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禁書】

《鴻:三代中國女人的故事》61

作者:張戎 譯者:張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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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導讀】《鴻:三代中國女人的故事》(Wild Swans: Three Daughters of China)是旅英華裔女作家張戎的處女作,講述了作者的外祖母、母親和作者本人三代人的故事,時間跨度從清末民初至上世紀九十年代。原版是用英文寫成,於1991年在英國出版。此書是英國出版史上非小說類最暢銷的書籍,被讀者評選為二十世紀最佳書籍之一。此書還榮獲:一九九二 NCR Book Award 和一九九三 British Book of the Year,該書自出版以來已經被翻譯成三十多種文字。

二十七 「如果這是天堂 地獄又是什麼樣子呢?」
父親之死(一九七四年~一九七六年)

(接上60)
在這段時期,我父親和大多數以前的同事不同,沒有平反,也沒有復職。一九七二年,我們從北京回來後,父親一直住在支機石待的家裡,沒有事做。沒有平反是因為他指名道姓地批評了毛澤東。負責審查他的專案組同情他,想把一些他說過的反毛澤東的話算成是他在發精神病,但是這遭到省革命委員會的強烈反對,他們想給他定大罪。許多我父親以前的同事同情他,也欽佩他的勇氣,但他們也得為自己著想。另,我父親不屬於任何共產黨內的宗派,沒有強有力的保護人可以說一句話為他洗清罪名,相反地,他有一些身居要職的對頭。
  
一九六八年的一天,我母親從被關的地方短暫釋放出來,在路邊一家小吃店裡,忽然,她看見一個我父親過去的朋友和他的妻子也在那裡吃飯。五十年代初在宜賓工作時,我母親和「挺夫人」是他們兩口子的媒人,文革中他們投靠了「二挺」。這時,他們朝我母親點點頭,顯出不想和她多說話的樣子。我母親不管三七二十一,徑直走到他們的桌邊坐下,請求他們向「二挺」求情放過我父親。聽完我母親講述後,那男的搖了搖頭說:「事情沒這麼簡單…」隨即他把手指伸進茶裡,沾上水在桌上寫了個「左」字,然後意味深長看了我母親一眼,和妻子一道站起來,一句話也沒再說就走了。
  
左先生是我父親以前的同事,他是少數幾個在文革中幾乎沒有挨整的高幹之一,姚女士的造反派捧他,「二挺」跟他酒飯往來,「二挺」、林彪倒台後,他居然安然無恙,繼續掌權。
  
父親始終不認罪。當專案組要把他反毛的話說成是精神病造成的時候,他無可奈何、痛苦萬分地承認了。每日,他生活在強烈的精神壓力下,不知他們會給自己定什麼罪,更不知會如何「禍及妻兒」。他還憂國憂民:老百姓跟共產黨現在都沒有行事的準則,腐敗開始蔓延;官員們首先照顧自己的家庭和朋友;教師們因為害怕挨打,給學生一律打高分;公共汽車售票員既不賣票也不查票;著眼於公共利益的人受到公開嘲笑。毛澤東的文化大革命毀掉了共產黨的紀律和社會道德。
  
父親焦慮重重,憂心如焚。為了不再「亂說話」,進一步害自己和累及家庭,他只好依賴鎮靜劑來控制自己。當政治氣氛鬆馳時,他吃得少,運動風聲緊時他就多吃。精神病醫生每次開藥時都擔心地搖頭,說這種吃法非常危險,但是不吃又不行。一九七四年五月,他覺得自己快舊疾復發了,就要求進醫院。多虧他那些衛生部門的官復原職的同事,他這次入院很順利。
  
我請假離校到醫院去陪他。那位上次為他治病的精神病專家蘇醫生這次又負責給他治病。在「二挺」統治時期,蘇醫生因誠實地診斷了我父親的病而吃了很多苦。造反派命令他說我父親是裝瘋。他拒絕了,因而在大小批判會上挨鬥、被毒打,也不讓他當醫生了。一九六八年的一天,我看見他時,他正在清掃垃圾箱,洗刷醫院的痰盂,那時他才三十多歲,頭髮就已經花白了。「二挺」倒台後,他平了反。這次他和其他醫生、護士對父親和我非常友好。他們告訴我他們會細心照料我父親,要我不必陪伴。但我堅持,我想他最需要的是愛。我還擔憂他一旦摔倒,周圍沒人,後果會不堪設想。他的血壓高得可怕,又發了好幾次輕度心肌梗塞,這使得他走起路來高一腳低一腳,就像隨時都會摔倒。醫生說跌倒可能致命。我搬進了男病房,和他同住在一九六七年夏天住過的房間。醫院裡每間病房可容兩個病人,我父親獨占一間,我就睡在另外那張床上。
  
因為怕他跌倒,我時刻都和他在一起。他上廁所時,我在外面等候。如果他呆在廁所裡時間太長,我就會胡思亂想,以為他發了心臟病,在門外不顧不好意思地大喊他,要他回答。
  
每天我都陪他在後花園散步,這裡滿是精神病患者,穿著灰條紋的衣褲走來走去,瞪著獃滯的眼睛。他們的眼神使我既害怕又覺悲哀。
  
花園裡五彩繽紛,白蝴蝶在草坪上淡黃的蒲公英花尖拍翅,環繞的花壇裡長著紫荊和婆娑起舞的竹子,大紅石榴花從一叢夾竹桃後探出頭來。我一邊散步,一邊作詩。花園的一頭是一間大娛樂室。病人在裡面打牌、下棋,翻翻屈指可數的報紙和書籍。一位護士告訴我,文革初期這裡是病人學《毛澤東選集》的地方。毛澤東的侄兒毛遠新發現毛澤東的小紅書能代替藥物治好精神病。但這種學習並沒持久,護士說:「病人一開口,我們就嚇得要死,天曉得他會說些什麼?」
  
病人們都不狂暴,治療削弱了他們生理、精神上的活力。既便如此,和他們呆在一起也是件怕人的事,特別是在夜晚,當父親的藥物發生作用使他熟睡後,整座樓都悄然無聲時。和所有病房一樣,我們的病房也不能從裡邊上鎖。有好幾次我從夢中驚醒,看見一個陌生的病人站在我床邊,撩起蚊帳,以精神病人特有的直勾勾的眼神看著我。我冒出冷汗,拉上被子塞住嘴不讓自己喊出聲來,怕吵醒了父親,睡眠對他的康復太重要了。最後,病人像幽靈般拖著腳步走開。
  
一個月後,父親回家了。但是他沒有復原,他的大腦神經受非人壓力的時間太久,依舊存在的高壓空氣又歙了完全談不上放鬆,他只是照舊不斷地服用鎮靜劑,精神病專家也毫無辦法。他的腦子和身體就這麼折磨壞了。
  
到後來,專案組終於起草了一份結論,上面說他「犯了嚴重的政治錯誤」——和「階級敵人」只有一步之遙。按共產黨的規矩,草稿給我父親看,接受就在上面簽字。他看完了,滿臉淚水,但簽了字。
  
可是省革委主辦部門的當權者還不滿意,他們要寫得更嚴重些。給他處罰。拖到一九七五年三月,一天,我姐夫「眼鏡」的工廠準備提拔他,派人到父親部裡進行必須的「政審」。一位過去姚女士造反派的成員接待了來訪者,告訴他們我父親「反對毛主席」,問題很嚴重。結果「眼鏡」的提拔告吹了。「眼鏡」並沒有對我父母提到過這件事,擔心這會使他們不安。,但是省委宣傳部的一位好心人到家來悄悄告訴了母親。父親無意中聽到了,他心痛欲裂,萬般無奈地向「眼鏡」道歉,怪自己誤了女婿的前程。他流著絕望的眼淚對母親說:「我究竟犯何罪,讓女婿也受牽連?我到底要怎麼辦,才能救你們呢?」

以後四天,父親不管吃多少鎮靜劑也無法入睡。四月九日下午,他在院子裡對母親說他想去睡一會兒,就獨自上樓了。母親在我家樓下那間小廚房裡做好了晚飯,沒叫他吃,想讓他多睡一會兒。等了半天,她心裡不安,上了樓,來到卧室,發現喚不醒他了,她馬上意識到父親發了心臟病,我家沒有電話,母親連奔帶跑,到了一條街外的省委門診部,輾轉找到主任冉先生。
  
冉是個很能幹的人。文革之前,他負責省委上層官員的保健工作,經常出入我家,殷勤備至地對全家的健康問長問短。文革開始我家倒了楣後,他也變了張臉,不答理我們了。在那些年頭裡,像冉那樣的人,我見得多了,但總想不透他們何以要如此。
  
母親找到冉先生時,他一副不耐煩的樣子,說做完手上的事就來。母親說心臟病不能等,但他只是瞟瞟她,意思是催他也沒用。一小時後,他才帶著一個護士大駕光臨,兩人都空著手,沒帶任何急救物品。護士見事不妙,轉身回去拿,冉先生把我父親的身體翻來翻去地檢查,這對心臟病人很危險,半小時又過去了,急救品才到,我父親已經停止了呼吸。
  
那天晚上學校照例停了電,我在宿舍裡伏在蠟燭光下看書。忽然來了一些省委宣傳部的人,沒有多加解釋,就驅車帶我回家。
  
我看見父親側躺在床上,面部表情異常平靜,好像是在沉睡。他看上去不再衰老,甚至比他實際年齡五十四歲還要年輕。我覺得肝腸寸斷,無法控制地痛哭起來。
 
以後幾天,我都在默默地流淚。我反覆想著父親的一生,想他白費了忠誠,粉碎的夢。他不該死,然而他的死似乎又不可避免。那個時代容不了他,因為他想做一個誠實正直的人。(此處刪去一句)

母親要追究冉先生的責任。如果不是他瀆職,我父親可能不會死。她的要求被看作是「寡婦的感情用事」而不加理會。她也決定不在此事上糾纏,她得集中精力打更重的一仗,為我父親爭取到一個好一點的悼詞。
  
追悼會上的悼詞非常重要,人人都會把它理解為共產黨對我父親的評價。這份資料還會放進他的檔案,在他死後繼續決定孩子們的前程。悼詞有固定的規格,對已平反的幹部的標準的評價,任何跟標準評價不同的語句都會被理解為黨對死者有保留,或者是在譴責他。悼詞寫出來了,拿給母親過目,上面滿是暗示性的指責,母親清楚有了這樣的悼詞,我們家最好的結果也是永無出頭之日,壞的結果我們將一代一代地永遠受歧視和打擊。於是她拒絕了一份份悼詞草稿。
  
雖然她要達到要求是難之又難,我母親很清楚有很多人同情父親。死亡對中國家庭來說,可能是唯一的機會能爭取到非此得不到的東西。於是父親去世後卧床不起的母親在病床上毫不放鬆地「戰鬥」,她威脅說如果得不到一份像樣的悼詞,就要在追悼會上當面控訴當局。她把父親的朋友、同事請到病床邊,告訴他們孩子們的命運託付給他們了,他們都答應為父親說話。最後,當局軟了下來,悼詞改得大致無害。
  
追悼大會定於四月二十一日召開。按規矩,父親以前的同事們組成「治喪小組」,小組裡包括左先生。一切細節都有規定。
  
參加大會約有五百人,大都是省級機關幾十個部、局的幹部,甚至有可憎的姚女士。每個部、局都要送一個紙花圈,尺寸按規格。我家也情願追悼會官辦,因為對我母親這樣的幹部來說,私人葬禮聞所未聞,不官辦會被看作是共產黨唾棄死者。大多數與會的人,我都不認識,不過我的朋友們,像小胖、南南和廠裡的電工,川大的同學也來了,學生幹部明先生自然不例外。姥姥去世後,我拒絕見的老朋友平也來了,我們的友誼馬上恢復,好像沒有六年的間隔。
  
追悼會有一項是「死者家屬代表講話」,母親要我說。我回顧了父親的人格、道德原則,對共產黨的忠誠以及對人民的奉獻。我希望他去世的悲劇能引起與會者的深思。
  
結束時,所有人都排成隊從我們面前經過,和我們握手。我看見許多從前的造反派臉上掛著眼淚,甚至姚女士也是一副悲哀相,這種人在各種場合好像總有相應的面具。有些造反派喃喃地對我說:「你爸爸受了很多罪…」可能他們真的是內疚。,但內疚又能什麼用呢?父親已經死了——他們中有不少人都捅過一刀。我想,下次運動會不會照樣對別人下毒手呢?

一個我不認識的女青年一頭趴在我肩頭上痛哭,我感覺有張紙條塞到手心裡。我後來看了這張條子,上面寫著:「我為你父親的高尚品德深深感動,我們一定要向他學習,完成他未竟之業——偉大的無產階級革命事業。」我的發言真的使她得出這個結論嗎?我沉思默想,看來道德原則和高尚情操竟都成共產黨的專有品。
(待續)

--轉自新唐人電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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