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12月23日訊】說來也巧，也就在此後不久，我偶爾結識了一個年輕幹部。他給我講的一段他自己的故事，或許是給我的一把打開那不堪回首的往事之門的鑰匙。
這個真實的故事大致如下：
他有一張敦厚或者說帶幾分傻氣的臉，臉上長著濃密的亂雜雜的頭髮和鬍子。他的業務能力不算差，林業上的論文寫得一本書厚。只是，他那兩條濃黑的眉頭聳起的眉毛，像是訴說著一肚子的委屈，又像思考著一個無法回答的問題。
無法回答的問題是他幾歲的兒子提出來的：“爸爸，你爸爸在哪兒呢？”他被問住。爸爸的爸爸在哪里？天地良心，他一無所知。
大概還在他記事不久，他就記住了他爸爸去了什麽地方再沒回來。等他長大了，懂的事多了，他才弄明白，他爸爸是1958年去了引洮工地，一去便再也沒了音訊。人怎麽會不明不白就沒了蹤影呢？爸爸到底是個什麽樣的人？從幼年到三十大幾，他一直在想。想象他爸爸去的那個地方。想象他爸爸的模樣。
兒子問爸爸的爸爸，他又何嘗不想爸爸。多少年的想象化作了一種內驅力，他終於到三十年前他爸爸去的地方找爸爸去了。
爸爸死了。的確是死了。他找了六七個當事人，最終都再明白不過地證明他爸爸死了。但他爸爸死了屍骨也該埋在哪里吧？所有的當事人都搖頭，匆忙地避開他的目光。
仿佛是騎著毛驢一指便開始的這轟轟烈烈、拼死拼活、前無古人的引洮工程，幾乎調集了周圍各縣的大多數精壯勞力。結果，從無知開始的引洮工程以無知告終。但在這個過程中，無數人成爲這無知的代價。
他的爸爸像他一樣結實，但他爸爸的心卻沒有結實到足以忍受引洮工程上的繁重勞動、精神壓迫和肚皮饑餓的程度。他的爸爸逃了，又被抓了回來，路途中和抓他的人發生了衝突。他爸爸成了罪人。
他爸爸再結實也無濟於事。在一間小黑屋裏關了十八天，用饑餓懲治了十八天後，他的爸爸死了。
他得知此情，不知從哪里湧來一股邪勁，非要找到他爸爸的遺骨。他要盡孝子之心。
他的願望很快破滅了。在一道斷裂開的黃土坡上，豁然暴露出一排雪白的頭骨，數數整整20個。天知道他們爲什麽躺在這裏。當事人告訴他，在不遠處的一個大坑中，掩埋著幾千具餓死、累死、砸死、病死的遺骸。他的爸爸在哪兒？老天作證，只怕那些年月的可怕光景連老天也蒙住了眼睛。
也許，他的兒子再長大些，他會告訴他的兒子，他的爸爸的爸爸爲什麽一去再沒有回來。但是，引洮工程的慘烈悲劇就該總藏在那歷史的帷幕中嗎？
汽車仍舊在山道上爬上爬下。山道邊仍舊站著那一行行一排排像人一樣挺立著的樹。那些樹，望也望不見頭。白老漢總說他到了華家嶺“一干上就再也停不下來了。”“一看到樹心情就好了。”“樹長成了，感情深得很。”他到底是要讓這樹像人一樣挺直腰杆舒張手臂站起來、活下去，還是想讓那些曾經過早地倒下去的人像這樹一樣站起來、活下去？
聽說在華家嶺林帶存在了十五六年以後，有的研究者對它的價值作了重新評價，認爲這個林帶在選擇樹種等方面有所失誤。白老漢的失誤是顯而易見的。但是，十五六年前他有什麽辦法來逃避這種失誤？
設在華家嶺最高點的林業站，白老漢住了九年的林業站到了。自然，站上的人又說了白老漢的許許多多值得稱道的品德和實績。顯然，當地老百姓擁戴一個並沒有帶來什麽眼前實惠的白老漢是有道理的。白老漢帶給老百姓的是一顆真誠而滾燙的心，是一個共產黨的幹部埋頭苦幹、與民共甘苦的品德，是一種希望，一種隨著那黃土高原上最有魅力的綠色一同升起的真實而善良的希望。
我不會忘記白老漢在談到他帶民工去引洮工程時，最後那麽鄭重而坦白的一句話：“我當時不在通渭，在也就給抓起來了。”
通渭那裏到底發生過什麽事情？白老漢這樣的人竟也會因此而被抓起來嗎？就這樣，白老漢把我帶人了一個後來讓我整個身心都爲之戰慄的世界。
此刻，通渭縣城已舉步可及了。
三
饑餓，永遠也望不到盡頭的饑餓，把所有正常的腦瓜都攪得天昏地暗，一塌糊塗。大難臨頭的氣氛籠罩著這個小村也籠罩著這一戶農家。
敢於想的辦法均已想盡想絕。可以吃的以及不能吃的東西也已全部啃了，嚼了，吞下去了。榆樹皮、楊樹皮剝光了。柳樹皮苦比黃連，也剝下來烤幹磨成粉咽了下去。還有什麽？蕎麥皮點把火燒成灰，和在水裏喝下去也管用，連棉絮也扒出來吃了。最後吃了蕎衣，人腫得不成人樣……
死亡的感覺在饑餓的軀體裏膨脹。這一戶農家只剩下父親和兩個娃。父親一動不動地偎在炕上，苟延殘喘。娃娃們的忍耐力並不一定比大人強，但最後一點可以吃的東西是盡娃娃們吃。現在，只有他們還能動彈。女娃比男娃似乎更多一點氣力。
終於，整天整天死閉雙眼再不說話的父親這一天從炕上歪歪斜斜地撐起了身。他給鍋裏添上水，又在竈膛點了把火。女娃被趕了出去。臨走她看見弟弟躺在床上。等她回來，弟弟不見了。鍋裏是一層白花花油乎乎的東西。她嚇壞了，整日呆在院子裏不敢進屋。她看見了，竈邊扔著一具白白的骨頭。她不明白這是怎麽回事。她只是怕極了。
隔了幾日，父親又從炕上歪歪斜斜地撐起了身。這一回他幾乎是爬著給鍋裏添上水，又在竈膛點了把火。然後，他招招手，用女娃從沒聽見過的聲音，斷斷續續地喚：“來，來。”
女娃嚇得渾身發抖，躲在門外大聲哭。父親還在喚她。女娃哭著說：“大大，別吃我，我給你摟草、燒火。吃了我沒人給你做活……”
這只是我聽到的許多駭人聽聞的真實片斷中的一個。而這，則是1958年到1962年在通渭這塊中國大地上的一種真實存在。
人爲什麽吃人？幾乎所有人在初聞此情時都不約而同地提出了這個疑問。爲什麽呢？有人說，人餓到一定程度就迷糊了，神志不清。有人說，沒有別的原因，就是爲了活下去。爲此，我詢問了我接觸到的所有人。也許，我們永遠也不可能從一個曾經吃過人的人嘴裏得知他之所以吃人的全部原因。但是，當我在通渭的最後一天讀到剛剛編纂完稿的《通渭縣誌》時，我以爲我找到了一條起碼可以明白人爲什麽吃人的捷徑。《通渭縣誌》：1958年5月5日至23日，縣委書記席道隆以“先進縣代表”的身分在北京列席了中共中央八屆二次代表會議。
6月，全縣抽調農村勞動力2．3萬人（占總勞力17．8％），由副縣長白尚文帶隊，赴會川參加引洮工程（從岷縣古城溝攔截沈河水上山，蜿蜒向東，經牛營大山、華家嶺、至慶陽縣董志原，1961年停止，計劃未能實現）。
8月，按照中共中央主席毛澤東關於“還是辦人民公社好”的指示，僅10天時間，全縣實現了人民公社化……
9月上旬，爲迎接中共水土保持檢查團，全縣調集5萬農村勞動力（占總勞力38．7％）從華家嶺、馬營、城關、碧玉、雞川160華里的公路沿線上大搞形式主義的水土保持工程，嚴重影響了秋收、秋種、秋犁。
同月，在“越大越公”的指導思想下，全縣20個人民公社擴建爲14個人民公社，還提出“千斤（糧食單産）元帥升帳，萬斤（洋芋單産）衛星上天”的口號，致使脫離實際的瞎指揮、盲目蠻幹、浮誇風開始盛行。
IO月，再抽調2．5萬多農村勞力，大戰華家嶺、史家山，繼續搞形式主義的水土保持工程。又抽調1．3萬多農村勞動力，赴臯蘭、靖遠大煉鋼鐵。這時，全縣“三秋”生産主要靠老弱婦幼，致使許多地方洋芋沒人挖，凍死在地裏；秋田沒運上場，黴爛在田間；冬麥沒種夠，秋犁地沒犁完。
同月，全縣又組織6萬多人，用“野戰兵團作戰法”大搞深翻地“放衛星”，多爲虛報浮誇。
8月至12月，全縣實現了人民公社食堂化，共辦2，759個，隊均2個。
是年，在“大躍進”思想指導下，全縣農業生産大計劃。高指標、高估産、高徵購，上面逼，下面吹，弄虛作假十分驚人，糧食實産l．15億斤，上報2．6億斤，徵購4，154萬斤（占總產36％），人均口糧不足30斤，致使人民群衆以草根、禾衣、樹皮充饑，開始出現人體浮腫現象。
我正在《通渭縣誌》的字裏行間苦苦煎熬，突然，重重的捶門聲讓我好不心驚。我忙去開門，卻見門外站著一位身材粗壯、面目黛黑、神色和順的農村婦女。
請她進屋，她也默默無語。待她坐定，又隨便問了些話我才弄明白，她是寺子村的婦聯主任，竟是我約見的幾位當地人士之一。見她坦坦然然，我便也放心地問問她災難年月的經歷。
也怪了，1958年她卻像是專爲來趕通渭的這場災難似的從鄰縣嫁了過來。那年她17歲。可進了婆家門不足一個月，她又跑了出來。她堅決要當村上的團支部書記，婆婆死也不肯，小她3歲還未成年的丈夫又不拿事，這主便由她自己做了。那時候，她就是這麽要強這麽倔。
大概就像1958年各種各樣的人辦出了各種各樣荒誕不經的事卻不知道自己到底幹出了什麽事一樣，婦聯主任的那一股倔勁倒保全了她的一條命。1959年5月間省上培訓拖拉機手，儘管寺子村這裏山高溝深見都沒見過拖拉機，但她硬是報了名進了縣城。再沒料到，她只走了一兩個月，村上的食堂大竈就斷了糧，待她半年後興衝衝地返回村子，她家子，村子死了一樣，沒有人哭，沒有人叫，村上人十個裏面已經餓死了三個。學得的技術頂不得飯吃，沒多少日子她也和村上的所有人一樣餓，瘦了，瘦幹了，骨瘦如柴；然後就腫了，浮腫，腫得就要死了。她去拾草葉子一次次餓昏在路邊，險些死去。又再沒料到，她離開婆婆的那種要強那種倔又救了她。縣黨校叫她去學習，她便“學”回來一條命——學習有飯吃。
這就是一個僥倖活下來的普普通通的農村婦女的經歷。這不古怪？不離奇？我到底猜不透，這個今天如此坦然、如此平靜的農村婦女心中到底裝下了又還能裝下多少生命的苦水、歷史的雲雨。不過，有一點我可以肯定，她以及像她一樣的居然活下來的人們，坦然地平靜地面對著過去。就是提及那最慘痛的時刻最不堪回首的情景，她也同樣地坦然而平靜。
“1959年11月到臘月，死的人多。老百姓一想那事就要流淚。餓死老人家的，餓死婆娘的，日子過得糊裏糊塗。把人煮了吃，肉割來煮了吃……人什麽也不想，什麽也不怕，就想吃，想活。把娃娃、自己的娃娃吃下的，也有；把外面逃到村上的人殺了吃的，也有。吃下自己娃娃的，浮腫，中毒，不像人樣子。有的病死了，也有救下的。吃了娃娃心裏慘的，吃過就後悔了，自己恨自己。在村子裏住不下去，沒人理他，嫌他髒。”她依然那麽坦然那麽平靜，“沒了糧食吃，吃草葉子、樹皮，半個月就不行了。一點東西不吃，男的三四天就死，女的還能多活三四天……那時候餓死也不知道往外跑。人都怕事，當時也是相信政策，只想共產黨把人從水深火熱中救出來，不會把人往死裏餓。”
我只是望著她，不知下一句我接什麽。
《通渭縣誌》：1959年3月，根據中共中央鄭州會議精神，縣政府草擬了挽救通渭嚴重局面的三張布告，很受群衆歡迎。但在後半年八屆八中全會以後，被視爲“右”傾思想的産物，未能貫徹執行。
4月，人口開始外流、死亡。
是年底，全縣糧食實産8，300多萬斤，虛報1．8億斤，徵購3，800多萬斤（占實産45．6％）；人均口糧20來斤，致使人口大量死亡。但當時的省、地、縣委不承認通渭的實際問題，反而一律認爲是“富裕中農和五類分子”在糧食問題上搗鬼。組織“千人整社團”，在農村普遍召開“千人鬥爭大會”。“萬人鬥爭大會”，錯整了一批幹部和群衆，並翻箱倒櫃，遍搜糧食，拷打群衆，致使人們持續浮腫、外流、死亡，許多地方出現人相食。
歷史容易失落，因爲不是所有的人都喜歡回憶歷史。
“人相食”，當我在縣誌的這一歷史段落終於找到這種字樣時，我的頭腦中突然湧出紛紛揚揚的思緒。也許後人會由衷地感謝編纂這部縣誌、記錄這極端特殊的歷史事件的人們。因爲，我們已經失落了許多歷史，而容易失落的歷史在這裏終於沒有失落。
我已見過這部縣誌的主要編纂者張尚質。他說他對娃娃談起餓死人、人吃人的這一慘狀。娃娃聽了只笑笑：“人吃人？狼才吃人，人怎麽吃人？”
娃娃不能信以爲真的在張尚質心中卻斧劈刀斫一般。當年，他是《甘肅日報》的記者。災後他才隨省委工作組到通渭放糧，搶救災民，他寫了通渭饑荒死人的內參，而這篇內參又險些給他扣上右傾分子的帽子。
他不能不說實話，這是他的家鄉，他的家鄉啊。他看到了什麽？路邊、田裏，到處都是死人、死人，遍地白骨無人收。他跑回自己的村子，村子慘不忍睹。他跑進家門，家中已氣絕三人。
二十年過去了。但這一切他怎麽忘記，怎麽能忘記！
在縣誌的編纂中，他用的只是簡略了又簡略的筆法。那“千人整社團”、“萬人鬥爭大會”是怎樣的喪心病狂、胡作妄爲啊！他們到老百姓家何止翻箱倒櫃、掘地挖牆地搜刮糧食，他們完全變成了一群野獸，把拿不出糧食的婦女，剝光衣服，用繩子紮起陰毛拉出去遊街示衆！
要麽整死，要麽餓死，只能在這兩者之間選擇。有的人被活活捆死、吊死、打死了。更多的人有糧不敢吃，有野菜不敢挖，有路不敢逃，只能老老實實地餓死。
“這是今古奇觀！今古奇觀啊！就是那滅絕人性的惡行，當時的工作組記下了128種！”張尚質說著說著，抑制不住地悲憤地要喊，站起來喊。
《通渭縣誌》：1960年1月8日，縣委成立外流人口遣返小組，抽調110名幹部分赴陝西、青海、寧夏、新疆等地進行收容遣返及安置工作。
3月1日，中共甘肅省委決定，逮捕縣委第一書記席道隆，書記張峰、陳景虞及有關負責人17名，其他縣委縣政府負責人都停職檢討。
12月，中共西北局在蘭州召開會議，研究了“通渭問題”，認爲通渭縣發生如此嚴重的饑荒問題，省、地、縣委都有責任。接著中共中央、省委、地委派工作組250人，醫療隊128人，調醫藥136噸，放回銷糧3，300多萬斤，救濟款330萬元，棉布110萬市尺，棉花6萬多斤，迅速安排了群衆生活，醫治因饑餓所致的8萬多病人。
12月25日，縣委決定，在全縣14個人民公社分別成立兒童福利院，收養無依無靠孤兒1，200名。
冬季，農村人民公社的公共食堂、幼稚園、託兒所、敬老院陸續解散。
年底，全縣造林面積比1957年底減少82％，林木保存面積僅占原有的4％。
是年，旱、風、凍、病、蟲等自然災害頻繁，人民群衆災難深重，吃國家回銷糧4，000多萬斤。
我在《通渭縣誌》中看到了白老漢。我忘不了他，自然也忘不了他的指點：“要瞭解通渭問題，去找王振。”王振老漢在哪兒？這是我到通渭打聽的第一個人。
在離通渭縣城70裏路的一個山谷裏，我放輕了腳步走進一個靜得像睡熟了的小山村。王振老漢閒居在家，隨隨便便的，但他的衣著和舉止，卻多多少少保留著做幹部時的樣子，他老了，說是六十有四。望望他那冰雪蓋頂般的一頭白髮，再看看他那張像被雨水割出千萬道溝窪的坡地一樣的臉，我想任誰也不敢說他的一輩子過得順順當當、簡簡單單。
我們雖聊得輕鬆自然，但我卻還是驚詫不已。王振老漢談起通渭問題時的那一番剖自，竟和白老漢一般無二：“我是1959年反右傾機會主義時撤了我副縣長的職，打下去當一般幹部。1960年二三月，省委決定逮捕席道隆和其他16個縣裏的幹部，我就是那第17個。因爲我在水庫下放勞動，把我放過了。不然也得抓起來。”
白老漢和王振老漢這共同的僥倖背後該藏著那不言自明的必然嗎？我和王振老漢聊了很久也聊了很多。也許遠遠地離開了那些升降沈浮的散淡生活，反倒使王振老漢更直截了當地去審視過去。
“那像一場夢，糊裏糊塗地幹了那些事。其實，從1959年春季就餓死了人，1959年前半年已經餓死了6，000多人。一直到1960年冬季，人還繼續在死。1962年秋收洋芋下來，人的肚子才飽了。就是席道隆，對死人也是悔恨的。”他說：“我席道隆把群衆捆住了，你上面領導對群衆下了刀子。”1960年宣佈抓17人以後，公社一級的幹部又抓了39個，以後又提審了300多人。93％的基層幹部都撤了職。群衆心傷了，幹部的心也傷了。後來人們就說，“共產黨幹部割韭菜，割了一茬又一茬。共產黨的幹部，我們這一代把罪受完了。吃了苦也辦了壞事，在錯誤政策之下，越積極辦的壞事越多。唉——”王振老漢長籲一口氣，像是胸中積鬱著再也吐不淨的惡氣。良久，他說道：“有的幹部一輩子做不成什麽事情，白老漢是幹成了一件事的人。”
《通清縣誌》：1961年至1963年春季，市場糧價高貴，每市斤小麥由1957年的一角七分漲到五六元；洋芋由三四分漲到五角；清油由七八角提高到十五元；一個油餅由一角漲到兩元。
10月11日至16日，召開通渭縣第四屆人民代表大會，選舉白尚文爲縣長。
l962年5月13日，根據中共中央2月北京二千人會議精神，中共定西地委釋放席遺隆等17人出獄，並恢復名譽陸續安排了原級別工作。
l月至5月，全縣狼害成災，傷108人，死33人，傷亡牲畜44頭，羊2，966只。
1963年風調雨順，夏秋作物全面大豐收，基本解決了通渭人民的吃飯問題。
讀下去，再讀下去，似乎我便歸回到了一個我似曾相識的地方。1964年“四清”運動，l965年社教運動，1966年“文化革命”開練……通渭吃著回銷糧、救濟款卻一步不差。
我罷手了，儘管我還不忍心裏手。但說實話，我的神經繃得過緊，已不時地像要出點毛病。
在通渭幾日，只要跨出房門，走到街上去，我那過敏的神經便會哆哆嗦地從頭到腳直立起來，似乎全身都睜開了眼睛。我再聽不得笑聲，一有笑聲傳來我即脊背發涼，仿佛從那笑聲中望見一副猙獰的面目。若遇有滿面赤紅或垂頭行走的人，我又非要辨認一下他的或她的臉，仿佛那上面留下過殘忍的痕迹。當然，我自知這毫無道理，但我還是情不自禁！我的皮肉乃至我的五臟六腑都燥熱難忍。
是碰巧也是不可避免，我去查閱了甘肅中部五百年來的災難史。我這才知曉人曾經受了多少苦難而人又能忍受住怎樣的苦難。我似乎這才更懂了湯大，更懂了白老漢，更懂了通渭縣誌辦公室主任的悲憤，也更懂了那位婦聯主任的平靜、坦然。
也許只消在這部災難史中挑些定西、通渭的段落出來，便再也無須多言了。
明萬曆十一年（1582年）定西、通渭大旱，民大饑，轉鄉流離。
明萬曆四十年（1618年）通渭荒疫並作，死者枕藉。
明崇禎十三、十四年（1641—1642年）通渭大旱，民大饑，鬥粟價有二百錢，民捕鼠羅雀，食草者甚多。人相食，舍子換食，後流亡者不計其數。
清道光十二至十六年（1832—1836年）通渭連旱五年，民大饑。
清同治七年（1868年）定西、通渭大旱，戰爭加瘟病，民大饑，人相食，狀極慘憫，鬥粟價十千有餘。民國十七年（1928年）定西大旱，秋夏無收。全省大旱。
民國十九年（1930年）定西旱。災民三萬。哦，還有密密麻麻的一片又一片的可怕文字：夏秋無收，隕霜殺麥，山崩地裂，黑泥湧出，春大旱，秋大水，收穫甚微，瘟病流行，餓殍盈途，死者無算，等等等等。
這就是我們苦難的農民，這就是我們民族的苦難。幾百年幾千年的進化，在那民大饑、人相食的災難中不轉眼就回到太古中去了？進化如此艱苦卓絕，路途漫漫，而退化又如此輕易短促！
文明竟如此易碎嗎？而破碎的文明又會帶來什麽？
通渭百姓餓怕了，死怕了，便不顧一切地生孩子。1964年到1974年，全縣每年都要生出來兩萬人。儘管在那場災難中全縣1/3的人餓死的餓死，逃亡的逃亡，但到1982年人口普查時，全縣人口竟從1949年的23．8萬人增長到35．l萬人。
人多了，糧少了。1949年，通渭人均産糧7O8斤，口糧500斤以上。1979年到1983年的五年，每年的人均産糧降到339斤，口糧227斤。一年227斤糧食夠誰吃的？如此，每年通渭便要吃國家回銷糧2，414萬斤，每人可攤73斤。
也許，《通渭縣誌》還將編纂下去，但又怎麽才能寫得下去？“吃飯舔碗，通渭人的出產。”這餓出來的習慣，看上去怎不令人鼻酸。然而，日子能這樣舔著碗過下去嗎？
四
通渭遠了，很遠了，我心中密布的愁雲卻久久不散。
在甘肅中部這塊貧困的土地上走得越久，走得越累，才益發體會到貧困的滋味。在這裏，我再也難聽到東南沿海的喧囂與騷動，再也難覺察到那飄拂在中國大地上的新鮮的流動的精神氣息。在這裏，一切都是那麽令人難於忍耐的遲緩，一切又都是那麽令人筋疲力竭的沈重。難道，從這土地遲緩而沈重地喘息著的胸膛裏呼出來的全是失望？
白老漢沒有失望，湯大也沒有失望，甚至連通渭那些傷了心的人們也不曾失望。但是，讓頭腦中那智慧之人跳動起來的希望又在哪里呢？
在天水，當那大地灣的名字令我怦然心動的時候，還有另一懷思緒索繞在我的心頭。
有人對我說，現在這裏的農民，膽子大得很！只要他們認准要幹的事，天王老子也攔不住。現在他們認准要種果樹時，沒有苗木市場一下子就鬧出了幾個，沒有新品種樹苗就借上錢高價買了來。天水市的秦安縣是個有名的人多地少的貧困縣。歷史上就是因爲缺糧燒了瓦盆去換糧，才有了那句“秦安瓦盆賤，三分錢擔一擔”的俗話。而秦安人在外後來就乾脆被人喚成了“瓦盆”。也就是這些吃不飽肚子的“瓦盆”，如今要拿出十萬畝土地種果樹。秦安縣的鄭川鄉鄭川村，現在就沒人種糧食了。
農民膽子再大，但大到了敢不種糧食，這自然要引起許多方面的注意。據說，一撥又一撥的調查組、考察團到了鄭川鄉，聽來聽去農民只講那麽一句理：“地少地薄人多。過去一個壯勞力勞累一天還不如雞下個蛋。一畝地好年景才打三百斤糧食，還喂不飽—個肚子，眼下每人只有六分四厘土地，怎麽鬧個活？”
對這些敢不種糧食的農民，不同的意見還在，尖銳的批評常有。而這些膽大包天的農民做什麽去了？
他們都在。我一到鄭川鄉鄉政府，便見到了鄭川村的頭面人物。怪不，他們不是村長，不是支部書記，卻是農民果樹專業研究會的兩位理事長。
據說，村裏開行政會，支部書記挨家挨戶地求爺爺告奶奶，到日子能來個半數就“美過火”。可研究會有個大會小會，只寫小小一紙露布，悄沒聲地往街頭一貼。好了，到時辰男女老幼，人來得了得！
也怪，這兩位一呼雲集的人物，這會兒不言不語，不吭不哈，木本呆呆地坐在椅子上。那架式倒像蹲在地上一般。乍一看，他倆絕無出衆的地方。個子高的，說是叫鄭穀換，現年63歲。一頂已發烏的舊草帽遮蓋住他那缺失了水分的瘦長臉。臉上一道道深深的皺紋像刀刻上去的一樣。倒是他的一雙眼圈紅紅的眼睛，在草帽下骨碌過來骨碌過去，很顯出些活泛勁兒來。另一位個子矮墩墩的，人很結實。只是黑黑的臉龐上再也找不出一絲一毫的富餘表情。他的兩隻眼睛轉到東再轉到西，只像是要找個落腳的地方，最後便停在他自己的那雙破膠鞋上。他叫路積善。
聽旁人講，鄭穀換上過報紙。他去年扶貧門戶，7戶的人均年收入超過了300元的脫貧線。因此，他今年2月到省上參加了個扶貧先進代表表彰大會，可風光啦！回村便把事的那福絮叨個沒完。既然如此，我便提起了這個話頭。
鄭谷換這老漢一聽上蘭州開會，頓然來了精神。坐在椅子上，腰也直了背也不彎，開言沒兩句又停住嘴，把舊草帽從頭頂摘下來，擺開會議上作報告的架式。
“到蘭州，福享到了天盡頭。彈簧床子，軟得很。一躺一個窩窩，舒服得很。在家再好還要倒尿盆，住上賓館就沒有尿盆倒。還有電梯，忽上忽下，快得很！”鄭谷換老漢比劃著，說得眉飛色舞，鼻尖上沁出了不少汗珠。
“您過去沒到過蘭州？”我忍不住問。
“去是去過。那是要饃去；這是享福去。”鄭老漢望望我，怕我不很懂，又抖著衣服袖子說：“年輕時候去蘭州，衣服成個圈圈，袖子成個簸箕。身上的垢癡不知有多厚。幹幾個月活回家，沒錢還要執火車。”
“現在有錢啦。”我應和著。
“我是承認的萬元戶，承認的。”鄭老漢瞪大眼睛，探過身子來說：“我到供銷社入了股。供銷社說了，‘你買不到的東西優惠你。’那好，我入了8，000元。”
8，000元，這在貧困的秦安縣怕不是個小數目，在以往家家戶戶吃回銷糧的鄭川鄉也該是個大數目了吧？我想再細問問，哪知鄭老漢竟像孩子似地一下漲紅了臉。
“登上報的，我就12，000。這可是登上報的。”鄭老漢嘟囔著，渾身上下好像都不知怎麽擺放。
“那實際上呢？”我追問道。
“實際上，不多，不多。八口人六畝地。五畝八我種上果樹。蘋果這才剛挂果。去年，去年就是兩畝桃子賣了8，000元。我還承包著育些樹苗子，去年收入6，000元。我還……哦，好多了，一萬四五，就這了，就這些了，報上都登了，我得留下餘地，我……”
見鄭老漢這藏頭露尾、弄巧成拙的狼狽樣子，在場的人已笑倒了一片。
我半開玩笑地再逼問了一句：“一萬四五，還有埋伏吧？”
“再沒、再沒。”鄭老漢兩隻手一齊搖擺著隨後自己也忍不住笑出一臉尷尬來。大概他也覺察出他說著“再沒、再沒”時的那樣子分明表現出了“還有、還有”。
真想不到，這鄭老漢，這鄭川村的頭面人物竟如此可親而有趣。我們越聊越有興致。說到興頭上，索性，走！上家去看看！
先到了路積善的家。
路積善是個內向人，剛才半天沒掏出兩句半的話，眼圈卻總轉悠著淚。過去，鄭老漢日子窮，但好歹有5個勞力，1974年以前的好年景一人怎麽也能分個100多斤小麥。路積善可就慘了！7口人一個半勞力，年年幹下來年年爛（虧隊裏的錢）。60年代，路積善真就一抹臉討飯上了蘭州。土地承包以後，路積善轉轉腦瓜，先種上蘋果又種上桃。去年，他五畝六分地的果園一半結果，收入12，400塊錢。
路積善一遍又一遍地說著：“心裏歡得很。”一直說到了自家門上。路積善的一間正房是舊的，兩邊廂房是新蓋的。這是父親的房，那是女子的房……路積善到家才有了話，跑跑顛顛地說得好不熱鬧。可怪了，別人都住的不錯，惟獨他的小兒子住的是一間簡陋的小房。問何緣故？路積善沒答。一會兒，他把我拉到一邊小聲說，他要蓋這個村的第一座小樓。難怪！
路積善的兩個女子都不在家。聽說一個去學快速養豬，另一個在讀高中，今年就要考大學。真是！有了錢，一切好像都忍不住要變一變了。
鄭老漢的家離路積善家不遠。鄭老漢的兒子剛結婚，新房佈置得花花綠綠。鄭老漢一屁股坐到一隻長沙發上，樂哈哈地顫騰著伸出3個手指，說：“300塊。”我問：“你來不來一個？”他做出一副苦相，說：“坐不來。”到鄭老漢的屋子。一進門鄭老漢就指著架在那台日本彩電頂上的一些厚木板子大聲笑道：“看，看，那是我的棺材。1978年，沒糧吃，女子出嫁的160元彩禮錢，我買了棺材板。怕餓死沒得用嘛。”
“現在還不想多活幾年？”
“再活10年。”
“10年不少嗎！”
“那就20年。”鄭老漢不無幽默，像是哼起了小曲兒，又像是念著順口溜：“沒吃沒喝精神活，沒穿沒戴常擺著……”他大概是想說人活得精神了吧，哼著念著猛一停，回頭又做出一副怪樣說：“農民活了！”
鄭谷換和路積善的家都到過了，我們的聊興依然濃厚，索性，走！到果園去！
邁著輕鬆的步子，我們穿過黃黃的土鋪成路、壘起牆的小山村。到村邊一眼望去，頭上一頂藍天，腳下一領綠川，兩道東西向的黃土梁綿延遠去，涓涓的葫蘆河在村畔歡暢地流淌。這太像了，太像大地灣！
不知爲什麽，我的心中就在這一刻猛然間酸甜並湧。
鄭穀換還在神神叨叨聊著天南地北，路積善只管顫著小跑的步子要跑到前邊去。我則想著農民果然活了，活過來了！
這鄭川村歷史上曾以出產長把梨、黑秋桃聞名遐邇。多少次糧荒，總是那些青澀的果子把全村大多數人的命救下。因此，村裏的孩子不爬樹，不摘青果，好像一生下來就知道。
但是，也就在這昔日的瓜果之鄉，也就在這果樹救下人命的地方，鄭穀換土改那年抓鬮沒抓住果樹，合作化以後又不允許他種果樹，他一輩子都在等著種果樹。年近七旬承包了土地，他才了了心願。
的確，鄭川村459戶中，還有28％的人家沒有解決溫飽。而沒有解決溫飽的又大都因爲果樹栽上得晚。但到底鄭川村吃回銷糧的人已越來越少，鄭川村的萬元戶則越出越多。鄭川村的果樹出果的目前還不到一半，鄭川村的好日子還在後頭。
再說鄭川村歸屬的秦安縣，全縣8萬戶中已有37，000戶種上了果樹。到1990年。10萬畝果園的計劃面積可能還要突破。而這10萬畝果園到1995年進入盛果期，每年最起碼也有1億元的收益。到那時，僅果樹一項，貧困的、人多地少的秦安，也就穩穩地走上脫貧致富的路了。
此刻，我和鄭谷換、路積善已走進一片綠海。果木的清香氣息輕輕地撫慰著我的心，撫慰著我在這甘肅中部黃土高原上不斷地苦痛的心。
我忽然想起不種糧食的鄭川村的吃糧問題，忙去問路積善。他不經意地笑著說：
“有了錢，什麽時候要糧，就有人送到門上。都是高價的，白麵四毛八、五角一斤，現在是不想要還硬往家裏送。”
“你就不愁沒糧吃？”
“怕什麽，旱年旱得死莊稼，旱不死我的果樹。”
一切釋然。
我們也許再不必費那些口舌了。饑餓的滋味，一個討過飯的人還不知道嗎？種了幾千年糧食、幾百年果樹的農民，難道還弄不清這土地種什麽、長什麽？餓怕了的農民尚且能想通的我們還有什麽想不通的嗎？你想不通，農民便推舉出脫貧的帶頭人致富的領袖。鄭谷換和路積善以及他們的農民果樹專業研究會，不就是明證嗎？！
農民終於膽子大了，活了！最守本分的農民膽子大到了敢不種糧食，還怕他們幹不出驚天動地的業績來嗎？！
我懷著幾分苦澀的眷戀，幾分芬芳的憧憬，踏上了東去的歸程。入夜，躺在搖籃一般晃動的鋪位上，細細地從那嘈雜的列車聲響中追聽著那首充滿懷舊情緒的歌曲《信天遊》，朦朧中冥冥想著自己躺在黃土高原上飛奔的情形，不禁又添了幾分和歷史和祖先同在的滿足，幾分淡淡的遺憾和溫馨的夢思。
一覺醒來，忙向窗外探望，燦爛陽光下，仍舊是山嶺溝壑，仍舊是黃土高原，仍舊是世界上黃土堆積得最深厚的地方。
唉——！這就是我們的土地，我們的心魂。支離破碎卻又渾然一體，十分地貧困卻又十二分地富有。
我們就是這樣自相矛盾地把日子一天天地過過去又過過來。而過來又過去的日子我們又似乎總沒能完完全全地過明白。
爲什麽呢？
爲什麽那曾經讓整個民族神魂顛倒的口號“人有多大膽，地有多大産”，就誕生在定西這最貧困的土地上？
爲什麽在那餓死人、人吃人的浮誇風刮過去三十年的今天，私下裏你依然會聽到這樣的忠告：這裏的數位只有兩樣你可以完全相信，一是收購上來的豬，二是入了庫的公購糧？
等等等等。
爲什麽呢？疑團滿腹。而我們卻再也容不下這滿腹的疑團了！我們餓怕了，死人死怕了。我們最最疑懼的就是窮。這不光是因爲我們曾經窮怕了，更主要的是我們到現在才剛剛明白過來我們到底有多窮。
我們應該好好想一想，再想一想。或許，在我們的意識深處，支撐著我們全副身心的仍舊是那貧困精神。這貧困精神曾經而且還可能把我們引入歧途，讓我們借槽懂懂地做蠢事、惡事，讓我們渾渾噩噩地挨餓、受窮。而這貧困精神眼下卻正用鞭子猛抽著我們，它非要我們醒醒，看看我們是怎樣地一無所有而又不能不有。
列車依然在黃土高原上向東狂奔。我憑窗注視著緩緩移動的黃土高原。在列車的碾軋和驚呼之下，它顫抖著緩緩擡起頭來注意到了這東去的列車。
車廂中一次又一次回蕩起那支淒婉的歌《一無所有》：
告訴你我等了很久，
告訴你我最後的要求，
我要抓緊你的雙手，
你這就跟我走。
這時你的手在顫抖？
這時你的淚在流？
莫非你是正在告訴我，
你愛我一無所有……
1988年7月12日
匆匆於北京
（全文完）
──轉自《觀察》(http://www.dajiyua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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