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華文明以「仁義禮智信」為中心。千百年來，一直承傳，自古聖賢們修身齊家，以達到「中庸」的至高境界為目標。他們把義氣之道作為品德高尚之人的一種必要節操。
假如要我為「義」下定義的話，所謂「義」：「博愛之為仁，行而宜之謂義。」古人有「禮以行之，遜以出之，信以成之。」、「君子之於天下也，無適也，無莫也，義之與比。」（摘自《論語．里仁》）「大人者，言不必 信，行不必果，惟義所在。」（摘自《孟子．離婁上》）的論述，俱已詳備。
孔子曾向老子問禮，問到「仁義」時，老子說：「今仁義慘然而汩人心……夫子修道而 趨，則以至矣，又何用仁義？……夫子乃亂人之性也。」古有「聞義能徙、視死如歸」的故事，我想正是說明了這個問題。
漢武帝的時候，「罷黜百家，獨尊儒術」。董仲舒明確指出統治者要用「義」來修養心性、培養品德、陶冶情操。他說：「天之生人也，使人生義與利；利以養其體，義以養其心。心不得義不能樂，體不得利不能安。義者心之養也，利者體之養也。體莫貴於心，故養莫重於義，義之養生人大於利。」（摘自《身之養重於義》）。
他還說：「義以養其心」、「心不得義不能樂，體不得利不能安」。因此，以貪圖小利而破壞「大義」是不可取的。「仁」是用來安人的，「義」是用來治己的。董仲舒也說過：「《春秋》之所治，人與我也。所以治人與我者，仁與義也。以仁安人，以義正我。故仁之為言人也，義之為言我也。」
他反覆強調「仁」與「人」之間的關係，最後得出總結： 「義云者，非謂正人，謂正我」、「義在正我，不在正人」、「義者，謂恆在我者，恆在我者，而後可以稱義」、「義之為言我也，故曰有為而得義者，謂之自得；有為而失義者，謂之自失；人好義者，謂之自好；人不好義者，謂之不自好。以此參之，義，我也，明矣。是義與仁殊，仁謂往，義謂來；仁大遠，義大近；愛在人，謂之仁；義在我，謂之義；仁主人，義主我也。故曰仁者人也，義者我也」、「以仁治人，義治我，躬自厚而薄責於外」、「仁造人，義造我」、「義之法，在正我，不在正人，我不自正，雖能正人，人弗予為義」（摘自《仁義法》）。
元代四大悲劇之一的《趙氏孤兒》（又名《八義士》）更加凸顯了「義」的含義並予以闡述和說明：「父慈子孝是孝義；夫敬妻賢是情義；鄰里互助得仁義；危難相救見恩義；尊老敬賢知禮義；承諾必行為信義；知恥自重有節義；明達勇仁擔道義；君明臣賢結忠義。」
綜上所述，可以說明：「義」是人的道德生活中不可違背的準則。
那麼，要如何才能做到「義」呢？
要做到「義」，首先要能愛人，「義」與「仁」是相互延伸、相互促進、相互補充、相互發展的。「義」的意思是「利他」。只有學會奉獻，處處考慮別人，才能得到真正而深刻的「義」。這也是中國道德規範中最富有人情味的一方面。
在《史記．孟嘗君列傳》中：「孟嘗君虧得馮諼和其門客的『大義凜然』，才倖免於難。」孔子著《春秋》，提倡「大義」，這是對國家、對民族有利的事。《三國演義》中「劉關張桃園三結義時發誓－－上安社稷，下保黎民」以及《水滸傳》中「水泊梁山結義時立下盟約－－替天行道」。正是體現了這個方面。
「義」是針對「多數的，群體的利益」，並非是「小團體，小幫派」的一己之私。孔子說：「君子周而不比，小人比而不周」也就是這個道理。管仲輔佐齊桓公，孔子就認為「此大義也」。在「義」與「利」的關係中，二者是可以相互聯繫、相互促進、相互發展的。
在「義」與「勇」的關係中，二者卻總是結合在一起的。「君子有勇而無義為亂，小人有勇而無義為盜」。子路，有勇有義，被尊為賢；文天祥、關羽，不為利誘，被尊為神。以及對後世的許多仁人志士的大義，堪為「楷模」。在這裡我就不多列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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