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5月15日訊】胡秀正，１９３３年生，女，北京師範大學附屬女子中學化學教師。１９６６年９月，胡秀正和丈夫一起因其丈夫的父親的“階級成份問題”被驅逐出北京並被打被“鬥爭”。他們後來試圖糾正對他們的這一對待以回到北京。１９６８年夏天，她被當作“清理階級隊伍”的“重點審查物件”，罪名是“企圖翻案，反對文化大革命”。她先遭大字報“揭發”“批判”，又在幾十人的會議上被迫“交代”她的“問題”，後來又被關押在學校裏不准回家，即受當時所謂“隔離審查”。１９６８年８月１１日，她被關押在學校中時，從五樓墜下身亡。她去世時３５歲。
照片上的胡秀正，樸素，嚴肅，端正，一副典型的中學女教師的形像。她也確實就是一個典型的普通的中學女教師。胡秀正１９５１年從北京師範大學附屬女子中學（簡稱“師大女附中”）高中畢業。因爲家庭經濟困難，未能升學。她畢業後先在這所中學當實驗室管理員，一邊在業餘學校學習。她從１９５４年起在這所中學當化學教員。１９６０年加入中囯共產黨。１９６６年文革開始時，她已經有十二年教齡。她當時的工資是每月六十四元。她的丈夫也是中學教師，每月工資六十八元。他們有一個女兒。另外，他們贍養胡秀正的寡母及外婆外公。
在１９６６年５月，毛澤東指示，“資產階級知識份子統治我們學校的現象再也不能繼續下去了”。後來他又明確說，所有的知識份子都還是“資産階級知識份子”，一個完全負面意義上的名稱。胡秀正也不能例外。當時幾乎所有的教師都受到批判。但是按照當時的“標準”，胡秀正似乎不該成爲教師中的“文革”的重點打擊物件。她是普通教師。在這所學校的教師中，胡秀正不算級別高的老師。她沒有上過正式大學，也算不上這所學校裏的“學術權威”，“反動學術權威”是一個文革要打擊的主要類別。另外，她年齡不大，１９４９年時１６歲，不太可能有什麽“歷史問題”。她也不是一個個性張狂的人。在文革中，一般來說，級別高、年齡大的老師以及個性突出的老師往往首當其衝受到迫害。他們會因其學術地位高而被當作“反動學術權威”鬥爭，或者因其教學歷史長而被認爲“歷史上有問題”，或者因爲好發議論而被認爲“有反動言論”。這些人所受迫害的程度一般也更爲嚴重。爲什麽胡秀正這樣情況的人也被當作“清理階級隊伍”的重點打擊物件受到殘酷整治以致身亡呢？
一，１９６６年：被抄家趕出北京
胡秀正的“問題”，起源於她的丈夫的父親的“階級成份劃分”。
胡秀正的丈夫張連元，是北京第八中學的物理教員。第八中學和北京師範大學附屬女子中學相距大約一公里，同屬北京西城區。他們在１９５８年結婚。１９６６年時他們住在師大女附中附近的教工宿舍裏，他們的女兒當時三歲，“全托”在附近的幼稚園中，周末回家。
胡秀正的丈夫張連元的父親，住在河北省固安縣牛駝公社五村生産隊。在１９６４年的“社會主義教育運動”（又稱“四清運動”）被劃成了“漏網地主”，並被命令參加“壞蛋會”，也就是說，成了“階級敵人”，成了“專政物件”。關於張連元的父親是否地主，是否“壞蛋”，胡秀正去世二十八年後筆者訪問張連元的時候，他還能詳細而流利地一口氣講述出他父親在１９４９年以前的歷史究竟是怎麽回事情，以及爲什麽他不應該被劃作“地主”。就像大多數人一樣，在共產黨掌權以前，在１９４０年代，他父親經歷過不少事情並有過起起落落變化。由於他父親的階級成份問題，在“文革”之後的１９７９年已經得到“平反”，所以他父親１９４９年以前的歷史上的種種細節，在今天已經沒有關係，但是他講得如此清楚而詳盡，並且還很激動，這實在是因爲當時關係重大。當他因爲父親的歷史而被打被關被鬥爭，以致最後失去妻子的時候，曾不知多少次地思索和整理這些故事。他也曾被迫寫了不少的文字材料爲他父親的事情“交代”“認罪”。所以，他把他父親的歷史細節記得如此清楚。筆者發現相當多的文革時代的過來人有這樣的特點：直到今天，他們對他們的父親青年時代的歷史，甚至記得比自己的歷史還清楚，因爲在文革中無比強調“階級出身”，他們也因此曾經一次又一次地敍述父親的歷史，後來，對他們自己的經歷，卻可能沒有需要回憶與敍述的場合。
在今天的情境中，人們對這樣的陳述，會覺得是一些根本不相關的事情。不論張連元的父親是否地主，是否“壞蛋”，又與胡秀正有什麽關係？他只是她的丈夫的父親。他歷史上的種種事情，都發生在胡秀正認識他的兒子之前。胡秀正不可能與她的丈夫的父親的過去有什麽關係。哪怕張連元的父親真是罪大惡極之人，又與她有什麽相干？然而，不幸的是，這不是文革時代的判斷方法。
這個離胡秀正遠而又遠的事情，在文革中成爲致命的罪過，並且直接導致胡秀正受迫害以致身亡。胡秀正被整死，她的罪名不是別的，只是“爲反動公公翻案”，進而又被上升爲更嚴重的“翻四清的案”和“翻文革的案”。按照文革的標準，“翻案”就是“現行反革命”行爲，要遭到嚴厲鎮壓。
１９６４年張連元的父親被劃成“漏網地主”之後，張連元向他所在的北京第八中學的共產黨支部報告了此事。北京第八中學的共產黨支部向學校所在的西城區區委彙報了此事。張連元閱讀了共產黨的有關規定，認爲“階級成份”應是按照１９４９年前三年的經濟狀況劃分的。按照這個標準，他的父親不應該是“地主”。張連元曾經給中共華北局寫信，請求“復查”他父親的問題。
１９６６年６月，文革的領導者下令所有的學校全部停課從事文革。１９６８年８月，紅衛兵組織普遍建立並掌握學校大權，開始了大規模的校園暴力和殺戮。１９６６年８月５日，胡秀正所在的中學北京師範大學附屬女子中學的副校長卞仲耘被紅衛兵學生打死。８月２２日，張連原所在的北京第八中學的負責人華錦被打死。歷史教師申先哲被打後自殺，化學老師韓九芳被打成重傷，幾乎死掉，後來終生殘廢，不能工作。紅衛兵從校內打到校外，不但打學校的老師，也打社會上的所謂“牛鬼蛇神”，到張連元也被打的那一天爲止，第八中學的紅衛兵已經打死了八個人。
那是１９６６年９月３日。張連元的父親所在的生産隊的兩個幹部來到北京，要把張連元和胡秀正抓到他們的村子裏去。他們的理由是這兩個老師“反攻倒算”，爲父親“翻案”，“妄圖翻‘四清運動’的案”。這指的是張連元曾在１９６４年後寫信給共產黨上級要求復查他父親被劃成“地主成份”這件事。這兩個人到了北京第八中學，和八中的紅衛兵取得聯繫。當時學校裏紅衛兵掌握大權。八中的紅衛兵給生産隊打了長途電話，證實了來人的身分。於是，初三（五）班的紅衛兵把張連元叫到物理化學生物教研組的辦公室裏。張連元一進去就被劈頭打了一頓。然後，從張父村子裏來的兩個人開始審問他。他們一邊審問一邊打他耳光。後來，紅衛兵學生開始輪番用木棍、銅頭皮帶、繩子、掃帚等抽打張連元。在打張連元的過程中，曾有別的老師來到辦公室，開門看到紅衛兵正在打張連元。
有兩個人試圖阻止紅衛兵打他。一個是實驗員，名叫張良銀。他對打人的學生說：“先不要打。你們要先把問題弄清楚。”紅衛兵把他硬推了出去。另一個是物理教師周國正。周老師是天主教徒，爲此當時他自己也在被批判，處境不好。但是他開門看到學生打人，就對他們說：“你們不能這樣打。”他試圖勸阻學生繼續毒打張連元。當時學校的人都有目共睹，從８月初到９月３日那一天，第八中學的紅衛兵已經打死打傷了多少人，都知道紅衛兵的殘酷無情。在那樣的恐怖氣氛中，實驗員張良銀和物理老師周國正出來爲正在被打張連元說話，實在是需要極大的勇氣的，也是非常難能可貴的。無怪乎二十八年之後，張連元還清清楚楚地記得他們倆的名字和他們當時說了什麽，對他們倆心存深深的感激。雖然今天我們作爲聽衆或讀者，在對這兩個人的敬佩之餘，還是會爲沒有較多的人這樣作而心感遺憾。但是，我們也因此更要記得他們的名字。在一個恐怖的時代，他們作了不平常的事情。他們勇敢，他們仗義，在同事朋友落難的時候，當別人收到不公正的對待的時候，儘管環境如此恐怖，他們伸出了他們的手，他們作了努力來試圖制止罪惡。不知道這兩個人是否還記得這件事情。雖然他們當時並不想當英雄，但是他們完全有理由爲當年所作的感到自豪。
９月３日，張連元被打了一整天。紅衛兵打他耳光，用打了結的粗繩子、掃帚和銅頭皮帶劈頭蓋臉地抽他，用車床上的三角皮帶敲他的腦袋。他們強迫張連元跪下，他們把腳踩在張連元的背上，左一下右一下地打他。張連元在看不見打人者的情況下，精神極度緊張，猝不及防。後來，他們又強迫張連元腿直著，身體彎成九十度，頭仰起來，頭上頂著一個罐頭盒。他們打張連元，還不許他動，不許罐頭盒掉下來。罐頭盒一掉下來，就更兇猛地打他。他們打累了，在一旁休息，同時強迫張連元彎腰仰頭頭頂著罐頭盒。時間一長，張連元的整個下身麻木得失去了知覺，跌倒在地再也起不來。他們狠命打他，但是他的腿動不了。他們覺得很開心，一邊毒打，一邊狂笑。整整一天，他們不給張連元喝水，也不給他吃飯，卻找來了一塊非常肮髒的窩頭，外面是乾裂的長了毛的，可是裏頭卻像漿糊一樣，又酸由臭。他們強逼張連元吃，不吃就打，吃慢了也打。有兩個紅衛兵拿著民兵訓練用的木槍要捅死張連元。張連元想，他也要被打死了，就像已經被打死了的同事華錦和那些他不知道姓名的校外的八個“牛鬼蛇神”一樣。他們之中有的人就是被木槍捅死的。但是一部份紅衛兵認爲應該把他送到他父親的村子裏去處理，說：“別打死了。留給村兒裏的人打吧。”晚上，紅衛兵把張連元一個人鎖在一間屋子裏，還跟他說：“不許逃跑，要跑抓回來打死！”第二天早晨他們來開門，一邊開鎖一邊說：“准他媽的死了。”
９月３日，八中紅衛兵還抄了張連元的家，辦理了戶口遷移手續，把他們夫婦的戶口遷出了北京。９月４日，他們用張連元的錢叫來了一輛卡車，把張連元和胡秀正夫婦二人連同他們的全部家具和衣物等都弄到了張連元的父親所在的地方，河北省固安縣牛駝公社五村生産大隊。到了那裏後，大隊幹部又強令他們交出隨身帶有的一切財物，現款、手錶、鋼筆。到了村裏，張連元和胡秀正被分別關押，不准見面說話，全天有人看守。在那兒，他們被打，被遊街，被體罰，在鬥爭會上被鬥。胡秀正也曾經被戴了高帽子遊街。當地的一個幹部告訴他們那裏的中學紅衛兵如何打人，已經打死了好幾個人了，然後威脅他們說：“再不老實，就把你們交給中學的紅衛兵。”當時，中學紅衛兵打人最凶，而且最無顧忌，可以不經任何法律手續便打死他們所認爲的“階級敵人”。他們打死了人，最多不過被說作是革命中“難免”的“過火行爲”而已。甚至直到八十年代，他們中的一些人依然堅持這個說法。張連元和胡秀正沒有辦法，只好按照生産大隊幹部要求的口徑寫檢討認罪。一星期後不再有人全天看守。他們和其他社員一起下地勞動，但是仍然沒有行動自由。張連元的父親被打得更厲害。他被施以一些殘酷的刑罰。有一次，他被強令在立起的板子上跪了一整夜，不許動一動，也不許上廁所。老人被折磨得幾次要自殺。
張連元的遭遇告訴我們，一，“翻案”被當作可以被打死的“罪名”。張連元在學校原來還不屬於“牛鬼蛇神”，但是當村子裏來人說他爲父“翻案”，紅衛兵立即開始毒打他。他既不能作肢體自衛，也不能作任何自我辯護。二，在１９６６年９月３日，在北京紅衛兵已經造成大量傷亡以後，紅衛兵依然把這種置人於死地的暴行看作理所當然的事情，而不是一個問題。他們有恃無恐，手下無情。三，一些紅衛兵用非常惡毒的方式來折磨殘害人，以打人取樂，一任邪惡的願望發泄，這種惡意根本不是用“革命理想”能解釋的，比如強迫張連元彎腰仰頭頂罐頭盒，強迫他吃黴變的窩頭，都是這類例子。
在１９６６年夏天，在北京，有十萬人在被鬥爭被遊街被抄家被打以後，又被遷出戶口，被掃地出門驅逐出北京，像張連元和胡秀正夫婦一樣。他們中有些人在北京的火車站上或者在離開北京的火車上又遭到毒打，甚至在車站和火車上被打死。這是文革領導者的重大行動之一。這一行動清洗了北京城。盡管被驅逐的人數有十萬之多，儘管比例達到北京人口的百分之二，這一事件確一直未被報告，這一數位也只在“內部”知道。當時的媒體沒有對這一大規模的對和平居民的迫害作任何報導。我們可以看到的文字記錄，只是“首都紅衛兵西城區糾察隊”發佈的一項關於這一行動的一紙“通令”，即所謂“第四號通令”。這一通令的副標題是“關於對地、富、反、壞、右、資的家進行查抄的意見”。其中分爲七節，有七個小標題。最後一個小標題是“七、給出路”。這一節說：
確實查明、並鬥爭過的黑六類（指標題中的“地、富、反、壞、右、資”六類——引者注）的分子，尤其是逃亡地富份子，除現行反革命份子應當依法處置外，其餘一律給政治上、生活上的出路，這個出路就是限期（於九月十日前）離開北京（如有特殊情況，經本人所在單位及查抄單位批准，可酌情延長），回原籍勞動，有革命群衆監督改造，給他們重新做人的機會。
這個“第四號通令”於１９６６年８月２９日發佈，就像政府的法令一樣有權力，而且通過紅衛兵的暴力行動施行。不到兩星期以後，９月１１日，“首都紅衛兵西城區糾察隊”又發出了“第八號通令”，其中寫道：我們要警告那些妄圖反攻倒算，變天翻案的混蛋們：我們的革命群衆和紅衛兵出於對階級敵人的刻骨仇恨，抄了你們的家，打了你們的人，給你們戴了高帽子，牽你們去遊街示衆，趕你們回原籍勞動改造。我們認爲：抄了就抄了，打了就打了，戴了就戴了，遊了就遊了，趕了就趕了，沒有什麽了不起的！
北京第八中學的紅衛兵，是“西城區糾察隊”的成員之一。他們的身份和他們的“通令”，在那時給了他們可以把胡秀正夫婦驅逐出北京的權力。這兩個“通令”都不長，但是這些文字背後，是十萬人的悲慘遭遇。胡秀正和張連元身受的災禍，僅僅只是這些文字導致的後果的冰山一角。
二，１９６７：所謂的“翻案”活動
張連元和胡秀正被關押在村子裏的時候，他們幾次設法通過胡在北京的妹妹給中共中央、國務院、中央文化革命小組、中共北京新市委寫信和打電報，請求幫助解決他們的問題。但是，他們的信都被轉到了中共華北局，又被轉到中共天津地委，接著又被轉到固安縣委。這是當時對這種信的常規處理方法。張連元和胡秀正設法請求固安縣委不要把信再轉給公社。但是固安縣委仍然這樣作了。這樣的把上告的狀子層層下轉的處理方式會導致什麽結果，每個稍有知識的人都可以想見。這樣處理人民群衆的來信，即把告狀信轉給有權力的被告，寫信人請求解決的問題不但不可能得到解決，還會遭到更大大報復性迫害。實際上，這也就是決定用這樣的方法處理“人民來信”的人的本意。他們並不打算幫助人民解決問題。可是普通人沒有別的辦法，仍然抱著僥倖心理投寄這類信件。
張連元和胡秀正有個三歲的女兒，被留在託兒所裏。他們被長期扣留在村子裏，不許他們看望孩子。直到這一年的１１月３日，也就是兩個月之後，在一再請求之後，胡秀正終於被允許回北京看孩子。隨後，她把自己的戶口要了回來並落在了北京。這時，她開始設法要把丈夫從農村弄回北京。她曾經去“人民來訪接待站”請求幫助，未有效果。她又想別的辦法。在現存的材料中，有一張１９６７年１月１３日由北京郵電醫院門診部開出的診斷書。胡秀正給生産大隊的兩位共產黨支部書記寫信，說她生病，她的母親病重住在醫院裏，她的孩子也病了，學校裏的老師們都忙於文化大革命，她無法要求學校裏的同事幫忙。胡秀正以這些爲理由，請求書記准許張連元請幾天假，回北京一趟，把女兒帶到村裏去。經過多次交涉，張連元得到五天的假，回到北京。回到北京之後，張連元沒有再回農村。但是他的戶口還在農村，他的全部家具衣物也在那裏。那邊拒絕給他戶口，也不還給他從他家運去的家具衣服等東西。這時候，文化革命的大形勢發生了一些變化。半年以前能有權打死人的不可一世的紅衛兵，由於其領袖人物多爲高級幹部的子女，這時隨著他們的父母被衝擊清洗，在名爲“批判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的新運動中，他們失勢了。１９６６年１１月，中共北京市委發出指示，不准私設公堂打人，私設拘留所關人。其實，這種“私設公堂打人，私設拘留所關人”的情況已經在北京公然實行了三個多月了。在這樣的形勢下，一些在１９６６年夏天被驅逐出北京的人，試圖以按照政策他們不屬於應被驅逐出北京的人爲理由重回北京。他們在１９６６年夏天在北京飽受折磨，被驅逐到農村後，作爲“階級敵人”也無處安生。他們的境況十分悲慘。可是，緊接著，１９６７年３月１８日，“北京市公安局軍事管制委員會”發出了一份“布告”，（這時軍事管制委員會執掌很多有關的權力），再次重申肯定１９６６年夏天紅衛兵的“遣送”行動，不准被遣送的人返回城市。這份布告說：
我們的偉大領袖毛主席教導我們：對於反動派，必須“實行專政，實行獨裁，壓迫這些人，只許他們規規矩矩，不許他們亂說亂動亂動。如要亂說亂動，立即取締，予以制裁”。首都紅衛兵和革命群衆，高舉毛澤東思想偉大紅旗，在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中，把一批堅持反動立場的地、富、反、壞、右和社會渣滓遣送會農村監督勞動，這對鞏固無產階級專政具有重大意義。近幾個月來，有些被遣送走的地、富、反、壞、右份子私自返回北京，有的妄圖翻案，無理取鬧，進行破壞活動，擾亂社會秩序。爲了加強對敵人的專政，維護首都的革命秩序，根據廣大革命群衆的要求，特頒發“關於在文化大革命中被遣返後返京人員的處理辦法”，希一律遵照執行。
北京的街上到處貼著這張“北京市公安局軍事管制委員會布告”。這時候，張連元住在北京沒有戶口，地位岌岌可危。到了五月初，張連元所在的北京第八中學當局宣佈動員張連元遣返。張連元去北京公安局西城分局第五科，談他的情況，交了材料，要求不走。分局強調他的戶口不在北京，就應該離開。北京有特別嚴格的戶口制度。在當時的北京，沒有戶口，不但不能得到定量供應的糧食以及不能工作賺錢，而且根本不准居住。到各家“查戶口”是當時常有的事情。更重要的是，被登出北京戶口驅逐出北京，這是對“階級敵人”和“牛鬼蛇神”的待遇，得到這樣的地位，不管走到哪里，都是被“專政”的對象。“戶口”對一個人來說性命交關。胡秀正和張連元爲恢復張連元的戶口而拼命奔走，是十分自然而且不得不作的事情。但是，實際上，他們恢復張連元戶口的努力始終未見效果。直到胡秀正因爲“翻案”被“隔離審查”時，張連元仍然沒有能在北京恢復他的戶口。相反，他們的努力導致了他們受到新的一輪迫害。在１９６６年，他們的罪名是“翻四清運動的案”。在１９６８年，他們新增加的罪名是“翻文化大革命的案”。他們倆個人都因此被“隔離審查”。胡秀正在“隔離審查”中身亡。張連元活了下來。張連元的戶口直到１９６９年７月才又在北京恢復。其時，胡秀正已經去世近一年了。
在被二次“遣返”的可能性的威脅下，１９６７年５月間，張連元寫了一份材料，訴說他們的不幸遭遇。這份材料由張連元和胡秀正兩個人署名。他們在材料中盡可能使用了一些當時可以找到的“理由”。他們說他們都是普通教師，屬於文化革命所強調的“群衆”，而不屬於這一“革命”的打擊物件。打擊群衆正是當時所說的“資產階級反動路線”“轉移鬥爭大方向”的手段。他們由此指出不還給他們戶口是“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的表現。另外，當時張連元的父親所在的生産大隊的共產黨支部書記因文革運動發展而也受到批判，他們因此指責是這樣的“黨內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迫害了他們一家。胡秀正也曾經和張連元一起去“中央文化革命小組”的“接待站”談話並送了這份材料。他們也給江青等文革領導人寫過信。他們的燃眉之急是要讓張連元的戶口轉回北京而不是被驅逐到農村去。他們必須解決這個問題。他們不可能反對文革，只是希望盡可能從文革的宣傳中能找到一些理由來解決自己的生活問題。
他們夫婦的行動後來被叫做“翻文化大革命的案”，其實他們所作的，只是試圖翻他們自己的案，他們試圖說明他們不應該受那樣的懲罰，而不是要否定文革的定案的標準。甚至他們自己就沒有一個正式的“案”，就是在文革的第一年，兩個村子裏來到幹部和北京第八中學的紅衛兵將他們毒打後強行送往了農村。從來就沒有過一個法律上的立案的手續，也從未有過審判和定案。（當時被打死的數千人和被驅逐的十萬人，都沒有經過任何法律程式。）“翻案”的意思是不同意已經定下的案子結論並試圖改變。然而在當時，很多案子根本沒有定過，或者是定得很草率的，特別是沒有容許當事人爲自己辯護。比如張連元的父親的成份，據說“四清”工作隊三榜定案都不是地主，但在工作隊離開前的前一天晚上宣佈他是地主。在這種情況下，相當多的被定罪的人或他們的家屬會提出對他們的定罪的不同意見。他們並不是反對定罪的標準，而是提出他們的案子不符合那些既定標準，故而提出申訴。這從法律程式來說完全是完全正常的事情。
但是，從五十年代初開始，這種申訴就可能給申訴人帶來懲罰。比如，在１９５７年，有的人就因爲對１９５２年的“鎮壓反革命”提出申訴而受到處份。很多人被打成“右派”，不是因爲他們有新的罪行，而是因爲他們的“翻案”本身可以成爲罪名。文革中的一個特別情況是，在１９６６年１０月的“批判資產階級反動路線”運動開始之後，有大量的共產黨領導幹部被“打倒”了。於是，有的過去被這些領導幹部定罪的人想要利用這個種會來宣稱他們過去受到的處份是錯的，從而改善他們的處境。特別是在１９６６年秋天，一些因爲批評在１９６６年６、７月間掌管學校的“工作組”而遭到批判鬥爭的學生被平反甚至成爲官方認可的“左派”之後，一些別的受到迫害的人也開始想要平反。但結果是，除了這僅有的極爲少數的一類人以外，別的人爲自己平反的努力都被稱爲“右傾翻案風”甚至“反革命翻案風”而遭到嚴厲鎮壓。１９６６年下半年到１９６７年上半年的批判“資產階級反動路線”是文革的一個重大轉折，結果之一是把文革的主要矛頭指向了所有黨政機關的“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但是並不意味著這些人在臺上的時候受迫害的人就沒有問題了，更不意味著迫害的原則被否定了。１９６７年１０月２６日，中共中央發出了一個文件，編號爲“中發（６７）３２５號”，標題叫做“中共中央關於不准地、富、反、壞、右乘機翻案的規定”。這個文件說：目前有一些地、富、反、壞、右分子在文化大革命運動中到處申訴，無理取鬧，趁機否定過去的罪行。中央重申過去的規定，不准地、富、反、壞、右在文化大革命中趁機翻案，個別錯案，確實需要甄別的，也要放在運動後期處理。在押犯人，在勞改工廠勞改農場的犯人，一律照舊看管，不准亂說亂動亂動。
有了這個文件，“翻案”正式成爲罪名。
三，１９６８：死於“隔離審查”
１９６８年春天，一個新的運動開始了，名叫“清理階級隊伍”，後來被簡稱爲“清隊”。根據當時的指導性文件，“清理階級隊伍”的預定目標是“挖”出“隱藏的”“階級敵人”，重點是審查幹部和教員。“清理階級隊伍”是文革中迫害人最多最狠，時間也最長的一次運動。之所以能這樣，一個重要的原因是這個運動是由上而下相當有組織地進行的。在上面，毛澤東親自批發了一系列通知和文件，詳細指導如何搞這一運動。１９６８年５月１９日，毛澤東在姚文元送上的一份材料上批示：
文元同志：建議次件批發全國。先印若干份，分發有關同志，然後在碰頭會上宣讀一次，加以修改，再加批語發出，在握看過的同類材料中，這件是寫得最好的。毛澤東，５月１９日。
毛澤東的這個指示後來被稱爲“５１９”指示。姚文元送的這分材料標題爲“北京新華印刷廠軍管會發動群衆開展對敵鬥爭的經驗”。二者一起作爲“中發（６８）７４號文件”下發。這份報告裏，提到了這個廠的“階級敵人”有數十個。後來，毛澤東的中央警衛部隊８３４１部隊還整理了一整套“經驗”，下達到每個基層單位，包括農村的生産大隊。全國的每個單位都開展了這個運動。各地在文革中成立的新權力機構“革命委員會”掌管審查誰，關押誰，開鬥爭會鬥爭誰，以及最後的“定案”和“處理”。毛澤東給“革命委員會”命名並明確制定了“革命委員會”實行“一元化”的領導，也就是說，共産黨和政府不分，行政和立法和司法部門不分，監獄和行政部門不分。在文革前這些部門就不分清，但是從來沒有像文革中那樣在理論上和實踐上合成一體。一個中學的“革命委員會”，就可以關押它的教員和職工。１９６８年，各地的“革命委員會”領導了１９６６年紅衛兵殺戮之後發生的最大的一場對人的迫害。
在“清隊”時期，有兩個特別的詞語成爲常用的：一個是“專案組”；另一個是“隔離審查”。各個單位都建立了一些“專案組”，搞“審查物件”的“專案”，也就有相當一批人成爲“專案組”成員，他們那時的專職工作就是審問和調查被“清理”的物件。被審查的人可以被“專案組”關押在單位裏，不得自由行動，不得回家，叫做“隔離審查”。很多被立“專案”的人在這種校園監獄裏被關押了幾個月甚至幾年。在那一時期，全國的每個單位都建立了這樣的關人的地方。
所謂“隱藏的”的“階級敵人”有兩大類，一是“歷史反革命”，意思是在歷史上有過“反革命”活動的人，另一是“現行反革命”，意思是當時還在進行“反革命”活動的人。當時停課停工，就是要“挖”這兩種“反革命”。每次“挖”出來一個，就當做“毛澤東思想的偉大勝利”。“挖”出的“敵人”越多，功勞越大，所以各“革命委員會”都要儘量多“挖”，以顯示其革命性並且邀功。１９５８年的“大躍進”中有很多領導幹部誇大糧食畝産量，但糧食是吹牛吹不出來的。這一次，把人硬弄成“反革命”，卻比誇大糧食産量容易得多。一時間，各種雞毛蒜皮的事情，都可以被當作“反革命活動”被追查。
在文革的前所未有的高壓恐怖和嚴密控制下，從事真正的“現行反革命”活動是極其困難的，從而也是極其少見的。但是這並不妨礙在那時“挖”出大量的“現行反革命”來。當時“挖”出來的“現行反革命”主要有兩類：一類是在私人談話或者私人通訊以及日記中說過寫過些被認爲是“反革命”的東西，另一類是試圖減輕或撤銷自己過去受到的懲罰，被叫做“翻案”。
就在這樣的大背景下，１９６８年春天，張連元和胡秀正因爲“翻案”在各自的學校中被攻擊。胡秀正被北京師範大學附屬女子中學的革命委員會列爲“清隊”的打擊物件。胡秀正在學校被貼大字報。大字報攻擊她“爲反動地主翻案”，“翻四清運動的案”，“翻文化大革命的案”。一如１９６６年夏天，她的丈夫受他父親的牽連，她又受她丈夫的牽連，成爲新一輪整人運動的靶子。除了要接受“專案組”的幾個成員的反復盤問之外，她還被要求去學生的班裏一次又一次地“交代問題”。當時學生依然不上課，正在等待“分配”。學生中的積極份子成爲“專案組”成員，一般的學生則被組織起來一上午一上午地聽被“清理”物件的交代。胡秀正的“交代”，不斷被聽衆高喊的“胡秀正必須老實交代”，“坦白從寬，抗拒從嚴”打斷。
以中學生的年齡，對於從１９４９年開始的“劃分階級成份”不甚了了。但是十六七歲的學生也具備推理能力。胡秀正有什麽大錯？她的丈夫寫了一封信給上級黨委，要求復查父親的問題。然後她和丈夫一起被鬥爭並且被抓到農村，他們家裏的東西都被拿走了，她的丈夫沒有戶口。她不得不起來要求改變這種處置。如果說她要求改變這種狀況的行動是“翻案”，是“反革命”，因而應該被懲罰被鬥爭，那麽就意味著她只有接受１９６６年的那個處置，那樣她也沒有活路。而且，也沒有人來說明１９６６年對於他們夫婦的處置是正確的，是革命的最終判定。怎麽能這樣不給一個人活路？但是，在會上會下，都沒有人對於胡秀正成爲審查物件之事提出疑問。在大會小會上，對胡秀正的質問和咒駡聲勢洶洶，爭先恐後。那些表現積極的人的動機可能相同又不同。有的人後來因參加“專案組”而“分配”到較好的工作，有的人可能只是隨大流。但共同的是他們都努力顯示出他們非常激烈非常“革命”非常願意和“反革命”作“鬥爭”。
由於張連元那時不能跟胡秀正見面，張連元無法知道她所受到的“鬥爭”的細節。但是學校裏的人都知道，有一次，學生被學校的“工人解放軍毛澤東思想宣傳隊”組織起來鬥爭這個學校的副校長胡志濤４８個小時，學生輪流睡覺休息，胡志濤被連續“鬥爭”了４８個小時。這樣的“鬥爭會”，在當時是被當作功勞和成就來宣揚的。和１９６６年不同，１９６８年的“清隊”一般沒有在大庭廣衆之下把人活活打死，但是這類長時間的“鬥爭”和“審問”，仍然是大張旗鼓地進行的。另外，在關起來的門背後，大量使用體罰如罰站罰跪等等，也是公開的秘密。夜半審人是常常使用的被認爲可以逼出口供的有效辦法。還有個特別的名詞叫做“熬鷹”。有兩位老師，被逼得沒有辦法，只好承認了所有要他們承認的罪狀，甚至還添枝加葉說出種種故事，如他們如何當特務，如何搞破壞等等，終於被允許睡覺，然後，他們再來“翻供”，說這些故事都是編出來的。這個學校的一個１９歲的女學生參加這種深夜審訊時，雖然是審訊別人，也因勞累和恐怖氣氛而昏厥倒地。
在１９６８年６月，張連元寫了檢討，檢討他沒能和“反動家庭劃清界線”，檢討了他給上級寫信的“動機和目的”。胡秀正也寫了幾份很長的檢討，承認自己的過錯：不該對於她丈夫的父親的生産隊做的政治結論有疑問，不該在被揪到村子裏以後對此心存不滿，不該寫信要求幫助。她一再表示認罪，一再檢討自己的“階級立場錯誤”。這些檢討寫得非常認真細緻誠懇。她忍耐了那麽多的侮辱和折磨之後，又做了極大的努力，試圖把自己改造成爲那些“鬥爭”她的人要她變成的那樣。但是，她的努力沒有被接受。對她的鬥爭繼續升級。
先是她的丈夫在北京第八中學被“隔離審查”。８月初的一天，張連元終於獲得准許回家了。但是，他剛能回家，緊接著胡秀正又被“隔離審查”了。他們的一個鄰居，也是胡秀正學校裏的同事，晚上來通知張連元，說胡秀正不能回家了，要張連元給糧票和錢，帶給胡秀正在學校裏買飯吃用。８月１２日下午五點，北京第八中學的領導通知張連元說，胡秀正自殺了。他們說胡秀正是在８月１１日自殺的，是從北京師範大學附屬女子中學學生宿舍的五層樓上跳下來的。
儘管張連元的家離學校很近，張連元在妻子死了一天之後才得到死訊。他抱著孩子去了北京師範大學附屬女子中學。胡秀正的屍體已經被從宿舍樓旁邊移到了圍牆邊的一個僻靜角落。她的身上蓋著一片舊草袋，一隻腳露在草袋外。師大女附中當局召開大會，聲討胡秀正是“自絕於黨，自絕於人民”。她在死後受到“以叛黨開除黨籍處理”。學校的幾個老師把她的屍體送去了火葬場。張連元收到了胡秀正在“隔離審查”中的一些遺物，是一些學習毛澤東著作的筆記和檢討書的草稿。遺物中沒有遺書，也沒有寫到任何悲觀的或者跟自殺有關的念頭。張連元一直不相信她是自殺的。他想如果她自殺，會留下遺書給孩子和他。他們唯一的女兒還不到五歲，如果她自殺，她一定會留話給孩子。他覺得她不可能自殺。他們已經結婚十年，他深深地瞭解她。她是堅毅的女子，很年輕的時候就獨立工作，承擔了贍養家庭的經濟重擔。１９６６年文革開始以後，他們一起經受了暴力和恐怖。他們一起被綁架到村子裏，並在那裏被鬥爭折磨。兩個月後她設法離開了那裏，並又設法讓他也回到了北京。她是勇敢而有韌性的人。文革開始後的兩年以來，她已經經歷了那麽多災難，她可以再忍受下去的。她死的時候，她是被“隔離審查”的。她的家人親友不知道她在關押她的地方經受了什麽。她被打了嗎？她被侮辱了嗎？她受了什麽樣的折磨？她的親人全都不知道。張連元仔仔細細地閱讀了從隔離審查室拿回來的每一片有胡秀正筆迹的紙片，不能發現任何自殺的徵兆。張連元從來不相信胡秀正是自殺的。他說他只是找不到明確的證據。
他當時根本也不可能有機會去尋找證據。胡秀正死之後，張連元又第二次被“隔離審查”。在北京第八中學，他和另外一些老師，一共至少有九個人，被關在一起。地上鋪了些稻草，一個挨一個地睡在那裏，每天“早請示”“晚彙報”的時候，這些被“隔離審查”的人被押著在毛澤東的像前向“請罪”。被“審查”的人也常常挨打。張連元曾經被打。在被關期間，他們被要求每天寫“檢查交代”和“思想彙報”，還被強迫互相揭發。在他被“隔離審查”期間，他和胡秀正的孩子又被留在託兒所裏，連星期天也在那裏跟著值班的保育員。
張連元在北京第八中學被一直關到１９６９年春天。有一天開會，掌管學校的“工人解放軍毛澤東思想宣傳隊”宣佈，他可以回家了，可以參加老師的活動了，不再受隔離了。用當時的文革術語說，他被“解放”了。也像當時的規則，在被“解放”之前，他必須寫一份很長的“自我檢討”。所以，爲他的被“解放”，張連元又寫了長篇檢討。他保留了他的“檢討”的底稿，所以現在還可以讀到。在檢討中他又從頭“交代”他的“家庭問題”和“翻案問題”，並且，“感謝”“黨和毛主席”對他的“挽救”。
張連元的全部“罪狀”，就是寫了幾封申訴信，他想讓共產黨上級瞭解，他的父親在１９４９年的前三年不是地主，後來，他想讓文革的領導人知道，他不該被驅逐到他父親的村子裏去。因爲這些申訴信，從１９６６年到１９６９年，張連元被毒打，被侮辱，被長時間關押，最殘酷的，是他的妻子被害死了，永遠不會回來了，他的年幼的女兒的童年飽受驚嚇，而且永遠不再有母親了。在他被關押的時候，他寫了無數份檢討，認錯，認罪，詛咒自己。最後，爲了被釋放，他還要“感謝黨和毛主席”。
在“清理階級隊伍”時期，在北京師範大學附屬女子中學，胡秀正之後，有兩位教師自殺身死。他們是語文老師周學敏，歷史老師梁希孔。周學敏老師溫文爾雅，她的語文教學法曾經在文革前被推廣，她也因此成了“反動學術權威”。梁希孔詼諧風趣，他的歷史課上笑聲不斷，而且學生都說學到了很多知識。恐怖的“清隊”摧毀了他的幽默感和一切。在北京第八中學，青年教師高家旺被當作“現行反革命”關起來，在１９６８年秋天自殺。
不只是在胡秀正和張連元的學校發生了這樣可怕的死亡。在別的學校，也是一樣。根據筆者的一項涉及上百所學校的調查，在調查涉及的北京的中學裏，在“清理階級隊伍”運動中，因受“審查”而自殺的還有：在清華大學附中，體育老師趙曉東跳樓自殺。在北京大學附屬中學，圖書館管理員李某被打死，炊事員王厚跳河自殺。在北京景山學校，語文老師於共山和季新民自殺。在北京二龍路學校，物理教員張放上吊自殺。在北京第四中學，語文老師劉承秀用剪刀自殺。在北京第五中學，俄語教員何光漢自殺。北京第六中學的歷史老師焦庭訓被關押在學校時，以頭紮入貼大字報用的漿糊缸身死。在北京５１中學，體育教員湯聘三自殺。在北京第一女子中學，校工馬鐵山自殺，副校長王玉珍和丈夫一起自殺。在北京第三女子中學，兩位女教師孫曆生和方婷之自殺。
自殺，在“清隊”時被叫做“自絕於人民自絕於黨”，被詛咒爲“死有餘辜”。死後還被開“鬥爭會”批判。胡秀正的“幸運”只是她的屍體未被弄到會上來再次“鬥爭”，但是有的地方就有這樣的事情發生。
１９７１年林彪死了之後，處理人的政策有了一些變化。１９７３年，中共中央有文件說運動中自殺的黨員不再以“叛黨”論處了。由此，胡秀正有了一個新的“結論”。這個結論說經審查胡秀正沒有問題，“故不予以叛黨開除黨籍處理”。但是這句話是從她在文革後的“平反結論”中轉引來的。當時的兩次結論，沒有給予家屬書面材料，只是念給張連元聽過，所以現在無法引用。再後來，在毛澤東死了兩年之後，她的因爲“翻案”而成的罪案才終於翻了案。１９７８年，胡秀正得到了“平反”。她的追悼會是１９７８年７月在北京師範大學附屬女子中學開的。其時胡秀正已去世整整十年。
張連元的父親，也在１９７９年得到解決。先是“摘帽”。幾經周折之後，他的“階級成份”不再是“地主”而被確定爲“工人”，他也由“摘帽”改成了“撤帽”。
四，誰害死了胡秀正？
在１９７８年的“落實政策”過程中，文革中間由“專案組”整的材料和被審查者的“結論”等等都被從人事檔案中抽出燒毀。這些材料當時從來沒有給過被整的人一個副本，被整的人從未看到這些對他們生死攸關的文字。但是這些材料在１９７９年由人事幹部拿出後，直接燒毀，仍然不准受害者看到內容。在北京第八中學，張連元作爲兩名教師代表之一，見證這一燒毀文革整人材料的燒毀過程。僅僅一個中學，這樣的材料就有整整兩個標準尺寸的大麻袋。麻袋裏的紙片被掏出來直接投入鍋爐，很快燃燒成灰。但這些紙片曾經整死了人，沒死的也被整脫了幾層皮。張連元也曾經去胡秀正的學校要求查看胡秀正的案卷。那邊人事處的幹部告訴他，材料已經都銷毀了，爲了“避免後患”。
於是，張連元拿到的只是一紙的蓋有“中共北京師大附屬實驗中學支部”紅色圖章的“胡秀正通知平反決定”。這個決定說：“１９６８年８月１１日，胡秀正同志因受林彪”四人幫“反動路線的迫害，不幸逝世。當時強加給胡秀正同志的錯誤決定和一切誣陷之詞，應予完全推翻，給予徹底平反。”這個決定的日期是１９７８年６月１５日，在毛澤東死了近兩年之後。
指導“清隊”的中共中央文件，都有毛澤東的批示或者“圈閱”。這些文件詳細指導如何“鬥爭”，一一“傳達”到基層。但是在文革後的此類“平反”文件中，按照統一口徑，都說成死者是“受林彪‘四人幫’反動路線的迫害”。這個決定甚至也沒有說“當時”迫害胡秀正的“決定”的內容到底是些什麽。實際上，“當時”甚至也沒有給胡秀正的家屬一個正式的書面的說法。“當時”的種種做法害死了胡秀正，卻未留下任何記錄。
文革以後，在一份“內部”材料中說，在“清理階級隊伍”中，在北京市，有３，０００人自殺，２００人被打死。沒有給出準確的數位，也沒有給出受難者的名字。而且，也從來沒有讓普通的人們或者歷史學者瞭解這個數位。３，２００人的死，是一個巨大的數位，而且，也有足夠的理由質疑這個數位的數量級是縮小了的。從現在找到的一些單位元的局部的死亡密度來計算，在北京一地，在“清理階級隊伍”中死亡的人的總數可能比三千二百多得多。胡秀正，是這一文革中最大規模的整人運動的千千萬萬受難者之一。如果說胡秀正的遭遇有什麽特別之處，那是她的主要“罪狀”——“翻案”。胡秀正實際所作的，只是設法爲她的丈夫把戶口恢復到北京；而她的丈夫失去了北京戶口，是因爲他爲他的父親的“階級成份”說了不同意的話；而他父親被劃成“階級敵人”，並不是因爲真是有過土地的“地主”，而只是因脾氣不好得罪了村裏的幹部。父親的冤案發生在先，丈夫因爲給父親辯護而獲罪，妻子又因爲給丈夫辯護而獲罪。辯護本身被認爲罪行。這“罪行”又從“和反動家庭劃不清界線”而升級到“翻文化大革命的案”，而“反對文化大革命”在當時被認爲是最嚴重的罪行之一。最後，“翻案”這一“罪狀”直接導致了胡秀正的死。
在文革時代的大規模的迫害中，一方面，把一些本來不是“罪”事情當成了罪，比如，批評了毛澤東，文革前的寫在紙上的法律至少還並未說這是重罪，但是１９６７年制定的所謂“公安六條”就把所謂“攻擊誣衊偉大領袖毛主席和他的親密戰友林彪同志”定爲大罪。另一方面，被定罪的人不但不能爲自己辯護，而且自我辯護會成爲新的罪行，以至被當作“罪上加罪”。這種作法在文革前就有，在文革中更是在理論上和實踐上都發展到了極其嚴重的程度。前者給人帶來了大難，後者又把人往災難的深淵中推了一層。國家“專政”機器，有了這兩個巨大的鐵輪，橫衝直撞，碾碎了無數普通人的血肉之軀和他們理所應有的生活。
退一萬步說，即使胡秀正真的做過壞事，允許她辯護又會有什麽不良後果呢？在法學理論上，關於辯護的重要性可以說出很多道理來。辯護是基本的人權之一。至於不允許辯護在實施過程中會導致什麽，胡秀正的悲慘遭遇體現得很明白。
張連元後來再結婚，他的妻子是林則徐的後代，和他一起撫育了胡秀正生的女兒。文革的結束使胡秀正的女兒有了和母親不同的命運。她考上了大學，又出國留學。１９９７年，她在英國獲得生物學博士學位。這時她的年齡和她母親去世時相仿。她已經結婚並有了一個孩子。一個人的生活原來可以是完全不同的。但是在文革時代，從１９６６年９月到１９６８年８月，無論她的母親胡秀正作了多少努力，還是無法逃脫那樣的悲慘命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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