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2015年05月06日訊】我這幾天沒寫博客，原因是煩躁，不能好好吃喝拉撒，偶爾還被有關死亡的一切所困擾。我知道我的物質機體沒大事兒，而意識機體肯定是出了問題，生和死都已經無處安放。
當然我知道我不是個案，僅因被我自己意識到而成為典型，說現在無處安放生和死已是大面積廣泛存在，很多人比我的環境和感覺嚴重百倍，恐怕不是危言聳聽。
看看很多的官員自殺，很多的官員抑鬱，很多的官員徬徨，很多的官員百無聊賴，很多的官員自暴自棄，企圖在安樂窩、溫柔鄉里逃避，企圖在孔方兄、珠光寶氣裡獲得安全，企圖在酒氣瀰漫的黑暗世界苟延殘喘，當然也有很多官員充滿著暴戾恣睢之氣，順我則生逆我則死。
官員的表現比較的顯明，而學者們的表現就比較的隱晦。他們有一層學術的馬甲而又沒有硬性的責任，不必像官員一樣非要在社會的烈日下烤炙，儘量隱藏一下。於是我們就見，他們放棄對社會、生死、事業、學術的終極思考，放棄對真理、真相、事實的追求，放棄責任、擔當、高尚，著書立說不是為了立言，而僅是為稻粱謀，苟全性命是第一要務，於是他們變成文痞、犬儒、牆頭草，像一襲破布衫，渾身油滑，一無風骨。當然也不乏大奸之人，攘臂奮拳，好像是要為民請命，其實是有意為當道者作陪襯，因而為自己掙得不少的名利，這類人看似生和死都安排的很好，其實是不知生焉知死，生和死都安排得一塌糊塗。
現在體制通過種種手段，把一切所謂的人才都收入彀中，然後通過體制的揉搓把一切所謂的人才都放進模子裡，讓他們煎熬著，這樣就給人一種野無遺賢的假象，剩下的就是老百姓也就是所謂的人民。從政治角度說，共和國一切人都是人民，然而中國現在是特例，官員都以做人民為無奈之舉，他們不是人民，和人民對立的是官員，和官員對立的是人民，當然這中間有很寬廣的中間地帶，不享受特權的離退休官員，體制內無權的公職人員，民營企業各類業主。
如果說官員和學者生和死無處安放表現得還算比較單一，人民包括官民中間地帶人員表現的就極其複雜，離退休官員的失落感、因覺醒而產生的痛苦，無權的公職人員的掙扎，民營企業主的委曲求全和擔驚受怕，廣大中小知識分子的苦難和苦悶，下層人民的熬不出頭的恐懼，當然包括鋌而走險，以身試法。
還有一類就是青少年的歡樂和時尚。對青少年來說死是很遙遠的事情，歡樂和時尚說明把生安排的是很好，而其實不是這樣。有意義的歡樂和時尚都是有節制的，僅是生活、生命的作料，而中國青少年的歡樂和時尚呈現的是無節制的狀況，體現的是不知生的意義也不知死的意義。年初上海踩踏事件，瞬間三十七個年輕的生命毫無意義的結束了，結束的原因就是無節制的歡樂和時尚，還有更多的報導很多人為追求所謂的歡樂和時尚窮極資源、互相攀比，喪失節操、泯滅人性，為追求虛華的高端享受居然不顧名節出賣肉體和靈魂，為買一款新式手機居然犧牲貞潔、殺害親人，這些人都把歡樂和時尚看得比生命還重要，成為生命的目的，這絕對是生和死都無處安放的結果。
從理論上講人的一切行為都是社會造成的，尤其是現實社會是人的一切行為的根源。由於中國現在是一個虛假的社會，虛假社會下一切都沒有意義、沒有價值，因而人們的生和死都得不到很好的安放，體現在社會、生活之中就是一切都無所謂。但社會和人生都是有所謂的，都有鐵律，政治你不能碰，法律你不能碰，道德你不能碰，社會和生活是嚴苛的，你要在社會上混，衣食住行要解決，人情物理要暢通，於是就出現矛盾，於是就煩躁，於是你的生命和生活都有麻煩。生沒有安排好哪有閒情逸致去想死的問題，而死又是一個很切實的問題，不想是不行的。人生七十前五十年主要是為了生，後二十年就主要是為了死了，不安排好是死不安穩的。
中國人面臨生的困難好理解，都有切實的感受，而絕大多數人沒有宗教死的歸宿，原有的立德、立言、立功的歸宿早已被我們打破，不足以安放靈魂，因而就出現了死的困難。再說人雖說是物質的，而最終還是精神的，沒有了精神尤其是沒有了高尚的終極的精神他活得自然會很痛苦。大人物會擔心歷史評價，死後不能罵名留子孫，小人物會擔心左鄰右舍，死後遭人指指點點說三道四，共同的是都會感到良心不安，活了幾十年沒幹幾樣好事，死後遺憾太多，不安穩不踏實。
看來中國人要想生的幸福死的安穩，還需要很長的時日，那我們都可以盡情的在生和死上掙扎吧。
－－轉自作者博客
責任編輯：南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