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名家專欄】怎樣才能趕走中共政權

有一個現成的模型 讓我們從中汲取經驗教訓 再次運用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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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紀元2020年05月29日訊】(英文大紀元專欄作家John Mills撰文/林達編譯)5月18日,當看到中共在香港赤裸裸的暴行——香港立法會(LegCo)的講台被一群衣冠楚楚、中共挑選的「執法者」所包圍時,一個想法出現在我的腦海中:我們如何過渡到「後中共時代」的中國呢。

符號和圖像很重要。首先,我們有一位6·4天安門廣場坦克人,現在我們又有了環繞立法會的「執法者」,如果好萊塢拿來拍一部黑色幽默劇那就再合適不過了。

中共接管香港立法會能和納粹德國的長刀之夜相媲美。因為極權制度抓住時機(製造大瘟疫,藉機取消香港人的自由)偷梁換柱,加強極權統治。

這種以暴力粉碎民主的手段將成為一個轉捩點,標誌著民眾與中共的衝突進一步升級。接管立法會等於宣布強力推行23條——在港人看來就是在剝奪其人身自由。

這場衝突的結果只能有一個。隨著香港周圍隔離牆的加高,我們急需推倒「柏林墻」、解放鐵幕後被囚困的人群。

推翻極權政府的實例

我本人曾經組織、訓練並裝備過幾支外國軍隊和保安部隊,包括推翻一個具體的政權,我有一些經驗想在此分享一下。

冒著錯引艾森豪威爾的一段話的風險:關於推翻政權,如果說:計劃就是一切,那計劃就等於零。也許該這麼說:計劃並積極付諸於行動,但還需隨機應變。

把一個很平常的計劃強力地實施,要好過把一個很好的計劃勉強地落實。招募並組織流亡者,通過個人手機招攬政權現任高官,使其做出人生重要決定,是政權更迭的一個模式。

但計劃有一種壞習慣,即:不走你所布局的路,這就是為什麼應變能力很重要。偏差可能很小,比如必須確保釋放一名政變合作者——一位伊拉克高級將領,他在獨裁者被罷免後仍在押,只因警衛和審訊人員在我們抵達巴格達後沒有收到正確的名單。

或者,偏差也可能很大,如國家陷入宗派內戰,而這是由於驅逐獨裁者而引發的,但卻未能堅持執行計劃中的下一步。

是的,薩達姆·胡賽因非常邪惡,必須剷除他,假如能再來一遍,我將提出一些調整方案。雖然薩達姆仍需去死,但我們可能採取不同的做法。

將近20年之後,我們仍在伊拉克,儘管方式不同,我們學會精確地執行任務,絕大部分情況下,讓伊拉克人學會自己去管理自己的社會。

實現政權更替的另一個行動方針是,讓重心成為計劃的驅動力。我們可以塑造並影響環境,同時讓人民抓住機遇,去改朝換代。最後,是人民的選票說了算,他們是重心所在。我們只不過架起了舞台,民眾需自己去爭取,當起義的大潮洶湧澎湃時,當權者才意識到掙扎徒勞無益。

這更像1989年蘇聯及東德等東歐社會主義陣營瞬間轟然倒塌,猶如一場魔術。經過多年的戰略布局,辯論怎樣應對蘇聯以及核大戰,變局就這樣發生了。我們為搭建舞台做了不少,剩下的就由人民去處理了。

一個有趣的跡象剛剛冒頭,雖然它只引起了一個幾乎察覺不到的波紋,但我認為它很重要。中國人民解放軍空軍一位退役少將剛剛發表了一個有趣的聲明,暗示著某種信號。

還記得喬良這個名字嗎?(中共軍旅作家)他是2004年出版的《超限戰》的作者之一。書中鼓吹與美國的不對稱衝突。(註:喬良提出超限戰是以一切手段,超越傳統戰爭手段範圍的新型戰爭形式,包括貿易戰、新恐怖主義及生態戰。)

但就是這個喬良,他最近卻跳出來說:收復台灣得不償失,該聚焦於建設富裕的社會。中共黨魁似乎呼應了這一說法。,

有趣。這意味著什麼?這是「走為上策」?擬或「聲東擊西」?還是「連環之計」?我說不好,繞彎子能把我繞進去。所以就寧信其字面意思吧。我認為,一個薄弱點已經產生,至少可以說,內鬥正在上演——這是個機會。

因此,有鑒於1989年類似的連環事件,我們的工作是通過三個不同的行動來打造恰當的環境。

展示解決方案

人們忘記了,支持伊拉克政權更迭的其實是美國法律,而不是憑感覺、情緒或觀點。這條法律名叫1998年《伊拉克解放法》。

國會從2006年起開始對伊朗採取較溫和的法案,稱為《伊朗自由和支援法案》,該法案鼓勵伊朗進行改革。

由於中共無恥地利用病毒襲擊全世界、數十年來盜竊美國智慧財產權、對香港人暴力施壓(據當地消息來源,中共綁架並謀殺了11,000香港人)、迫害維吾爾人、法輪功、基督徒和所有尋求自由的人,以及無數其它不可否認、令人髮指的瘋狂行為,一份特殊法規正悄悄醞釀在國會山和總統之間。

一份明確支持中共下台、政府和平轉型的法案將提出、辯論並通過,2017年和2018年國家安全和國防戰略是出色的開端,現在將對之做額外的補充和更新。

美國行政和立法部門將全力以赴,毫不含糊地聚焦於中共問題。所有這些將傳達一個決心,即集中一切國家權力工具,以向中國人民表達美國的承諾、威懾、我們著重於創造條件、扶持反對活動,讓中國人民感到有能力推翻中共,建立一個民主新政權。

實施威懾

喬治·肯南(George Kennan)是美國外交官和歷史學家,他所建議應對功能失調的蘇聯之模型為:遏制。而加持遏制手段的則是核軍備競賽或「核保護傘」這一傳奇。這是該模型的理論基本點。如上所述,決心非常重要,但必須伴之以一種壓倒人的氣勢、讓人望之生畏地展現出來。

但這種展示在我們的伊拉克行動中缺失了。隨機而行事的突襲非常重要——但不能簡單從事。

肯尼迪總統向我們展示了歷史上已被遺忘的榜樣。

1961年10月12日,肯尼迪訪問北卡羅來納州布拉格堡(Fort Bragg North Carolina),那是一次極為壯觀的核武器、常規武器和特殊作戰能力綜合展示。這次示威的目標是蘇聯人。蘇聯人在觀看。

因此,需要一個集中常規、核、特種作戰的不對稱威懾計劃,並火速加以實施。在美國其它地方的這種遊行是其中一部分,但同時也推出另一些活動,以展示與蘇聯軍事實力的不對稱,而在下一步則是收回。這種謀略里根總統在上世紀80年代成功運用於蘇聯,最終,推翻蘇聯,改變了一切。

威懾力通過一個全方位的反滲透計劃來展現,迎擊一個公開、毫無廉恥的知識產權盜賊,一個誤導信息、膽大妄為的中共政權。這意味著要做很多事情,如:美國聯邦調查局(FBI)嚴格運用外國代理人註冊法,組成一個FBI內部聯合工作隊,聚焦於美國及戰略資訊目標,並從巴哈馬和巴拿馬等地驅逐中共,解構一帶一路倡議,這是一場全面反滲透行動的良好開端。

聚焦兩個重心

決心和威懾要圍繞著重心點——讓中國被壓迫者——站起來推翻中共政權。儘管中共有防火牆,但有太多的公民已經知道中共政權的腐敗、暴力和鎮壓,但他們需要親眼看到、感受並聽到外部世界的決心和威懾力。

推翻中共的途徑有很多。如果外界表現出決心和威懾力,中國人民就會受到鼓舞而群起反抗,來完成自己的使命。

一個重要步驟是切斷中共的命脈——資金,杜絕投資流向中共——這是其血液和氧氣。我們已成功地贏得了川普(特朗普)總統的支持,要求中共撤回的所謂《國安法》,這一令人不可思議的無知、失聰並脫節的決定。這是明目張膽地搞一國一制。

接下來是迅速應用美國證券交易委員會關於透明度的法規,並通知所有與中共相關的上市公司。之後,對公司註冊法進行審查,以解決中共對硅谷、娛樂業和其它方面的影響。

我們還有一條速戰速決行動方案,將勒死中共政權。

冷戰期間,我們拚命工作,歷經磨難,有成功也有失敗,有時候,我們問:「怎樣才能結束這一切?」或者哀嘆:「我們無能為力。」

然後,一位新總統來了,他拒絕現狀,把華盛頓特區和地球翻了個個。

在表現出決心、威懾和激發起蘇聯人民的抗爭熱情之後,蘇聯崩潰了——以相對和平的方式。

而我們現在有一位總統,他把精英及其話語權下架了,這是前所未見的。

我們有了這位總統,讓我們再一次啟用推翻蘇共的舊模式。

作者簡介:

約翰·米爾斯(John Mills)上校是國家安全專家,曾服務於五個時代:冷戰、和平紅利、反恐戰爭、混沌世界,以及現在——大國競爭。他是國防部網路安全政策、戰略和國際事務前主管。

本文表達的觀點屬於作者本人,不一定代表《大紀元時報》。#

責任編輯:高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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