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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喬喬:耳聾眼瞎的中共官僚體系

朱喬喬:耳聾眼瞎的中共官僚體系
在一些地方,只要有上訪的打算,信息很快就會在基層體系中流動起來。圖:北京天安門廣場。(Photo by Feng Li/Getty Images)
2026-05-05 02:55 中港台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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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紀元2026年05月03日訊】很多訪民從還未離開家門開始,就已經被盯上了。在一些地方,只要有上訪的打算,信息很快就會在基層體系中流動起來。

電話開始變多,周圍的人也變得格外「關心」,有人詢問去向,有人勸說不要前往北京。看似隨意的接觸,實則帶有明顯的干預意味。

更有甚者,會安排人員輪班盯守,形成一種近似全天候的關注與限制,使個人的行動始終處在被掌握之中。在這樣的狀態下,所謂「出發」,往往還沒有真正開始,就已經進入了被阻斷的過程。

當訪民試圖真正離開時,這種控制便從無形轉為具體。有的人在車站被反覆核查身分,在等待之後只得到一句「系統存在問題,暫時無法出行」;也有人在購票過程中被帶離窗口「了解情況」,最終無法繼續購票。整個過程缺乏明確的法律依據,也沒有公開的程序,但阻斷卻可以穩定發生,這本身說明,它並非個別行為,而是可以被執行的安排。

即使有人僥倖上了車,也很難真正擺脫這種控制。有訪民回憶,在旅途中始終能感受到被持續關注;也有人在中途站點被要求下車「核查信息」,隨後失去繼續行程的機會;還有人在服務區被要求配合調查,最終被送回原籍。這些情況大多發生在非公開環境中,沒有記錄,也缺乏申訴渠道,卻能夠在不同節點反覆出現,顯示出其背後存在著一套默認運轉的機制。

能夠真正抵達北京的訪民,其實只是少數。而這種在到達之前就被大量「消失」的過程,本身就說明,問題並未被允許進入更高層級的表達渠道。

即便如此,那些成功到達北京的人,也很快會發現,所謂的申訴路徑並不真正指向解決。國家信訪系統在形式上提供了一個入口,但其主要功能仍停留在接收與分流層面。材料被收走,信息被登記,案件被標記為「受理」或「交辦」,但這種流程並不直接對應問題的處理,而更像是對問題的再分配與延後。有人在等待與補充材料的反覆過程中消耗數月甚至更長時間,卻始終看不到實質進展。

與此同時,一種持續存在的不確定狀態始終伴隨其中。有的人在遞交材料後被要求進一步說明情況,也有人在住宿或日常活動中被要求配合調查,從而失去繼續停留的空間。這種方式並不依賴公開衝突,卻足以中斷表達,使申訴難以持續推進。

在這些經歷不斷重複之後,一個更為清晰的現實逐漸顯現:問題是否成立,並不是決定處理方式的核心因素,真正起作用的,是這個問題是否被認定為「可能帶來不穩定」。一旦被納入這一判斷框架,處理邏輯便不再圍繞解決,而是圍繞控制展開。在這種以穩定優先為導向的運行邏輯之下,訪民不再被視為需要被傾聽的個體,而是被視為需要被管理的風險來源。

由此形成的,是一個不斷重複且高度穩定的運行過程:地方儘量將問題阻隔在本地,出行環節承擔篩查與攔截功能,信訪系統負責接收但不裁決,而相關機制則確保問題不會集中顯現。不同層級之間並不需要明確協調,卻能夠形成一致的結果——問題被層層阻斷,而不是被逐級解決。這種運行方式本身,正是權力體系以控制替代回應的體現。

時間推移,這種結構不僅影響制度運轉,也逐漸改變個體選擇。越來越多的人選擇沉默,並非因為問題消失,而是因為他們逐漸明白,在這樣的體系之下,表達本身難以通向解決,反而可能帶來更多不確定的後果。

這些經歷若單獨來看,或許只是個案,但當類似情況不斷重複出現時,它所反映的已不再是個體遭遇,而是一種制度性的現實。當一個權力體系持續以控制替代回應,以風險判斷替代事實判斷時,它所呈現出的,便是一種對現實問題的選擇性失明與失聰。

問題不會因為被壓制而消失,只會在時間中不斷累積,並在某些時刻重新顯現。當回應被持續延遲,當表達被系統性中斷,所謂的「穩定」,也可能逐漸轉化為另一種不穩定的來源。

責任編輯:金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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