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再來看看明王朝末期的發展。那些明朝的遺老，聲稱不做亡國奴，要反清復明，又興起一段時期的愛國主義熱潮。然而當清朝興起以後，明末的那些儒者，也慢慢看清了天下與國的關係，他們發現清朝也講孔夫子的天下文化。而就有「亡國與亡天下」的反思。而到了清朝末期，愛國主義又興起，此議越演越烈，不過不是反清復明，而是反西方列強，那個民國初的「五四運動」，不僅要打倒賣國賊，連孔家店也拔了。這就是我們最偉大的愛國主義運動。中國的現代知識分子，說句不好聽的話，就是他們比清儒差遠了，還沒有清儒的明智，他們把愛天下轉變為愛國，實乃精神文化的墮落，也是對儒文化的莫大諷刺。
現代的犬儒主義者，常將愛國、民族主義和死忠思想相提並論，以為這是儒家的思想文化。將屈原、岳飛等奉若神明。又將孔子的「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來佐證。實則儒家是不主張死忠、死諫的。孔子的儒學，提倡的是「明哲保身」，所謂的「明哲保身」即是「國有道，其言足以興，國無道，其默足以容。」1在《論語》中，孔子常告戒學生邦有道則仕，邦無道則隱，不要為無道的國王做事。孔子視「邦有道，穀；邦無道，穀，恥也。」2用現代的話說，國家有道，你發了財，國家無道，你也發了財，這是很無恥的呀。孔子並對他的一個名叫冉有的學生為無道國王季氏做事甚為憤怒，放下重話，說這不是他的學生，叫學生們鳴鼓群起而攻之。可見孔子是不為「死忠、死諫」背書的。其實，儒對忠君的思想是有原則的，叫做「三諫不聽則去」。三次與你說明利害關係，這個國王都聽不進去的話，你就要選擇離開了，不要再為這個國王做事了。儒家為臣為士的這個原則，最早見於商紂時期的歷史記載：微子三諫紂王不聽就逃走了。而比干不識好歹，繼續進諫，結果被紂挖出心肝而殺掉。唐朝魏徵更有良臣和忠臣不同的講法。魏徵說，「稷、契、皋陶，君臣協心，俱享尊榮，所謂良臣；龍逄、比干，面折廷爭，身誅國亡，所謂忠臣」3後儒已意識到忠臣不僅害己，引至殺身之禍，而且還會導致國家滅亡。其實到孔子至孟子時代，儒都主張三諫不聽而去，《論語》、《孟子》都有此講法。在《禮記．曲禮下》中也有講「三諫而不聽，則逃之。」並沒有主張明知有生命危險，還要死忠死諫。孔子說的一句話最人性，他說「暴虎馮河，死而無悔者，吾不與也。必也臨事而懼，好謀而成者也。」4那些視死如歸，為國捐軀，為黨獻命的事孔子是絕對不幹的。孔子說的「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意思，我看也是按照天道法則而說的上下有序。即做君子的，要有君子的道；做臣子的，要守臣子的道；做父親，要像做個父親的樣子，而做兒子的，就得有孝敬父母的道德。後世王朝把那些精忠報國、愛黨、愛鄉思想塞進孔子的儒家思想框裡，充當首貨賣出去，實則是對儒家天道思想的歪曲和蔑視。
清人儒者王船山將天下的興亡落實到知識分子的責任是很耐人尋味的。換句話來說，亡國，只不過是改朝換代而已，並沒有什麼大不了的事，這個國家興亡的責任，是匹夫走卒的事；而天下興亡就不同了，它關係到文化禮教能否傳承的事，是中華民族生死存亡的天下大事，這個責任，要由知識分子（士大夫）來擔當。我以為，王船山已指出儒家傳統文化的精義所在：沒有「禮教」，就沒有我中華民族。也就是說，沒有孔孟傳統禮教的體現，則中華民族就不可能成為中華民族。所以，幾千年來，歷代的中國知識分子——士大夫，都是把興天下做為己任的。也就是宋代范仲淹所說「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的憂患意識。他們最關心的，是能否發揚光大孔孟那套天下禮教文化。我雖不才，自認也讀過兩三本書，雖不敢自稱為知識分子，但亦不會將自己貶為「匹夫」。我很不理解，現在的中國，一些自稱為「知識分子」的人，那些官員士大夫們，口口聲聲說「國家興亡，匹夫有責」，將自己放在匹夫走卒的行例，高舉著愛國主義的旗幟，樂此不疲，實是有違祖宗孔老夫子的教導。他們不問天下興亡之事，任憑禮教之消亡，打著匹夫的旗幟，高喊著愛國，中國將何在耳？況且以今當權者對國家定義「國家是一個階級壓迫另一個階級的力工具」來看，這個國家有何可愛之處？形而下之器而已，離形而上之道遠矣。這個國有儒文化的存在嗎？有君臨天下的氣度嗎？清末學者王國維以身殉天下之亡而投水自殺，其情也哀，其性也烈，可見中國天下之亡也久遠矣！一個失去禮教的中國，還稱得上是中國嗎？什麼禮義之邦，儒教文化民族？天下文化早亡矣。(待續)＠
1《大學、中庸》，華語教學出版社，1966年第一版，83頁。
2《論語》，藍天出版社，2006年8月第一版，266頁。
3《資治通鑑》「卷192唐紀八」北京出版社，2006年7月第一版，262頁。
4《論語》，藍天出版社，2006年8月第一版，131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