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產主義黑皮書》第四部分 亞洲的共產主義:在再教育與大屠殺之間(83)

《共產主義黑皮書》:知識界的毀滅

作者:讓-路易斯‧馬格林(Jean-Louis Margol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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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紀元2020年06月21日訊】因此,起初衝突是相對無風險的。面對黨深陷衝突的潮流,知識分子被毛的肆無忌憚所震驚,害怕譴責他們所見的一切。他們及與其相關的一切──書籍、繪畫、瓷器、圖書館、博物館和紀念碑成為所有派系能夠輕易達成一致的容易攻擊的目標。

中共有長期的反智主義(anti-intellectualism)傳統,毛是一個特別顯著的例子。各地紅衛兵都重複著他的口號:「資產階級是皮膚;知識分子是長在皮膚上的毛髮。皮之不存,毛將焉附。」結果,在未添加形容詞「臭」的情況下,官員不會念出「知識分子」一詞。從豬圈出來後,讓.帕斯夸里尼有一次在清洗涼鞋時,一名看守告訴他:「你的頭腦比那更臟,而且也更難聞!立即停止。這是一種資產階級習慣。你該清洗你的頭腦!」文革開始時,在教育方面,毛給了所有學童和學生一小本書,其中他譴責了所有五穀不分且「越學越笨」的教師。他贊成縮短學習時間和廢除基於考試制度的選擇性入學:大學是培養紅色接班人而不是專家的,它們應該對所有紅色出身的人開放。

在很大程度上已經經歷了數次自我批評,知識分子幾乎沒有了抵抗的意志。年紀較大的作家經常穿著搞笑的服裝被遊街示眾數小時,直到他們因筋疲力盡而倒下,而年輕人則對他們進行辱罵和毆打。其中許多人就這樣死了。其他人自殺,包括大作家老舍在8月自殺、巴爾扎克(Balzac)和馬拉梅(Mallarmé)作品的譯者傅雷在9月自殺。鄧拓(Teng To)遇害;吳晗、趙樹理和柳青死於獄中;巴金(Pa Kin)在軟禁中度過了多年。丁玲十年的著作被沒收和摧毀。這些造反殺手的虐待狂和狂熱勢不可擋;在廈門大學(福建),「有些教師再也忍受不了持續的抨擊和批評,病倒了,差不多死在我們面前。我對他們沒有憐憫。我只是憐憫少數跳窗自殺的人或跳進我們溫泉被煮死的那個人。」約十分之一的教師被開除,還有許多人受到嚴重的恐嚇。

各城市等待紅衛兵的到來,就像等待暴風雨來襲那樣,特別是在破「四舊」(舊思想、舊文化、舊風俗、舊習慣)運動期間。該運動由林彪於8月18日發起。寺廟被堵住(儘管很多都遭到嚴重損壞或同樣被毀滅,這往往發生在公開的判決儀式﹝Auto-da-fé,譯者註:西班牙宗教法庭宣判和處決的一種儀式﹞上),珍寶被隱藏,壁畫被粉刷以得到保護,書籍被藏起來。京劇的所有布景和服裝都被燒毀,為具有當代主題的樣板戲(revolutionary opera)讓路。樣板戲是毛的妻子所要求的,將成為十年間唯一授權的文化表達形式。長城本身被部分摧毀,因為磚被從中移除以建造豬圈。周叫人將北京故宮部分用牆圍起來,並由他的部隊保護。各宗教團體受到波及;僧侶們被驅逐出五臺山著名的佛教寺院,其古代手稿被燒燬,其60座寺廟中有好幾座被部分摧毀;新疆維吾爾人的古蘭經被燒燬;中國新年慶祝活動被禁止。在中國有著悠久歷史的仇外心理被推到極致。一些墓地的「帝國主義」墳墓遭洗劫一空,一切基督教活動都或多或少地被禁止,上海外灘所有的英文或法文銘文都被鑿掉。鄭念──一名英國人的遺孀,曾在一名紅衛兵從事徵用任務時給了其一杯咖啡。她被問道:「為什麼你非要喝外國飲料?為什麼你非要吃外國食品?為什麼你有那麼多外國書籍?你究竟為什麼這麼洋化呢?」太把自己當回事的紅衛兵認為,禁止貓、鳥和花等「革命能量的廢物」是個好主意。總理本人被迫進行干預,以阻止本來會使紅色交通燈意味著「通行」的立法。在上海等大城市,頭髮長或噴過髮膠的人只要在街上被抓住,紅衛兵團隊就將其剃成光頭;他們還撕碎太緊的褲子,扯掉鞋子上的高跟,撕開尖頭鞋,並強迫商店改名;數百家商店都叫「東方紅」、都充斥著這位領導人同樣的肖像,導致居民們迷失了方向。任何沒有順從的人都會收到毛的一張照片。它被視為聖物,任何毀壞都被視為褻瀆。紅衛兵攔住路人,迫使他們背誦他們最喜歡的毛語錄。許多人都害怕出門。

紅衛兵周而復始的搜刮是數百萬「黑類」家庭最艱難的時期。紅衛兵洗劫並摧毀了許多房屋並進行肆意破壞,試圖尋找虛構犯罪的證據,為地方當局、他們的組織或他們自己尋找銀子和金子。羞辱、侮辱和毆打都是這個過程的一部分。任何試圖抵抗的人都受到嚴懲。哪怕表露出一丁點兒蔑視或嘲弄,或任何拒絕透露「珍寶」位置的行為,都會導致一陣毆打,往往以死亡告終,至少導致財產的大規模毀滅。紅衛兵中也有數人死亡。人們經常被不同的紅衛兵小組多次「探視」。為了不丟臉,最後到達的人往往會帶走剩下的微量財物。這些財物是其他人留下的,目的是使這家人能夠生存。在這種情況下,大多數死亡無疑是因自殺而造成的,但是對這些死亡案例給出具體數字是不可能的;許多謀殺被弄得看起來像自殺。

不過,有些數據是可得的。北京的紅色恐怖造成了約1,700人死亡,33,600座房屋被突然搜查,84,000名「黑類」被趕出該市。在上海,15萬個寄宿處被接管,32噸黃金被繳獲。在湖北省大工業城市武漢,21,000處房產被搜查,32人被毆打致死,62人自殺。真正的暴行時有發生。在首都南部的大興區,325名「黑類」及其家人在5天內被謀殺──最年長的是80歲,最小的是38天。一名醫生因「刺殺一名紅類」而被處決──他的病人死於青黴素過敏反應。政府管理部門內部的「調查」,由裝扮成紅衛兵的警察執行,規模龐大,有時是蓄意謀殺:在對安全部的清洗中,有1,200人被處決;在調查劉少奇期間,有22,000人受到審訊,許多人被監禁;60%的中央委員會成員(幾乎從未見過)和75%的省委書記被開除,通常也被逮捕。總之,儘管解放軍內部禁止紅衛兵,但在整個文革期間,1800萬幹部中有300萬至400萬人被監禁,40萬名士兵也被監禁。在知識分子中,有142,000名教師、53,000名科學家和技術人員、500名醫學教師以及2,600名藝術家和作家受到迫害,其中許多人被殺或自殺。在知識分子尤其眾多的上海,據1978年官方估計,文革導致1萬人死於暴力。(待續)

(編者按:《共產主義黑皮書》依據原始檔案資料,系統地詳述了共產主義在世界各地製造的「罪行、恐怖和鎮壓」。本書1997年在法國首度出版後,震撼歐美,被譽為是對「一個世紀以來共產主義專制的真正里程碑式的總結」。大紀元和博大出版社獲得本書原著出版方簽約授權,翻譯和發行中文全譯本。大紀元網站率先連載,以饗讀者。文章標題為編者所加。)

譯者:言純均,責任編輯:張憲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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