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10月31日訊】在中國現代各階級中，農民階級即主要從事農業生產者階級，
可以說是最不幸的階級:
是歷史最為沉重而現況最為窘迫的階級，
是作出犧牲最多而獲取回報最少的階級，
是承受苦難最多而得到同情最少的階級，
是生存質量最為低劣的階級。
（一）
四九年前，中國農民充當了中共革命的主力軍。
他們為中共武裝鬥爭作出了巨大貢獻：
其一，營造了大片根據地，用以休整部隊和預設戰場；
其二，提供了大量物資，用以補充給養；
其三，輸送了大批兵員，用以衝鋒陷陣，其中數以百萬計者成了"革命先烈"，以至於"人民英雄紀念碑"下掩埋的大多是農民子弟的白骨。
四九年後，中國農民又成了中共政權的基礎力量。
他們響應執政黨和毛主席的號召：
其一，積極參加社會主義改造運動，半惜半喜地交出土地耕牛等生產資料，辦初級社，辦高級社，走社會主義集體化道路，還一度交出鍋碗瓢勺等生活資料，辦公共食堂，吃大鍋飯，過共產主義生活；
其二，積極參加社會主義經濟建設，無知無怨地接受工農業產品價格"剪刀差"政策，容忍政府將大量農業資源無償地轉移到工業生產中和城市生活中，接受這種有別於地主盤剝的"另類盤剝"；
其三，積極參加"三面紅旗"運動，搞"大躍進"，辦"人民公社"，用盡了力氣，挖空了家底，還餓死了數千萬人。
執政黨屢屢聲言：他們犧牲了兩千萬人才奪取了政權。
後人對此可作兩點補充：
其一，這個用兩千萬人生命換來的政權，卻造成了至少五千萬人非正常死亡；
其二，在上述"兩千萬人"中，至少有一千八百萬人是農民；而在上述"五千萬人"中，至少有四千五百萬人是農民。
改革之初，中國農民又一次扮演了他們曾在戰爭年代扮演過的角色，又一次充當了打頭陣者。
鳳陽鄉小崗村農民寫下血書，決意走已故毛澤東主席曾決意不讓他們走的路，決意搞"單幹"、搞"包產到戶"，即後來所說的"聯產責任承包制"。
小崗鄉農民這一舉動，迅即引起鄰近農民效仿，並波及全國農村地區。
農村中的"承包制"，還觸動了城市裡的"大鍋飯"。"包"字進了城，進了城裡許許多多領域。
因此，中國農民完全有資格說：當代中國經濟改革事業是他們用實際行動開創的。
改革之中，農民既然做了改革的先鋒，就應獲得改革的好處，但事實不完全如此。他們一方面確實獲得某些改革的好處，另一方面在獲得這些好處的同時也面臨著許多問題。
例如，從總體上看，農村人口收入確實獲得增長，農民生活水平也確實獲得提高，但問題是：
農村人口收入增長速度，遠遠低於城市人口收入增長速度，城鄉經濟差別進一步擴大；
農民生活水平提高幅度，也常常低於農民負擔水平提高幅度，各地農民都程度不一地苦於各種硬性攤派，苦於各種苛捐雜稅。
因此可以說，中國農民階級仍處在相對貧困狀況中。
隨著中國經濟迅速增長，特別是隨著中國二三產業迅速增長，中國農業剩餘勞力紛紛湧入其他行業，湧入城市，形成一波波"民工潮"。
"民工潮"為二三產業和城市生活，提供了大量的必要且廉價的勞力。
民工們幾乎包攬了城裡人不願幹的高危工作：深井挖煤，高空蓋樓 □□
民工們還幾乎包攬了城裡人不願幹的臟活、重活、苦活：補鞋、掃馬路、搬運家具、倒賣瓜果蔬菜 □□
進城農民中的女性還幾乎包攬了城裡人不願幹的侍侯人的活：
肯吃苦的當保姆，給雇主家洗衣，燒飯，帶孩子，看護老人，常看人家的臉色；
肯賣身的做小姐，給出錢者陪酒，陪舞，陪洗澡，陪做一切能掙得可觀收入的事情，不經意而給城裡的旅館業、餐飲業帶來一片"繁榮娼盛"的景象，使燈更紅、酒更綠。
民工們還從內地農村湧進了沿海地區，湧進了各種名目的"三資企業"。
其中許多人湧進了各種形式的"血汗工廠"：每天工作超過10小時，甚至超過12小時，超過14小時；每周工作超過6整天，甚至沒有星期天，沒有節假日；每月工資僅為數百元。
其中一些人還受到人身限制，整日裡被鎖在工廠裡，一有火災就猶如身陷火葬爐，被活昧死在緊閉著的鐵窗前和鐵門邊。這種火燒活人事已屢屢見諸報端。
所謂"民工"，即原是農民現是工人者，按理說應屬於工人階級一部分。不過，這部分工人階級在這個名為"工人階級當家做主的國家"裡，卻享受不到工人階級理應享受到的許多基本權利，如享受不到勞動保護、失業救濟和最低生活保障等權利。
他們是市民中的另類，是城鎮人口中的弱勢群體。因此，所謂"民工"，除了可稱之為"原是農民現是工人者"外，還可稱之為"在鄉下是農民到城市成賤民者"。
他們中的一部分人的確掙到了錢，但其中一些人在掙到錢的同時，也失去了尊嚴，並積聚了怨恨。
在湧入沿海地區的"民工潮"中，有一大批"打工妹"進入各種外向型企業。她們因其獨特的素質和超常的付出，而為沿海經濟發展乃至為整個中國經濟發展作出了巨大貢獻。
農村艱辛困窘的生活，使她們養成特別能吃苦耐勞的品德；
農村男尊女卑的風俗，使她們養成特別能忍氣吞聲的品性；
青春女性的生理特質，使她們很輕易做到心靈手巧；
城鄉收入的巨大反差，又使她們很容易感到心安理得。
她們這些特點使她們成為優質打工者，即特別適合從事勞動密集型工作的優質打工者。
她們能夠從事：那種需要高強度投入和長時間投入才能做好的工作，那種需要一定技能和一定體能才能做好的工作，而且是需要非常細心和非常耐心才能做好的工作。
她們能夠遵守：那種由私營老闆刻意訂立的企業紀律，那種常常含有不合理規定的企業紀律，甚至含有侮辱人格規定如接受搜身檢查的企業紀律。
她們能夠忍受：那種常人很難忍受的苦痛，其中既包括身體的苦痛也包括心靈的苦痛。
在這種境遇中，打工妹們還不能組織自己的工會，即那種真正意義上的能夠獨立於廠方的工會，因而在勞資關係上，總是處在因力量分散而無法與資方抗衡的弱勢地位上，不得不聽任老闆們隨意延長勞動時間，隨意開除工人。
令人費解的是：在這個被執政黨誇耀為"工人階級掌權的國家"裡，工人階級竟不能自組工會；而在那些被他們指責為"資產階級掌權的國家"裡，工人階級卻可以自組工會，其工會勢力相當強大，如美國的"勞聯"、"產聯"的勢力就十分強大，常常能夠在勞資糾紛中迫使資方作出重大讓步。
如果僅就如何處理勞資關係而言，資本家辦工廠的天堂，並不在所謂"資本主義國家"裡，而是在所謂"社會主義國家"裡的那些允許私人開廠的地方，尤其是在中國那些允許私人老闆雇佣打工妹的地方。
私人企業家們只要把針對本地掌權幹部的公關工作做好，做出名堂來，送錢，送物，送小姐，送股份；就一切OK，就能夠隨其心意地壓榨工人、苛待打工妹。
如果再就勞動力資本的投入與產出的比而言，資本家辦工廠的天堂，也是這些允許他們雇佣打工妹的地方。這裡的打工妹超常高投入而獲得低工資；她們的老闆們則超常低投入而獲得高效益，即高於在其他國家辦同類廠的效益。
就某些勞動密集型工作如制衣制鞋來看：
在勞動技能上，中國打工妹與發達國家工人沒有多少差別；
在勞動時間上，前者則比後者多出近一倍；
在勞動收入上，後者則比前者多出數十倍；
在勞保待遇上，兩者就幾乎沒有什麼可比性了。
因此，用中國打工妹生產出來的產品，具有無與倫比的成本優勢，具有難以抗衡的市場競爭力。
今天，在中國製造的玩具、鞋類、中低檔成衣，以及家用電器，已經湧向了世界各地市場，並在一些國家中佔據了最大市場份額。"Made in
China"竟成世界輕工及家電市場的流行語。
與中國外向型製造業的崛起相伴隨著的，是一些發達國家相關產業的衰落，如美國的玩具業、制鞋業和中抵擋成衣業已是一片蕭條。
這正像今日中國的大豆種植業的景象，並可能像明天中國的糧食種植業的景象，或可能像明天中國的高新技術領域的景象。
我們既要設法獲得"世界一體化"帶來的好處，也要準備承受"世界一體化"帶來的疼痛。這種疼痛可能是陣痛，也可能是久痛，持久的疼痛。
中國打工妹無疑為中國經濟發展作出了巨大貢獻，立下了血汗功勞。因此，國人應善待這些打工妹，至少不應忘記這些打工妹，不應忘記她們究竟付出了什麼樣的代價，以及做出了什麼樣的成就。
不要像許多馬屁文人那樣，一談到中國改革開放的成就，便馬上把這成就都歸功於那些高高在上而不知打工妹苦的領導人：
比如，歸功於那些深居簡出且酷愛打牌的領導人；
比如，歸功於那些雲遊天下且酷愛唱卡拉OK的領導人。
中國人不要忘記自己的"打工妹"，至少就應像日本人不曾忘記他們的"望鄉女"那樣。
上世紀初，日本也曾有一批農村妹子外出謀生，結果被買到東南亞做了窯姐。她們受盡凌辱而不忘家鄉，把賣身掙來的外匯源源不斷地寄回日本，或多或少地增進了日本的原始積累，添磚添瓦地支持了日本的現代化建設。她們生前日夜思念著家鄉，死後墓碑卻背對著日本，似是表明自己既羞對家鄉又怨恨日本。
不過，發達起來的日本人沒有忘記這些望鄉女。每年都有她們的家鄉人來祭掃她們的墓地。小說家九丹在其《烏鴉》中就描述過這類情節：
兩個日本男人來到新加坡，一方面肆無忌憚地蹂躪那些來自中國大陸的"小龍女"，另一方面又誠惶誠恐地來到這些"望鄉女"的墓前，合掌，跪拜，淚流不止。（參見該書第265-270頁）
對於出賣肉體的"望鄉女"，日本人都不予忘記。對於出賣血汗的打工妹，中國人就更不應忘記了，而要給她們立碑，給她們籌募保險基金，要敦請那些從她們身上賺足了錢的外籍企業家、港台企業家、內地企業家，多多少少拿出一些超額利潤捐給這一基金。
入關之時，中國農民又一次扮演了他們曾屢屢扮演的角色，又一次成為被犧牲者。
在加入WTO條件問題上，中國政府與美國政府談判了十幾年，談妥了許許多多問題，談到最後談剩下七大問題。
這七大問題都涉及中美兩國重大經濟利益的得失問題，故而都屬於雙方不肯作出讓步的底線問題。於是，談判陷入僵局，似乎很難再談下去了。
為了打破僵局，中國國家領導人親自出面談判，並率先作出讓步，以換取美方也相應作出讓步。
中國國家領導人作出的第一個讓步，就是中國談判代表談了十幾年都不敢作出的讓步，即同意接受美方提出的降低農產品關稅的條件。
這個讓步意味著，美國許多農產品將大量湧入中國市場，並因其價格優勢或質量優勢而擊敗中國同類農產品，進而深深地傷及中國農民：
或逼得中國農民不得不降低產品價格，從而減少收入；
或逼得中國農民不得不放棄農業生產，從而背井離鄉。
這一讓步的實質，就是通過犧牲中國農民的利益來換取中國入關的資格；或者說，就是通過犧牲一個階級的利益來換取整個國家的福祉。
可問題是，這個階級的人口佔這個國家的總人口的一半以上，而執政黨又老愛標榜自己始終代表"中國大多數人"的利益。
（二）
在中國社會各階級中，農民階級無疑是最不幸的階級；而他們的歷史遭遇大多是與中共的歷史作為聯繫在一起的：
他們曾作出巨大犧牲以支持中共革命，使其能打下江山；
接著又承受巨大苦難以服從中共統治，使其能坐穩江山。
他們對於中共，既是傾囊相助，又是傾命相助，可以說是恩重如山。
可是，後者反而以恩人自居，並不時提醒前者：
要衷心地感激黨，感激毛主席，感激黨和毛主席使他們終於能夠"翻身得解放"， 終於能夠"當家做主人"；
還要盡情地歌頌黨，歌頌毛主席，不妨"唱支山歌給黨聽"，不妨"把藍天作紙，把大海作墨，把青山作筆，也寫不完黨和毛主席的恩情"。
執政黨屢屢聲言自己始終代表廣大人民的利益，其中包括始終代表廣大農民的利益。
不過，他們在這裡只說了半句話，即只是說明他們負責照看人民的利益，而沒有說清楚他們這幾十年來負責照看人民利益的實際效果，尤其是負責照看農民利益的實際效果，究竟是個什麼樣子？
比如，他們至少沒有說清楚這幾十年來黨政幹部生活與普通百姓生活的差別，尤其是與普通農民生活的差別，究竟是縮小了還是擴大了？
若是前者，則說明這種代表性正在獲得加強；
若是後者，則說明這種代表性正在失去代表性。
在這個問題上，執政黨應堅持"老三大作風"之一，即"批評與自我批評的作風"，而不要堅持"新三大作風"之一，即"表揚與自我表揚的作風"。
像說自己能夠代表人民利益這樣的話，最好要由別人去說，要講一點風度，要講一點禮儀廉恥；而不要由自己來說，不要自己給自己送"萬民傘"，不要自己把自己弄得很快樂。
鑑於上述考慮，執政黨如何對待農民，不僅涉及經濟方面的問題和政治方面的問題，如能否增加農民收入的問題，如能否維護農民公民權的問題；而且涉及道義方面的問題：
如對農民講不講信用的問題，
如對農民有沒有同情心的問題。
這道義方面的問題，是今天一些學者不大注意的問題，或不予論述的問題；但就中國傳統史觀來看，則屬於有關農民研究應予關注的問題，或應予褒貶的問題。
具體說來，所謂對農民講不講信用的問題，指的是執政黨對農民還不還歷史欠債的問題；所謂對農民有沒有同情心的問題，指的是執政黨對農民守沒守良心底線的問題。
這信用問題和這同情心問題，都涉及執政黨的黨德問題或黨格問題，都涉及中國春秋史觀所要關注的歷史道義問題。
關於這信用問題。
從歷史上看，中共與農民關係可以說是一種信貸關係，一種最終不能履行的信貸關係，一種以貸款始而以爛帳終的信貸關係：
前者是貸入方，即向後者大舉借債方，也是不能履約方；
後者是貸出方，即向前者慷慨解囊方，也是血本無歸方。
不過，兩者都是破產者：
一是信用破產者，背上欠債不還的惡名；
一是資財破產者，陷入困苦不堪的境地。
一九四九年前，慷慨激昂的中共黨人向憨厚狹義的中國農民作出許諾：現在你們只要全力支持我們，使我們能夠奪取全國政權；將來我們就一定重重報答你們，讓你們能夠過上幸福生活，幸福得就像是生活在天堂裡一樣。
後者聽之信之，並為之作出了巨大犧牲，獻出了不計其數的資材、人力、鮮血和生命，最終把前者送進了北京城，圓了他們在井岡山時的一個夢。
一九四九年後，中共面臨著自己如何向農民兌現承諾的問題，面臨著自己是否對農民講信用的問題。
就毛澤東執政事實來看，就毛澤東治下農民並沒有過上天堂般生活而仍處於一窮二白狀況來看，毛澤東及其執政黨對農民是沒有履行承諾的，是不講信用的。這就使中共與農民的關係，成了一種欠債不還的關係，一種以信貸始而以毀約終的關係。
早在1953年，樑漱溟先生就對執政黨農村工作提出過類似批評：
"有人說，如今工人的生活在九天，農民的生活在九地，有'九天九地'之差，這話值得引起注意。我們的建國運動如果忽略或遺漏了中國人民的大多數--農民，那是不相宜的。尤其中共之成為領導黨，主要亦在過去依靠了農民。今天要忽略了他們，人家會說你們進了城，嫌棄他們了。這一問題，望政府引起重視。"（引自汪同林：《樑漱溟問答錄》第七章）
事隔數十年後，樑先生表示他一直都不明白他當時所說的話為什麼會惹得毛主席發那麼大的火："毛澤東主席當時何以如此嚴厲地批判我？我至今覺得還是一個謎。"（同上）
不知樑先生是真不明白，還是不便說明白。
有一點很明白，至少是在後人看來很明白：他對執政黨的批評是非常尖銳的，尖銳得能讓被批評者坐立不安，何況被批評者毛澤東本身就是一個一觸即跳的人。
不談樑先生的其他批評言辭，就談他的上述那幾句話，說白了就是：指責執政黨對農民忘恩負義、過河拆橋。
可是，按中國傳統政治觀，說一個政治家待人忘恩負義、過河拆橋，無異於說他是在耍流氓，至少有耍政治流氓嫌疑。
樑先生和毛先生都屬於老輩人，都熟知史上的故事，包括熟知史上那些有關政治禁忌的故事。樑先生說話，自是能說到要害處；毛先生聽話；也自是能聽出要害來。
概而言之，樑先生對執政黨的批評，可以說是多重的，既是工作批評，也是道德批判；並且重重批評都是鞭辟入裡的：
工作批評是說執政黨施政有誤，竟讓治下人口最多的群體，即"中國人民的大多數--農民"，"生活在九地"；
道德批判則是說執政黨薄恩寡義，竟讓自己最應感恩的階級，即"中共之成為領導黨，主要亦在過去依靠了農民"，"生活在九地"。
樑先生如此尖銳的批評，怎能不讓執政黨生氣，怎能不讓毛主席勃然大怒。
因此，樑先生所說的"毛澤東主席當時何以如此嚴厲地批判我"這"一個謎"，說開了就是：
樑先生的批評屬於真正的批評，即那種一針見血的批評；
毛主席的發怒則屬於真情的流露，即被針紮痛了，痛得本相畢露並有失風度地跳了起來，且又叫了起來。
一位筆者熟識的老共產黨人，自三十年代中到五十年代初，一直從事中共農村工作，當過中共的區委書記、縣委書記、地委書記；也一直生活在農民群眾中，領著農民群眾鬥土豪劣紳、打鬼子老蔣。
他和他的同志們，既幫助農民也依靠農民，既為農民減租減息，清匪除霸；也向農民尋求支持，尋求庇護，徵兵征夫，征糧征物，建設根據地，建立堡壘戶。
他和他的同志們，也正因此而與農民群眾打成一片，建立了一種生死與共、血肉相連的關係。農民有困難時，他們能傾力相助。他們有困難時，農民也能傾力相助，甚至捨命相助。他本人就曾被農民冒死救過性命。他一直把農民視做自己的恩人，也視做共產黨的恩人。
文革後，他回到了自己曾打過游擊的冀魯豫地區，看到這塊老革命根據地竟呈現一片破敗的景象，看到當地老百姓仍過著十分貧窮的生活，其中一些人還食不果腹、衣不遮體，比四九年前好不了多少，甚至還有所不及。
他哭了，哭得老淚縱橫，既為這方土地這方人民感到難過，沒想到會有這樣的報應；也為自己曾為之奮鬥的事業感到難過，沒想到會有這樣的結局；更為自己所在的黨感到難過，沒想到會有這樣的政績，可她還好意思一個勁地自吹自擂。
返回北京後，他就主動當起了"老區駐京聯絡員"，串連楊得志等冀魯豫區老同志一起行動，或找中央向老區撥出扶貧資金，或找專家為老區制定發展規劃。他的家也成了"老區駐京辦事處"，管吃管喝那些來京辦事的老區人。他還拿出自己的積蓄來撫恤一位在戰爭年代死於非命的民兵的遺屬。
他這樣做，實是在替他的黨還債。
替那位已故的毛澤東主席還債，還積欠農民的債，尤其是積欠老區農民的債。
他也知道，他這樣做只能起到杯水車薪的作用；他更知道，他這樣做總比不做好。如今，他已八十多歲了，已做過心臟支架手術，腿腳不大靈便了，可心裡還掛念著農民，還掛念著現代中國這一最大弱勢群體。
前不久，這位老共產黨人還和筆者談起農民問題，邊談邊搖著頭說：農民太慘了，到今天也沒能真正翻身，這個黨、這個國家對不住他們呵！
這無疑是一位守信用的老人，無疑是一位有良心的老人。不過，他的守信最終成了他的一種負擔，他的良心最終成了他的一種壓力，使他的晚年活得很沉重，活得寢食不安、長嘆不已。
他曾對筆者說，在這大半個世紀中，他身上如果有什麼東西始終沒變的話，那就是理想主義精神始終沒變，就是始終相信：這天下是要講公道的，這老百姓是要過上好日子的，而我自己是要為此做一些事情的，盡管做起來很難，但做總比不做好。
在中共老幹部群體中，至少有這樣兩種類型：
一是出身社會底層的翻身農民型黨人，
二是出身有產階級的知識分子型黨人。
前者是因不堪窮困而參加革命的，是被生活逼迫而上了"樑山"的；後者則不大擔心生計問題，主要是因追求理想而參加革命的，是由自己選擇而走向"樑山"的。
在前者的革命動機中，無疑有許多物質方面的想法；在後者的革命動機中，則大多是那種道義方面的夙求。
在革命成功前、在艱難困苦中，中共老幹部們之間的差別，還不怎麼明顯。他們所處的位置與他們革命的目標都很遙遠，故而都在艱苦卓絕地奮鬥著。
到了革命成功後，到了位高權重時，中共老幹部們之間的差別，即他們當初為何參加革命的那種基因性差別，就逐漸顯化了。
對於其中一些人來說，他們此時所處的位置離他們當初革命的目標已十分接近，甚至合二而一了。"阿Q"終於能夠在"秀才娘子的寧式床"上滾一滾了。
於是，他們固步自封，不求進取，逐漸養尊處優起來，甚至腐化墮落起來。他們成了"革命的暴發戶"，先是艱苦奮鬥，激情萬丈；繼是恣情揮霍，俗態百生。
對於另外一些人來說，他們此時所處的位置離他們當初革命的目標仍十分遙遠，似乎還要再走一個萬里長征，因為老百姓們還遠遠沒有過上好日子。
於是，他們戒驕戒躁，繼續奮鬥：
在生活上不搞特殊化，樸樸素素；
在工作上願做老黃牛，兢兢業業；
尤其在政治上敢講真話，並因此而多受磨難。
無疑，在這"暴發戶"型老幹部中和在這"老黃牛"型老幹部中，都是既有翻身貧民型黨人，也有知識分子型黨人。不過，比較起來說，知識分子型黨人成為後一類老幹部的幾率要高一些；換句話說，翻身窮人型老幹部的腐化率要高一些。
上述那位替黨還債的老共產黨人，就屬於那種出身有產階級家庭的知識分子型黨人，並在建國後成為那種仍在艱苦奮鬥的老幹部。
據筆者了解，北京現在還有一批這樣的老共產黨人。他們大都有八十上下的年紀，大都能享受"高幹"的待遇，但仍操心著國事，既關注著中國經濟改革進程，也牽掛著中國政治改革問題。他們十分痛恨貪官污吏，痛恨封建專制主義遺毒，痛恨種種社會醜陋現象，尤其是那些不民主、不公正的現象。
他們還敢於把自己的這些不滿表達出來，有時還能夠以慷慨激昂的形式表達出來，甚至以"罵娘"的形式表達出來。他們屬於這個國家中最敢講話的人群之一。
可以說，北京的這批老共產黨人的存在，構成了這個紅色首都中的一道風景線。
可是，筆者不知道，這道風景線對於這個國家來說，究竟是一個好的徵兆，還是一個不好的徵兆呢？因為，這道風景線畢竟只定格在一小批七、八十歲的人的身上，而不是定格在一大群十七、八歲的人的身上。這似乎是一種青春精神倒錯現象。
一位美籍華人對筆者說，他到美國前是在台灣受教育的，視共產黨人為洪水猛獸，後來在大陸接觸了一些像李慎之那樣的人，便改變了自己先前那種很籠統的對共產黨人的看法。
他發現在這一類共產黨人身上，有一種以天下為己任的精神，有一種中國傳統士大夫的風骨。他們雖已年邁，卻仍關心著國家命運，關心著社會公正。他說這些老人是他在大陸所看到的最富有理想主義精神的人。
可是，筆者也不知道，這個評價對於中國大陸來說，究竟是一個褒義的說法，還是一個貶義的說法呢？其間似乎隱喻大陸青春精神已近遲暮時分。
（三）
關於這同情心問題。
談到同情心問題，不能不提兩個人：一是盧梭，一是孟子。
盧梭曾斷言人有兩大天性："自愛心"和"憐憫心"。
他所說的"憐憫心"，即今人所說的同情心，"我們在看到任何有感覺的生物、主要是我們的同類遭受滅亡或痛苦的時候，會感到一種天然的憎惡。"（《論不平等的起源和基礎》序以及第一部分，商務印書館1962年中文版，第62-110頁）
他把人的這種與生俱來的"憐憫心"，看作是人類最基本的道德感，看作是人類其他一切道德感的出發點。換句話說，一個人若要是缺乏同情心，也就是缺乏最基本的道德感，缺乏人之所以為人的道德基準。
孟子曾斷言人有四種"良知良能"，或四種生而有之的"善端"："惻隱之心，仁之端也；羞惡之心，義之端也；辭讓之心，禮之端也；是非之心，智之端也。"（《孟子﹒公孫醜上》）
其中的"惻隱之心"，亦即同情心，如"人乍見孺子將入於井"而生出的憐憫心（同上）。
孟子把"惻隱之心"看作"仁之端"，即仁之本原；也就是把同情心看作人的一種最基本的道德感，一種人之所以為人的道德底線："無惻隱之心，非人也"（同上）。
對於中國農民的歷史境遇和現實狀況，稍有良知的一般人都會抱著同情心態，而與中國農民有著特殊歷史關係的執政黨是不是也抱著這一心態呢？
這是一個很難用"是"或"不是"來回答的問題。從執政黨的一些言行中，人們可以找出有關這一問題的肯定答案；從執政黨的另一些言行中，人們又可以找出有關這一問題的否定答案。
在中國現代各階級中，農民無疑是最令其他人同情的階級，也是最令執政黨左右尷尬的階級。
其一，關於肯定方面的答案。
執政黨年年都強調要提高農民收入，要縮小農民收入增長速度與城市居民收入增長速度的差距，都顯得要把農民問題放到很重要的位置上。執政黨有時也能出台一些助農措施，如實施農村電網改造工程，如放寬農民進城打工限制。
政府總理在答記者問時也表示："令我最感頭痛"的問題，就是如何增加農民收入的問題。這幾年來"農民的收入增加得不快，個別地方還有所下降"，而"要解決這個問題是不容易的"。（新華社2002年3月15日訊）
顯然，在政府總理的這一"頭痛"中隱有兩層焦慮：
一是技術層面上的--這是一件很難辦成的事；
二是價值層面上的--這件很難辦成的事恰恰是很應該乃至最應該辦成的事，因為執政黨不能再繼續對不起農民了。
在這後一層焦慮中，無疑隱有對農民的愧意。作為總理，他也應該有愧意，應該為中國政府在與美國政府談判入關條件時作出有損農民利益的重大讓步而有愧意。所以，他在說了"令我最感頭痛"的話後，又談了一些有關進口農產品方面的話，發了一通針對美國關稅政策的牢騷。
其二，關於否定方面的答案。
執政黨年年都講要提高農民收入增長幅度，但就實際效果來看，年年都止於承諾，致使城鄉人民收入差別年復一年地加大。
執政黨年年都講要制止農村亂攤派，但就實際效果來看，年年都止於文件，致使農民負擔年復一年地加重。
有的地方甚至連文件都予以封殺，如江西省曾有查封"歷年中央農村工作文件匯編"案。這就荒唐得讓人弄不明白，究竟是中央權力大還是地方權力大？是中央有權查封地方的東西還是地方有權查封中央的東西？
這些都是不爭的事實。
執政黨只是承認農村的經濟生態問題較為嚴重，而不大談農村的政治生態問題更為嚴重。
如今一些地方的一些鄉村幹部，已淪落為一批鄉村惡霸。他們肆意地盤剝農民，肆意地凌辱農民，在壓榨和欺侮農民方面無所而不為。
他們還打著"維護穩定"的旗號，不准農民群眾表示不滿，尤其不准農民群眾越級告狀。
在今日中國，"維護穩定"被執政黨奉為最重要的國策，擺在"壓倒一切"的位置上，即為了"維護穩定"，可以做一切事，可以不擇手段，包括可以採取血腥鎮壓的手段。
就其實行效果來看，既有正面意義，也有負面意義。
正面意義在於為中國的經濟發展提供了一個"穩定"的環境。這是一個不爭的事實。
負面意義在於為中國的貪污腐敗也提供了一個"穩定"的環境。黨政幹部的腐敗率在"穩定"中持續上升，國庫資源的流失量在"穩定"中持續增長，老百姓心中的怨恨也在"穩定"中持續增長。這也是一個不爭的事實。
對於許多中國權勢人物來說，"維護穩定"是一件於公於私都有好處的事情。
公在有利於國家發展經濟，開闢財源，增加國庫裡的東西。
私在有利於他們包括其親屬，能更好地享受國庫裡的東西：
或以公開的方式揮霍國庫裡的東西：大興土木，搞面子工程，大擺場面，樹個人形象□□
或以暗中的方式盜竊國庫裡的東西：官小者由自己出面謀取，官大者由老婆兒子等親屬出面謀取，或搞請托，倒批件，當中介，收好處費；或騙貸款，開公司，當老總，通過暗箱操作承接國家工程□□
所謂維護政治穩定，就是維持現有政治體制不變；而所要維持不變的這個政治體制，則是一個一黨專政故而缺乏權力制衡的體制。
在這個體制下，黨政權力可以干預一切社會領域裡的活動，包括干預經濟領域裡的活動。因此，在維持現有政治體制不變的情況下大力推進經濟改革，就不能避免黨政權力大舉介入經濟活動。"打著社會主義旗幟的經濟改革"搞得越紅火，"有中國特色的權錢交易"也就搞得越火紅。
最近這十年，既是中共建國以來經濟發展最為活躍的十年，也是中共建國以來乃至中國有史以來官場腐敗最為猖獗的十年，因而也是中國社會矛盾和中共政權隱患越積越多的十年。
中共已進入了她有史以來最遭老百姓議論的時期，盡管她此時最愛講什麼"始終代表人民"的話。
四十年前，中共農村工作元老鄧子恢在中共中央黨校大會上，把許多中共農村幹部比做蒙古"韃子"，比作國民黨"保長"：
可以說大部分幹部不與群眾聯繫；
有的幹部工分多，大吃大喝，貪污浪費；
過去老百姓養一個"保長"，現在養許多"保長"；
過去十戶養一個"韃子"，現在兩戶、五戶養一個"韃子"。
（鄧子恢：《關於農業問題的報告（1962.7.11）》，載國防大學編：《中共黨史教學參考資料》第24冊，第106-114頁）
"韃子"是史上漢人最痛恨的人，"保長"則是建國前中共在農村最敵視的人。從這個比喻性說法中，可以看出當時農村的吏治已相當惡化了，同時也可以看出當時鄧公的心情是極為憎恨的。
鄧子恢是一個嫉惡如仇的人，是中共黨內那種極為罕見的既能體恤農民疾苦又能為此而敢當面頂撞毛澤東的元老級人物。
在中共高層內，鄧子恢與彭德懷都不屬於"滑頭派"、"哈毛族"，而都屬於剛正不阿之人，都屬於毛澤東不能容忍之人，故而都早在五十年代就挨了整，一個被毛譏為"小腳女人"，一個被毛和其追隨者打成"反黨集團首領"。
有人因此而戲言：在中共高層人物中，五十年代被毛冤整者，屬一等好人；六十年代被毛冤整者，屬二等好人；文革時期被毛冤整者，屬三等好人（曾參與整過人的人）；而從未被毛冤整者，則一定是壞人，很可能是一等壞人，如康生輩。
四十年後，鄧子恢所憎恨的那種農村吏治現象，非但沒有改善，反而更加嚴重了。現時中國大陸一些地區的鄉村吏治：
既趕不上1911年前"皇上"治下的鄉村吏治，
也趕不上1949年前"老蔣"治下的鄉村吏治。
那些鄉村幹部比"韃子"還兇，比"保長"還橫。許多農民群眾則生活在非常困苦和非常屈辱中，感受不到這世上還有國法，還有公道。
當今中國領導人很愛向世人暢談中國的經濟成就，甚至炫耀中國的經濟成就。誠然，暢談乃至炫耀那種能給自己帶來榮譽感的事，是人之常情，是大多數人都愛做的事，無可厚非；但問題是，他們如此暢談或如此炫耀，最終搞出了"上有所好，下必甚焉"的效果。
其一，搞出了一種"報喜不報憂"的風氣。
在所謂"堅持正確輿論導向"下，中國大陸傳媒熱衷於作正面報導：大力宣傳中國國家形勢的美好景象，頻頻使用"盛世"這個亮詞；大力宣傳中國領導人的"豐功偉績"，竟搞起個人迷信來，幾近"文革"情狀。甚至有一大學校刊稱：
毛澤東使中國人站起來了，
鄧小平使中國人富起來了，
第三代領導人使中國人強起來了。
言下之意，今日的中國已成為一個既富足又強盛的國家了。
於是，《走進新時代》的歌唱起來了，《今天是個好日子》的歌唱起來了，唱得歌唱者受寵幸，唱得被歌唱者漂漂然而不知天高地厚。
可是，很少有媒體能對佔中國人口大多數的農民作出有深度的報導，很少有媒體能客觀且全面地報導中國農民的現實處境，以及他們的真實心態。
其二，搞出了一種"愛擺奢華場面"的風氣。
為了顯示繁榮昌盛的景象，這個國家大大小小領導機構都愛搞形象包裝，包裝國家，包裝城市，包裝政績，包裝領導人；並為此而不惜花費巨資，有時簡直是在大把大把地拋撒金子銀子：
1999年為操辦"五十年大慶"而花了不下數百億人民幣，一擲億金地為北京城披上盛裝；
2001年為召開"愛派克會議"而花了不下數十億人民幣，一擲億金地在上海灘大擺宴席。
這些年來，這個十分愛講面子的國家，無疑搞出了許多旨在突出領導人形象的工程，並搞出了一種惡俗，即那種"領導人極欲作秀"的惡俗。結果導致這個國家的許多行為，都帶有相當濃厚的表演色彩。
這些年來，這個還處在發展中的國家，無疑搞出了許多連發達國家--那些在人均收入上高出中國數十倍的國家--都搞不出毋寧說不敢搞的富麗堂皇的景象，並搞出了一種惡俗，即那種"暴發戶刻意露富"的惡俗。可問題是，這個國家還未真正暴發起來，還只處在"要暴發而未暴發"的過程中。
不知這些領導人有沒有想過，就在他們大擺那些奢華場面時，其治下還有數萬萬農民以及數千萬下崗工人仍過著相當拮据的生活，其中不少人仍過著相當貧困的生活。
不知他們有沒有想過，他們這樣做表面上是浪費是揮霍，實質上是缺乏同情心，缺乏那種在上者體恤在下者的同情心，沒有守住作為統治者所應守住的道德底線。
昔日漢文帝先是想建一座露台，後獲知所需費用相當於十家農戶的資產，便取消了動工的計劃。
如今一些領導人為擺那個派頭、為掙那個面子而花掉的票子，豈止相當於十家農戶的資產，至少相當於十萬家、二十萬家農戶的資產。
不過，話說回來，這兩者是不能相比的。雖然他們都是搞政治的，但前者搞的是那種"長治久安"的政治，後者搞的則是那種"人亡政息"的政治，甚至是"人未亡政就息"的政治。
漢文帝很看重自己所作所為能不能經得起歷史檢驗，能不能給子孫留下一些好東西，能不能給自己留下一些好名聲，即很看重那些具有"永恆性"的東西。他無疑得到了豐厚的歷史回報：
他參與建構的漢王朝成了中國史上國運長久的大王朝，
他本人的名字也列入中國史上光彩奪目的的名君榜，
他享有了"永恆"。
如今一些領導人似乎不大看重那些具有"永恆性"的東西，而很在乎眼前的一些東西，很在乎眼下政局能否不出大事，很在乎眼下自己能否享有榮華富貴。
從他們對眼下的事過分在意中，可以看出他們對未來的事缺乏信心，對他們去世後或下台後的事缺乏信心，所以一旦抓到大權就不會輕易放手，或佯裝下台而實欲"垂簾聽政"，並為此而不惜冒天下之大不韙。
（四）
執政黨如何對待農民，不僅是一個道義問題，一個有關執政黨講不講信用、有沒有同情心的問題；而且是一個利害問題，一個有關執政黨能不能維護治下安定的問題。
在中國社會各階級中，農民階級無疑是最能吃苦的階級，無疑在忍受苦難方面有著巨大的韌勁。
不過，他們的這種韌勁，不是像皮革所具有的那種韌勁，那種沒有多少剛性的韌勁；而是像某些金屬所具有的那種韌勁，那種有著很強剛性的韌勁，即承受壓力到一定程度時就會發生剛性斷裂，就會發出尖銳刺耳的聲響。
即是說，中國農民在忍受苦難擠壓方面，是有一定限度的。過了這個度，他們就不再會忍受了，就很可能起而反抗了。
中國農民反抗壓?O有傳統的，並且是有驚人成就的。
在這個世界上，沒有哪一個國家能夠像中國那樣，爆發過那麼多次數的農民起義，以及那麼大規模的農民起義；沒有哪一個國家能夠像中國那樣，屢屢由農民起義來調整社會關係，甚至更替王朝統治。
無論是尼羅河流域的農民，還是印度河流域的農民，都比不上黃河流域以及長江流域的農民富有反抗精神。中國的農民不僅在忍受苦難方面堪稱世上最有韌勁的農民，而且在反抗壓迫方面堪稱世上最有剛性的農民。
中國農民反抗壓迫的形式是多種多樣的：
從程度上看，有的止於抗暴，有的進而施暴，以暴易暴；
從規模上看，有的是零星反抗，有的是聚眾反抗。
零星反抗者，或為操扁擔鋤頭，橫行村中，打財主，揍保長；或為操真刀真槍，聚嘯山林，打劫富人，挑戰官方，騷擾一方。
聚眾反抗者，或為抗盤剝，反惡霸，抗賦稅，反貪官；或為抗王法，反皇帝，打起替天行道旗幟。
在當今中國，農民零星反抗的事，已是此起彼伏了。各地都有村民被逼而憤殺鄉幹部事，各地都有盜匪橫行事，其突出者當數張君李澤軍案。
至於農民聚眾反抗的事，雖不多見，但還能看到一些，至少能看到一些雛形，如湖南江西屢屢發生大規模農民抗暴事件：數村農民、乃至數鄉農民因不堪各種盤剝和欺凌而聚集起來，拿著扁擔鋤頭圍攻鄉政府、乃至縣政府，打幹部、砸牌子、燒房屋、與防暴警察對峙。
具有諷刺意義的是，湘贛地區是歷史上最先鬧紅軍的地方，是執政黨最初發家的地方。
對於執政黨來說，農民零星反抗是不足為懼的事，農民大規模反抗則是十分恐懼的事。前者猶如濕疹，雖全身上下都可看到，但只病及皮上，而未傷及膚下。後者則猶如潰瘍，雖只出現在身體某一部位上，但已傷及筋血，並很可能發展為嚴重潰爛，先爛肢體，後爛臟腑。
後者既能引起社會持續動亂，又能引起社會廣泛同情。與此相應，後者既能大量消耗政府的物質資源，又能大量消耗政府的精神資源，尤其是它的合法性資源。一個執政黨自稱代表人民利益，結果遭致人民暴亂，無疑是十分尷尬的。
中國農民對於那些壓迫他們的人，不僅有反抗心，而且有報復心；不僅會抗暴拒惡，而且會施暴行惡。
他們一旦翻過身來，也會壓迫曾壓迫他們的人。過h別人怎樣苛待他們，如今他們也會怎樣苛待別人，受之於他人，又還之於他人，甚至加倍奉還，有過之而無不及。
古時農民起義都是既抗暴又施暴，其中不乏有打砸搶者，甚至有燒殺奸淫、無惡不作者。
近世湖南農民運動也是既抗暴又施暴，對地主老財實行紅色恐怖，如毛澤東所述：
"小質問"─"大示威"─"帶高帽子遊鄉"─"關進縣監獄"─“驅
逐"─"槍斃"。
"以前土豪劣紳的殘忍，土豪劣紳造成的農村白色恐怖是這樣，現在農民起來槍斃幾個土豪劣紳，造成一點小小的鎮壓反革命派的恐怖現象，有什麼理由說不應該？"
"他們舉起他們那粗黑的手，加在紳士們頭上了。他們用繩子捆綁了劣紳，給他戴上高帽子，牽著遊鄉（湘潭、湘鄉叫遊團，醴陵叫遊□）。他們那粗重無情的斥責聲，每天都有些送進紳士們的耳朵裡去。"
"反對農會的土豪劣紳的家裡，一群人湧進去，殺豬出谷。土豪劣紳的小姐少奶奶的牙床上，也可以踏上去滾一滾。"
"動不動捉人戴高帽子遊鄉"，"最使土豪劣紳顫慄。戴過一次高帽子的，從此顏面掃地，做不起人。"
"將地主打翻在地，再踏上一隻腳"，"為所欲為，一切反常，竟在鄉村造成一種恐怖現象。"
（參見毛澤東：《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載《毛澤東選集》1964年版一卷本，第17-20頁，第26-28頁）
受壓迫者會報復人是不難理解的，甚至受壓迫者會過度報復人也是不難理解的。他們既然不被別人當做人，也就不把別人當做人。
當力不如人時，他們不得不趴在別人的腳下，任人蹂躪；
當力能制人時，他們也會把別人踩在自己的腳下，任意踐踏。
並且，他們此時對別人的踐踏程度，很可能要超過別人過去對他們的蹂躪程度。
因為，他們長期被置於非人的生存境況中，很可能已積聚起許多非人的心理怨恨，已養成了許多非人的行為方式。
因此，他們一旦被逼得鋌而走險，就有可能把他們已積聚的那些非人的心理怨恨渲洩出來，把他們已養成的那些非人的行為方式施展出來，從而會做出許多令人心驚肉跳、目瞪口呆的事情來。
中國曆史上最混亂的時期，大都是農民起義軍橫行的時期，如秦末、漢末、隋末、唐末、元末、明末。
這些混亂世道與那些農民起義互為因果：
一方面，混亂世道把農民逼得造反；
另一方面，造反農民又把混亂世道變得更加混亂不堪。
他們也幹起殺人放火的事來，既殺貪官污吏，又殺自己同類；既燒樓堂亭閣，又燒文獻典籍。中國曆史上燒房子燒書燒得最多者就數造反農民了。
當今中國似乎也面臨這樣的問題，即許多農民因遭遇不幸而積聚怨恨並欲宣洩怨恨的問題。雖然農民大規模宣洩怨恨的事還不多見，但農民零星宣洩怨恨的事常有發生：
如一些賣春小姐，有意將自己的性病傳染給那些肆意蹂躪她們的人；
如一些愛滋病患者，蓄意將自己的血液扎針給那些看起來春風得意的人；
特別是一些蹲過牢獄者，決意將自己的怨恨傾洩給整個社會，走上了徹底地反社會的道路。
一個失去了做人尊嚴的人，是一個什麼事都能做得出來的人：既能不講廉恥地待己，也能不講廉恥地待人；既能糟踐自己，也能糟賤別人，尤其是能糟踐那些曾糟踐他們的人。
既然長期以來你們都不把農民當人，那麼有朝一日你們就不要抱怨農民也不把你們當人。很可能，此時農民對待你們的野蠻程度，比起此前你們對待農民的野蠻程度來，要有過之而無不及。
當今中國，已有相當數量的重大惡性案件，是由一些心懷不滿的農民或來自農村的人幹出來的。
最突出者，當數張君李澤軍集團。他們搞出的多是諸如殺人搶銀行之類的驚天大案：既不把生命當回事，拔槍就射；也不把國法當回事，想破就破，肆虐湘鄂川黔，鬧得南中國一片驚恐。
總之，無論是從道義尺度上說，還是從功利尺度上說，執政黨都應該善待農民，至少應該重視農民問題；盡可能保證農民得到他們應該得到的各種權益，至少要防止農民成為當代中國社會轉型過程中的離心力量。
只有給農民以公道，才能給社會以安定。但願中國改革與中國農民是一種什麼關係的問題，最終不要成了一個"成也蕭何，敗也蕭何"的問題。
原載《觀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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