耿靜:責任與寬容,公事與私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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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幸旁聽了兩個反共人士的調解會,近距離細聞,從理智到激烈,最後到失禮的爭論過程,讓我對於被中國文化根植的意識形態有了更深一層的認識。在他們激情的辯駁中,我發現中國人對於國與家,民與主,責任與寬容之間的界限,有著比較模糊的認識。冒昧下了一個斷論:中國和中國人,之所以在尋求民主與自由的道路上如此艱難,源於相當一部分人對「責任」與「寬容」這兩個「巨人」,不僅欠缺理智的認識,甚至從內心拒絕著把兩個「巨人」圈在各自應有的位置上,卻把兩個「巨人」關在同一個籠子裡,任由其廝打不止。

國與家,民與主,責任與寬容,三對「戀人」的雙方之間,其實是對立的。他們註定永遠並行、各自為政。中國傳統文化對寬容這個「巨人」的摩拜,已經在茫茫的現代熔爐文化中,迷失了理智。

我堅持用一個標準衡量寬容:當一個人只代表自己的時候,寬容是美德;當這個人身負他人委託的時候,寬容則是罪過,這個概念的認識,是當今中國極權官員與民主國家官員的最大區別。前者,拿著用權力聚集的利益和財富,揮灑著「寬容」與「大愛」,甚者有「大撒幣」之稱,縱觀世界,中國僅存;後者,背負著眾望與責任在擁擠的議會中,刻薄亢奮地爭吵不惜,縱觀民主國家,東西皆同。

寬容不是萬能的,寬容若不謀其位,在不知不覺中,在所謂高尚的境界裡,則為「混亂」與「腐敗」兩個小人提供著廣闊的生存空間。從英國議會擁擠的爭吵,到臺灣議會激情的武打,中間還可以找到日本議會刻薄的明爭明鬥,他們之間的唯一區別只是紳士與武士的區別,絕沒有責任與寬容的區別。 在一片肩負重任狹隘刻薄的辯駁中,眾人的利益得到了平衡,公共的財富得到了保障,公眾委託的責任得到了滿足。而當他們脫下西裝踏入家門時,才能享受一份傳承了世代的寬容和諧的情意,撲面而來。國與家、民與主、因果與福報的對比,如此鮮明。再看那人民大會堂裡紅色帳幕前,一片「和諧寬容」的氣象下,那排練了大半個世紀的掌聲中,國之榮尚、民之悲催、因果與福報的對比,卻如此不公,如此不平。

公與私的對立,呐喊著國與家,民與主的「戀情」。國富家貧,國窮家旺的景象,已不僅僅是道理。民主與集權國家的區別,已經把這個「道理」變成了普遍現實。當極權的官員扔出「和諧」的骨頭時,那些啃爛了的牙齒,一定可以告訴我們,扭曲的人性不能緩解任何紛爭,只能讓掩蓋越久越黴爛的問題越發散發出沼澤之氣。別忘了,沼澤之氣是會燃燒爆炸的。

中國這個共產極權的巨人,已經高大得無法看清腳下越來越瘦弱微小的人民。巨人的每一個步伐,都無法避免踩踏無辜的生命;巨人的每一口美食,都必然咽下人民賴以活命的營養。那麼如何讓巨人變小,人民長大?魔法只有一個,讓責任與寬容兩個巨人各居其位,個謀其職。

責任與寬容的對立,演義著民主與集權的國貌,同時也定義著同道與兄弟的情意。海外從民運到反動派運動的轉變,如果能夠容納責任與寬容之間的對立,那麼同道與兄弟的名分就會各居其位,不再迷亂。

昨晚調解會的紛爭,之所以以失禮告終,並不是因為大家的寬容不夠,而是一開始沒有把爭議的公與私的性質定性。在我看來,調解雙方兄弟的情誼沒有按照同道的規格進行分割,混為一談,本來完全都是反對派運動的公事,卻以兄弟情誼為基點,把中國文化中「寬容」與「責任」兩個巨人關進了同一個籠子裡,任其廝打。

國事還是家事,公事還是私事,同道還是兄弟,責任還是寬容,兩者之間只需劃清界限,讓屬於責任的辯駁去盡情地爭吵,讓屬於寬容的和諧去盡情地禮讓,那樣,民主豈不是遊刃有餘,自由自然會從天而降。

至於如何不讓辯駁過度到武打的局面,這當然是另外一個境界,雖然無傷原則,仍然有失大雅,所以,紳士的情懷,會是另外一篇文章極好的題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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