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9月30日訊】在上個世紀上半葉中國產生的，特別下半葉還留在中國大陸的文人中，能夠平平安安、壽終正寢，而且還能夠福蔭子孫的文人，就我所知而言，也就只有這位大名鼎的章士釗老先生了。章老先生確實是一個難得的人，早年主筆蘇報，為反清革命的輿論準備立下汗馬功勞，並由此名揚中國。因蘇報連續發表了鄒容的《革命軍》和章太炎的《駁康有為論革命書》，引發蘇報案而被牽連。後來，他又直接參與了黃興的華興會的籌建以及暗殺行動。1905年在流亡日本期間，還參與了同盟會的成立，但卻堅決地拒絕了入盟的邀請，也許在他的眼裡，同盟會並不是一個符合西方標準的政黨，所以他在革命成功之後，便提出解散原有的革命黨，重新組建符合西方標準的政黨的主張而遭到同盟會的批評，甚至還有人指責他為保皇黨，於是他憤然辭去了一度擔任的同盟會機關報《民立報》主編的職務。
隨著民國政府的北遷，章老先生來到了北京，受到當時的袁大總統高規格的禮遇，可是在宋教仁被害後，他立即與之決裂，加入了武力反對袁世凱的陣營，還擔任過討袁軍秘書長一職，事敗後再赴日本，辦起了《甲寅》雜誌，重新扮演了文人角色。
就在這個時候，他的思想起了重大的轉變，從一個革命的實踐者轉變成一個漸進的改良主義者，一面反對專制，倡導革新改良，一面又反對激進主義的革命，還一針見血的指出了當時的革命黨人「好同惡異」的作風。而這種「好同惡異」的作風，在章老先生眼裡，無疑與當政的專制者是有著極大的相同之處的。
【專制者何？強人之同與己也。人莫不欲人之同於己，即莫不樂於專制。故專制者，獸慾也。遏此獸慾，使不得充其量， 以為害於人群，必賴有他力以抗之。其在君主獨裁之國，抗之以變，則為革命。抗之以常，則為立憲。抗之以無可抗，則為諫諍。」「孟德斯鳩曰：『且專制之國，其性質恆喜同而惡異。彼以為，異者，亂之媒也。』……彼雖指宗教言，然專制與喜同連，到處可通。 】
【往者清鼎已移，黨人驟起，其所以用事，束縛馳驟鹵莽滅裂之弊，隨處皆有。國人乃皇皇然憂，以謂暴民終不足言治……」 黨人「未能注意於利益不同之點，極力為之調融，且挾其成見，出其全力，以強人同己，使天下人才盡出己黨而後快。又其中有所謂暴烈分子者，全然不負責任，肆口漫罵，用力擠排，語若村嫗，行同無賴，因之社會之情以傷，陰謀之局以起，則事實具陳，無可掩也。】１
以上兩段，都是章老先生留給我們的文字，從這兩段文字中，我們完全可以感受到他那「強人同己」的「專制」有著非常深刻的洞察，對尚未取得政權，但已經表現出某種程度的「強人同己」作派的革命黨人的專制傾向也同樣有著比較清醒的警惕，我想，正是這種洞察和警惕，促使他走向從一個革命的實踐者轉變成一個即反抗專制，又反對激進革命，主張漸進式改良的「調和主義」者。而他對專制的認識，不但在當時難能可貴，卓然不凡，即使是今天，也是非常人所及的。譽之為先知先覺的前輩高人，是一點都不為過的。
但是，世事又是如此的奇怪，即使對「專制」有著絕對清醒和高明的認識的章老先生，一旦行動起來，卻又變得一點都不高明，甚至可以用糊塗來形容。
早年，當他還是一個反清革命的實踐者的時候，他曾經會同黃興等人策劃過暗殺清庭大員的行動，但行動失敗了。雖然失敗，行動無疑是具有英雄主義色彩的，因為當年的暗殺是針對的是清朝的高級官員，與現在的恐怖分子處處以平民為襲擊目標是不一樣的。讓人不可思議的是，這位作為暗殺行動的策劃者之一的章老先生居然跑到巡捕房去探訪已經被捕的，這次暗殺行動的執行者，目的並不是慰問他們，而是想與被捕的暗殺執行者「一商對簿時如何措辭」。真讓人不知是笑好還是哭好！
我不知道這樣的「探訪」與自投羅網還有什麼區別，不過事情的結局可是比自投羅網還要嚴重百倍。這位可敬的先知章老先生不僅被巡捕當場識破身份，甚至從他的口中套出了自己的住址，而黃興等等一大批同志也因此一同成了階下之囚。
幸好，那一天，黃興不知哪裡來的興致，將原本留著的標誌性的大鬍子刮得乾乾淨淨，使得提堂時，面對他的洋法官怎麼也無法確實面前的這位下巴光光的嫌疑犯就是清政府通緝名單上的黃興，加上機警的黃興一口咬定自己是被誤捕的另一位官員的隨從。洋人辨認中國人大概本來就沒有太大的把握，基於疑點利益歸於被告的法律精神，洋法官終於認同黃興的「不是黃興」的聲辯而將黃興當場開釋，否則，章老先生的這一次糊塗，很可能將中國歷史的進程完全搞反了２。可見無論認識多麼清醒人，一旦走向行動，還是難免糊塗的，文字上所表現出來的靈氣和水平一點蹤影都摸不到了。
章老先生最為人垢病的應該是1925年被捲入北京女師大風潮中。當然，現在想就此事給他翻案的，是大有人在的，其中之一就是他的養女章含之。我依稀記得，這位章含之女士今年曾訪問過香港，並與部分香港的民主派人士見過面，但也將另一部分的民主派人士排除在外了，如果我沒有記錯的話，章女士無疑是一把統戰的好手，一柄「分化」的利劍使得出神入化。但就我本人而言，他們的那些為章老先生解脫的說詞，都沒有說清楚事件的來龍去脈，這正是引起我懷疑的地方，如果事情真的像他們所說的那樣，就更應該將事件的來龍去脈和盤托出，根本不應該閃爍其辭，欲言又止。
據我所知，北京女師大風潮起源於1924年的秋天，由於軍事衝突引起交通阻隔３，使得北京女師大有部分學生沒有按時回到學校。當時的校長楊蔭榆女士嚴格按當時的校規，逼迫部分晚到的學生自動退學，所謂的自動退學不過是開除的好聽一點的叫法而矣。之所以說開除了部分晚到的學生，就意味著還有另外一部分同樣是晚到的學生沒有被開除４。本來，遇到軍事衝突這樣的不可預見的困難而有違校規，並不是一件不可原諒的過失，而且與當事人的主觀意願是毫無關聯的，也就是無論當事人主觀如何努力，也是不可能補救的，借這樣的事件開除學生，很難不讓人想到打擊報復，何況還有區別對待的分化嫌疑呢？
當時的北京高校，學潮是一件較為常見的事，這其實也是可以理解的，由於五四學潮的成功，給大學生們一個自以為非常有力量的錯覺，同時也給了社會一個大學生是英雄的誤導，這樣的誤導一旦成為社會的共識，學潮一起，社會的同情馬上就傾向學生一邊。這樣一來，學潮的對立面就將背負起非常大的社會壓力。而正因為如此，學潮也就很有可能被人利用作為向他人施加壓力的工具，當時就出現過大學由於經費問題而拖欠教員薪水，而教員就以慫恿學潮以達到求索薪金的目的。學潮給大學的校長們，特別是以教書育人為己任的校長們的壓力也就可以想見了。楊蔭榆女士正是在這種壓力下履行著校長的職責，很有可能就是出於一種反抗壓力的心理借題發揮，報復那些先前給過她壓力的學生們，其中也或者摻雜著一些以學生們的失學的懲罰，來樹立自己作為一校之長的尊嚴的念頭。
其實，這位楊女士並不是壞人，而一個「循規蹈矩，辦事認真，嚴於律己而又嚴於待人」３的人，特別是後來當日本人佔領了北京的時候，她由於不忍眼見日本人欺負女同胞而給予了當場的斥責，不幸被日本人投入水中而失去了寶貴的生命，可見她的本質並不但不是一個通常意義上的壞人，而且是一個見義勇為，甚至可以說是一個捨生取義的勇士。
但作為一個校長，她卻是失敗的，對付學潮的手法，更讓人想起專制的、家長的，甚至是婆婆的意味。同樣，章士釗老先生作為一個教育部長，也是失敗的，他對女師大風潮的處理，無條件地支持楊蔭榆女士也同樣透出一種專制的味道，特別是當他違反法定程序，將周樹人革職，更是「強人同己」，不成則「用力擠排」，不惜非法手段。非法手段並不是我個人的偏見，革職事件起訴到平正院後，章老先生將周樹人革職的處分最終被平正院撤消，被革職者官復原職，而革人職的章老先生卻最終辭去了教育總長的職務。而女師大的風潮終於以反抗校方、部方的學生得到最後勝利而告終。
本來，這次女師大的風潮，章士釗老先生是沒有任何私人理由無條件支持楊蔭榆的，女師大風潮於1924年興起，風潮初起的時候，章士釗正任司法總長，他當時所要做的一件大事就是以司法手段追究曹錕賭選一案，可惜雷聲大，雨點小，最終還是不了了之，而且自己還落了個「老虎部長」的「光榮稱號」。不過，當時的執政段其瑞仍然倚重他這個名人，還在他的肩上加多了一副教育總長的擔子，不過那已經是1925年的事了。所以楊蔭榆並不是章老先生任命的校長，與她決沒有一辱俱辱的利害關係，他之所以無條件地支持楊女士，大抵還是因為當年的學潮大有氾濫的趨勢的緣故，而且還經常被人當作給政府施加壓力的工具，例如上述的索薪。在他的眼裡，可能已經到了非予以糾正不可的時候了，在此後多次學潮的歷史，他對學潮的認識，也是頗具洞見的，後來引發三一八流血事件的學潮，就是被蘇聯人利用而發動的，雖然政府的槍擊令人髮指，但為一己利益，無端耗費青年學生珍貴的求學光陰，最終引發極其嚴重的後果的人，也是不可原諒的。老毛子對中國人的歉帳，實在是並不少於日本人，可笑的是現在一個被中國人當作可以依賴的好友，一個仍然是勢不兩立的世仇，希望有朝一日，中國人也可以生出「不憚以最壞的惡意來揣測俄國人」的條件反謝。
章老先生的抑制學潮，糾正學風的認識無疑是有其過人之處的，但一旦落實到行動，卻又一次犯起了糊塗，即選擇了錯誤的時機，又選擇了錯誤的對象，要想得到完善的結局，真是除非有奇跡發生了。如果他的行動也能夠與他的見識一樣聰明，我想還是很有些可能得到另外一個結局，一個好得多的結局。
比如上任伊始就主動糾正楊女士的錯誤，特別是可以利用司法總長的職務之便，給予學生們法律援助，這不但可以使學生的要求得到部分滿足，楊女士的錯誤得到和平的糾正，還可以讓楊女士和學生們一同實地地接受一次法律、法制的教育，於當事各方均不無裨益，可惜一生主張調和，甚至天真到要調和毛主席和劉主席的矛盾的章老先生，老早就看透專制「強人同己」的本質的，而且還身兼著司法部總長的章老先生卻沒有這樣做。
有時，歷史很可能就懸在一個看似無足輕重的人的手上，他的一念之差，就可能使整個歷史進程發生根本的逆轉，而他自己很可能至死，對此都一無所覺，章老先生就是這樣一個曾經手握歷史的人物，如果他當年沒有無條件地支持楊蔭榆，站在風潮學生的對立面，而是以他一向所持的「調和主義」立場為原則，化解風潮，而且經過努力後，又得到了成功的話，那麼，他不單完全可以在教育部站穩腳根，甚至可能會受到擁戴。如果真能這樣，此後老毛子利用學生衝擊段執政的時候，他是很有阻止流血事件發生的本錢的，「三一八」事件也就可能無從發生。可惜，中國最終還是逃不過歷史的宿命。在人類歷史上，大概是要證明一個錯誤，所花的代價，要比證明一個正確要大得多得多！
隨著段其瑞政府的垮臺，章士釗在中國歷史上所能夠扮演的角色也基本上可以卸妝下台了，老先生的下半輩子先投靠黑社會頭子杜月笙，接下來又投向紅色政權，都可謂明珠投暗，自辱身份，其間唯一值得稱道的是以陳獨秀的辯護律師的身份，在江蘇省高等法院審判庭上的表演。其後，他這一次在法庭上的辯護詞被東南大學當作法律的教材，而這一次的法庭辯護，成為他一生最後的輝煌。
文人無行，這是中國文人的悲哀，更是中國人的悲哀，以章老先生為例，思想中的調和主義，並沒有成為他行動的指南和原則，對專制的極其高明的認識，並沒有成為他行動行使專制極權的心理障礙。知難行難，闖過認知之難的人，統統都在實踐的難關前，敗下陣來，中國的宿命也就只能仍然了。
註釋：１蘆笛《先知先覺章士釗與文化響馬魯迅》。
２《文武北洋》270頁，328頁。
３另有一說法是由於南方大水，阻隔了交通，參見錢理群《北大演講錄之二》。
４參見錢理群《北大演講錄之二》238頁。
５參見《章士釗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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