三月八日由临时参议院（南京）通过，三月十一日公布实施，《中华民国临时政府组织大纲》亦从即日废止。
按照“临时约法”的规定：自约法施行后十个月内由临时大总统召集国会、制订宪法、选举正式大总统。革命党人自临时政府北迁、南京留守府撤销，实力已大不如 前，唯有利用新兴蓬勃的民气，顺应国人革新的要求，号召普选，组织正式国会，以造成一切取决于国会多数党的局面。袁世凯为获得正式大总统的名位，不得不依 规定使国会如期召开。
民国元年八月十日，北京临时政府公布由参议院通过的中华民国国会组织法，仿效美国国会，行参众两议院制。同月十三日，公布众议院议员选举法及各省复选区域表。九月五日，公布众议院选举日期，规定初选于民国元年十二月十日举行。复选于民国二年一月十日举行。
国会即将召开，引起若干热衷政治人士的兴趣，纷纷组织政党。吴相湘先生说：据他所见原始资料及书报所载，民国元年夏，北京大小政党合计不下百数，但多为不明政党本质的乌合之众。第一次国会正式选举时，竞选的党派有最大的国民党及与国民党相对抗的共和党、统一党、民主党，共计四党。
政党政治在欧美诸国已趋于成熟，而在中国则刚刚起步，尚处于启蒙阶段。
宋教仁曾入读日本法政大学，素究欧美政党政治，又富才气，习纵横之术。民国初建，宋即主张政党政治与责任内阁。中华民国第一届国会召开之前，宋教仁效法欧美每届总选，各政党为争取国人拥护本党主张与政见，必自消极上指责对方的错误与弱点，再积极敷陈本党的政见。宋教仁既以推行政党政治于中国自任，故以身作则现身说法。
“民国二年二月一日，宋教仁自湖南桃源故乡经长沙至武汉，在国民党湖北支部演讲时，首次开始指出袁政府的将来，容或有撕毁约法背叛民国的时候。“我认为那个时候，正是他自掘坟墓，自取灭亡的时候，到了那个地步，我们再起来革命”。后来宋在上海、杭州等地演讲更详细发挥这一要旨。三月九日，宋在南京更明白指出：“中华民国之基础，极为动摇，皆现之恶政府所造成者也。旋对当时各种纷争问题表明态度：
（一）总统当为不服责任，由国务员负责任。内阁制的精神是为共和国的良好制度，国务院宜以完全一政党组织之。混合、超然各形式的内阁的弊端既已发现，不容再蹈覆辙。
（二）宪法问题当然属于国会自订，毋庸纷扰。
（三）至于先定宪法，后举总统，本光明正大的主张，不能因对人问题以法迁就，也不能因对人问题以法束缚。吾人祗求制定真正的民主共和宪法、产生纯粹的政党内阁。此后政治进行先问诸法，然后再问诸人。凡共和国家存在的原理大抵如此。国民党现今应有的党略亦当依此方针以谋稳健的进行。””（1）
宋教仁这些主张，原是政党政治责任内阁的要件。但这与专制自雄的袁世凯意见恰针锋相对。而宋公开指责袁的罪过，习于“皇帝”“元首”神圣不可侵犯习惯的袁系人士更大为惊骇。宋因此于中华民国第一届国会召开前夕，遭到袁世凯的谋杀，事件发生于一九一三年三月二十日晚。奉袁世凯电召北上的宋教仁在上海北站检票口突遭枪击，二十二日凌晨不治身亡的“宋教仁被刺案”，令国人无不瞠目，天下有识之士极为震惊。革命党人深感，袁世凯公然谋杀辛亥贤达、民国先驱、法学俊才，这是他公然践踏法治、破坏共和的信号。此后的强行违法借款，更是他无视法治、颠覆共和的重要手段。
民国二年一月十一日，孙先生自上海启程，以全权筹办全国铁路名义赴日本做友好访问。宋耀如（嘉澍）、马君武、戴季陶、何天炯等随行。到日本后，孙先生受到日本朝野及留日学生热烈欢迎。
三月二十日，宋教仁在上海被刺杀，二十一日，孙先生抵长崎。不料突闻宋教仁遇刺噩耗，极为悲悼。即在长崎致电国民党上海交通部令党人合力查出宋被害原因。旋于二十三日下午四时，自长崎启程回国。二十七日，返抵上海，到沪后，即赴黄兴寓所会商应付宋案办法。孙先生以为宋案的发生是袁世凯阴谋消灭国民党革命势力，以便帝制自为，这是总统犯法、政府犯罪。主张立即起兵讨伐，且宜速战，推翻袁世凯。黄兴则主张中华民国既已建立，通过法律途径解决宋案较为稳妥。尽管孙先生早知袁世凯断非法律及空言所能裁抑，但终因种种原因，多数人还是同意黄兴的主张。
其所以如此，是因为这些同志只能看到事件的表象，而不能洞察事件的本质。他们只想民国已经建立，国会已经召开，法制正在实施。我们创建的中华民国是一个依法治国的民主国家，因此，通过法律途径，应该能遏制袁世凯的违法行为。他们却不能认识到：袁世凯正在恣意践踏约法，颠覆共和，做着称孤道寡的皇帝梦。要一个满脑子皇权帝制的“大总统”，律己守法，依法执政，岂非呓人说梦、与虎谋皮！这正是众人与黄兴不及孙中山先生高瞻远瞩洞悉能力之处。
袁世凯既对宋教仁下毒手，即表示其与国民党势不两立，故积极部署武力与财源，以便南征。为筹备南征经费，袁世凯即令属下与五国银行团签订二千五百万英镑大借款。这笔巨额借款，袁世凯竟不经国会审议，擅自做主。国会因此追究袁氏非法行为，否认这笔违法借款。
孙先生鉴于黄兴与众人意见，即不便过多反对而再做坚持。遂通电全国、致电各国政府和人民，从舆论上钳制袁氏作恶，以消减袁氏实力。先生在致各省议会、政团、报馆电中指出：宋案关系重大，为中外人士所注目。一月以来探寻究竟者，无时不有。诸公有巩固民国、维持人道之责任，想必能严究主名，同伸公愤也。
“各国政府人民公鉴：敝国国民党领袖宋教仁君在沪遇刺一案，经政府派员彻查后，北京政府之种种牵涉已成事实，无可掩饰。人民因此大为愤懑。现在大局岌岌，最可恐慌之危机即在目前。政府自知罪大恶极，有负国人委托之重，势必引起全国公愤，难保禄位，于是以迅雷不及掩耳之手段，与五国银行团缔结二千五百万英镑之大借款，以破坏约法。全国代议士提出严重抗议，政府竟悍然不顾。国人因宋教仁君横遭毒手，已不胜愤懑，而政府复有此种专横违法之举动，舆情因之益为激昂。现在国人忿火中烧，恐不免有激烈之举动，大局之危，已属间不容发。全国人民之愤激一致爆发，旦夕间事耳。余自共和告成以来，竭力从事于调和意见，维持安宁，故推袁世凯为总统。原冀全国得从此统一，人民得早享安居乐业之幸福耳。溯自起义以来，大局扰攘，余亟欲维持全国治安，故不惜殚精竭虑，以求一善良之政府。今银行团若以钜款借给北京政府，若北京政府竟以此款充与人民宣战之经费，则余一番苦心尽付东流矣！革命以来，商业凋敝，国人已受种种损失。目下正在渐就恢复，若再兴兵戎，势必贻国人以莫大之害。然国人前此既以极大代价换得共和，则今此必当誓死拥护共和。若国人为誓死拥护共和之故，竟与政府决战，非特国人受无限之损失，凡外人在华之权利亦将受间接之影响矣。故北京政府未得钜款，人民与政府尚有调和之望，一旦钜款到手，势必促成悲惨之战争。此可预言者也。世界文明各国，莫不尊重人道，用敢奉恳各国政府人民设禁阻银行团，俾不得以钜款供给北京政府。盖北京政府此时若得银行团之钜款，必充与人民宣战经费无疑。尚希当世人道为怀诸君子，出而扶持，俾敝国诸同胞不致无辜而罹惨劫。此余所敢呼吁于各国之前者也”。（2）
孙中山同时致电恩师康得黎，请将上述文告提交英国政府、议会、及欧洲各国政府，并广泛发表于一切报刊。
身为中华民国大总统的袁世凯，竟然指示国务总理赵秉钧谋划刺杀国民党领袖宋教仁，这是总统犯法、政府犯罪、国家恐怖、违背公理、灭绝人道。证据一经披露，全国人心异常愤激，政府做贼，异口同声，千夫所指，势将力倒。
袁氏自知不能见容于国人，个人禄位将不可保，遂思以武力为压服国民之举。然政府财力竭蹶，苟非得钜款以补充淫威，终莫由逞， 是以悍然不顾，竟将二千五百万镑之大借款不交国会通过，遽尔私行签字。于是，举国哗然，自国会及各省议会乃至各省都督，以及其他团体或个人，除袁氏之私人 外，无不痛恨其违法，否认之电，反对之词，不绝于书。据不完全统计，大借款案签字后，国内十九省以及海外华侨，分别致北京政府电文二百八十四件，持反对意 见者一百七十九件，由此可见国民心声。
当国会对大借款案仍与袁政府争持不断，刺宋案犹悬而未决时，袁世凯用兵预谋即逐渐显露。他一边运动兵力，一边于五月二十四日发表谈话，诋毁孙中山与黄兴。
“本日（五月二十四日——笔者）， 与进步党有关之上海时报，载北京专电“袁总统命传语国民党人”云：“现在看透孙、黄，除捣乱外无本领。左又是捣乱，右又是捣乱，我受四万万人托付之重，不 能以四万万人之财产生命，听人捣乱，自信政治军事经验，外交信用不下于人，若彼等能力能代我，我亦未尝不愿，然今日诚未敢多让。彼等若敢另行组织政府，我 即举兵征伐之。国民党诚非尽莠人，然其莠者，吾人未尝不能平之。语时有梁士诒、段芝贵、曾彝进三人在座。梁嘱曾以个人资格往告国民党人，袁谓即说是袁慰亭说的，当负责云云。”此谈话无异为袁向国民党之宣战表示”。（3）
一九一三年六月九日，袁世凯下令免去李烈钧江西都督职务，以黎元洪兼理江西都督事。接着又下令免去胡汉民等人的都督职务。
“宋案发生后，国父自日本返抵上海，即坚主起兵讨袁，以黄兴持重，力主循由法律途径解决，终无结果。大款借成，袁氏积极布置军事，国父又以及今不图，后将无及，而黄兴又主张借款事由国会解决。以是一再因循，坐待袁氏之宰割。至五月二十四日袁氏发表孙、黄谈话，黄兴仍未改变态度。至本月（六月——笔者）九日，袁氏免李烈钧职，及昨日（六月八日——笔者）黄受会审公廨之传票，始悟袁氏不仅欲消灭国民党，且与己势不两立，本日（六月十二日——笔者）乃至国父处共谋起兵讨袁，领款五万元，作为军事活动费。惟是时袁世凯已掌握全局，势已难为矣”。（4）
袁世凯下令免李烈钧职，时国民党尚无对袁用兵之意。孙中山在沪命居正等赴赣，嘱李不受乱命。李乃亲至上海与孙先生筹议，先生坚主起兵讨袁，时在沪同志亦有以袁氏残杀党人，复分遣大军南下，此非免都而已，其志在消灭革命党，帝制自为。若不灭袁，不但党人恐无□类，即民国已将不保，坚主讨袁，于是议定。遗憾的是为时已晚！人有常言，有利战机，稍纵即逝，“宋案”发生至于斯时，时间绝非只是“稍纵”，而是三月有余了。袁世凯早将一切已布置就绪。
一九一三年七月十二日，李烈钧宣布江西独立，发表讨袁檄文：“民国肇造以来，凡吾国民，莫不欲达真正共和目的。袁世凯乘时窃柄，帝制自为；绝灭人道，暗杀元勋；弁髦约法，而擅借钜款。金钱有灵，即舆论公道可收买；禄位无限，任心腹爪牙所把持。近复盛暑兴师，蹂躏赣省，以兵威劫天下，视吾民若寇仇，实属有负国民之委托。我国民宜亟起自卫，与天下共击之”。（5）
随之，通电各属，与人民约法三章：（一）誓诛民贼袁世凯；（二）巩固共和政体；（三）保证中外人民生命财产。
之后，又发对外通电，指出：袁世凯帝制自为，意图破坏共和，为全国之公敌。本军因国民公意，不得已兴师讨贼，以清乱源。凡本军战斗区域以内，势力所及之地，其居留地外人之生命财产，无不加以保护。愿我各公使、领事严守局外中立，以促本军之成功。
再发招谕北军将士文、促各省回应讨袁文。电文情真意切，披肝沥胆。电文略谓：在专制时代，君主视军队为一人一姓之守护家奴，故以爵禄诱之，以刑戮迫之。为将士者不敢不为之驰驱效死，顺之者即为忠臣，，贰之者即为失节。吾人读数千年来血史，未尝不为吾国战场无数断头故鬼，放声一哭者也。今民国既宣布为共和政体矣，共和国家之军队，非为一人一姓之私有物，故效忠之义，亦绝不当以一人一姓为范围，此军人资格所以高贵也。若徒为一人一姓效死，则是一人一姓之奴仆而已。吾富有学识之军人，断不自待若此之薄。……惟念中央种种罪恶，皆袁氏一人所造成，义师所指，专讨袁氏，对于四万万同胞，毫无敌意。我东南诸省，为革命首先发难之地，宿具保障共和，拥护约法之宏愿，倘亦闻风兴起，云集回应，声罪致讨，殊殛元凶，以奠民国。
以李烈钧宣布江西独立，发表讨袁檄文为标志，即向国人宣告中华民族国民革命之第二次革命由此时开始。
七月十五日，黄兴入南京通电举兵讨袁，同日江苏都督府通电宣布独立。先后又有广东、福建、湖南、安庆、重庆等省市宣布独立。省议会联合会欢迎国会议员南下择地开会。参议院议长张继发表宣言，揭举袁世凯的罪行，并请移国会于南京，以便伸张民意，行使权力。
袁世凯为了接替临时大总统，一九一二年二月十一日，曾在复孙中山大总统、南京参议院、各部总长、以及黎元洪的回电中有言：“共和为最良国体，世界所公认。今由帝政一跃而跻及之，实诸公累年之心血，亦民国无穷之幸福。大清皇帝既明诏辞位，业经世凯署名，则宣布之日，为帝政之终局，即民国之始基，从此努力进行务令达到圆满地位，永不使君主政体再行于中国”。
电文铿锵，犹言在耳。然时不过一年稍余，袁世凯竟食言于天下，违法窃国，遂引起国人共愤。
为充分发挥舆论威力，号召天下，共讨国贼，孙中山遂于一九一三年七月二十二日，向全体国民发出宣言：“当南北统一之际，仆推荐袁世凯于参议院，原望其开诚布公，尽忠国民，以慰四万万人之望。……不意“宋案”发生，袁氏阴谋一旦尽揭。使袁氏果知公义自在，舆论难诬，即当引咎辞职，以谢国民。何图袁氏转为私谋，倒行不已，以致东南人民荷戈而逐，旬日之内相连并发。大势若此，国家安危，人民生死，胥系于袁氏一人之去留。为公仆者，不以国利民福为怀，反欲牺牲国家与人民，以争一己之位置，中华民国岂容开此先例！愿全体国民一致主张，令袁氏辞职，以息战祸。庶可挽国危而慰民望。无任翘企之至。”（6）
为息战祸，孙中山先生于同日又向参、众两院等发出通电：“北京参议院、众议院、国务院、各省都督、民政长、各军师旅长鉴：
“江西事起，南京各处以次回应，一致为讨袁为标识，非对于国家而脱离关系，亦非对于北方而睽异感情，仅欲袁氏一人辞大总统之职，遂不惜牺牲其身命以求达之。大势至此，全国流血之祸系于袁氏一人之身。闻袁氏决以兵力对待，是无论胜败，而生民涂炭必不可免。夫使袁氏而未违法，则东南此举无能左袒。今袁氏种种违法，天下所知，东南人民迫不得已以武力济法律之穷，非惟其情可哀，其义亦至正。
“且即使袁氏于所谓违法有以自解，然今者决死反对之人民遍于六七省，人民心理之表见既已如是，为公仆者即使自问无愧，亦当谢职以平众怒。……况于共和国之公仆，为人民荷戈以逐，而顾欲流天下之血，以保一己之位置哉！……回忆辛亥光复，清帝举二百余年之君位为民国而牺牲，当时袁氏实主其谋，亦以顾全大局，不忍生灵久罹兵革，安有知为人谋而不知自谋者。更忆当时，文受十七省人民之付托，承乏临时大总统，闻北军赞成共和之际，欲举袁氏以谋自安，文即辞职，向参议院推荐袁氏。当时固有责文知徇北军之意而不顾十七省人民托付之重者。然文之用心，不欲于全国共和之时，尚有南北对峙之像，是以推让袁氏，俾民国早得统一。由是以观，袁氏不宜借口于部下之拥戴，而拒东南人民之要求，可断言矣。
“诸公维持民国，为人民所攸赖，当此存亡绝续之际，望以民命为重，以国危为急，同向袁氏说以早日辞职，以息战祸。使袁氏执拗不听，必欲牺牲国家与人民以成一己之业，想诸公亦必不容此祸魁。文于此时，亦惟有从国民之后，义不反顾。临电无任迫切之至。”（7）
为使天下民众免遭涂炭，孙中山先生再于同日致电袁世凯，申明大义，以天下公理，而正袁氏私心：“北京大总统鉴：文于去年北上，与公握手言欢，闻公谆谆以国家与人民为念，以一日在职为苦。文谓国民属望于公，不仅在临时政府而已，十年以内大总统非公莫属。此语非弟对公言之，且对国民言之。自是以来，虽激昂之士于公时有责言，文之初衷未尝少易。何图“宋案”发生，证据宣布，愕然出诸意外，不料公言与行违至于如此，既愤且懑。而公更违法借款，以作战费；无故调兵，以速战祸。异己既去，兵衅仍挑，以致东南军民荷戈而起，众口一辞，集于公之一身。意公此时必以平乱为言，故无论东南军民未叛国家，未扰秩序，不得云乱，即是云乱，而酿乱者谁？公于天下后世亦无以自解。公之左右陷公于不义，致有今日，此时必且劝公乘此一逞，树威雪忿。此但自为计，固未为国民计，亦未为公计也。清帝辞位，公举其谋，清帝不忍人民涂炭，公宁忍之？公果欲一战成事，宜用于效忠清帝之时，不宜用于此时也。说者谓公欲引退，而部下牵制，终不能决。然人各有所难。文当日辞职，推荐公于国民，固有人责言，谓文知徇北军之意，而不知顾十七省人民之付托。文于彼时迄不为动。人之进退绰有余裕，若为人牵制不能自由，苟非托辞，即为自表无能，公必不尔也。为公仆者受国民反对，犹当引退，况于国民以死相拼；杀一不辜以得天下，犹不可为，况流天下之血以从一己之欲。公今日舍辞职外决无他策。昔日为任天下之重而来，今日为息天下之祸而去，出处光明，于公何憾。公能行此，文必力劝东南军民，易恶感为善意，不使公怀骑虎之虑。公若必欲残民以逞，善言不入，文不忍东南人民久困兵革，必以前此反对君主专制之决心反对公之一人。义无反顾，谨为最后之忠告，惟裁鉴之。”（8）
先生此电，于法、于情、于理无不殷殷。劝谏、启导之意更是满怀。然此时之袁世凯，正待帝都黄粱，而不知回头是岸。
袁世凯对于孙中山先生的劝谏、启导，不谨不作反思，反而恶意相加，于看到电文的第二天，即令撤销孙中山先生筹办全国铁路全权。
二次革命，历时两月，各省讨袁军先后失败，袁世凯遂肆无忌惮，为所欲为矣。编著《中华民国国父实录》的罗刚先生有评谓：是役先后起兵者已达六七省，讨袁军兵力逾十万，然不旋踵即溃败者，盖因起事过迟，步骤不一；而袁于利用金钱于收买离间后，大兵即随之而至，革命军所植于国内之势力遂荡然无余。设党人当日能信国父之言，步调一致，先发制人，则胜负之数尚未可知。
二次革命受挫后两月间，国民党人陆续赴日。
注：
(1) 吴相湘着《孙逸仙先生传》第四编 第三十一章。
(2)《孙中山全集》第三卷P56：“致各国政府和人民电”（中华书局2006年11月第2版）。
（3）罗刚编著《中华民国国父实录》电子版第2160—2161页。
（4）罗刚编著《中华民国国父实录》电子版第2172—2173页。
（5）罗刚编著《中华民国国父实录》电子版第2192—2193页。
（6）《孙中山全集》第三卷P66：“告全体国民促令袁氏辞职宣言”（中华书局2006年11月第2版）。
（7）《孙中山全集》第三卷P67：“致参议院等通电”（中华书局2006年11月第2版）。
（8）《孙中山全集》第三卷P68：“致袁世凯电”（中华书局2006年11月第2版）。
——转载自《黄花岗杂志》第三十三期
责任编辑：张宪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