帝王罪己

作者 : 辛聲

(攝影:王嘉益/大紀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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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國歷史上,從禹、湯到周成王、秦穆公、漢武帝、唐德宗、清世祖、清聖祖,每當有重大的天災人禍發生時,帝王們常常都要反省自己--我做錯了什麼?為什麼上天會震怒?然後,沐浴齋戒,拜祭天地,甚至向天下發出〈罪己詔〉,公開對自身的過錯和失敗進行反省懺悔,向上天、向所有百姓承諾一定會改正錯誤,並要求天下人務必要勸諫、監督自己,以此來獲得上天的原諒,免得上天降罪、百姓受苦。

自責己過,對有良知者來說,原是件平常的事。但作為「君權神授」的古代帝王,能對自己的過錯反省悔悟,卻實屬不易,倘若再寫成文告--〈罪己詔〉,頒示天下,那就更難得了。那麼,何以貴為「天子」的古代帝王會公開對自身的過錯和失敗進行反省懺悔呢?這就得追溯到中國的文化傳統了。

自古中國就敬天信神,決不會與天鬥、與地鬥、與人鬥。人們相信天命只會眷顧「有德之君」,一旦「天子」失德,勢必就會影響到王朝的興衰,「失德之君」最終都會被天命所遺棄。因此,君王如果想要江山永固,就得修德以配天,而天災人禍則是「天意」的體現,古代統治者大都視其為「天象示警」。

歷史上最早「罪己」的古代帝王是禹、湯。史載,大禹登上帝位後,有一次看見犯罪之人,就傷心的哭了起來,左右問其故,禹曰:「堯舜之時,民皆用堯舜之心為心,而予為君,百姓各以其心為心,是以痛之。」生活在原始社會末期的禹見民心渙散,深感內疚,認為自己沒有當好這個首領,於是自責。

商滅夏後,湯佈告天下,安撫民心,史稱〈湯誥〉。湯深刻的檢討了自己的過錯,曰:「罪當朕躬,弗敢自赦,唯簡在上帝之心,其爾萬方有罪在予一人,予一人有罪無以爾萬方。」此後,適逢商連年大旱,五穀不收,負責宗教祭祀的大臣說,要用人為犧牲,向上帝祈禱求雨。於是,湯「剪髮斷爪」,身為犧牲,禱於桑林,「以六事自責」,曰:「余一人有罪無及萬夫,萬夫有罪在余一人。無以一人之不敬,使上帝鬼神傷民之命。」於是,民大悅,雨亦大至。

禹、湯罪己,都取得了良好的效應,遂成為後世帝王皇帝傚法的榜樣。

史載漢武帝即位後窮兵黷武、好大喜功,又好神仙方士,大造宮室,揮霍無度,致使民力枯竭,寇盜並起,天下大亂。武帝晚年漸有所悔,征和年間,他駁回了大臣桑弘羊等人屯田輪台(今新疆輪台縣)的奏請,決定不再「擾勞天下」,並「禁苛暴,止擅賦,力本農」。這就是歷史上著名的〈輪台罪己詔〉。漢武帝晚年面對大廈將傾的危難局面,幡然醒悟,痛改前非,全面調整了國家的內外政策,不但使政權轉危為安,而且也為「昭、宣中興」打下了基礎。

唐代也有位皇帝在危難之時發過罪己詔,他就是唐德宗。此君即位不久,就先後有號稱「四王」、「二帝」的幾個節度使舉兵反叛。西元783年,長安失守,德宗倉皇逃亡,被叛軍一路追殺至奉天城。次年春,他痛定思痛,改年號為「興元」,並頒〈罪己大赦詔〉,「分命朝臣諸道宣諭」。

詔書中歷數了自己的罪過後,說:「天譴於上而朕不悟,人怨於下而朕不知」,「上累於祖宗,下負於蒸庶,痛心疾首,罪實在予」。此詔文字真摯動人,很有感召力,頒後,「四方人心大悅」,「士卒皆感泣」,民心軍心為之大振,局勢因而大變。不久,動亂即告平息。

1679年的大地震,對於正忙於平定三藩叛亂的康熙帝(清聖祖)來說,是一個不小的警策。他趕緊「詔發內幣十萬賑恤」,接著又告預群臣:「朕躬不德,政治未協,致茲地震示警。」康熙帝的態度是真誠的,他找出了官吏的六項「弊端」,認為這就是「召災之由」,並指令九卿詳議,由吏部立法嚴禁,務期盡除積弊。

在古代皇帝中,罪己次數最多的要算是清世祖順治皇帝了。這位少年天子親政後,自然災害很多,「水旱累見,地震屢聞」,「冬雷春雪,隕石雨土」。他把這一切自然現象都歸罪於自己的「不德」,上干天咎,所以,不斷自我反省,屢屢下詔罪己。臨終之際,又留下了一道罪己遺詔,淋漓盡致的為自己列舉了十四條罪狀,條條都是原則問題。順治帝為自己羅列的十四大罪狀,應該說是夠全面、夠深刻的了,因此也奠定了「康乾盛世」。

在天災人禍面前能夠自責,反省懺悔自己做錯了什麼,從而修正自己的錯誤,承擔自己應負的責任,找到避免天災應對人禍的方法,這充分體現了古代明君的良知,更是天下萬民的一份福氣,也是中國傳統政治文化的精華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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