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重义轻利
孔子提出了“重义轻利”思想，并以“义”和“利”区分君子和小人，说“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指出君子和小人的最根本区别，在于君子重道义，小人则重利益。
君子于事必辨其是非，对于大是大非的原则问题在任何时候都是不会妥协的，行为光明正直，不搞歪门邪道，“行不由径，非公事，未尝至于偃之室也”；小人于事则只想到有无私利可图，患得患失，忙于算计，会为利益舍弃道义。君子无私无我，不计个人得失，胸怀天下；小人则喜欢勾结谋私，为满足个人利益而不择手段。
孔子说：“君子居易以俟命，小人行险以侥幸”，君子与小人的心胸和视野则不辨自明。
君子敢于坚持正道原则，纠正别人不符合道义的做法，而不是随声附和，人云亦云。一次，颜回问孔子说：“小人说的话有什么共同点吗？对于君子来说，不能不加以分辨啊。”
孔子说：“君子以行言，小人以舌言，故君子为义之上，相疾也，退而相爱；小人于为乱之上，相爱也，退而相恶。”指出有道德智慧的君子，并不是用言语去说服他人，而是用自己的德行涵养来感化他人。
他们是站在道义原则上互相之间进行劝诫，过后还会很亲近。因为指出对方的缺失，是出于真诚和责任心，并非埋怨妒忌。小人则站在共同捣乱的基础上，表面 上看起来互相亲近，而转过背来就互相攻击。
仁与义作为君子之德，小人是无法企及的，孔子说：“君子怀德，小人怀土”，指出君子和小人每天想的事情是不同的，君子是明了人生真谛的人，“乐”在道中，无欲无求，日日精进向上于修德修道，小人则日日向下沉沦于个人私欲。
一次，在陈国被困断粮，孔子 说：“君子固穷，小人穷斯滥矣。”是说君子即使陷于困厄的境地，依然要固守自己的志向和节操。而小人遇到困境，就会肆意胡为。
孔子还说：“放于利而行，多怨”，指出如果行事以求利为目标的话，容易招致他人的怨恨。在孔子与子贡谈论治理国家食、兵、信三者孰为重时，孔子以信为第一，认为“民无信不立”，民信 则属于道德追求的范围。
孟子同孔子一样也是重义轻利，主张“何必曰利，亦有仁义而已矣”，提倡人们以“义”为先，追求正义，反对放弃仁义而去追求物质利益。
《孟子》书中专辨义利的文章，其中孟子见梁惠王一章被放在全书之首，清代焦循《孟子正义》云：“《孟子》七篇，主明仁义，以此立首也。”
孟子来到梁国，梁惠王接见他的第一句话就问孟子能给他的国家带来什么利益，孟子回答说：“大王！何必说利呢？只说仁义就行了。大王说：‘怎样使我的国家有利？’大夫说：‘怎样使我的家族有利？’一般人士说：‘怎样使我自己有利？’结果上上下下互相争夺利益，国家就危险了啊！如果把义放在后而把利摆在前，唯利是图，那些争权夺利的人不夺得国君的地位是永远不会满足的。反过来说，从来没有讲‘仁’的人却抛弃父母的，从来也没有讲‘义’的人却不顾君王的。所以，大王只说仁义就行了，何必说利呢？”
汉代司马迁说自己每次读孟子见梁惠王，常常感叹不已：利实在是天下大乱的原因啊！
一次，秦、楚准备交兵，孟子在路上遇到了宋牼，宋牼告诉他准备先往谒楚王，再往谒秦王，“说而罢之”。孟子忙问他用什么道理来劝罢双方，宋牼说：“我将言其不利也。”孟子说：“先生之志大矣，先生之号则不可。”孟子认为他的动机是很好的，可是他的理由却不行。劝秦楚罢兵应从合不合仁义出发，而不应从利不利出发。
孟子说：“先生用利去劝说秦王楚王，秦王楚王因有利而停战；军队的官兵也因有利而罢兵。做臣下的心怀利害关系来侍奉君主，做儿子的心怀利害关系来侍奉父亲，做弟弟的心怀利害关系来侍奉哥哥，这就会使君臣之间、父子之间、兄弟之间都完全去掉仁义，心怀利害关系来互相对待，这样不使国家灭亡的，是没有的。若是先生以仁义的道理去劝说秦王楚王，秦王楚王因仁义而停战；军队的官兵也因仁义而罢兵。做臣下的心怀仁义来侍奉君主，做儿子的心怀仁义来侍奉父亲，做弟弟的心怀仁义来侍奉哥哥，这就会使君臣之间、父子之间，兄弟之间都完全去掉利害关系，心怀仁义来互相对待，这样还不能够使天下归服的，是没有的。何必要去谈‘利’呢？”
孟子认为，处理君臣、父子、兄弟的关系应靠“义”来维持而不是“利”。
孟子听说齐宣王想用武力征服天下，赶到齐国，齐宣王问他说：“同邻国交往有 什么原则吗？我有个毛病，我喜欢勇武。”
孟子说：“《尚书》上说：‘上天降生万民，赐予人道德规范，为他们设君主、立师长，要他们协助上天爱护百姓，遵守 道德，天下谁敢超越它的本分？’大王如果对内施行仁政，让百姓在耕种之余学习忠孝、仁义、礼仪、守信的道理，必会使近处的人安居乐业，而远方的人也会前来归附。如果哪个诸侯失道，使自己的百姓陷入了痛苦之中，大王前去讨伐他们，谁能跟大王对抗呢？百姓箪食壶浆来迎接您，难道有别的要求吗？只是想避开水深火热的环境啊。如果水更深、火更热，百姓也就只有转望别人去解救他们了。爱抚百姓而统一天下，就没有谁能阻挡的住他。”
孟子因势利导，从天理、民心的角度向齐宣王阐述王道、仁义，最终使其放弃了战争，实施仁政。@（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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