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導讀】《鴻：三代中國女人的故事》（Wild Swans: Three Daughters of China)是旅英華裔女作家張戎的處女作，講述了作者的外祖母、母親和作者本人三代人的故事，時間跨度從清末民初至上世紀九十年代。原版是用英文寫成，於1991年在英國出版。此書是英國出版史上非小說類最暢銷的書籍，被讀者評選為二十世紀最佳書籍之一。此書還榮獲：一九九二 NCR Book Award 和一九九三 British Book of the Year，該書自出版以來已經被翻譯成三十多種文字。
二十三 「書讀得越多越蠢」
我當農民 也當赤腳醫生之3（一九六九年六月~一九七一年）
（接上53）
就在這沉靜的小村子裡，在無數個萬籟俱寂的深夜，我在那間潮濕的小茅屋中看了很多書，想了很多事。剛到德陽時，京明給了我幾大箱子他在黑市上買來的書。那時他敢在家裡藏書了，因為被抄家的人和抄家的人都一塊兒被趕到米易幹校去了。每天我一下田幹活，心裡就巴望能早點收工回房看書。
我也貪婪地閱讀父親收藏的還沒有被燒掉的書。包括一套《魯迅全集》。魯迅是中國二三十年代最偉大的作家，他早在一九三六年就去了世，遠在共產黨掌權之前，所以他逃脫了政治迫害的劫難，甚至變成了毛澤東所推祟的英雄。而魯迅最得意的門生、最親密的同事胡風，卻被毛澤東親自點名為「反革命分子」，並押了幾十年。迫害胡風導致了一九五五年的「肅反運動」，我母親就是在那次運動中被隔離。
《魯迅全集》一直是父親最心愛的藏書，當我還是個孩子時，他便常常給我們讀魯迅雜文了。那時，即便有我父親解釋我也似懂非懂。而現在我完全被迷住了，我發現這些雜文筆鋒銳利，（此處刪去一行）。沒有黨派的語言，只有強烈的人道主義。他以懷疑的天才向所有被奉若神明的觀念挑戰，他是另一位用他自由的才智把我從教條主義的桎梏中解放出來的人。
父親的馬克思主義經典文獻對我也不無幫助。我是挑著讀的，用手指跟著那些晦澀的語句一字字啃，心裡納悶：究竟世紀德國的論戰與當代中國有什麼關係？但是有一個東西吸引了我，是我很少在中國見到的，那就是論證的邏輯。
第一次用新方法組織我的思維，使我不勝快樂！其他時間，我則讓思維滑到朦朧的意境裡，寫我的古體詩。在田裡勞動時，我也往往沉浸在詩的構思中，繁重的勞動變得可以忍受了，甚至還有了樂趣。因為寫詩，我喜歡孤獨，不願和別人閑扯。
有一天，我整整忙了一個早上，用鐮刀砍甘蔗。一邊砍一邊吃靠近根部最甜的那段。甘蔗要送到公社糖廠去換糖。我們得交出一定數量，但不管質量如何，所以我們總把最好的部分先自己吃了。大家回家吃午飯時，得留個人在田裡看守以防偷竊。我主動要求留下來，這樣我就有些自己獨處的時間，農民回來了，我再去吃飯，於是又可以有更多的時間。
我仰面躺在甘蔗堆上，一頂草帽半遮著臉，透過草帽是一望無涯的深藍天空。一片葉子從甘蔗堆上伸出來，伸到我的頭上，看上去和天不成比例的大。我半閉上眼，感到淋浴在涼悠悠的綠中。
這片葉子使我想起多年前的一叢綠竹，也是這樣一個夏季中午，天氣也是這麼炎熱，父親坐在陰影裡垂釣，作了一首帶幾分惆悵的詞。如今和著他的格律，我開始寫自己的詞。天地一切好像都不復存在，只有微風吹過甘蔗葉子發出沙沙聲。那一刻，生活也似乎變得美好。
那時，我抓住每一個機會獨處，明顯地表現出不想和外界有任何關係，這必定使我看上去顯得清高。又由於官方命令以農民為榜樣，我老是看到他們的缺點，不想努力去結交他們。這一切都使我在村子裡不大討人喜歡，雖然農民也沒有管我。
農民們還不滿意我做事不賣力。勞動是他們整個生命，也是他們判斷其他人的主要標準。他們對哪個人勞動努不努力，看得一清二楚。他們看得出我討厭體力勞動，一有機會就躲到屋裡看自己的書。其實，我在寧南患上的腸胃病和皮疹一到達德陽就立即復發了，幾乎每天都拉肚子，腿也因搔破皮膚感染而流膿發炎。我時常虛弱頭暈，但是向農民訴苦也沒有用，他們的艱辛生活使他們把所有死不了人的病痛都看得微不足道。
農民最不高興的事就是我經常不在村裡幹活。三分之二的時間我都在父母幹校陪他們或在宜賓照料俊英娘娘，每次一走就是好幾個月，沒有規定不准走。我顯然沒有掙夠我基本口糧的工分，但我卻照樣在村裡分糧食。農民們擺脫不了這種平均度的分糧制度，也脫不了我，他們無法把我趕出生產隊，他們很自然怪罪於我，我也覺得對不起他們。但我也擺脫不了他們。我想走也走不了。
生產隊怨聲不斷，農民卻仍讓我來去自由，部分原因是我和他們保持了距離。我學會了最好的處事辦法是當一個略顯高傲的外人。一旦你變成了「群眾的一員」，馬上就會被別人干涉控制。
這時，我姐姐小鴻在鄰村做得很好。雖然她和我一樣，也被跳蚤咬得渾身是傷，兩腿被蟲毒感染得紅腫。還經常發燒，但是她仍然堅持賣力幹活，評上了一天八個工分——女人的最高級別。「眼鏡」經常從成都來看望她，幫她出工。他的工廠像大多數其他工廠一樣停了產。因為舊的行政管理被「砸碎」，新革命委員會又只關心讓工人鬧革命，而不是搞生產，結果大多數工人想來就來，想走就走。「眼鏡」於是常到田裡幫我姐幹活，讓她能休息一會兒。有時，他也和她一起做。村民們喜笑顏開地說：「好划得來，我們收了一個女子，結果得了兩個勞力。」
南南、姐姐和我常在一周一次的逢場天去趕集。我喜愛喧喧嚷嚷的小巷，擠滿了背簍、扁擔，摩肩接踵，熱鬧非凡。農民們會走上好幾個小時去賣一隻雞或十兒個雞蛋，要麼一捆竹子。絕大多數賺錢的營生，如像種經濟作物、編竹筐，養豬賣錢等，都被禁止個體搞，說是資本主義。這樣，農民們只有很少東西可以賣錢，沒有錢，他們不可能進城去，所以趕場幾乎是他們唯一的消遣。他們利用這個日子探望親戚、看朋友，男人們一群群地蹲在泥濘的道路邊上一口口抽旱煙。
一九七零年春季，我姐姐和「眼鏡」結婚了。在那種氣氛裡，他們沒有心思舉辦婚禮。他們只是一同到公社辦結婚證書，然後走回我姐姐的村子請村民們吃喜糖、抽喜煙，農民們都很興奮：糖煙可是難得的款待。
對於農民來說，婚禮是一大事。一旦得知結婚的消息。他們就紛紛擁進我姐姐的茅草屋，向新婚夫婦祝賀。他們也帶來禮物：一把乾麵、一斤大豆、幾個雞蛋，仔仔細細地包在紅草紙裡面，用草繩在上面紮成花結。這些禮物份量可不輕，是農民們自己捨不得吃捨不得用省下的。我姐姐和「眼鏡」深受感動。當我和南南來看這對新人時，他們正在教村裡的孩子們跳「忠字舞」，逗大家開心。
結婚沒能使我姐姐脫離農村，她不能回成都與「眼鏡」住在一起。當然，「眼鏡」如果願意放棄他的城市戶口，就很容易到農村和我姐住，我姐的農村戶口卻去不了成都。就像幾千萬中國夫婦一樣，他們兩地分居，一年享受十二天法定的探親假，幸運的是，「眼鏡」的工廠停了產，他有很多時間呆在鄉下。
到德陽一年之後，我的生活發生了變化：我加入了醫生行列。我們生產隊隸屬的生產大隊有一個醫療站，醫療小傷小病。它的經費由大隊下屬的所有生產隊共同分擔，免費提供有限的醫療服務。站裡有兩個醫生，一個是青年人，有張文雅、聰明的面孔。他五十年代從德陽縣衛生學校畢業，回到家鄉工作。另一個是中年人，長著山羊鬍子，最初從師學中醫，一九六四年，公社送他去讀了一個西醫速成班。
一九七一年初，公社下達命令要醫療站設一名「赤腳醫生」。這個新鮮名稱的意思是：醫生要和農民打成一片，像珍惜鞋子的農民一樣打赤腳。當時「赤腳醫生」被捧為文化大革命的新生事物。我們生產隊趕緊抓住這個機會來擺脫我。到了醫療站，我的口糧食和其他收入就由大隊而不是生產隊供給了。
我一直想當醫生，家人的病，姥姥的死，都使我痛感醫生的重要性。來德陽之前，我已向一個朋友學針灸，也讀一本名叫《赤腳醫生手冊》的書，這是很少的幾本官方批准出版的書之一。
宣傳赤腳醫生是毛澤東的政治策略，他指責文化大革命以前的衛生部是「城市老爺衛生部」，說它不去照顧農民，只關心城裡人，特別是只關心共產黨幹部。他還譴責醫生不願意到農村去工作，尤其是不願意去偏遠的山區。毛澤東身為這個政權的頭號人物並沒有為這種局面承擔責任，也沒有下令建醫院和培訓更多的合格醫生。在文化大革命中，醫療狀況變得更糟。毛的指責只為增加人們對文革前共產黨體系和醫生護士這樣的知識分子的不滿情緒。
毛澤東為農民想出個「高招」，大量製造醫生——「赤腳醫生」。他說：「主要在實踐中學習提高。」又說：「書可以讀一點，但讀多了害人，的確害人。」這些話是一九六五年六月二十六日說的。同一天，他還講了句名言，變成了衛生、教育領域的指導方針：「書讀得越多越蠢。」我於是沒有半點培訓就走馬上任當醫生了。
醫療站在一座小山頂上，離我的茅屋有一個小時路程。隔壁是大隊小賣店，賣火柴、食鹽和豆油，全憑票供應。醫療站有一間大屋，另有一間小屋是我的住處。
我的醫療職責不清不楚。迄今為止，我摸過的醫書只有那本《赤腳醫生手冊》，現在我一頭鑽了進去，這本書沒有什麼醫療理論，只是羅列癥狀和開處方。每天我和那兩個醫生都穿著日常服裝坐在診斷室裡，我的桌子在最前面。患病的農民一個個繞過我的桌子，去見後面兩個醫生，顯然對我這個十八歲的不時翻書的姑娘放心不下。我與其說被得罪了，毋寧說感到鬆了口氣。我要是病人，也不想看這種醫生：若我給他講病狀，他翻書，再抄處方！有時，在一種諷刺的情緒裡，我想：是否我們推崇赤腳醫生的新領導——不包括毛澤東，我仍然不敢懷疑他——會請我當他們的醫生呢？當然他們不要。赤腳醫生本來就是為「人民」服務，而不是為「當官的」服務。我很高興只當了一名護士：按處方單發藥、打針。我早就因治母親的子宮出血學會了打針。
人人都要找的醫生是那個讀過衛生學校的年輕人，他的中藥處方治好了許多人。他也勤勤懇懇，不是東村來西村去地看病，就是種草藥。另外那位有山羊鬍子的醫生，他那種漫不經心的態度把我嚇壞了，他用同一根針對若干病人注射而不消毒，打青黴素也不做皮試——這很危險，中國的青黴素不純，會引起嚴重的過敏症，甚至死亡。當我客氣地接管了他的消毒和皮試工作時，他笑了，沒有被我的干涉所得罪，又寬慰我說，從來沒有發生過醫療事故：「農民不像你們城裡人那麼嬌氣。」
我喜歡這兩個醫生，他們對我很好，對我的問題有問必答，不厭其煩。他們自然不把我看作一個潛在的對手。在農村，大家看重的職業技能，而不是政治口號。
我愛這山巔遠離村落的生活。每天早上，我早早起身，跑到山邊，迎接初升的太陽，背誦講解針灸的古詩。腳下，田野和茅屋在雄雞的啼鳴中蘇醒，一顆孤單單的太白星靜靜地閃著微光，天空每分鐘都變得更加明亮。，我受晨風中忍冬的芳香，愛天仙子大花瓣拌落一串串珍珠般的露水。小鳥在四處嘰嘰喳喳的歡叫，使我從吟誦中分心。我徘徊再三，才回去點燃爐灶做早飯。
靠一張人體解剖圖和針灸詩歌的幫助，我大致知道了身上哪個地方可以插根針進去，治什麼病。我急切切地盼望有病人給我治。也有一些同樣急切切的病人來找我——從成都下鄉到附近村子裡的喜歡我的男孩子們。他們常常走幾小時來讓我紮上幾針。一個小夥子捲起衣袖露出肘部的針灸穴位時，擺出勇敢的面孔說：「來扎吧！不然要男孩子當朋友幹什麼！」
我沒有愛上他們當中的任何人。姥姥去世後，我曾下決心不交男朋友，以全心全意照顧父母。現在這個決心正在減弱，但是我發現很難傾心於誰，而我從小受的教育使我不傾心就不會以身相許。周圍城裡來的很多小夥子和女孩子過著相當隨便的生活，但是我卻孤獨地坐在一個可望而不可及的位子上。大家還傳說我會寫詩，這就使我顯得更加「神聖」了。
所有的男孩子們都表現得像十全十美的騎士，有一個送了我一把三弦，還花了好幾天教我彈。獲准可唱的曲調都是歌頌毛澤東的，而且少得可憐。但是對我沒什麼關係，我的演奏技能更加有限。
在那些溫暖的夜晚裡的，坐在小小的藥用植物園爬滿喇叭花的竹籬芭旁，彈我的三弦。一旦隔壁的小賣部關了門，我便孑然一身。夜色茫茫，只有柔和的月亮和遠處茅舍透出的眨眼的燈火。螢火蟲一閃一閃的，好像是無數小隱身人舉著火燭追逐嬉戲。植物園的花香使我沉醉，雖然我的音樂完全不能和高歌的青蛙與低吟的蟋蟀組成的鄉間合唱隊比美，但我從樂聲中尋得了慰藉。
（待續）
－－轉自新唐人電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