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2011年05月27日訊】重慶「打黑」實為「黑打」的方式，突出地體現著中國共產黨的專政方式。它現在以「法治國家」、「依法辦事」為漂亮包裝，實際上是法律為權力而彎曲。
法律在權力淫威下扭曲
吳邦國在「兩會」上宣佈「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律體系已經形成」，外交部發言人則針對藝術家艾未未涉嫌經濟犯罪之事，宣稱「中國是法治國家，公安部門將依法辦事」。
「和諧社會」的「盛世」，當然應該是一個「法治國家」。不過，中共官方特意點出它的「中國特色」，也相當坦率：
其一，抱有「唯恐天下不亂，想在中國鬧事」動機的人，就「不要拿法律做擋箭牌」，「甚麼法律也保護不了他」。
其二，「法律不會為特立獨行者彎曲」。
那些以「茉莉花」為念而微笑散步的人們，以及關注微笑散步行為的外國記者，他們「拿法律做擋箭牌」，表明他們都很在乎法律，都謹慎地使自身行為局限在法律規定的範圍之內。而中國官方，則明顯地並不在乎法律。它以「動機」度人，大規模地部署警力和群眾「積極份子」，出動車輛等各式裝備，不管三七二十一，哪怕人們躲在法律「擋箭牌」後面，也照樣撇開法律而把他們拿下。
而在當局抓捕艾未未、千方百計尋找其「犯罪證據」，以示法律不能「彎曲」之際，公眾也在密切關注李莊案、藥家鑫案，以及多位維權人士的被失蹤案或被綁架案。中國的法律，的確是從來都「不會為特立獨行者彎曲」，其實一向都在權力淫威下扭曲，甚至嚴重扭曲。對於這樣的現實，民間的不滿和憤怒越來越強烈。
「文革」不會簡單地重複
李莊案的第二季以撤訴落幕，藥家鑫案一審判決留下是否「立即執行」疑問的尾巴，顯示出法律為權力彎曲，既為嚴峻的現實，也終究有其限度。在某種情況下，權力會退縮，會讓步，算是寬宏大度地給法律一點兒面子，若是因此而得意，就未免過於書生氣了。
還記得，「文革」的前奏中，批判「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是一個重要環節，而「文革」最初的喧囂，就有反對「自由、平等、博愛」價值觀的喊叫。現在，重慶實踐「唱紅打黑」、「唱讀講傳」，正在以「唱響中國」而蔓延全國，而「打黑」實為「黑打」的方式，突出地體現著中國共產黨的專政方式。它現在以「法治國家」、「依法辦事」為漂亮包裝，實際上，其主題極其鮮明，即法律為權力而彎曲。
薄熙來在北京參加「兩會」時，說李莊案的第一季「事實清楚，程序合理」，描繪成一副「無懈可擊」的模樣。他所謂「全國各界，哪一個界別都沒有超越法律的特權」，分明就是針對艾未未的所謂「法律不會為特立獨行者彎曲」之先聲。外交部發言人和官方媒體則相互配合，竭力為劉曉波案、「茉莉花」微笑散步案、艾未未案辯護，他們的表演，已在全世界前面淪為笑談。
不過，「文革」當然不會簡單地重複。
毛澤東發動「文革」，把黨政官僚當作「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打倒，不僅因為這些官僚們脫離群眾、腐化墮落，更因為劉鄧周等人比較地正視市場經濟，對農民的「三自一包」傾向懷著惻隱之心。面對國際共產主義運動中改革浪潮的「高天滾滾寒流」，和黨內的對手，他對「為民請命」的「海瑞罷官」再下狠手，動員群眾將黨政官僚幾乎全部打翻在地，甚至斷送他們的性命。然而，共產黨專政的本質，本來就是無法無天，毛澤東的「無法無天」，只是更為極端，更具「毛澤東特色」而已。
打來打去，反對「資本主義復辟」看來是大錯特錯了，於是就改革開放，乃至棄計劃經濟而行市場經濟，而打倒官僚，捲土重來而重新掌握大權的官僚們對此深惡痛絕，絕不允許民眾再動此念頭。
「無法無天」的「和諧社會」
更為精彩的是，就像打倒了官僚的「文革」中「新生革命政權」再次滋生出官僚一樣，改革開放中幾番較量終於放棄了計劃經濟，而國有體制借市場之力恢復了元氣，隨即湧起「國進民退」大潮，行政式的「調控」也再度興盛起來。胡德平尖銳地批評，國有企業是以舉國之力來改制，國家銀行主動幫助它們從負債中剝離出來，職工或分流下崗，或買斷工齡，而國企輕裝上陣之後，則反過來又與民爭利。中共公然背棄諾言，將大批國企員工作為包袱甩給市場，任其沉浮，卻無人敢於追究其「原罪」，而國企官僚借市場化之力，將財富私有化，表面上卻道貌岸然地拒絕「私有化」，抗拒國有企業民營化。
黨政官僚依靠國有體制的支配力量，以畸形市場化的國有企業為新平台，其勢力與先前計劃體制下的情況大有不同，盤根錯節之勢今非昔比。顯然，中共無論怎樣「唱紅」，無論怎樣熱情呼喚毛澤東，它都不可能再摹仿毛澤東打倒官僚集團的舉動，不可能發動民眾自由辯論、自下而上地揭露共產黨專政的「陰暗面」。它推崇毛澤東的「霸道」，討厭毛澤東的「猴氣」，否定「文革」的極端「無法無天」，煞費苦心地「與時俱進」，塑造一個新式「無法無天」的「和諧社會」。
今日中共的新式「文革」，實乃依恃「國進民退」之經濟反動，以「黑打」的「無法無天」，塑造「中國特色」的「法治國家」。
這樣的「特色法治」，其「法律體系」，其司法解釋及司法實踐，是將法律置於權力的手掌之中任意擺弄。助人為樂之舉可以被推斷為與常識不符，執法機構轄下的非正常死亡層出不窮，更有普遍化的警察濫用暴力、刑訊逼供，以及全世界只有中國證人不出庭為常態的怪事。同時，它以「顛覆罪」將「反革命罪」更新換代，壓抑獨立思考，懲治異議思想，卻美其名曰司法的甚麼「至上」、「司法主權」，以及所謂「法律不會為特立獨行者彎曲」，藉以掩蓋中共治下法律一貫為權力彎曲乃至嚴重扭曲的社會現實。
其實，法治國家與公民社會密切相關，而中共的「法治國家」則與公民社會尖銳對立。中共的「維穩」、「法治」，都是以將公民社會扼殺於萌芽狀態為宗旨，將「一切權力屬於人民」的憲法原則完全架空，扭曲為「一切權力歸於中共」。但是，中共公然視「特立獨行」者為敵人，讓人們看到，新式「文革」的確與舊「文革」不同，它難以反對「資本主義復辟」，只能徒勞地打倒所有「特立獨行」的公民。
——原載《動向》雜誌2011年5月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