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6月30日訊】《醜陋的中國人》在大陸開始流行於１９８６年，真正大量深入民間卻是１９８７年。１９８６年，人們能讀到的只限報刊上轉載的其中若干篇目，有機會讀到港、台版《醜陋的中國人》的只是極少數。１９８６年，我到廣州參加那裏舉行的文化戰略研討會。文化戰略是當時頗爲流行的一個話題，同樣名目的會議剛在上海開過不久又在廣州召開。由於以實踐爲檢驗真理唯一標準、反對兩個“凡是”的思想解放運動主要目標是破除“文革”中的種種倒行逆施和思想束縛，開放改革才只有幾年時間，“文化戰略”的討論還不可能認真觸動到中國傳統文化深層次的要害，距離《醜陋的中國人》提出來的一系列問題還有好幾步。這時，得風氣之先的廣州已有不少人讀到過這本書並向我提到它。正在編選《當代雜文選粹》的我早就關注著柏楊，於是開會期間托朋友從香港弄回一本，回京後同《當代雜文選粹》的主編嚴秀和湖南文藝出版社的弘征聯繫，取得一致意見：先出許多人都極欲一睹的《醜陋的中國人》，然後再考慮出選粹小冊子。當我們在編印這本書的時候，完全意識到這將會是一本引起強烈反響（贊同者和反對者都同樣強烈）因此要耽一定風險的書，必須用最快的速度搶先印出並儘快送到讀者手上。我和嚴秀在北京作了若干刪節（主要是想降低定價便於普及）於十月末寄到湖南，又三人共同寫了一篇《編後記》。弘征十一月中旬發稿，親自坐在工廠校改催印，不到二十天，即當年十二月上旬，第一本大陸版的《醜陋的中國人》就出書了。出版社組織一個班子專門負責發行，書一下機就直接從工廠打包用快件向各地發貨。就這樣，一個月內印行了９０萬冊，比別的出版社都較好較多地把它灑向全國各地，馬上變成了一本人們爭購的暢銷書。
有一種觀點認爲，《醜陋的中國人》所以暢銷，是人們“仍然不失悠閒，愛看熱鬧的興趣，並未比前減退”（臺灣版《醜陋的中國人》３０５頁，下同）導致的。此文發表在洛杉磯的《論壇報》，也許是彼時彼地部分華人的心情；但是，大陸的中國人卻未必有此閑情。此文作者接著說：“中國現代史是一本內憂外患的民族災難史，長期的貧困苦難，已使我們中國人的民族自信蒙上陰影。”因此，“中國人現階段應該注意的，倒是‘貧而無諂’，至於‘富尤驕’‘富而好禮’的不急之務，恐怕還需等上半個世紀。到那時，再寫一本《醜陋的中國人》不遲。”
把柏楊這本書看成閑得無聊的人才愛看的“貧而諂”的作品，當然也可以是一家之言。然而，就大陸廣大讀者的心情來說，《醜陋的中國人》主要的作用是有助於他們反思而不是向誰“諂”什麽。
中國現代史確是一部內憂外患的民族災難史。在這百年當中，中國人如何反思，話題太遠，姑且暫時不討論它。大陸人民當時關心的問題是，1949年我們搬掉了帝國主義等三座大山後，爭取到在沒有內憂外患的條件下建設一個富強的新中國的條件；但是，這三十年來，除了個別年頭外，人民仍然沒有過上安生的日子，仍然貧困苦難。光是“大躍進”和“文革”給我們帶來的災難就“史無前例”。這是爲什麽？開始，人們在十年浩劫結束時，把責任完全歸咎於“四人幫”的作惡，控訴他們推行封建法西斯的滔天罪行，然後，人們控訴“左”禍帶來的苦難，鞭撻“四人幫”一夥和他們的幫兇的愚昧無恥，控訴封建主義愚民政策的猖獗，提出了諸如那怕是好皇帝咱們也不需要，要用自己的腦子當家作主的觀點，並在此基礎上大膽提出爲“個人主義”正名的口號。人們從鄧小平《黨和國家制度的改革》所提出的綱領性意見中似乎也看到了中國大踏步前進的希望。開放改革又進一步開闊了被封閉了三十年的大陸人民的眼界，人們迫切要求進一步解放思想。但是，卻不時傳來不同的噪音。１９８１年對《苦戀》（電影《太陽和人》）的批判，１９８３年對人道主義和異化問題的批判等一系列不符合人民意願的事件的發生，使人們不得不進一步挖掘發生這些怪現狀根本的、民族文化方面的原因。這方面的問題不解決，“左”的幽靈陰魂難散，第二次“文革”仍然有産生的土址，開放改革無法順利進行。
與此同時，隨著思想解放運動的發展和一批又一批冤假錯案的平反昭雪，人們開始議論從１９４２年“搶救運動”（此前更不講理的蘇區肅反那時知道的人還較少）以來的歷次政治運動。奇怪的是，爲什麽如此荒誕的怪事居然可以在革命陣營中暢行無阻地頻頻發生。“搶救運動”搞出那麽多“特務”（“特務如毛”），事後證明無一例外全是假的。毛澤東敬一個禮，道一聲歉就可以把人們的怨氣驅散殆盡，佞臣康生穩如泰山地在那裏繼續整人。建國後的肅反，“領導肅反的人是無理、無知、無情、無能，有的還無恥！”（劉衡《只因我對黨說了老實話》）但當時誰也不敢說半個不字。幾十萬人被用千奇百怪、平常人怎麽也想不出的手法打成“右派”，迎來的卻是一片擁護聲。一些有良心的人，明知對方不是右派、沒什錯誤，也只好跟著起哄。彭德懷分明毫無道理地被批鬥了，卻仍然只有落井下水者而無人出面講一句公道話。因反“右傾機會主義”而餓死幾千萬人了，也仍然乏人大聲疾呼據理力爭爲彭德懷申冤……這一切，都不是偶然的。有人開始提出，像“文革”這樣的浩劫居然在中國得以發生而且僅僅只有在中國才得以發生，除了某些客觀因素外，一個根本的原因在於我們自己靈魂深處有著某種病毒，以至於象吃了迷魂湯似地搞個人迷信、跳“忠”字舞，一呼百諾地把全國推向經濟崩潰的邊緣。
那麽，這種病毒到底是什麽呢？
柏楊給我們提出震聾發聵的答案：“第三流國民絕産生不出第一流的政府”，而文化大革命，只不過是“潛伏在中國人內心深處的野蠻、兇暴、詭詐、嫉妒、殘忍入骨”這類“邪惡力量”的總爆發。《醜陋的中國人》一一剖析了潛伏在國人身上的“邪惡力量”，使讀者在其中窺見了自己的影子，找到了自己緊跟著瞎闖的根本原因。就如一句西方哲人的話所說，“有什麽樣的群衆産生什麽樣的領袖”，於是就有了什麽樣的運動。發表在廣州《南風窗》的一篇文章談到讀此書的心得說：“一個有理智、有是非觀念的民族，絕不會相信小麥畝産十萬斤的昏話；一個講人道、有同情心的民族，絕不會使無數同胞遭到侮辱性的批鬥以至自相殘殺，血的事實映照出一顆顆醜陋的心靈”。從這裏我們看到《醜陋的中國人》風行全國的根本原因。
同樣，這也是《醜陋的中國人》在大陸被聲討的根本原因。
《醜陋的“翻臉”》（見《中國人，你受了什麽詛咒！》１４１—１４９頁）引用香港報刊的材料說，“柏楊作品之所以得以進入鐵筒般的大陸”，原先是當局出於達成統戰目的而拉攏臺灣作家，卻沒料到柏楊的書進去後，行銷既廣且快，並且深深打動許多青年學生和知識份子心坎，蔚成一股巨大的要求民主化、要求全方位改革的洪流，於是不得不急切叫停，從刻意拉攏轉爲激烈批鬥。
事實似並非如此。大約在１９８６年９月，在我參加的一次《紅旗》編輯部的編委、室主任會議上，傳達過總書記胡耀邦對中國社科院有關人士講的一段話。大意是：臺灣有位柏楊，寫了一本《醜陋的中國人》，主要講中國人的國民性實在醜。他的說法，有人贊成，有人反對。可是，用這些東西來激發我們的鬥志，我看也有點好處。這是我能聽到的最高當局唯一一次關於《醜陋的中國人》的談話。這番話，對柏楊的書在大陸印行當然有促進作用；但是，除了認爲有助於反思外，我看不出胡耀邦的談話有什麽統戰的想法。１９８７年初胡耀邦被迫辭職，《醜陋的中國人》首先在意識形態領導層內部然後在公開的報刊上挨了批評（在我看來，還夠不上“批鬥”一詞）。這種批評，是由於需要批評胡耀邦在意識形態方面的“一手軟”因此涉及這本書，還是爲這本書而批評講過這本書好話的胡耀邦，其中微妙差別有待考證。可以作爲佐證的一個材料是，胡耀邦辭職後半年，６月２７日，胡喬木在參觀非法出版物展覽（展覽中，湖南版《醜陋的中國人》被釘在牆上示衆）提出，對一些問題的處理要很慎重，要注意方式和分寸。他還說，柏楊說臺灣批他的書，大陸也批他的書。這樣的書不能說是反動的，但這本書很偏激。我們要注意區別各種情況。這番頗有統戰意識的講話出於《醜陋的中國人》被禁後而不是出版前，而且可能成爲此書解禁的契機。８月２２日下午，新聞出版署圖書管理局給湖南文藝出版社電話通知：同意該社的請求，《醜陋的中國人》可以繼續發行。
之所以要指出這一點，原因是《醜陋的中國人》遭到反對乃至查禁，除了有上述的一些偶然因素外，根本原因仍得在文化傳統這個主要的內因尋找。僵化的中國文化傳統賦於人們的惰性，“中心之國”、“天朝榮光”和“家醜不得外揚”的民族虛榮心和多年來形成的對帝國主義的仇恨心理，使一些人混淆了現代化西方文化同侵略勢力的區別等等。特別還要指出的是，這當中還有一些極“左”的既得利益者，他們或是“四人幫”的餘黨走卒，或是反“右派”時的先鋒幹將，他們從心底裏仇恨有可能挖到他們老根的任何一種言論，柏楊當然更在排斥之列。而當時的形勢又給了他們一個天賜良機，使他們有條件充分表演出對《醜陋的中國人》及它的傳播者的切齒仇恨。有人甚至越權宣佈：“誰賣《醜陋的中國人》，我就派人去封他的書店！”
在大陸，反對柏楊的文章不過十來篇，如果不是靠行政的加壓，這些批評實在不成陣勢，而且他們批評柏楊的手法，又仍然是極“左”勢力的那些舊套套。其中之一，乃是沿著過去反對一名黨員（更休說是支部書記、省委書記）就是反黨的公式，柏楊說中國人醜陋，就是攻擊十億中國人民一無例外都醜陋，誣衊十億中國人民的柏楊當然罪該萬死了。
跟這種人討論柏楊是不是說十億人都醜陋，而是說有一些中國人醜陋或中國人程度不同地存在著某些醜陋的因素，那將是永遠也無法辯論清楚，其實也無需白費氣力去同他們討論的問題。值得指出的一點是，不止一篇文章在談到這個問題的時候，都引用了魯迅的一段話：
我們從古以來，就有埋頭苦幹的人，有拼命硬幹的人，有爲民請命的人，有捨身求法的人……雖是等於爲帝王將相作家譜的所謂“正史”，也往往掩不住他們的光耀，這就是中國的脊梁。（《且介亭雜文·中國人失掉自信力了嗎》）
他們用這段話證明有的中國人並不醜陋反而“光耀”。魯迅這話當然是對的；但是，批判家們卻似乎來不及想一想，到底哪些人才是中國的脊梁？譚嗣同固然是，魯迅固然是，……。這種脊梁，５０多萬“右派”當中又有多少？“文革”中被迫害致死的精英又有多少？歷次政治運動中被波及乃至送命的精英又有多少？他們不就是柏楊所說的醬缸文化的犧牲品嗎？是醬缸文化的批判者還是《醜陋的中國人》的大批判家更接近於中國的脊梁呢？這種前言不搭後語的批判家使人不禁想起契訶夫《跳來跳去的女人》那位奧爾迦·伊爾諾夫娜和蒲松齡《聊齋·佟客》那位董生，他們一個全力尋找偉人，一個急於尋找異人，卻不知道自己面對著的就是偉人、異人，反而在他們面前架子十足！
柏楊“感謝鴉片戰爭”，這回似乎端的被人抓住了一根辮子。我們在《編後記》中也爲了保險起見不得不加上“例如對鴉片戰爭的看法等”“並不是我們都能同意”這樣的限制詞。這也是我們當年的看法。經過十年時間，我認爲柏楊對鴉片戰爭的看法其實也不必反對。鴉片戰爭是一場什麽樣的戰爭呢？它當然是帝國主義強加在中國頭上的損害中國人民利益的戰爭；但是，它實際上是英國要求通商被清政府拒絕之後終於發生的一場戰爭。事情確由英國人販賣鴉片到中國而引起的；但是，即使英國人承認“女王陛下的政府，不能支援不道德的商人”即視販賣鴉片爲非法，清政府仍然堅決拒絕同英國通商貿易。當時，不僅清政府對外國一無所知甚至所知極錯，就連林則徐這樣一些努力致力於新知的官員，也堅信英兵“腿足裹纏，結束嚴密，屈伸皆所不便，若至岸上更無能爲”。他甚至說過英兵“一仆不能複起”這樣無知的話。他根本不把英軍當一回事。在他看來，英國人不敢打，不肯打；即使打，船堅炮利了不得在海洋占點上風，到陸地就耍不開了。由此可見，戰爭在還沒有開始時就已經注定要失敗。
鴉片戰爭當然造成了許多負面影響，英帝國主義的罪行柏楊也不會去感謝；但是，沈重的打擊畢竟促使一些人的覺醒，這是柏楊“感謝鴉片戰爭”的根本意思。由於鴉片戰爭的教訓，林則徐開始懂得船堅炮利的重要性，他建議朝廷“制船必求其堅，造炮必求其利”，主張“師夷長技以制夷”。但是，林則徐的建議仍被道光皇帝斥爲“一片胡言”。直到１８６０年第二次鴉片戰爭後，加上在鎮壓太平天國中洋槍隊所起的作用，李鴻章於是又盛讚西洋兵器精巧、隊伍整齊。這才形成了洋務運動。１８９４年甲午戰爭，中國海軍全軍覆沒，又一次教訓才使某些人明白，除了船堅炮利之外，還得“政教修明”，“於學術則黜僞而崇真，于刑政則屈私以爲公”（嚴複）。許多人開始談政治，談改革，發展到百日維新。
走了這幾步就花了五十年，而且如果不一再挨打就一步也不肯挪。說一句“感謝鴉片戰爭”似不過份。對比一下日本的情況，日本進步就快得多。中國發生鴉片戰爭之後不久的１８５３年，美國艦隊闖進日本海，要求日本同意通商，美日簽訂了《神奈川條約》，門戶從此大開。接著，有鑒於西洋人的“船堅炮利”，從此開始了有名的明治維新，變落後爲先進，就避免了不斷挨打的結局，相反，還打敗了中國和俄國。差別如此巨大，可見光是情緒化地把落後的原因全推到帝國主義的侵略，不從自身尋找挨打了仍一步一回頭甘居下游的原因，似乎說一聲“感謝鴉片戰爭”就意味著感謝他們屠殺我們的祖先，意味著中國的進步必得外國來提攜，於事毫無補益。
柏楊說，他說“感謝鴉片戰爭”這番話的時候，非常痛心，並不是說真的就贊成被異國人統治。這是最好的回答。
爲什麽日本一經美國軍艦的打擊就馬上變法維新，而中國卻那麽步履艱難地連滾帶爬呢？歸根結底，這是兩種不同文化傳統結出不同的果實。柏楊的醬缸理論是解答這一問題的鑰匙。
醬缸的主要成份是儒家的說教。應當說，在早期，在百家爭鳴中，儒家還有一定的進步思想。孟子的“民爲貴，社稷次之，君爲輕”，“聞誅一夫紂矣，未聞弑君也”這類言論，多少還承認平民百性擁有一定的地位，有允許革命的思想。漢代“罷黜百家、獨尊儒術”，使儒家變成唯一允許存在的學說，開始了只允許有一種思想的僵化也即“醬化”的過程。凡是士也即是幫助皇帝統治天下的知識份子，不論他的思想、講學、辯論，都不能越出孔孟教條的半步，否則就是可怕的離經叛道。明、清更進了一步，規定知識份子只能用朱熹的注解作八股文才可以當官，這一來，根本不允許知識份子思考，不允許有任何新的見解的存在。
這種以堯舜禹湯文武周孔定於一尊的文化，其特色之一是反對任何改革。“利不十，不變法”，甚至“寧可亡國，不可變法”（徐桐語）。凡是有所改革，就有違背祖宗法度的大罪，即使得逞于一時，也終不會有好的下場。在中國歷史上，改革家（例如商鞅、王安石、張居正等等）的下場都是不好的，背叛儒家學說而有異端思想的思想家（例如李贄）的下場也是不好的。時間越久，醬缸越稠密，醬的功能越強大，足以抵擋任何先進的思想，使之一到中國就被醬得失去原來的鮮味（魯迅說，“可憐外國事物，一到中國，便如落在黑色染缸似的，無不失了顔色”。[《熱風·隨感錄四十三》]）。試以馬克思主義爲例，對待馬克思主義，最盛行的是教條主義，最反感的是“修正主義”。於是，既然第一個取得無產階級革命勝利的俄國革命是在城市武裝起義取得成功的，在中國也得不計成敗地跟著在城市搞武裝起義，搞暴動。好容易終於突破了這種框框以適合中國國情的農村包圍城市的辦法取得成功了，在如何搞建設的問題，也得亦步亦趨地“一邊倒”學習蘇聯，對蘇聯專家的意見，那怕是在自然科學方面例如柑橘的黃龍病産生的原因和治理的辦法上，也得以蘇方的錯誤觀點爲標準。教條主義地引經據典成爲研究問題的唯一途徑，任何超越都是不能允許的“修正主義”或“砍旗”。以至於“文革”帶來的災難已經弄得天怒人怨了，“四人幫”覆滅了，兩個“凡是”（“凡是毛主席做出的決策，我們都堅決維護，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們都始終不渝地遵循”）仍然一度占居領導地位，反對兩個“凡是”的文章被判定爲政治上“很壞很壞”的“砍旗”。開放改革以後，反對開放改革的理論家們，所使用的仍然無非是形形色色的“凡是”武器。這裏面沒有孔孟的任何詞句甚至引用了不少馬恩列斯的語錄；但是骨子裏仍然是只准有一種思想，“曾經聖人手，議論安敢到”（韓愈）的儒家傳統。
醬缸文化的一大核心是只有權威而沒有個人，沒有人權。皇帝當然是最高無上的權威，他們是“天子”，十有八九是龍種而非凡人因而是天生能洞察一切的聖明。他們是社會的中心，是社會的絕對權威，是人類的最高主宰。他們只有權利而無義務，可以隨意出爾反爾，引蛇出洞，突然襲擊，獨斷專行……。在皇帝之下的臣民，又按不同時期或依職業、或依民族而分成三六九等。這種等級，並未因革命成功而有所改變，工人是一等，農民是一等，資產階級是一等，知識份子是一等；此外，又還有地、富、反、壞、右及他們的家屬的等外之等。天下無不是父母。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而且還得感謝“聖上”賜予的死；父要子亡，子不得不亡。一級一級地壓下去。誠如聞一多說的，孔家店裏的貨色，只是教人如何做好奴才，沒有教如何做人。這些君臣、父子、主仆的等級森嚴，派生出柏楊在《醜陋的中國人》指出的（還有未指出的）形形色色的醜陋。這些醜陋，在大陸不僅存在，而且還具有不同的特色。
例如死不認錯，不僅人們彼此之間死不認錯，不惜以更多的錯來掩蓋原先的錯，而且由於天王聖明，於是這過錯就必然歸由臣屬或下級的正確來承擔。在大陸，最明顯一個例子就是如何對待大躍進的失誤。極爲克制地指出大躍進“得不償失”的完全正確的彭德懷最後只好自己把過錯全攬在自己頭上。死不認錯的結果造成數以千萬計的人餓死的大悲劇，即使如此，在１９６２年爲了總結大躍進的教訓而召開的七千人大會上，林彪竟然說了這樣一番話：
我們的工作搞得好一些的時候，是毛主席的思想能夠順利貫徹的時候，毛主席的思想不受干擾的時候。如果毛主席的意見不受尊重，或者受到很大的干擾的時候，事情就要出毛病。
此話言下之意，大躍進帶來的人禍與毛澤東無干，相反，那倒是由於有人（例如彭德懷）在１９５９年廬山會議上進行了干擾的緣故。此說不僅爲彭德懷在中央委員會上提出自己的意見這種合乎黨章的行爲而被無理地打成反黨集團的錯誤行爲做了辯護，而且也爲劉少奇在大會上提出三年災難是“三分天災，七分人禍”這種極力爲毛澤東辯護的言論仍在“文革”中遭到清算埋下了伏筆。林彪本人以諸如此類手法搶得了接班人的地位，可謂是醬缸文化的特産標兵。
林彪還有一句名言：對毛主席的指示，理解的要執行，不理解的也要執行。此話深得“買西瓜學”的精髓，是培養愚民的至理名言。本來，在個人迷信的氣氛下，群衆已經分不清什麽是正確，什麽是錯誤。在“不理解也要執行”這個口號下，毛澤東的錯誤政策更是暢行無阻地雷厲風行。所謂群衆運動實際上變成運動群衆，於是才有文化大革命這場浩劫。當然，“文革”之所以能發動，除了“不理解也要執行”這種在個人迷信條件下形成的權威崇拜外，發動者還充分地調動了醜陋的中國人的一切德行。
一個突出的例子，就是各行各業中業務拔尖的人幾乎無一例外地首當其衝，寫出過好作品的作家，深受群衆歡迎的藝術家，各行各業的勞動模範，甚至連掏大糞的先進人物時傳祥，都被扣上“三名三高”、“爲劉少奇的反革命修正主義路線服務”、“劉少奇的走狗”等罪名被批鬥乃至迫害致死。這當中，中國人那種東方式的妒忌和“痞子精神”的平均主義起了極大的作用。誠如柏楊所說的那樣，“人怕出名豬怕肥，這是中國幾千年醬缸文化的特産，自己飛不動，一看別人飛啦，就急火攻心，覺得必須嗖的一聲，射出一箭，把該傢夥射死，晚上才能睡得著覺。致於該傢夥死啦之後，自己飛動飛不動，則顧不得矣，只要別人中箭倒地就心滿意足。”（《硫磺疤手段》）稍爲好一些的，也不肯或不敢站出來說句公道話，最多是當一個明哲保身的逍遙派。
文化大革命就是如此這般的一場窩裏鬥，在這場史無前例的鬥爭中，挂牌遊鬥，剃陰陽頭，坐“噴氣式”，亂棍打死，酷刑致死，設陷阱引導對方犯錯誤……一直到殺人、吃人，有的是甚至野獸也想不出做不到的無法無天的非理性的超法西斯暴行。手頭剛好有一份原交通部長、著名民主人士章乃器的《七十自述》，順手抄下來以廣見識：
……有人用鋼絲包橡皮的鞭子打我，所得的傷腫特別不容易消退。還有人劃了火柴燒我的手，更有人用汽槍射擊我的頭面。此外，如用冷水澆頭，如用水壺灌鼻孔，如硬要我吃肮髒的食物，等等，就算是輕微的了。可怕的是居然有人主張用辣椒水灌我的鼻腔，大概是因爲我家裏找不到辣椒，所以沒有實現。但到最後我們要遷出之前，竟有人在用油彩塗抹我的面部之後，用氨水灌我的鼻孔，我真不知道這些壞人是怎樣教育出來的。
種種醜行，導致國人的道德素質空前低落，幾十年也未必可以糾正過來。但是，也有創造，把窩裏鬥變成窩外鬥就是一大發明：本來都在一個窩裏，但是不對了，你是叛徒、特務、右派分子、三反分子、反革命分子……簡而言之，你是敵人，是窩外人，既然在窩外，就怎麽批怎麽有理，怎麽鬥怎麽合法，怎麽打怎麽正義，於是宣佈某某是階級異己分子，槍決！“崩”了！我曾經在那裏讀過六年書的母校，有五名優秀教師因爲“積極培養修正主義苗子”被捆上大石塊後扔進了江裏！
我們在《護短與愛國》這篇爲《醜陋的中國人》和《編後記》辯護的文章中，曾經對一種站不住腳的論點給予駁斥。一位叫李宗淩的拿蔣介石殺共產黨、日本帝國主義和希特勒對人類的屠殺來同“文革”對比，認爲“文革”只是微不足道的發生在中囯共產黨內部的事件，對人類和民族造成的損害簡直無法同上述的屠殺罪行相比。針對這種奇談怪論我們指出，柏楊對“文革”的批評是對中國人同中國人、中囯共產黨同中囯共產黨鬥得死去活來的“窩裏鬥”而言的，這同蔣介石殺共產黨、日本帝國主義者屠殺中國人民、希特勒對人類的屠殺等等“窩外鬥”怎能相比呢？不久後我們讀到李友濱、王鳳海發表在《文藝理論與批評》的一段妙文，很值得抄下來供大家欣賞：
首先，柏楊先生講“醜陋”是隨感式的，擺現象多，對問題的性質和根源缺乏具體分析。就以窩裏鬥來說，他講了不少例子，如“三個中國人加在一起——三條龍加在一起，就成了一條豬、一條蟲，甚至連蟲都不如。”對此我們也有同樣認識，很痛心。但他又說：“所謂文化大革命，不過一場窩裏鬥。”這就把兩種不同性質的問題混在一起。“文化大革命”確是在中國內部發生的，但它的性質是正義與邪惡的鬥爭，是以林彪、江青爲代表的一批野心家和廣大人民群衆之間的鬥爭。而柏楊先生卻說是“窩裏鬥”，各打五十大板，沒有什麽是非可言。“四五”運動也是“窩裏鬥”，粉碎“四人幫”也是窩裏鬥，都是中國人的醜陋。這是公平的嗎？
請看，“文革”竟然是如此偉大的一場正義與邪惡的“窩外鬥”，把“文革”說成“窩裏鬥”謬誤至極！理應高呼：“紅腫之外，豔若桃李；潰爛之時，美如乳酪”，文化大革命就是好，就是好！就是好！是比男人的辮子、女人的小腳還要好的國粹。
由於只有權威而沒有個人，只有龍（天子）和奴才而沒有人，奴才們的法律知識限於只知道他不能犯什麽法而根本不知道法律還賦予他什麽權利（這些權利，或者根本無有，或者雖書面寫有卻只限于一紙空文，統治者可以隨時隨地取消它們，所以實際上是只有義務而無權利）。在這種情況下，沒有人的權利的被統治者彼此之間也不懂得尊重對方人的權利，在社會生活中也就很難有什麽責任感。“奴隸們受慣了‘酷刑’的教育，他只知道對人應該用酷刑。”“奴隸們受慣了豬狗的待遇，他只知道人們無異於豬狗”（魯迅《南腔北調集·偶成》）。在一定條件之下，他們當中一些人（主要是流民，土改中的勇敢份子亦屬此類）還會形成一個“無法無天”、“造反有理”的義和團、紅衛兵式的破壞性特強的階層。至於什麽髒亂差啦，什麽大嗓門啦，什麽排隊加楔啦，什麽隨地吐痰乃至隨地大小便啦等等，當然更不在話下。爲了反對《醜陋的中國人》，一位左達先生甚至說，“有（隨地吐痰、擤鼻涕、挖鼻屎）這習慣而能寫出好作品，照舊會得到人們的尊敬，何況並無考證文字告訴讀者，托爾斯泰所以名滿天下，正是不隨地吐痰、擤鼻涕、挖鼻屎的緣故”。我曾親眼目睹一位“無產階級造反派”英勇地把一口痰吐進一位被批鬥的“反革命分子”衣領裏，按左達的理論，此人當然是吐痰吐出來的革命家。對於這種牛二式的言論，柏楊能不宣告敗陣嗎？
倒退二十年，《醜陋的中國人》絕對不可能在大陸出版。說實在話，假如在五、六十年代，哪怕給個鐵罎子我們做膽，我們也不敢自投羅網地翻印柏楊這本不坐牢也肯定會變成“分子”的書。而柏楊這本書的基本內容卻能於六十夷事必知夷情，知夷情必知後，大陸在１９８８年産生了一部叫做《河殤》的電視系列片，一部同《醜陋的中國人》互相配合的電視系列片而且引起轟動的效果。這部電視片批判了中國統治者自命爲“龍”的專制觀念，批判了用古代的榮耀和偉大來掩飾近代的貧弱和落後的自欺欺人，批判自我封閉的落後保守，由於鎖上國門蒙起眼睛來“超英趕美”而失去又一次經濟發展的良好時機，因此，帝國主義的侵略只是中國衰敗的外因而不是中國落後決定性的內因，如不正視，中國將重現鴉片戰爭時的狀況，甚至被開除球籍。……這部電視片同《醜陋的中國人》一樣遭到批判，一樣批而不倒。這就是進步。
反復還是有的。９０年代初，臺灣顔元叔的“偉論”被引進大陸。這位發出“愛我中華的心聲，壯我中華的呼喚”的絕頂“愛國大家”，把因中國大陸不重視環境保護由憂慮而發出“長江變成黃河”、“黃河變成‘黃黃河’”、“灕江變成一條泥水溝”歎息的海外華人罵爲“漢奸”、“洋奴”、“鮮廉寡恥的爛香蕉”或“狗華人”。他還對中國大陸知識份子的英年早逝大唱讚歌，說這是“多值得的死”，“試問：不是一輩子吃兩輩子的苦，一輩子怎得兩輩子甚至三輩子四輩子的成就？”他並且公然“膽敢高呼：反民主，反自由！”“自由只會使中國渙散，民主只會使中國崩潰”。這些高論，讀去幾能使身曆反“右派”、三年饑餓、“文革”……，眼見不少山林被砍光，不少精英被扼殺的中國人産生疑問：他到底是真心讚美還是正話反說地諷刺？但是，引進這種高論的報刊和吹捧這些高論的編者、作者，卻是把它當作標準的愛國言論來對待的。柏楊在《龐貝廢墟》中說，“幸好的是，真敢明目張膽反對民主的英雄好漢，似乎已絕了種”。此話寫于八十年代初，那時他顯然還來不及讀到顔元叔這篇宏文，否則他肯定會刪掉這句過份樂觀的話語。
我曾經爲此撰文《爲什麽〈中流〉引進個顔元叔？》批評了這種奇談怪論，理所當然地招來一批愛國大家的圍剿包括顔元叔本人的反擊。顔元叔不僅批判了牧惠，而且批判了《河殤》，說它糟蹋中國傳統，踐踏龍的文化，否定黃河母親，“這不是反省，這是背叛；這不是批判，這是連根拔起的揚棄”，並由此得出“什麽言論自由，出版自由，新聞自由，學術自由，創作自由”的“濫用之禍亦可傾國”。爲了替他的“反民主反自由”口號辯護，爲了證明“西方民主不可取，不可仿”，顔元叔“邀請”牧惠去臺灣“參加席開千桌的造勢大吃會”，見識一下西方資產階級民主是什麽貨色，如此等等。
柏楊也好，牧惠也好，都沒有說西方的東西通體漂亮，必需全盤西化，連他們的毛病也照搬無誤。柏楊除了提出“崇洋，但不媚外”外，還正面地反對全盤西化（他有一篇文章的題目就是《可別全盤西化》）。他批評鮮卑族元宏（即北魏孝文帝）當皇帝後的全盤漢化，把漢族落後的門弟世家制度也照搬不誤；他肯定日本在向中國學習時就沒有把科舉制度也“引進”，只學習中國的好東西。照我看來，文化只有先進與落後、健康與病態之分，沒有什麽東與西的問題。那些公開提倡全盤西化的人，要求的只不過是現代化，他們並不贊成把西方的花柳病也全盤接受過來。他們提出這個口號，或是出於物質文明與精神文明不能分割，向西方引進“船堅炮利”的同時，有必要採取西方的先進文化；要麽，多半出於魯迅形容的那樣，爲了促使閉關鎖國的頑固派同意改革，明明是主張在牆上開了個窗戶，卻硬說非得把房子的上蓋都掀掉不可，使得頑固派只好同意開窗戶。
至於西方民主，臺灣的民主政治運作如何，用不著去臺灣參觀也可以略知一二。似乎是邱吉爾說過，民主不是最好的制度，但目前還找不到比它更好的制度，我們只能選擇民主。何況，好與不好，得看同什麽比。同封建專制一言堂比較起來，當然是民主制度好。“千席造勢大吃會”固然不好，會耗費大量的人力、物力、財力；但是，“文革”的封建法西斯暴行造成的損失，可是遠遠超過了這個數目。最近克林頓因緋聞被搞得很狼狽，美國爲了區區此案，光調查他的案件就耗費了四千多萬美元，兩黨圍繞著這個問題鬧的糾紛使得老百姓極不耐煩，並且還將帶來不少不良後果。這方面確實顯示了資產階級民主的弊病；但是，即使是總統這樣的大人物，只要他有錯誤，他犯了法，記者有權曝他的光，大法官有權讓他老實招供，克林頓只好乖乖地聽候發落，這一點就很好很好。可以效法。去年克林頓訪華，在陝西歷史博物館，他看見到站在兩米高臺子上的小姑娘壯壯，等她走下後，握住她的手問她爲什麽站在那麽高的地方，壯壯說：“只有站在那兒才能看見你”。克林頓被逗笑了，問：“你很想看見我嗎？”壯壯說：“是的，因爲你是美國總統。”“你知道美國總統是做的什麽的嗎？”“美國總統是管美國人的。”克林頓用手托著下巴，沈思了一下，很認真地對壯壯說：“應該說是美國人管美國總統。”一位總統（含總理、主席或什麽頭銜的大官員）受百姓管而不是一言九鼎地全由他說了算，總不會是一件壞事吧？相反，陳希同之流所以變得那麽壞，原因之一是事發前沒有人能管他。顔元叔的“民主只會使中國崩潰”論充滿了醬缸的怪味。民主只會使陳希同式的貪官污吏倒臺，這才是人民最迫切的願望，也是打破這只陳年醬缸的重要手段。
──轉自《新世紀》(http://www.dajiyuan.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