吳惠林:不要命的「社會主義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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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紀元2021年02月20日訊】2020年美國總統大選塵埃落定,民主黨的拜登上台,參眾兩院也是民主黨占多數。至此,美國的行政、立法已是一黨獨大,再加上司法院也似乎明顯偏向民主黨,看來美國已經是道道地地的左派社會主義社會了。

已故的奧國學派大師米塞斯(Ludwigv.Mises,1881~1973)在1944年就這樣問:「人是否該拋棄自由、私人主動行為和個人負責,而選擇屈服於社會主義國─一個實施強制與脅迫的巨大機構─接受其監管?威權的極權主義體制是否該取代個人主義和民主體制?公民是否該被改造成為順民,成為納入全民的一支義務勞動隊伍裡的一個下屬,必須無條件遵守其上司的命令?他是否該被剝奪最為珍貴的選擇權,不准他選擇自己的手段與目的,不准他塑造自己的生活形態?」

對於一向生活在自由民主社會裡的人來說,相信對這些問題的回答都是「否定的」,尤其對1776年建國以來就以自由經濟、民主體制、重視人權為標榜的全球第一富強的美國人民來說,相信會更斬釘截鐵的說「不!」不過,自從馬克思的共產主義和達爾文「進化論」,以及「工業革命」的科技力量在十八、十九世紀先後興起以來,對「科學」的迷信,讓人類逐漸變異,「科技萬能」、「人定勝天」甚囂塵上,不但「無神論」愈見普及,不信神、只相信科學的「科學迷」(Scientism)也充斥人間。就經濟學來說,其目的在於解釋許許多多的經濟行為之後果,而這些後果並非任何人所故意造成的。經濟學不同於自然科學,它的對象是主觀的,而自然科學的對象是客觀的。

「科學迷」的工程師心態

經濟學(或社會科學)的對象既然不同於自然科學,那麼,自然科學方法(簡稱科學方法)就不能機械式地用於經濟學。然而近代自然科學的成就,愈來愈教人嘆服,科學方法予人都有「可能」的印象。熱心於社會改良者,急於事功,為求速效,對於社會問題,尤其對經濟問題的研究與解決,也一律訴諸於自然科學方法。科學迷對於經濟問題的探討與解決,並不是說它無能為力,而是說它能造成大害。在申述此點之前,有必要先說另一個有害於經濟問題的探討與解決的趨勢,它在許多方面與科學迷有密切關係,這就是「工程師的心態」之泛濫。

我們知道,工程師所做的事,其目的是單純的,凡是可達此單純目的之一切力量,他都可以控制。為達此目的,工程師可自由支配一個既定量的資源。一開始他就能將全部過程中的各部門之施工,計劃得清清楚楚,而繪成藍圖,進而一步步完成他全部預定的計劃。也就是說,工程師在他面對的小世界,有完全的控制力,凡是與他的工程有關的各個方面,他都能觀察到,而且都可明瞭,他要處理的事物只是一些「已知量」,在遇到工程上的問題時,並沒有別人的決定對他產生干擾,意即他的工程問題並沒有參與社會過程,他只是在屬於自己的世界裡由他來裁決。所以,他可將自己精通的技術應用在這些客觀事實上,按照藍圖一步步完成他的全部計劃。工程師可按既定的價格購買他所需的材料,按既定工資僱用工人,這些既定的價格和工資對他來說,是理所當然的。他並不會了解這些價格和工資在一個競爭社會裡是由錯綜複雜的市場運作所形成,一旦遇到物價和工資之波動出乎他的意料而影響到他的計劃時,他就認為是一些不合理的力量在作祟;而他所謂的不合理力量,是指未被好好管制的力量。於是乎工程師的見解,就擴張應用到社會組織,要求廣泛的計劃和管制。如此一來,就有了所謂的「政治工程師」、「社會工程師」的稱呼。蘇聯的藝術家就曾以史達林所賜的「靈魂工程師」這一封號,感到驕傲。

迷惑人的社會主義

就在科學迷和工程師心態的泛濫下,乃激發19世紀以來社會主義、計劃經濟或統制經濟的熱潮。「社會主義」(Socialism)這個名詞,很難有明確的概念。社會主義的派別很多,激進革命的馬克思共產主義和溫和漸進的費邊主義是兩個極端,其間有法西斯主義、納粹主義等。它們之間的不同是在方法上,而終極的經濟結果是一致的,亦即生產手段國有,分配和交換則由中央統制,以衙署命令取代市場機制,以「社會正義」取代「利潤誘因」。

社會主義自19世紀以來,百年之間吸引眾多知識界領袖的認同,在已故的1974年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之一海耶克(F.A.Hayek,1899~1992)聲望極高時,在清明的思想界曾經沒落過,而且那些有利的反社會主義的議論,竟有些是出自社會主義陣營分子,海耶克稱之為「社會主義者的覺醒」。不過,一方面由於社會變遷,政府的職務除了維持治安與國防之外,服務性的措施擴展了。由於市場機能無法妥善解決若干經濟問題,於是政府進場干預來彌補,但往往使得市場功能癱瘓了。另一方面,熱心的社會改革家,雖放棄諸如生產手段國有化的傳統社會主義步驟,但新方案對於自由的危害並不小於傳統的社會主義。傳統的社會主義是明目張膽、公然扼殺自由,新的方案則是暗中蛀蝕自由。前者是「熱的社會主義」,如共產主義,後者是「冷的社會主義」,如社會福利、福利國;前者是「熱水煮青蛙」,後者是「溫水煮青蛙」,何者對自由的危害較大,是非常清楚的。

不過,麻煩的是,冷的社會主義者大都是現代自由主義者,他們也承認私有產權,也尊重民主的政治秩序,因此他們比熱的社會主義者更能獲得擁護和支持。已故的1976年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弗利曼(M.Friedman,1912~2006)就說:「19世紀的自由主義者,把自由的擴張看作是促進福利與平等最有效途徑,20世紀的自由主義者,則把福利與平等看作是自由的前提條件或自由的替代品」。「福利」和「平等」這兩個詞比「社會主義」更有媚力和魔力,比起「自由」來,更令人感覺切乎實際,於是乎,「福利經濟」和「福利國」應運而生,成為新寵。

福利國vs.自由社會

福利國是指那些尚保存私有財產制度,其政府在維持國防與治安之外,有計劃地擴大經濟方面措施的邦國,它與計劃經濟和統制經濟,在某種意義下是分不開的。而那些經濟措施,種類愈來愈多,有的有利於自由社會,使社會更美好;有的與自由社會不相容,或對自由社會的持續構成,具有潛在威脅。「福利國」是在「社會安全」的口號下,危害到自由社會的根基,因為政府為保證社會安全而實施強制性的社會保險,其項目真有擴大到「從搖籃到墳墓」的趨勢,照此趨勢下去,每個人都得靠政府來生活,個人自由將隨個人的責任之免除而消滅。

已故的1982年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史蒂格勒(G.J.Stigler,1911~1991)在1975年就感慨說:「……如果我們要強迫一個22歲的典型美國青年表態,他會告訴我們,某些對於自由的侵犯是不可容忍的,但是,這些侵犯通常是來自政治和社會的範疇,而非來自經濟方面的。言論自由不應受威脅,少數民族也不應受到歧視。但對消費者的經濟管制卻沒有引起任何嚴重的抗議,而這位年輕人甚至準備接受更多的消費者管制。」於是職業證照、醫藥證照、消費者保護法、最低工資、勞動基準法等等的管制措施都被認為理所當然的泛濫成災。

必須強調的是,自由與責任是不可分的,自由不只意謂個人有選擇的機會,也意謂著個人要為選擇而煩心。因為一個自由人必須為自己的行為後果負責,接受成敗的利害或榮辱。儘管很少有人會說「我不要自由」,但有太多的人怕負責任。責任與自由不可分,因而這些人也就怕自由,願意犧牲自由來過一種被庇護的生活。「社會安全」這個模糊的概念,以及隨之而來強制性的全面的社會保險之所以被接受,這應是主因之一。或許有不少人認為自由雖重要,但生活的安定更重要,沒有安定的生活,自由有何用?這種想法在某一限度內是對的,但是如果不設定一個限度,而是把安全視為絕對的重要,就有嚴重問題了。

誠如海耶克所言:「我從自由所得到的利益,大部分是別人利用自由的結果,而別人對於自由的利用,大部分是我所無法利用的。所以,對我而言,自由之所以最重要,並一定是我自己所能利用的自由。我們可以確定地說,有些人可以嘗試任何事情,比所有人都作同樣的事情,要重要的多。……所以,自由的利益,並不限於對自由人—至少可以這樣說,一個人絕不是主要地受益於他自己所利用的自由。歷史上常有不自由的多數人,因為有自由的少數人之存在而得到利益,今天,不自由的社會也得益於自由社會的存在。」

熱的社會主義,其危害已非常明顯,歷史斑斑可考。而冷的社會主義——所謂「福利國」的一些強制性的所謂福利措施(或者稱為「仁政」、「德政」),其結果也同樣地是大家的災難,隨著個人自由的完結而加深,只是速度較慢而已!

恆常法制架構下的計劃

由一個中央機構來計劃經濟或統制經濟,不僅無助社會進步,還會有害。但除了徹底的宿命者外,每個人都是計劃者,所有的政治行為都是計劃行為,只是計劃有好壞之分,也有聰明或遠見計劃與愚蠢或短視計劃的區別。經濟學家是要研究人們實際上如何作為、如何打算,因而絕不會反對這種有意義的計劃。海耶克就經常提及,「自由經濟所需要的只是一個恆常的法制架構(Permanent Legal Framework),在此架構下,讓各個人按各人的計劃從事不同的競爭活動。透過市場價格決定他們的計劃之成敗得失,而成敗得失的責任由各人自己承擔。」在互相競爭、調整與適應的過程中,無限的潛能得有最大機會發揮。計劃經濟是憑少數人,乃至一個人的頭腦來代替千千萬萬人的頭腦,以一個計劃來代替千千萬萬人個別計劃,以控制(直接或間接)社會的全部經濟活動,是古典自由主義經濟學家堅決反對的。

不過,反對這樣的中央計劃,並不等於固執粗疏的放任態度,主張盡最大可能利用競爭力量來協調大家行為,並不等於置一切事物於不顧。因此,某些經濟管制不只現代自由主義經濟學家不反對,還特別重視!例如:對產權的保障,必須考慮到產權的行使是否會產生社會成本;契約自由的保障,需考慮契約內容和訂約時的環境;就業自由的保障,並不排斥某種業務法規以規定凡從事某種行業的任何人,必得具備某些條件(如醫生);在生產自由、銷售自由、消費自由的原則下,政府也得禁止、限制或干涉有毒物品的產銷。政府的這類經濟管制係彌補市場機能的不足,並非要妨礙市場運作。

必須強調的是,這類必要的經濟管制,並非都只有利而無害,生產技術的管制常常限制試驗範圍,導致阻礙發展或減低生產力而提高生產成本較容易了解,社會邊際利益和成本的估算無法精準,以致政府管制根本無法評斷,往往低估管制所產生的損失,亦即政府管制總是做得「過度」,並且容易產生特權、官商勾結等弊端。所以,理論上政府應彌補市場失靈,但「政府失靈」往往更嚴重。

「物價管制」最要不得

經濟管制中,「物價管制」最被詬病。無論是政府的直接定價,還是只定下若干規則,再由政府依此規則定價,都與一個自由制度的運作絕對不相容。所謂「合理物價」或是「適當物價」,決定於經常變動的環境。隨著環境變動,物價也須持續調整,物價一旦被硬性限制或規定,它們就失去有效指導生產和消費行為的功能。另一方面,如果依某些規則(如物價需與成本保持一定關係)來核價,則同一物品的不同賣者被核准的價格勢必不同(因各個賣者的成本不會相同),這樣就阻礙了市場機能。更重要的是,物價不由自由市場決定,供需就不會相等。為使物價管制有效,又需採取若干措施來決定誰可以買、誰可以賣。如此一來,人與人之間就必然受到任意的差別待遇。經驗告訴我們,有效的物價管制只有靠數量的管制來達成,亦即靠行政當局決定某些特定的人,或某些特定行號可買多少或賣多少。這又是任意的決定,行政當局認為怎樣重要就怎麼辦。因此,物價與數量管制和自由市場不相容,有兩個原因:一是這種管制一定是任意的,二是這種管制一定不能讓市場機能順利地發揮作用。

有一種流行的說法是,競爭必然會發展到「獨占的資本主義」,其實這是德國社會主義理論家所說的,他們把本國的現象予以一般化而成為一個違反事實的論調。其荒謬不亞於墨索里尼所說的:「文明的形式愈複雜,個人的自由愈要受限制,有資格這樣說的,以我們義大利為首。」墨索里尼這些話的涵義,是說義大利必須在歐洲其它國家之先消滅個人自由,因為義大利比其它國家都進步。德國之在19世紀最後三十年出現獨占,是政府助長的,不只用保護手段,還用直接獎勵,甚至強制手段管價和銷售。所以「科學計劃」、「計量的產業組織」,就在政府協助下,開始大實驗,進而造成一些龐大的獨占事業。約50年之後,英國也跟上腳步。

被誤解、扭曲的競爭功能

競爭的功能往往受到誤解和扭曲,競爭絕不是只適合在相當簡單的情況,正是由於現代社會分工複雜,要作適當的協調,唯一的方法就是競爭。如果只一個人或一個機構,是可以作有效的控制或計劃,但實際社會中要考慮的因素實在太多,多到連一個大概的了解也不可能,因而分散的辦法有必要,而分散之後,就有協調的問題。協調的途徑,就是讓各個行為人就他們所知道的,只有他們自己才能知道的事實,去自由調整他們的行為,如此一來,他們個別的計劃也得以獲致相互調整。

畢竟沒有任何人能把那麼多人的個別決定清楚地都考慮到,因而這種協調的境界,顯然不能由「有意控制」來達成,只能靠某些安排,使每個人能夠得到他應該知道的訊息,以便有效地調整自己的決定來適應別人的決定。再因那些不斷地影響各種物品供需情形的因素也不斷地變動,任何一個中央機構絕不可能充分知道這些變動的詳情,也無法夠快地蒐集與傳播。我們所要的,是一套會自動把有關各個人行為的後果全部記錄下來的工具,所記錄下來的,不只是個人行為的後果,同時也是各個人作決定時所依賴的指標。這也就是競爭市場中的「價格」所完成的任務,而非任何其它制度所能做到的。社會愈複雜,我們愈要依賴競爭市場的價格制度來達到協調,愈不能靠什麼中央計劃。其實,經濟學始祖亞當・史密斯(Adam Smith, 1723~1790) 早在一七七六年就以「不可見的手」(Invisible Hand)說清楚了!

計劃經濟的趨勢並非什麼外在的必然性逼迫形成的,而是有意的行動造成的。那麼,為何會有那麼多的技術專家要站在計劃者的前線為他們充當先鋒呢?可能的解釋是:每個專家都有他技術上的理想,如果把這個理想的實現看作人類的唯一目標而不顧其它,每個理想都可在相當短的期間達成。可是,我們大家所一致認為好的而想取得的事物,卻是無限的多,而我們實際能得到的卻是有限,或者對於所得到的又感到不足。(這是基本經濟學教本開宗明義「欲望無窮,資源有限」,也一針見血道出經濟學的出現在探究人的「選擇」行為。)

不過,那些富有理想的專家們,因其技術上的抱負受此挫折而不能實現,很自然地對現狀社會產生反感,此種心境是一般人常有的。至於這些事物不能同時得到,而其中任何一個可得到,就得放棄或犧牲其它事物,要了解這個道理所要考慮到的因素,都是屬於專家行外的。要了解這些因素,又得靠艱苦的心智上之努力。尤其是要從一個較廣的立場來看我們大多數人追求的目標,進而把這些目標與那些在我們直接利益以外的,因而大家比較不關心的一些目標相互比較、權衡輕重,所需要耗費的心智上的努力,又更為艱苦了。

許多事情,如果把每一件都孤立起來,在一個計劃社會裡,總可能做得到。也就因為如此,那些熱心於計劃的人,總覺得他們能說服計劃社會的當政者,接受他們對於某一特殊目標的價值觀,因而使他們的抱負得以充分實現。一個計劃社會,確實更能把大家所喜歡的某些事情做得更好,但無法做好所有的事,而某些方面技術上的輝煌成就,卻不能推論社會計劃的一般優越性。畢竟生產資源是有限的,某些方面的成就,顯得突出的優異,其實是資源誤置的明證,也就是資源的浪費,然而這不是專家們會去考慮的。專家們為了要急於充分實現其技術上各自的抱負,當然會寄望於計劃經濟,因而擁護計劃經濟。這並非貶抑專家們在自由社會的實用價值,也沒否定他們在其所專部門內應有的權威,只是說他們大都熱衷於計劃的社會。如果他們得遂其所欲,那就會讓他們成為最危險的人物,他們對於別人的各個計劃是最不能寬容的,海耶克就特別提出這樣的警語:「從一個聖潔而真誠的理想主義者,變成一個狂熱之徒,往往只有一步之隔。」

主張並維護自由經濟,對計劃經濟和社會主義之害,予以徹底剖析,是海耶克畢生志業,在《到奴役之路》(The Road to Serfdom, 1944)和《不要命的自負》(The Fatal Conceit-The Errors of Socialism, 1988)兩本書中最能清楚顯示。

《到奴役之路》的影響

1944年出版的《到奴役之路》是海耶克個人親身經歷的結晶,是他所有著作中獨一無二的一本對當時公共輿論發揮影響的著作。很像是站在曠野上大聲疾呼:正統社會主義如果實現了,僅會帶來政治、經濟和道德上的奴役制度。

本書在英國1944年3月10日甫一出版,立即引起轟動,因為當時社會主義的經濟生產手段國有化,是不是戰後英國應走的方向受到熱烈關注。不論是在英國或歐陸,1930年代經濟大恐慌都大大地增加了人們對社會主義的支持。整個西方社會成百上千萬人失去工作,在人們心中,資本主義已失敗,而馬克思對資本主義滅亡的預言是準確的,像蘇聯那樣由集體、國家控制生產手段,是實現經濟穩定和高效率的最好途徑。

海耶克和當時大多數知識分子和學者不同,他正確地抓住要點,指出社會中大量生產手段由私人擁有,並由私人支配,是自由、繁榮和民主之本,而通過民主手段所建立的正統社會主義,仍然是極權主義的。所謂集體主義、社會主義與計劃經濟,都是表達同一事物的不同名詞,這一事物就是主張生產工具公有和中央計劃經濟。社會主義與計劃經濟之不可行,乃因它與個人自由相抵觸,不僅僅是它對經濟生產力的發揮有所阻礙而已。

這本書在1944年9月也由芝加哥大學出版社在美國出版,經由報刊宣傳反應熱烈,隔年海耶克應出版社之邀,赴美巡迴全美演講。由於在英、美都造成轟動,海耶克也頓時從一個傳統經濟學者成為全球名人。不過,英美兩國的人反應截然不同,由於英國當時對社會主義已有相當認識且感受到它的威脅,但美國全然不同。美國人對羅斯福的「新政」狂熱仍在高潮中,而學術界人士中了集體主義的毒,感到這本書是對最高理想的一種背叛,必須加以辯護,於是對海耶克展開攻擊,甚至辱駡,致海耶克的信譽乎完全毁壞了,其世俗的學術地位落至谷底。

當時正是凱因斯的大政府經濟計劃、管制理論,以及拉斯基社會主義理論受到熱烈歡迎的年代,而且英國工黨即將執政,那一股強烈的社會主義傾向,也當然難容海耶克的看法,在四面八方都是敵人下,海耶克乃移居美國芝加哥,但因其具「爭議性」,芝大經濟系也容不下他,而由「社會思想委員會」聘任。

海耶克在這本書中,是站在社會主義立場來批判社會主義,他將社會主義看做是一個模型,證明其具致命瑕疵,在實際世界運用之後會產生致命危險。海耶克認為社會主義的核心是:只要有「同情心」,而以政府的規畫與經濟管制手段,就可以創造符合人性的生活環境。他不以醜化對手的手法批判,反而認為社會主義者具有真誠與無私的崇高理想,其中不乏學術卓越人物。可是,也就因為如此,這批擁有高尚情操的人士,反而成為極權主義者的馬前卒,為其作鋪路工作,而且往往是不知不覺的。

索威爾(T. Sowell)在1994年《到奴役之路》出版五十週年紀念文中寫說:「法西斯、共產、社會主義都是集體主義的近親繁殖,而如今集體主義寄生於社會主義,且在蔓延中。此現象可舉美國為範列,多年來即以『自由主義』為包裝而大行其道,『產業政策』、『醫療聯盟』這些早已存在的『封建特權』固不必提,如今又多了主張為弱勢族群積極爭取者,極端環保主義者、愛滋行動派、極端女性主義者,以及其他任何要求政府『不計代價』實現他們的政治主張之人士。」

這些人當中沒有一個是公開主張極權主義的,但他們的行動卻正把社會推向極權主義。因為只有權力更加集中的政府,才有可能滿足他們的要求。

索威爾在1994年憂心的是:《到奴役之路》這本書中描繪的世界並未消失,或許還不只是死灰復燃,而是一直潛伏在人間,只是面貎不同罷了。

其實,19世紀共產主義、社會主義在18世紀工業革命後引起社會貧富懸殊而興起之際,法國的經濟學家、政治家、立法議會的議員巴斯夏(Frederic Bastiat, 1801~1850),在1850年就寫了〈看得見與看不見的〉和〈論法律〉兩篇長文,就政府管制和社會主義政策作了批判。他以「合法掠奪」來形容關稅、保護、分紅、補貼、誘因、累進稅、義務教育、就業權、獲利權、薪資權、救濟權、生產工具權、無息貸款等等「社會主義」主張的措施。他告訴我們,「法律有時會與掠奪者站在一起,甚至會親自進行掠奪,好讓受惠者免於羞恥、危險與良心不安。法律有時會動用法院、警察、治安人員與監獄體系為掠奪者服務,當被掠奪者起而為自己辯護時,反而成了階下囚。」一百七十年之後的今天,巴斯夏所指陳的社會主義措施,非但沒有減少,還繼續滋長呢!

我們知道,十八世紀時「經濟學始祖」亞當・史密斯就在1776年出版的《原富》(國富論)鉅著裏宣傳自由經濟、市場經濟,以「不可見的手」(神之手)引導人的行為,予政府有限,但重要的職務,如國防、治安、法治,主張自由貿易、反對公債。當史密斯在倫敦將這本書初稿一章一章地在「文藝俱樂部」朗讀時,美國的八個國父之一班傑明・富蘭克林(Benjamin Franklin, 1706~1790)就在場細細地聆聽,並提出評論。想必美國在1776年建國時,就在富蘭克林引導下,採用史密斯《原富》中的理念作為立國基礎,也就是自由經濟、民主政治、小政府、法治、法律之前人人平等,採用基於清教徒倫理精神的資本主義,當然不是社會主義國。

美國已是社會主義國?

不過,到1930年代世界經濟大恐慌,凱因斯主義盛行,羅斯福採行「新政」,社會主義就已滲透進來,到1960年代嬉皮、反戰等種種所謂「進步」觀念或主義排山倒海而來,左派社會主義已然壯大,而民主黨就採用這種思想,美國社會左右拉鋸愈來愈明顯,到21世紀紅色共產蠶食美國、大舉入侵,奥巴馬政府公然實施社會主義政策。而2016年川普意外上台,四年間全力排拒並掃除社會主義政策,但2020年大選,在一番夾雜「舞弊」的慘烈爭戰下,民主黨再上台,立即拾回奥巴馬的政策、回歸左派社會主義政策。

1944年米塞斯在《官僚制》(Bureaucracy)這本小書的〈前言〉第二段寫著:

「我們這一代目睹社會主義國運動快速推進、取得重大勝利。約在半世紀前,一位著名的英國政治家,威廉‧哈庫特爵士(Sir William Harcourt) ,宣稱:『我們現在都是社會主義者。』當時這句話,就英國來說,未免言之過早,然而現在對那個曾是現代自由之搖籃的國家來說,卻是幾乎百分之百正確。現在對歐洲大陸來說,它也同樣適用。現在唯獨美國仍可自由選擇,而美國人民現在的抉擇將決定全體人類未來的命運。」

看來如今美國人已作了選擇,社會主義國隱然成形,美國人的「個人自由」看來也即將不保,而全體人類未來的命運也將成為「奴隸」了!是嗎?支持川普的七千三百萬美國人民會答應嗎?

作者为中華經濟研究院特約研究員

大纪元首发

责任编辑:朱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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