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2013年05月04日訊】 1989年6月，李旺陽和我先後在湖南邵陽市以「反革命」罪入獄。面對巨大的六四悲劇，朱承志，一位邵陽企業的職工，產生了「實業救國」的想法。他去雲南千辛萬苦地創業，終於開辦了一個頗具規模的錳礦。
在六四過去二十幾年，很多人已經忘記那場慘烈的悲劇之時，朱承志回到他的邵陽老鄉李旺陽身旁，幫助照顧這位陷獄21年、身已致殘的民主義士。在李旺陽「被自殺」之後，朱承志趕至現場，立即發出李旺陽離奇死亡的圖片和視頻。而後，因為拒絕簽署「不關注李旺陽事件保證書」，朱承志幾次被當局違法監禁、被限制人身自由。
就社會價值而言，人和人之間最根本的區別，在於他們能在多大程度上超越自身利益去關注他人。朱承志的經歷令我這位老鄉沉思：振奮人心的理想主義早已銷聲匿跡，中國社會充斥著精緻而又狹隘的利己主義者，為甚麼朱承志卻一次又一次地走進人權關注，扛起歷史的重負？
◎ 只因為他熱愛活生生的個體
如果不是陷入礦產經濟糾紛走上進京上訪之路，如果不是通過網絡，瞭解到很多社會底層者的冤屈，朱承志可能至今還在做他的礦業。但是，當他遭遇了官商勾結、被枉法裁判的沉重打擊，他的「實業救國」的夢想破滅，他對於社會的認識卻異乎尋常地深刻起來。朱承志認識到：自己不過是中國千千萬萬人權被侵犯者中的一員，如果整個社會制度不發生改變，經濟實業也無法拯救國家和人民。
認識到社會的陰暗與不義，注視現實那斑斑污點和暗瘡，在朱承志眼裡，正義不再是抽像的東西，而是體現在一個個活生生個人的命運之中。專制統治下的中國社會，維護社會公平和正義的機制已經喪失，到處充斥著沒有底線的社會道德崩潰現象，那麼，一個熱愛活生生個體的人，還能做甚麼呢？朱承志的答案是：「人民自救。」
於是中國維權運動中出現了一位頗為奇特的邵陽人，他被網友描繪為「慈眉善目、語氣溫和、清瘦而執著的小個子，下巴留有一縷飄逸的長鬍子」。筆者在電話裡，也曾聆聽過這位老鄉慢條斯理的邵陽鄉音。
這位仙風道骨的邵陽人，於2009年響應「民間救助――讓天安門廣場不再有凍死的人」的倡議，捐款一萬元給飽受饑寒的北京流民。他住著廉價的小旅館，用相機記錄訪民抗議示威活動，因而被刑事拘留；他坐火車硬座，頭纏黃絲條，手提紅燈籠，前去加入福建三網友關注團；他聲援被審判的維權人士王荔蕻，前去監獄為王荔蕻送錢；……現在，他又為揭露李旺陽死亡真相，被邵陽國安幾次拘禁，至今仍然處在被監視之中。
進入了維權的公共領域，朱承志成為一個具有堅定人格的利他主義者。對他人苦難的深切關懷，成為他行動的最大驅動力。他拒絕屈服於黑暗的現實，笑呵呵地參與充滿活力的維權群體，用他自己的話來說：「努力做個合格公民！」
◎ 反抗應該是所有人互助的行為
法國作家加繆在他的小說《鼠疫》中，以「鼠疫」象徵人類遭受的各種災難。曾經參加過反法西斯運動的加繆認為：面對鼠疫，任何人都不應該獨善其身。與此相應，承擔道義的反抗，也不應僅是個人的孤獨行為，而應該是所有人團結互助的共同行動。
加繆所強調的「反抗的共同性」，在朱承志、王荔蕻等維權志士的經歷中生動地展現。據王荔蕻回憶說，在馬尾法院判處福建三網民徒刑時，前去圍觀的朱承志，「像個孩子似的嚎啕大哭」。古道熱腸的他為出獄的李旺陽發起網上募捐，張羅為李旺陽治療失聰的耳朵。艾曉明在其記錄片裡記載，為了營救王荔蕻，朱承志在庭審現場接受外媒採訪，力證王荔蕻無罪。
2012年6月，因為關注李旺陽之死，朱承志被湖南公安以「擾亂社會治安」之名拘留，而後被以「煽動顛覆國家政權罪」被逮捕，直到2013年2月才被釋放回家過年。在長達七個月的被監禁時期裡，朱承志的維權朋友們不屈不饒地為他呼籲。北京的王荔蕻每天都在網絡中呼籲當局釋放他。一位網名叫做「屠夫」的維權人士吳淦，與另一位維權人士劉喜珍前往邵陽，衝破阻擾，探望朱承志的妻子和李旺陽的妹妹。
朱承志（左二）與訪民們一起聲援王荔蕻。
在一個無法無天的黑暗時代，我們只有在真正的反抗者之間，才發現這種特殊的友愛之情。因為社會沒有正義，人們的共同反抗就成為友愛的基本內容。這種友愛在哲學家阿倫特看來，是一種強大的精神力量，它不是一般的憐憫，而是一種道德理想。以活生生的軀體投入現實的抗爭，他們一起承受苦難，賦予彼此更多的使命。
「友誼只存在於好人之間」（西塞羅語）。在專制主義鼓勵人們追求財富，在專制制度下人們變得冷漠無情之時，這種具有公共精神的友愛，像一盞盞燈火溫暖人心。
◎ 八九一代已成為社會主流，然而
朱承志的經歷令我想了很多。記得六四慘案過後，有不少教師和學生在悲憤之餘，發誓要先去下海經商賺錢，有了經濟基礎再回來搞民主。今天的中國，當年參與八九民運的學生業已成為社會的主流中堅，然而，那場血腥的悲劇仍然沒有昭雪的跡象。
與李旺陽、朱承志這些拒絕投降的俠客相比，曾經熱血沸騰的八九一代，當年爭取民主的激情似乎已消失。難道他們對六四慘劇已經心平氣和、難道他們放棄了應負的責任了嗎？我常常想起魯迅冷峻的斷語：「所以中國一向就少有失敗的英雄，少有韌性的反抗，少有敢單身鏖戰的武人，少有敢撫哭叛徒的弔客；見勝利則紛紛聚集，見敗兆則紛紛逃亡。 」
然而，單單把原因歸於怯懦自私的國民性是片面的。事實上，幾乎所有狂熱的群眾運動過後，都會有一段時期的冷卻。中國人缺乏信仰，比較缺少高貴意識和精神性。出於「生存性智慧」，他們中很多人在抗爭失敗後，回到自己當年所憎恨的體制，並成為龐大利益集團的一部份。沒有底線的權力資本腐敗，造成人心貪婪，麻痺並銹蝕了當年純潔勇敢的年輕人，使他們喪失了改變社會的動力和意志。
那麼，這一切轉變是如何發生的？按照阿倫特關於極權主義的理論，極權恐怖摧毀作為一種活生生的政治現實的自由。它並不只是剝奪自由權利或廢除真正的自由……它摧毀的是一切自由中一種重大的先決條件，即活動的能力。這種能力沒有空間就不能存在。因為喪失了自由的活動空間，大眾成了「孤立的、原子式的個人」，他們變得孤獨冷漠，只顧掙錢不再關心公共事務，於是，專制主義暢通無阻。
與阿倫特所說的極權主義存在的普遍原理相比，中國的情況還有其特殊性。首先是權貴資本主義利用金錢，對知識份子的獨立人格進行了的收買。喪失理想的實用主義導致靈魂的污染。正如孟德斯鳩所說：「在一個國家的末期，政治機制的失效、統治者的專橫暴虐與人民的腐化墮落是互為表裡的。」
人民似乎看不到套在自己脖頸上的繯軛。中共當局在六四屠殺之後，選擇了民族主義作為意識形態的替代品。經濟的發展加上以「愛國」為名而高漲的民族主義情緒，是八九一代很多人淡忘六四、喪失民主理想的又一原因。
◎ 「幸福即是善的塵世報答」
但堅持言說六四的李旺陽精神並沒有死去。孔子說：「十室之邑，必有忠信。」無論時代如何變化，總是會有一些忠信之人不肯放棄理想。朱承志等人前仆後繼地走向維權的公共領域，勇敢地為社會公義發出聲音。在創造生命意義的同時，他們也創造了自己的幸福。
我注意到朱承志在被關押、被釋放和被監視之間的精神狀態。他總是哈哈大笑，宣稱自己被囚禁後仍然「健康良好，心態也很平和」。這是一副高壓壓不垮的樂天精神。李旺陽、朱承志這兩位邵陽老鄉，他們可以被監禁或者被殺害，但他們不可能被征服。我因此想起法國作家蒙田的一句話：「成仁比成功更值得羨慕。」
這是一種一般人難以理解的幸福感。年初，我的一位海外女友在廣東會見了朱承志、王荔蕻和艾曉明等維權人士。聚會過後，女友驚訝地對我說：這些人沒有甚麼錢，又明明知道自己是被跟蹤監視的，為甚麼他們在相聚飯醉時，卻那樣的開心和快樂？
我想這是因為，他們堅守著一種希望，深信它是正義的、不可放棄的。這種理想與信念，促使了他們情感的昇華。在對不義的反抗中，他們獲得了自身的人格尊嚴。超越了一己的生存狀態，在公共領域裡與他人命運相連，這種有意義的生活使他們產生了一種幸福感，並獲得了更為豐富的自我。
朱承志總是說：「我只是一個普通的公民，做了我應該做的事情。」在「專制政體病菌」敗壞了整個社會道德和精神狀態之時，他以一種積極公民的態度承受著艱辛，盡力發出微弱而恆久的光芒。這種求真求善的態度會在現世有甚麼報答呢？亞里斯多德認為：「幸福即是善的塵世報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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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載香港《爭鳴》雜誌2013年五月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