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2023年03月04日訊】中共以1949年10月1日中共建政之日劃線。之前,被稱為「解放前」;之後,被稱為「解放後」。
在中共所謂「解放前」的中華民國時代,雖戰火連綿,卻大師輩出,無論自然科學領域,還是社會科學領域,都出現過許多大師級的學者。
周有光先生活了111歲(1906~2017)。他早年留學日本,當過經濟學教授。1945年抗日戰爭勝利後,被派往美國紐約、英國倫敦工作。1949年中共建政後,參與漢語拼音方案的制訂,被稱為「中國漢語拼音之父」。
周有光108歲接受記者採訪時說:「我經歷過清末、北洋時期、民國、毛澤東時代、鄧小平時代。五個歷史時期裡,文化上看,最好的是民國時期。國家有民氣,民眾有文化,學界有國際一流學術成果,社會有言論自由,教師能教出好人才。現在說大師,都是那時候出來的。你可以一個一個查查,都是。這是事實,清楚得很,不用辯論。」
但是,在中共所謂「解放後」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時代,雖長期處於和平環境,卻沒能產生出一位大師級的科學家。
不僅如此,選擇留在中國大陸的民國時代的大師們,無一例外,全都遭到過中共的迫害。許多人被迫害得妻離子散、家破人亡。
限於篇幅,這裡只舉三例:
一,陳寅恪
陳寅恪是中國著名歷史學家、古典文學研究家、語言學家,被譽為「全中國最博學之人」,「教授之教授」。
陳寅恪出生名門,早年遊學海外近30年,足跡所至有日本、德國、瑞士、法國、美國等,先後就讀於德國柏林大學、瑞士蘇黎士大學、法國巴黎高等政治學校、美國哈佛大學等著名學府,掌握了蒙、藏、滿、日、梵、英、法、德和巴利、波斯、突厥、西夏、拉丁、希臘等十幾種語言,尤以梵文和巴利文見長。
他學貫東西,博古通今,受聘擔任清華大學教授時,卻無文憑,無著作,無名望。
他曾是清華國學院的「四大導師」之一,力倡「獨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他當過清華大學、北京大學、西南聯大、英國牛津大學、香港大學、燕京大學、嶺南大學、中山大學教授。
著名歷史學家傅斯年讚歎道:「陳先生的學問,近三百年來一人而已!」
但是,十年文革開始,陳寅恪被定性為「反動學術權威」。他的家被大字報覆蓋,遠望如白色棺材;他珍藏的大量書籍、詩文稿,被造反派洗劫一空;他當時已雙目失明多年,且患有心臟病。造反派竟然把高音喇叭架到他的床前,終日播放噪音,攪得他日夜不得安寧。
1969年5月5日下午,躺在床上氣脈已竭的陳寅恪,再次被迫向當權者作口頭交代。其中有「我現在譬如在死囚牢中」之語,終至淚盡泣血,口不能言方休。
同年10月7日早晨5點30分,心力衰竭的陳寅恪,在淒風苦雨中溘然長逝。一個月後的11月21日,他的妻子唐篔也撒手人寰。
陳寅恪臨終前曾留下一首詩:「涕泣對牛衣,卌載都成腸斷史。廢殘難豹隱,九泉稍待眼枯人。」
二,葉企孫
葉企孫是中國著名物理學家、教育家、中國物理科學的一代宗師,被譽為清華四大哲人之一(另外三位是潘光旦、陳寅恪、梅貽琦)。
他也出身名門,13歲成為清華學校第一批學生。在清華,葉企孫有這樣一句座右銘:「惜光陰,習勤勞,節嗜欲,慎交友,戒菸酒。」
他曾留學美國芝加哥大學、哈佛大學。獲哈佛大學哲學博士學位後,取道歐洲回國。
他是清華大學物理系和理學院的創始人,先後任物理系主任、理學院院長,並被推選為決定學校大政的7位評議員(教授會議的最高議事機構)之一,是清華大學的領導核心人物之一,並幾度以校務委員會主席和代校長名義主持校務。
清華大學從1925年起自留美預備班轉變為大學之後,不到十年時間,就成為全國第一流大學,這樣的進展速度在我國教育史上是罕見的。葉企孫在其中發揮了重要作用。
他培養了許多專門人才,包括中國科學院的50多個院士。中共「兩彈一星」元勛中的13位,如王淦昌、趙九章、錢學森等,與他有直接或間接的師生關係。他的學生還包括後來獲諾貝爾物理學獎的李政道。
文革爆發後,葉企孫卻因「莫須有」的罪名,遭到紅衛兵的反覆揪斗、關押、抄家,他的工資被停發,並被送到「黑幫勞改隊」。無休止的批判與折磨,使他的精神受到強烈刺激,一度精神錯亂。
1968年6月28日,他被中央軍委辦事組,當成國民黨CC系特務逮捕,在北京衛戍區監獄關押17個月。1969年11月,他被移交給北大。出來後,他一身是病,上身骨瘦如柴,下身兩腿粗腫僵直,小便失禁,經常尿濕褲子和床,只好日夜坐在藤椅上,腳下墊個小凳子。
他被移交給北大時,毛澤東派他的親信遲群、謝敬宜接管北大。他們為了表示革命,不願收留他。於是,一段時間,他經常破衣爛衫,像乞丐一樣,在中關村街頭流浪。後來有人實在看不下去,就把他安排在北京一間教室裡,繼續隔離審查和批鬥。
1971年他被發配到十三陵水庫勞動,一年後被送回。1972年5月,北大宣布:他的CC特務問題查無實據,卻以敵我矛盾按人民內部矛盾處理。
之後,他雖恢復教職,但仍沒有真正獲得自由。直到1975年才被解除隔離。1977年1月13日,含冤去世。
三,楊兆龍
楊兆龍是中華民國時代最著名的法學家之一。
1948年,荷蘭海牙國際法學院在全世界範圍內評選50位傑出法學家,中國有兩位,楊兆龍是其中之一。
楊兆龍畢業於燕京大學和東吳大學,24歲當教授,美國哈佛大學的法學博士,德國柏林大學的法學博士後;世界上的兩大法律體系——英美法系和大陸法系,他都精通;他通曉英、法、德、意、俄等8國外語,是《聯合國憲章》的中文翻譯者。
1936年回國後,楊兆龍先後在上海法政大學、中央大學、浙江大學、東吳大學、西北聯大、朝陽法學院、復旦大學等校任教授。曾當選為中國比較法學會會長、刑法學會會長、國際刑法學會副會長等職。
1949年中共建政前,他有五個選擇:第一,去台灣,國民黨已派人給他們夫婦送來兩張赴台灣的機票;第二,去美國,他已收到美國哈佛大學的邀請信;第三,去加拿大,他已收到加拿大某大學終身教授的聘書;第四,去荷蘭,他已收到荷蘭海牙國際法學院當選傑出的比較法學家專家的證書和出席會議的邀請書;第五,留在中國大陸。
他聽信中共宣傳,選擇留在中國大陸。
中共軍隊進上海後,楊兆龍一度擔任東吳大學法學院院長。1952年,中共按蘇聯模式搞院系調整,東吳大學法學院被撤銷,楊兆龍賦閒在家一年。1953年,被分配到上海復旦大學,但不是教法學,而是教俄文。
1955年,在中共發動的肅反運動中,楊兆龍因為可以選擇去台灣卻沒有去,被當成「特務嫌疑」遭批判;1957年,在中共發動的反右運動中,因響應中共號召講真話,被打成「極右派」。1963年9月23日,他和他的兒子,被上海市公安局以「現行反革命」、「投敵」的罪名抓捕;之後,他被判處無期徒刑,他的兒子被判刑10年。他的妻子在文革中因不堪忍受紅衛兵侮辱上吊自殺。
1980年1月,上海市高級法院說,1963年對楊兆龍判刑是錯的;復旦大學說,1957年將楊兆龍劃成右派是錯的。
楊兆龍被平反了,他一生最寶貴的時光和學問全被葬送了。
這些民國時代的大師為何遭此厄運?
從這些大師本身來說,雖然他們學有專長,知識淵博,在各自的學術領域很有造詣,但是,他們對中共的來龍去脈、本質特徵、花言巧語等,仍缺乏辨別能力,被中共奪取政權時展示出來的假象、幻象、表象所迷惑,都上了中共的當,受了中共的騙。
1949年中共奪取政權前,不斷給海內外中國知識精英畫建設「自由民主的新中國」的大餅,使他們對中共心生好感與嚮往。
1945年9月27日,毛澤東答路透社記者問時說:
「自由民主的中國將是這樣一個國家,它的各級政府直至中央政府都是由普遍平等無記名的選舉所產生,並向選舉它們的人民負責。它將實現孫中山先生的三民主義,林肯的民有民治民享的原則與羅斯福的四大自由。它將保證國家的獨立、團結、統一及與各民主強國的合作。」
1946年《新華日報》發表文章稱:
「人民的自由出版是近代文明的道路……它需要文明的批判和自由研究——健全的文明都容許文明的批評,它沒有什麼經不起文明的批評之理——而文明批判與自由研究就需要不僅在一個民族內而且在諸民族間自由的精神交通,人民的自由出版就是這樣一個民族文明創造的交通機關。」
這些愛國的民國大師們以為,中共會兌現承諾。結果卻是,誤信中共,錯誤抉擇,一失足成千古恨。
從中共方面來說,1949年中共建政後逐步露出了它的真面目——作為馬列子孫,它根本不愛中國、中國人民、中華民族、中華文化,根本不認同自由、民主、人權、法治的普世價值,中國人民死多少,它根本不在乎,它最在乎的只有一樣,即權力,為爭權奪利,發動了一場接一場血腥殘暴的政治運動。
中國科學院共有學部委員(相當於院士)233人。1949年前中華民國中央研究院共有院士81人,留在大陸和從海外歸來的有59人,其中46人被續選為中科院院士。
中科院233名學部委員,加上未入選中科院院士的原中央研究院院士14人,共計247人。這247人是中共當政後中國自然科學和社會科學領域的頂尖人才。
但是,在中共發動的歷次政治運動中,這247名頂尖人才全都遭到過中共的迫害。文革爆發後的1968年底,中科院僅在北京的171位高級研究人員中,就有131位被列為打倒和審查對象。文革期間,中國科學院被迫害致死者達229名。
結語
中華民國時代有一個詩人徐志摩,1925年3月,去歐洲遊歷時,專程取道蘇聯,對許多人讚美的蘇聯共產黨的統治進行考察。他接觸了蘇聯各階層人士,專門拜訪了托爾斯泰的女兒。他透過眼花繚亂的表象,竟看到了蘇共的本質。他在《歐遊漫錄》中這樣描述蘇共:
「他們相信天堂是有的,是可以實現的。但在現實世界與那天堂的中間隔著一座海……於是他們決定,先實現那血海。」
蘇共將它的統治建立在無數人的鮮血和白骨上,中共也是這樣。
靠殺人奪權,靠殺人立威,靠殺人補充能量,靠殺人製造恐懼,靠殺人維持極權統治,這便是中共「吞噬」民國大師們的根本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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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任編輯:高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