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2016年05月24日訊】曾任中共中央編譯局副局長、現在北大任職的胡錦濤時期的智囊俞可平，自去年十月以來，持續在有習陣營背景的大陸財新網發表系列文章，均涉及敏感話題，其顯然是在為不斷釋放大變局信號的習近平當局做輿論鋪墊。
5月24日，俞可平發表《現代政治權威的合法性來源》來源，其核心觀點是：「民主而非專制，法治而非人治，善治而非善政，成為現代政治權威的主要合法性來源。與此相一致，只有沿著民主、法治和善治的道路，政治權威的增強才符合現代政治文明的要求和趨勢。」「公共權力和政治領袖將變得更不重要，而公民及公民權利將變得更加重要。」簡言之，一個政權若想獲得權威的合法性，一定要走向民主、法治、善治，中國自然也不例外。
5月4日，俞可平幾日前在北大所做的演講被財新網以《政治學的功用和青年政治學者的責任》為題發表，其核心觀點是「政治學事關重大利益的權威性分配」，其功用包括：有助於確立民主、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等基本政治價值；探索人類社會政治發展的規律，如從專制走向民主，從人治走向法治；確立政治評價標準；解釋社會政治現象；總結人類政治的遊戲規則，影響人類的政治制度設計。俞可平通過談政治學的功用，大膽觸及民主、自由、法治、政治制度設計等敏感話題，暗示中國的政治制度必走的方向，而這與青年政治學者的推動密不可分。
2月19日，《官本主義是現實，民本主義是理想》一文稱，中國官本主義的典型特徵是專制主義，唯有民主法治才能破解官本主義，以此暗示民主法治在中國的重要性。
1月6日，在《如何看待當代資本主義》中，俞可平暗示中國要「建立一種比資本主義更加文明、自由、平等、民主、和平的社會主義社會」。1月5日，《莫怕失去制度自信》中承認民主、自由、平等、法治、善治等是人類共有的一些價值，承認中國的制度環境有問題，並提出了自己四個最現實的政治理想：善政、法治、增量民主和安全。顯然不是巧合，這四點與習近平上台後不斷釋放的信息相契合。
2015年12月7日，俞可平在北大的演講在財新網以《我們違背了哪些政治學公理》為題刊登，文章結合中共官場亂象，闡述中共政治體制違背了六條政治學公理，其中明確提到「如果幾個官員腐敗，那確實是他信仰缺失等等，如果是一片官員腐敗，那肯定是制度出了問題」。俞可平還表示，「如果違背了這些公理，無論是誰都會受到懲罰」。
10月19日發表的《鄧小平與中國政治的進步》則從思想解放、徹底否定文革、民主與法制等五方面來談鄧小平在政治方面的作用，以及鄧沒有完成的重大任務，這是後續者的歷史責任。俞可平認為，「政治體制改革目標是民主和法制、政治體制改革關鍵是黨和國家領導制度改革等」，「不發揚民主，就不可能有真正的思想解放」。
從目前發表的這七篇文章看，我們可以捕捉到的關鍵詞有：民主、思想解放、政治體制改革、領導制度改革、制度問題、善政、法治、政治權威合法性。一直力挺習近平的俞可平釋放出如此信息，應該是在預示中國當政者要想獲得執政的合法性和權威性，未來必將走向民主取代專制，法治取代人治，善治取代善政之路。
無疑，要走向這樣的道路，中國必須發生一個相當大的改變，因此可以將俞可平的文章視作大變局的一個重要信號。事實上，類似變局的信號這兩年多來已釋放了不少，從《為什麼需要真相委員會？》到「清算日」的出現；從暗諷「毛太陽」到公開否定文革，回擊毛左和「高級黑」幕後的黑手；從省部級領導人當選面對憲法宣誓到「國家領導人建議人選」列入政黨協商內容；從整肅公檢法到提出管住警權；從習近平接連釋放「這是個歷史性的時刻」、「改革是決定當代中國命運的關鍵」、「生存還是毀滅」等信號，到習近平、胡錦濤、王岐山等高層多次在公開場合闡述「亡黨危機」；從官場徹底洗牌，大量更換各地、各部門主管，並通過反腐排除、拿下江派人馬，到通過金融反腐，打破江派利益集團對中國經濟的壟斷、破壞和干擾；從藉由軍改，進一步掌控軍權，剷除特殊利益集團仰仗的勢力，到在外交上採取主動，釋放友好信息，以爭取良好的外部環境；從釋放「擒賊要擒王」信號到限制包括江在內的40多名高層親屬出境……
毫無疑問，變還是不變，現在已不是選擇題，大變革時代正在沒有任何遲疑的臨近，而掀開大變局那最後遮掩的薄薄的一層面紗的正是針對江澤民的抓捕。一旦這樣的行動開始，真正的大變局就將開始。
責任編輯：莆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