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悔之:越南為何不怕被TPP「顛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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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紀元2015年10月17日訊】對「走正路」的國家而言,TPP的一些條款是十分「陰險惡毒」的,例如遵守貿易和服務自由、貨幣自由兌換、稅制公平、國企私有化、保護勞工權益、保護智慧財產權、保護環境資源、資訊自由等條款,事實上等於規定其成員國必須尊重自由、民主、法治、人權。尤其是保護勞工權益和資訊自由,對「走正路」國家而言,如果接受了這些條款,就非「走邪路」不可了。

為何這樣說?——只要稍懂政治常識的人都會知道:一個國家要真正做到保護勞工權益,就必須允許工人、農民組織獨立於政府之外的行業協會。例如工會、農會。有了獨立於政府的工會、農會等行業組織的存在,也就意味著工人有罷工的權利。而農民也有類似罷工的權利。而一個國家一旦允許獨立的工會、農會存在,允許罷工自由,這個國家離民主也就只有半步之遙了。

而資訊自由就更陰險惡毒,因為資訊自由包括新聞自由、互聯網自由,一個國家一旦允許新聞自由、互聯網自由,就意味著半隻腳已踏進了民主的門檻。

對「走正路」的國家而言,貿易和服務自由、貨幣自由兌換、國企私有化,則意味著政府角色從領導者、管理者變為服務者。果真如此,不但人民公僕們的灰色收入將極大減少,政府規模、政府權力大大萎縮,而領導政府的、上管天下管地中間管空氣的黨呢?也必然隨之從漸漸從絕對領導者角色向民間團體角色回歸。

上述,就是TPP的「陰險惡毒」所在。這也就難怪有人痛斥TPP是美帝的「顛覆」工具。

然而,TPP成員國中,「走正路」國家——越南的大名卻赫然在其中。而且,它是2010年便宣佈加入的。有人或許會問:越南的黨和國家領導人不知上述TPP條款意味著什麼嗎?就不怕顛覆嗎?

答案當然是「NO!」

那麼,明知加入TPP有「顛覆」之危,越南為什麼還要加入其中呢?這得從越南近三十多年的變化談起:

黎筍於1986年7月10日去世後,思想開明的長征被推選為越共總書記。隨之他力主變革開放。就任總書記後不到一年,就以年事已高為由主動請辭,讓位給較年輕的改革派人物阮文靈。也就是從那個時候起,民主制度架構開始在黨內和國家層面緩慢地建立。近三十年間未曾出現過反復。

越共黨內民主體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1)、中央委員會對重大事項享有決策權。中央的重大政策主張、重要幹部任免、大型工程計劃等,都要在中央委員會集體民主討論的基礎上進行無記名投票表決。這一制度使得中央委員會能夠對中央政治局和書記處起到制衡與監督作用。

(2)、實行中央委員會質詢制度。2002年開始,每位中央委員都可以對包括總書記在內的其他委員提出質詢,也可以對中央政治局、中央書記處、中央檢查委員會提出集體質詢,直至得到滿意答覆為止。此舉開創了黨內民主的新形式。

(3)、中央委員和重要領導職務實行差額選舉,選舉人的資訊公開化——選舉前,將所有候選人的基本情況、家庭位址、電話等向全社會公開,便於黨員幹部和群眾直接實施監督。

省委書記及所有省級幹部的產生,均需有一定的差額比例,在全省幹部大會上進行無記名投票選舉產生。

(4)、總書記由差額選舉產生。越共的十大上,首次實行總書記差額選舉。大會推出總書記農德孟和胡志明市市委書記阮明哲兩位候選人。4月24日新產生的中央委員會投票選舉總書記,投票結果農德孟獲得900票,占76·6%,再次當選總書記。

在國家層面,越南的政治民主化體現在以下兩個方面:

越共九大之後,最高領導層形成「四駕馬車」制,即越共總書記、國家主席、國會主席和政府總理。越共總書記不兼任國家主席和軍隊最高統帥;國家主席是國家元首,兼任武裝部隊總司令和國防與安全委員會主席,統率全國武裝力量;國會主席領導立法和司法;政府總理掌管行政。這樣一來,黨權、軍權、立法權和行政權得到分立並形成制衡關係。近20年來,上述四位高層領導人的更替,基本每五年更換一次。

越南的黨權、軍權、立法權和行政權的分權制衡並非玩虛的,2013年現任越共總書記阮富仲在對越南公眾發表電話講話,當他談及未能對現任總理阮晉勇作出譴責時留下了眼淚。同年,越南全國代表大會對現任越南黨政最高領導人進行首次信任投票,作為黨的總書記的阮富仲沒有受到指責,他的政治對手阮晉勇卻受到了批評,其內閣成員也受到強烈批評——而且這些都是公開、透明的。

越南的「人大常委會」(國會)也非橡皮圖章——由於國會集中了來自全國各地的民選的精英分子,越南國會的改革氣氛最為活躍,是推動政治民主化的主動力。越南國會代表共計498人,由各省、直轄市選民直接選舉產生。其中,專職代表占25%。

越南國會代表的直接選舉,極大地增強了公民的參政意識,也巨大地增強了國會代表的責任感和使命感。越南國會代表審議法律草案時,絕不搞「全體鼓掌一致通過」那一套,不符合民意的條款通常遭到否決。例如2012年6月初,國會在審議勞動法修正案時,多數代表對草案中禁止工人罷~工的條款提出強烈反對。代表們指出:工人罷工都是由於工廠主違反勞動法和勞動合同所引發的,許多代表輪番論證罷工的正當性:

「罷工是工人階級成熟的表現,是勞資關係中的積極要素」;「若視爭取權利而罷工的活動是違法,就相當於奪走了勞動者的最後鬥爭武器」;「罷工本身促進了生產關係沿著日益平等的方向發展,給勞動者帶來利益,同時罷工也是自然選擇進程中的部分之一,可以淘汰弱小的企業」;「應當允許工人為爭取權利而罷~工,並且辦理罷工的手續要簡單!」

由於大多數代表的堅持,「禁止罷工」條款最終沒有獲得通過。

還有,越南的國會代表有權就某一問題質詢包括總理在內的任何一位政府成員,質詢場面向全國直播。每次國會會議總有一些部長受到質詢,質詢非常尖銳,不留情面。例如2012年6月16日,越南國會代表接連幾天反復就交通部這一集體瀆職案件質詢總理潘文凱,指責他作為總理沒能履行好職責,也應為交通部發生的腐敗問題承擔責任。6月24日上午潘文凱向國會遞交辭呈,下午國會便投票通過——如此事件,在某兄弟國家是不可想像的。

從上述中可看出:越南目前雖不是民主國家,但與一些兄弟國家相比,它的民主程度大大超前的。而且,它的民主基礎也是相對比較紮實的。

越南民主化程度較高,極大程度上得益於阮文靈任總書記之後,民主制度架構便開始在越南黨內和國家層面緩慢地建立。而且,近三十年時間裡沒有出現大的反復。正因為得益於民主程度化較高,所以三十年的「變革開放」過程中,它沒有像某國一樣形成一個龐大的既得利益集團;其權力腐敗現象也遠遠沒有某國那樣嚴重。正因為如此,越南的制度轉型所遭遇的阻力遠遠不像一些兄弟國家那樣大。這,也就不難想像越南為何早在2010年就宣佈加入TPP——雖然明知加入TPP意味著什麼。

越共的漸進式主動轉型,尤其是以「過河卒子」決心加入TPP,體現了越南政治精英高度的勇氣、智慧、歷史責任感和使命感。從越共自身的前途而言,此舉也是智慧的選擇:因為主動轉型既贏得了民心,也為越共重塑自身、進行現代化政黨改造和作好第一次大選準備贏得寶貴的時間。憑藉主動轉型和掌握行政資源的優勢,有理由相信,在五至十年內可能到來的第一次大選中,它極可能像國民黨那樣名正言順贏得政權。甚至接連執政。——這,就是越南為何不怕被TPP「顛覆」的原因所在。

--轉自作者博客

責任編輯:南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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