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南昌、随枣会战
一九三八年十月下旬，中国军队有计划地撤出武汉，日本占领武汉。蒋委员长留给日寇的武汉，只不过是座空城。
中国军队撤出武汉后，仍有九十个师的部队部署于武汉周围。武汉以西、以北，是李宗仁所部第五战区，6个集团军13个军34个步兵师1个骑兵师和1个骑兵旅，部署在皖西、豫南、鄂北和鄂西北广大地域；武汉以南、以东，是薛岳所部第九战区8个集团军21个军52个步兵师，部署在赣西北、鄂南和湖南要域。此外，两战区内还有若干特种部队和地方游击队，以上部队对武汉形成包围态势。第九战区以东，则是顾祝同所部第三战区4个集团军22个步兵师和2个步兵旅，可与第九战区互为策应。
蒋委员长的军事部署，对进入武汉的日军造成极大的压力。
日军大本营和“华中派遣军”为巩固对武汉的占领、确保长江中下游航道，以第11军（司令长官冈村宁次）驻守武汉，在其序列的共有7个师团、2个独立混成旅团，比其他各区、各军具有更多的机动兵力，是对中国正面战场继续实施打击的主要力量。冈村宁次的第11军，与中国湖南及其周围江西、广西地区扼守西南大后方的中国主力部队形成对峙，并不断寻机攻击，企图以军事打击配合日本政府政治诱降的政略迫使重庆国民政府投降。
南昌是江西省省会，是南浔铁路和浙赣铁路的交汇点，是中国第九战区和第三战区后方联络线和补给线的枢纽，具有重要的战略地位。南昌有机场，中国空军以南昌机场为基地，经常出动战机袭击九江附近在长江中航行的日海军舰艇，对九江和武汉日军的后方补给交通线威胁很大，日军为改善其在华中的态势，于是积极准备进攻南昌，定南昌作战代号为“仁号作战”。
日军攻占南昌的目的，在于割断浙赣铁路、切断江南的安徽省及浙江省方面中国军队之间的主要联络线，日本侵略者的第11军打算从当时的对峙状态下，以急袭战术突破我军阵地，一举沿南浔一线地区攻占南昌，分割和粉碎浙赣线沿线之中国军团。日本侵略者预案南昌作战时间定为3月上旬，开始攻击时间由第11军司令部确定。
冈村宁次为了保证进攻成功，在准备期间，数次派作战主任参谋乘飞机侦察地形，侦查我军的防御体系、工事状况、兵力配置以及重武器的位置等，据此选定进军路线和主要突击方向。为提高进攻的力度和速度，冈村宁次对野战重炮兵和战车的使用进行重新调配，将战车编为战车集团，部署在第一线部队前方2天行程的距离上，在航空兵支援下，进行远程迂回，突破我军防线，为日军开路。一切准备就绪，冈村宁次确定1939年3月20日开始进攻南昌。
为了保卫南昌，根据敌情，蒋委员长进行了一系列军事部署。2月下旬，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军令部第1厅根据各方情报，判明日军攻占南昌的企图，提出了应对意见。3月8日，蒋介石致电第九战区代司令长官薛岳：“第九战区为确保南昌及其后方联络线，决即先发制敌，转取攻势，以摧破敌之企图。攻击准备应于3月10日前完毕，预定攻击日期为3月15日”。并对指导要领及部署作出原则指示。薛岳于3月9日、10日接连致电蒋介石，提出部队整训未必，补给困难，准备不及，要求延至3月24日开始实施。蒋委员长于3月13日复电，强调“惟因目的在先发制敌及牵制敌兵力之转用，故攻击开始日期不能迟于本月敬日（即24日）。（郭汝瑰 黄玉章主编《中国抗日战争正面战场作战记》江苏人民出版社2005年7月第2版P915-916）
水无常态，兵无常势，中国军队尚在准备采取攻势之际，日军即开始了进攻，于是第九战区薛岳部，只有就地转入防御。
3月18日，日军第101、106师团主力及其炮兵、战车队等依次向修水北岸推进，分别占领进攻出发地域。此后，日军炮兵即开始进行试射和火力侦察。3月20日，日军第11军命令炮兵第6旅团长指挥所有炮兵向修水南岸中国守军第49军、第79军阵地猛烈射击，进行总攻开始前的炮火袭击，长达3个多小时，其中杂有大量毒剂弹。我军阵地多处被毁，第76师师长王凌云以下官兵多人中毒。
日军开始总攻后，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桂林行营（主任白崇禧）于3月21日急令第九战区各部队固守阵地。23日电令第三战区司令长官顾祝同速调第102师至南昌，加强南昌之守备兵力，归第19集团军总司令罗卓英指挥；另调第16师、第79师至南昌东南之东乡、进贤，警戒鄱阳湖南岸，并策应南昌方面的作战，同时电令第19集团军以有力部队约两个师的兵力分路向敌后方的马回岭、瑞昌、九江、安德等要点袭击，破坏铁路、公路，断敌后方交通，阻止敌后续部队增援。
但因通讯联络不畅及部队行动迟缓、协同不好等原因，以上计划未能实施，而战场情况已发生变化。同日，蒋介石已感到日军进攻南昌，志在必得，因此产生予敌以杀伤，然后放弃南昌的意图，特致电第九战区代司令长官薛岳、第19集团军总司令罗卓英和江西省主席熊式辉：“此次战事不在南昌之得失，而在予敌以最大之打击。即使南昌失守，我各军亦应不顾一切，皆照指定目标进击，并照此方针，决定以后作战方案。”（郭汝瑰 黄玉章主编《中国抗日战争正面战场作战记》江苏人民出版社2005年7月第2版P917）
1939年3月27日，日军第101师团攻占南昌。28日，日军第11军奉命令第101师团确保南昌，第106师团主力回占奉新，准备向高安或奉新以西作战。
日军攻占南昌后，东沿鄱阳湖东南岸，南至向塘，西在高安、奉新、武宁一线与中国第三、第九战区相对峙。南昌位于鄱阳湖西侧，防区内拥有机场，战略地位举足轻重。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判断日军虽占领南昌，但军力消耗较大，尚未整补，守备兵力不足，于是决定乘日军立足未稳之时进行反攻，夺回南昌，遂令第九战区和第三战区策划反攻南昌的准备。
4月17日，蒋介石将自己的《攻略南昌计划》电告桂林行营主任白崇禧，并征求意见。《攻略南昌计划》的作战方针是：先以主力进攻南浔沿线之敌，确实断敌联络，再以一部直取南昌。攻击开始之时机，预定4月24日。同时对兵力进行相应部署。（郭汝瑰 黄玉章主编《中国抗日战争正面战场作战记》江苏人民出版社2005年7月第2版P921）
4月18日，白崇禧复电蒋介石，对兵力部署提出自己的建议，强调进行奇袭，破坏扰乱敌人的交通与后方，切断敌人的联络线。并认为攻击时间应该提前，从速实施，至迟须在22日左右。
4月21日，第九战区的部队首先开始行动。第一集团军以第60军第184师和第58军新10师进攻奉新，以第58军新11师监视靖安日军；以第74军主力进攻高安，以第74军及第49军各一部北渡锦江，进攻大城、生米街。激战至26日，日军退守奉新、虬岭、万寿宫一带。第19集团军攻克大城、高安、生米街等据点。
第三战区的第32集团军以第29军第16师、第79师、预备第5师及预备第10师之一部于4月23日渡过抚河，进攻南昌。激战至26日，攻克市汊街，向南昌逼近。27日日军集中第101师团主力实施反击，在猛烈炮火及航空兵火力支援下，与中国军队在南昌东南、正南郊区展开激战，反复争夺该地区内的各村庄据点。第79师师长段朗如因部队伤亡过大，于4月28日夜改变进攻部署，并发电报向军及集团军作了报告。第32集团军总司令上官云相以擅自更动计划为由，报第三战区批准，将其撤职查办。蒋委员长听到报告后，为整肃军纪，于5月1日下令，以贻误军机罪将段朗如“军前正法”，令第16师师长何平：“戴罪图功”，令上官云相到前方督战，限于5月5日以前攻下南昌。
蒋介石限期5月5日攻下南昌的命令下达后，第九战区司令长官薛岳认为：以南昌防御战后尚未得到补充，我军武器装备又远逊于日军，对武器装备占绝对优势而又依托防御工事的敌人进行攻坚作战，不可能按主观规定的时间攻下南昌。遂于5月3日致电陈诚陈述自己的看法。他说：
“查南昌、奉新方面之攻击，自4月漾日（23日）开始，已11天。因我军之装备等不及敌人，而敌人之重兵器、机械化部队与飞机等，能处处协力敌陆军之作战，因此攻击颇难摧毁敌人之坚固阵地。现迭奉委座电令：我军作战之方略在消耗敌人，而不被敌人消耗，避实击虚，造成持久抗战之目的。故此次南昌之攻击，即在消耗敌人，避实击虚之原则下，预行设伏，采用奇袭方式，四面进攻，冀以最迅速敏活之手段，夺回南昌。现时已持久，攻坚既不可能，击虚又不可得，敌虽势蹙，但欲求5月5日前攻克南昌，事实上恐难达成任务。除严令各部排除万难、不顾一切继续猛攻外，拟恳与委座通电话时，将上述情形婉为陈明。”（郭汝瑰 黄玉章主编《中国抗日战争正面战场作战记》江苏人民出版社2005年7月第2版P922）
陈诚于5月5日将薛岳的电报全文转报蒋介石。当时桂林行营主任白崇禧对限时攻克南昌的命令也认为不符实际，5月5日也致电蒋介石及何应钦，婉转地提出不同的建议。
蒋介石先后接到陈诚、白崇禧的电报，又得到第32集团军第29军军长陈安宝及第156团团长谢北亭血洒疆场为国捐躯及进攻部队伤亡惨重的报告，遂于5月9日下达停止进攻南昌的命令。日军此时亦因损失严重，无力反击，南昌会战于此结束。
南昌之役是淞沪以来头一次大规模的攻坚作战，可惜先是错失了战机，平白的易主动为被动，以致接下来要去承担机动力差，火力不足等先天不足的恶果，致使最后功败垂成。不过我们还是从失败中得到了教训，取得了经验，而使之后的随、枣之战，能同日寇打了个平分秋色。
日军占领武汉后，蒋委员长重新调整战区。调整后的第五战区范围包括皖西、豫南和鄂北，东与第三战区毗连，北与第一战区相邻，西扼川陕，南临长江，与第九战区隔江相望。其位置居各战区中央，控制长江上游入川门户；战区内东有大别山，西有荆山，北有桐柏山，中有大洪山，并有汉水由西北向东南贯穿其间，进可威胁武汉，退可与日军周旋。战区所辖部队有第11集团军、第21集团军、第22集团军、第29集团军、第33集团军、江防军等6个集团军，有13个军、34个步兵师、1个骑兵师、1个骑兵旅和2个游击纵队。第五战区司令长官李宗仁。1939年4月蒋介石将汤恩伯第31集团军（辖6个师）从鄂南的崇阳、通山等地北调，加强第五战区，接替第22集团军在随（县）枣（阳）间的防务，将第22集团军调至襄樊附近为总预备队；不久，又应第五战区请求，将原属第1战区的孙连仲第2集团军从临汝南调至桐柏山区，与第五战区协同作战。
日军占领武汉空城后，为确保武汉，着手部署占领周围要点，东至九江，北至信阳，西至钟祥、安陆，南为岳阳、南昌，沿铁路、水路和公路警戒，保持各点联系，以上列各点作为战地区，随时准备与中国军队作战。继南昌会战给第九、第三战区以打击后，计划再对第五战区发动攻击。
1939年5月1日，日军按照计划首先向第五战区左路集团军的左翼发动进攻。至6日，日军在战车部队和优势炮火支援下先后突过塔儿湾、高城一线，由于中国军队的奋力抗击，日军进展缓慢。在此之前，第五战区江防军和右路集团军一部曾向钟祥以南旧口等日军后方要点袭击，破坏汉（口）宜（城）公路和京（山）钟（祥）公路，以求牵制日军主力。但日军在强大炮火掩护下推进甚快，于8日攻占枣阳，将第五战区左、右两集团军割裂开来。右路集团军的第122、第180师向樊城以北撤退，第37、第38、第132师沿襄河（汉水）左岸布设新阵地，坚守桥头堡，拱卫襄阳。第五战区长官部则由枣阳迁往老河口。
日第11军鉴于已冲破第五战区的防御体系、对左路集团军已构成夹击之势，便想进一步将左路集团军，特别是第31集团军压缩于随县至枣阳、桐柏山与大洪山之间地区，包围而歼灭之。
中国第五战区在查明日军企图后，遂命令左路集团军主力避开正面敌军，以桐柏山为依托，占领侧面阵地，面对随枣盆地，侧击西进与北进之敌，不得已时可向唐河、新野转进；以第39军和第13军一部坚持大洪山与桐柏山区，分散配置，进行游击，袭扰敌人；以右路集团军在襄河（汉水）以东的部队竭力进击北进之敌，迟滞其行动。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接连电令第五战区和第一战区：第五战区左路集团军第13、第84军在枣阳以北占领阵地，协同右路集团军侧击向西北推进之敌，不得已时可向南阳和老河口以西地区转移；第一战区第68军应协同第五战区第39军占领桐柏山、大洪山游击根据地，袭击日军；孙连仲第2集团军以主力集中新野、邓县间，一部留置南阳，策应第五战区作战；右路集团军张自忠部在不得已时可转移到汉水两岸，担任河防，协同江防军阻敌过河；江防军应派有力部队向汉宜路、京中路之敌侧击，截断敌后方交通；位于大别山区的第21集团军应向西攻击信阳附近铁路线，牵制敌军。5月9日，日骑兵第4旅团在张家集附近渡过滚河，10日拂晓渡过白河，当日下午攻占新野。第13师团5月9日占领湖阳镇，第3师团铃木支队5月10日占领桐柏。日军在攻占上述各地时，虽遭到部分中国军队抵抗，但并未发现中国军队主力，于是便调动部队，企图缩小包围圈，将第五战区左路集团军压缩于桐柏至枣阳之间的狭小区域内，再做攻击。
在各路日军构成合围之前，我第五战区左路集团军主力已于5月10日向北转移，跳出日军包围圈。日军未扑捉到中国军队主力，便继续向西北追击，于5月12日攻占唐河、南阳，但遭到第五战区地方部队牟庭芳第121师和第2集团军的反击，旋又退出南阳，向后收缩。
此时，第2集团军5个师已由河南临汝到达南阳、唐河至桐柏一线集结，第五战区抓住战机及时转入反击。5月13日战区以第2、第31集团军向南阳、唐河西南攻击；以第33集团军主力向枣阳附近地区攻击，与第2、第31集团军协力，对唐河以南之敌形成夹击之势；以第68军出桐柏山南麓截击由信阳西进之敌；以江防军一部向京钟路敌之后方攻击。”（郭汝瑰 黄玉章主编《中国抗日战争正面战场作战记》江苏人民出版社2005年7月第2版P941-942）
日军连续作战近半月，部队疲惫，兵力分散，伤亡消耗较大，结果并未能达到扑捉第五战区左路集团军主力的目的，在中国军队的反击下，被迫于5月13日、14日开始后撤。第五战区利用有利态势，尾随追击和侧后狙击，给日军以重创。其中坚持大洪山游击活动的第39军，于16日至19日在大洪山北侧的长岗店一线占领有利阵地，苦战4天，截歼向应山、安陆撤退的日军第3师团、第13师团各一部。至5月22日，第五战区先后收复唐河、枣阳、桐柏，逼近随县。24日，日军除占领随县县城外，其余均退回原防区，恢复会战前态势。随、枣会战，即告结束。第五战区各部队转入休整。
随、枣之役，日方动用的兵力大约为11万3千余众，我国则为22万人左右。双方你来我往20天之内，我军连被飞机炸、毒气熏在内，一共伤亡两万八千余人，日军伤亡也达两万一千余人之多，伤亡的比例越来越小。更重要的是，在这一场仗里，开始我们虽然曾经失掉了若干城池，但最后我们还是把它都收复了回来，这和初期抗战期间，死守一城一地，只要达到了拖延时间的目的，便突围转进的情况已大不相同。现在我们不仅有能力进行运动战甚至攻坚，这些都是在受尽无数失败痛苦之后从中汲取的教训与经验，也是踏着先烈的血迹，为中华民族走出来的一条生路。
（未完待续）
——转自《黄花岗杂志》第五十二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