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重義輕利
孔子提出了「重義輕利」思想，並以「義」和「利」區分君子和小人，說「君子喻於義，小人喻於利」，指出君子和小人的最根本區別，在於君子重道義，小人則重利益。
君子於事必辨其是非，對於大是大非的原則問題在任何時候都是不會妥協的，行為光明正直，不搞歪門邪道，「行不由徑，非公事，未嘗至於偃之室也」；小人於事則只想到有無私利可圖，患得患失，忙於算計，會為利益捨棄道義。君子無私無我，不計個人得失，胸懷天下；小人則喜歡勾結謀私，為滿足個人利益而不擇手段。
孔子說：「君子居易以俟命，小人行險以僥倖」，君子與小人的心胸和視野則不辨自明。
君子敢於堅持正道原則，糾正別人不符合道義的做法，而不是隨聲附和，人云亦云。一次，顏回問孔子說：「小人說的話有甚麼共同點嗎？對於君子來說，不能不加以分辨啊。」
孔子說：「君子以行言，小人以舌言，故君子為義之上，相疾也，退而相愛；小人於為亂之上，相愛也，退而相惡。」指出有道德智慧的君子，並不是用言語去說服他人，而是用自己的德行涵養來感化他人。
他們是站在道義原則上互相之間進行勸誡，過後還會很親近。因為指出對方的缺失，是出於真誠和責任心，並非埋怨妒忌。小人則站在共同搗亂的基礎上，表面 上看起來互相親近，而轉過背來就互相攻擊。
仁與義作為君子之德，小人是無法企及的，孔子說：「君子懷德，小人懷土」，指出君子和小人每天想的事情是不同的，君子是明瞭人生真諦的人，「樂」在道中，無慾無求，日日精進向上於修德修道，小人則日日向下沉淪於個人私慾。
一次，在陳國被困斷糧，孔子 說：「君子固窮，小人窮斯濫矣。」是說君子即使陷於困厄的境地，依然要固守自己的志向和節操。而小人遇到困境，就會肆意胡為。
孔子還說：「放於利而行，多怨」，指出如果行事以求利為目標的話，容易招致他人的怨恨。在孔子與子貢談論治理國家食、兵、信三者孰為重時，孔子以信為第一，認為「民無信不立」，民信 則屬於道德追求的範圍。
孟子同孔子一樣也是重義輕利，主張「何必曰利，亦有仁義而已矣」，提倡人們以「義」為先，追求正義，反對放棄仁義而去追求物質利益。
《孟子》書中專辨義利的文章，其中孟子見梁惠王一章被放在全書之首，清代焦循《孟子正義》云：「《孟子》七篇，主明仁義，以此立首也。」
孟子來到梁國，梁惠王接見他的第一句話就問孟子能給他的國家帶來甚麼利益，孟子回答說：「大王！何必說利呢？只說仁義就行了。大王說：『怎樣使我的國家有利？』大夫說：『怎樣使我的家族有利？』一般人士說：『怎樣使我自己有利？』結果上上下下互相爭奪利益，國家就危險了啊！如果把義放在後而把利擺在前，唯利是圖，那些爭權奪利的人不奪得國君的地位是永遠不會滿足的。反過來說，從來沒有講『仁』的人卻拋棄父母的，從來也沒有講『義』的人卻不顧君王的。所以，大王只說仁義就行了，何必說利呢？」
漢代司馬遷說自己每次讀孟子見梁惠王，常常感嘆不已：利實在是天下大亂的原因啊！
一次，秦、楚準備交兵，孟子在路上遇到了宋牼，宋牼告訴他準備先往謁楚王，再往謁秦王，「說而罷之」。孟子忙問他用甚麼道理來勸罷雙方，宋牼說：「我將言其不利也。」孟子說：「先生之志大矣，先生之號則不可。」孟子認為他的動機是很好的，可是他的理由卻不行。勸秦楚罷兵應從合不合仁義出發，而不應從利不利出發。
孟子說：「先生用利去勸說秦王楚王，秦王楚王因有利而停戰；軍隊的官兵也因有利而罷兵。做臣下的心懷利害關係來侍奉君主，做兒子的心懷利害關係來侍奉父親，做弟弟的心懷利害關係來侍奉哥哥，這就會使君臣之間、父子之間、兄弟之間都完全去掉仁義，心懷利害關係來互相對待，這樣不使國家滅亡的，是沒有的。若是先生以仁義的道理去勸說秦王楚王，秦王楚王因仁義而停戰；軍隊的官兵也因仁義而罷兵。做臣下的心懷仁義來侍奉君主，做兒子的心懷仁義來侍奉父親，做弟弟的心懷仁義來侍奉哥哥，這就會使君臣之間、父子之間，兄弟之間都完全去掉利害關係，心懷仁義來互相對待，這樣還不能夠使天下歸服的，是沒有的。何必要去談『利』呢？」
孟子認為，處理君臣、父子、兄弟的關係應靠「義」來維持而不是「利」。
孟子聽說齊宣王想用武力征服天下，趕到齊國，齊宣王問他說：「同鄰國交往有 甚麼原則嗎？我有個毛病，我喜歡勇武。」
孟子說：「《尚書》上說：『上天降生萬民，賜予人道德規範，為他們設君主、立師長，要他們協助上天愛護百姓，遵守 道德，天下誰敢超越它的本份？』大王如果對內施行仁政，讓百姓在耕種之餘學習忠孝、仁義、禮儀、守信的道理，必會使近處的人安居樂業，而遠方的人也會前來歸附。如果哪個諸侯失道，使自己的百姓陷入了痛苦之中，大王前去討伐他們，誰能跟大王對抗呢？百姓簞食壺漿來迎接您，難道有別的要求嗎？只是想避開水深火熱的環境啊。如果水更深、火更熱，百姓也就只有轉望別人去解救他們了。愛撫百姓而統一天下，就沒有誰能阻擋的住他。」
孟子因勢利導，從天理、民心的角度向齊宣王闡述王道、仁義，最終使其放棄了戰爭，實施仁政。@（待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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