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1月3日訊】對《牢固樹立馬克思主義世界觀、人生觀、價值觀》的批判之一
在我已往的批判中有許多對胡錦濤的鼓勵、鞭策，但並沒在對他的才與德方面說甚麼。中共無緣無故地把我抓起來，使我無意間陷足康德哲學，因這門學問是用於對人類能力的認識的，學了後就不自禁地留意人的言談，以尋求對人類能力做分析的材料。十四、十五兩屆，李瑞環的話是水平最高的，江澤民是最濫最亂的，朱鎔基是最激情的，胡錦濤是最謹慎的，一方面他得掌握度數，避免因不慎給自己堵路，另一方面他也真的不懂，不懂就不敢講。從胡極少的應景言談中，就隱約嗅出他這個人既無才也無德，他掌了權，這幾天又把1995年的一篇講話貼出來充數，這大概就是他已往那些年的水平了，倒給我們提供了一份對他做認識的材料。就一併納入他的言論批判。這份講話不僅完全是文革遺風的假大空，且明顯地暴露出對自己的立意不懂，一個人去說些自己不知啥意思的話，叫人莫名其妙。我們就能看出他是在濫竽充數。他根本就沒弄清世界觀是個甚麼東西，更弄不請世界觀與生命與世界的關係，在那裏閉眼瞎折騰。可以看出共產黨就是個你騙我、我騙你的騙子幫。
他還是在那裏教導他們的省部級的官員呢，他意為這世界觀象種花、栽樹、打針、吃藥，是可從外往裡罐的？這世界觀又怎麼能樹呢？這種把無知當淵博，又怎麼能不害人害國呢？
人的立意是由人的認識所達到的水平決定的，立出甚麼意來，也就展現出是個甚麼水平，人人就是照其立意所表述的那樣看問題的。當然人人都知道由立意傳達出的話那是真那是假，比如胡錦濤所說的這個“馬克思主義”的世界觀中“馬克思主義”，他是知道這是在撤謊的。
但他把世界觀（不論甚麼主義的）看成為是由“立”或“樹”而有，這卻不是撒謊，而純粹是不懂，他內心裏就覺世界觀是由人主觀地培養出來的，這證明他說話不是出於認識，而是囿於習慣，並不知說的是甚麼，他至少還不能自覺地依靠認識。他用於言談的那些概念是做為環境要素參入進他的意識形成，刻在他腦裡，卻不是他的腦對這些概念有所理解，所以這些概念是怎麼進入他腦裡的，又被他怎麼說出來的，他並不知是怎麼一回事。僅因他腦子裡已有了這些東西，他往外說就是。他要表達的意思與他說的話的意思並不一致，甚至南轅北轍。概念的真實涵義，以及概念間的聯繫所給出的思想，他連想也沒想，甚至還未曾有想的要求。正是由於他的話對於他是未曾經驗的，他才不知對錯香臭，不知說的是甚麼，必然是空洞無物的。
因此我們批判的論題就是：世界觀是因“立”而有的嗎？
只要看一看他的標題，就知他是瞎編—-
《牢固樹立馬克思主義世界觀、人生觀、價值觀》
試問這“世界觀”、“人生觀”、“價值觀”還是不同的東西嗎？胡錦濤腦子裡還能既有世界觀，又有人生觀，還有價值觀？明明是同一個東西，他為甚麼還要說成三個？這就是不懂造成的，他只看到有三個不同字面，就認為有三個事實。好像“白薯、紅薯、地瓜”三個名稱不是一種東西似的。這既呈現出知識的不足，還暴露他心理個性被異化的傾向。
證明他的意識不是基於認識，世界觀是個甚麼東西對他還是盲的，如果他對之有知解，決不會說出三個觀。對此，日常中的人也沒有這種覺悟，但人家只是在具體的範圍裡相對交談，彼此間明白就是了，並不指導他人，更不指導社會，而胡錦濤的話可是國策，錯一毫謬千里，何況錯的是如是之多，之嚴重！
青島的牟傳珩在監獄裡上書提出“批判救國”，這是很有份量的。批判救國的涵義又深又遠，不只是對共產黨，而是把理性的批判推廣成為社會的正常生活，讓社會始終處在理性的澄請之中，不使任何污垢有匿藏的機會。
像我們正在批判胡錦濤的言論，不僅因為他是共產黨，他反動，還因為他是人類之一員，所以批判所糾正的是我們共同的能力。“反對派”這個概念就是要建立一個永遠的批判氛圍，我們自己也要有這種自覺，在對共產黨的批判中澄明自身。打倒共產黨不是最高任務，造就出一個批判的社會風氣，源源地為社會提供活力，這才是最重要的。
這共產黨黨校的校長竟達不到理性的認識覺悟，共產黨又到哪去自新呢？社會又哪來的動力？
何為價值？價值就是意義。價值觀就是人對自己的生命在世界聯繫中發生的體驗，被體驗到的就是生命具有的意義。意義與價值是一個意思。
因生命是處在世界中的，意義就是生命與世界的聯繫，當然也就是人生。所以這三個概念是一個事實的不同說法。當年的胡錦濤是共產黨骨幹搖籃的掌舵，掌舵者竟把一個東西的三個名稱當做三個東西，這搖籃能釀出甚麼好果子就可想而知了。
為甚麼說他連用三個“觀”還有心理學揭示？因為這裡還掩蓋著是一種心理傾向，就是社會上流行的“不拿白不拿”、“不說白不說”，寧可說多了，說亂了也不能不說這種心理，這也就是社會上流行的甚麼事都要層層加碼的歪風。是一切趨炎附勢者的通病—-就是向黨宣誓，寫決心書、挑戰術這類把戲的心理傾向，也就是人們常常說的“極左”。因此說胡錦濤這份講話揭示：他還是“決心書”心態，含著明現的巴結情結。
就憑這個標題我們的批判就能肯定—-胡錦濤是一個沒有獨立個性，沒有志向，被殭死的習慣所包裹的，不是能有所見、有所開闢，有所建樹的人。
他在現實生活中是不是摧眉折腰我們並不得知，但他沒有見的，不能開拓，不能建樹卻是絕對敢肯定的。
胡錦濤這個人的腦子裡，是沒有“開拓”、“創造”、“預見”、“建樹”、“扭轉世風”、“與時俱進”……這類概念的，這不是說他不識這些字，不講這些話，而是說他的精神不能達到這類概念的狀態，境界，他不可能有與這些精神相符合的作為，甚至從未發生過對這些概念的體驗。這些精神在他腦子裡則被轉換“不能冒險”，他只對“冒險不冒險”有體驗。如果用一個詞把胡錦濤刻劃出來，我認為那是—-
胡錦濤是一個決不冒險的人。
青壯年的胡錦濤肯定是一個“彎彎繞”，一個躲避責任的人，其實當年西藏鎮壓從心理學上考察是一種對自身政治前途的投保，是一種躲避。他是不是一個偽君子，這說不准，但他絕對是一個謹小慎微的人，一個沒有作為的人。
現在讓我們進入正題，先來研究“樹立”。
分別地來看，“樹”是行為，“立”是由“樹”造成的結果，其實在這裡“樹”和“立”是一個概念，都是行為。
那麼，在胡錦濤的立意裡，世界觀就成了人用行為植進自己意識裡的了—-
但人要能行為，必須得先有意志，因為意志做為行為的發動源也有一個是哪裏來的問題。從胡錦濤的一系列言論來看，這個六十多歲的人竟還不知道意識是形成的—-世界觀又怎樣，它不過是意識的表現或內容，連意識機能都是形成，這機能裡的一個成分能不是形成而是樹立（意造）的？
當然“牢固樹立馬克思主義世界觀”是共產黨的傳統說法，從毛澤東就開了頭，延續下來，江澤民說的最多最濫最亂，這不是胡錦濤的責任。可是我們不是在討論誰的責任，而是來判斷一個人具不具有承擔民族責任們能力，我想對這一立場不會有甚麼歧見。
“樹立”是人的主觀行為，那麼它必須是意志內的，是有目的的選擇。我請求讀者自己來問問：你是哪年（幾歲）哪月哪天向甚麼機關申請，由甚麼人，怎麼樣為你送來意志的？—-這是誰也回答不出的。因為誰的意識都不是由（樹立）而來的，人並沒去“樹立”，又怎麼能“記”下怎麼去樹立的呢，“樹立”得有個條件—-即你得“能樹立”，誰一下生就能“樹立”？胡錦濤竟荒唐到號召省部級幹部學員去“樹立”世界觀，胡錦濤之昏之庸就可想而知了。
原本意義的人連意識都沒有，它用甚麼來“牢固樹立”？可到人有了“樹立能力”時，世界觀早就在腦裡了。人腦是倉庫？說進就進，說出就能出的。
人的世界觀要是想樹就能樹立起來，除非那精子和卵子都是有意志的。人懂不懂世界觀，都不能避免他形成世界觀，但要想使社會維持和諧，富有生氣，那就必須在知識的立場上懂得甚麼是世界觀—-
知道它是甚麼，在哪裏，是關於甚麼的，怎麼來的？
其實，世界觀是我們給意識因對本己生命的體驗所造成的傾向性起的名字。實際上說的是“生命有甚麼意義”。
在“生命有甚麼意義”這個前提下，隱含的是不問主觀上想如何，只要生命在了就必定有意義，因而生命之有意義是天然本色，不是人能選擇能抗拒的。因而人並不能為自己的生命確立價值觀，人對自己所能做的：只是對認識能力的開發，人越是更多地依靠認識能力，他的意志的盲動性就越是減弱，他對本能的服從也就有越多的擺脫。從本能向認識的方向攀昇，這是一個境界問題而非選擇關係。為甚麼陶淵明會說今是而昨非呢？就因今天的閱歷是昨天還沒有的，今天的知識超越昨天，用今天的更多的閱歷和知識造成的眼界去品味昨天，就是使用更寬廣更深邃的視野，也就是更具普遍有效性的視野，當然就覺昨天的判斷太狹隘太有限。
因此說人之對具體行為是選擇關係，但人的道德卻是個境界問題。
有的人犬馬聲色，覺得很享受，很幸福—-賈慶林、黃菊、陳良宇、江澤民就是這種典型；還有人貧寒一生，卻也覺得幸福，並斷言比江澤民們的生命還有意義，還幸福—-斯賓諾莎就是例子，他靠磨鏡片為生，吃上上頓沒下頓，他卻從靜思中獲得體驗—-於無聲處，流涓涓，比驚雷更驚。
還有顏回，窮卻樂！
有一對從湖南流落到福建的夫婦，住破廟，揀破蘭，自己衣不蔽體，食不果腹，卻去可憐比他便更可憐的人，他倆一生靠掏垃圾收養了六十多名棄兒，他們常常吃不上飯，卻從救活一個又一個的生命裡感覺到幸福！我真認為他們是聖人，如果不是出於埋葬共產這個更大的目標，我想去追隨他們。他們的幸福觀是按照胡校長的教導“樹立”起來的嗎？
我頭一次坐牢時，是中國的輿論較少空話的時期，有一則報導，讓我銘刻心間，常常拿來鞭撻自己，對之禮頂謨拜。那是一個鐵路員工寫的，他說六0年的冬天，他在一個小站上做賣票員，見一女人懷抱一嬰，手牽一子，兩個孩子都餓得直哭，他不忍，就把自已飯票打來飯給了那掃女，他從窗口裡看著那女人全餵了孩子……剩下一點包好也不肯吃，他震動著。他要下班時那女人請他幫看一看孩子，她去方便一下，結果失蹤了。在他懷抱的嬰兒裡有一封信，說自己是小學教員，丈夫是個幹部，出了事，太冤，她還有個癱瘓的老婆婆，她不能看著她餓死，就決定為兩個孩子找一個家……他的仁慈讓她感動，她觀察了他兩天啦，她遂決定把孩子交給他，她相信他能讓他們活下去……這位員工抓了耳撓了腮，可也沒有選擇的餘地了，光棍漢的鐵路員工收養了兩個孩子，長期談不上對像，孩子大了，他也與他（她）們有了真正的父子父女情，兩度調職搬遷（已跨了幾個省），他怕孩子的母親找上門來，奪走愛子愛女。他的文章的題目叫“借“人民日報”之一角，為兩個孩子尋找生身父母”。他自責道：我是自私的，就覺自已養育了孩子就得佔有他們，就沒想想他們的生身父母割捨了親生骨肉是個甚麼滋味，現在冤案都平反了，孩子的父親該復職了，那母親怎麼來向他們的父親交待兒呢？他一次一次的調職搬家……經過兩年多的煎熬反省，決定說出真相，這兩個孩子一個在x
地xx大學，另一個在x省xx大學……他原住x地（他詳細地刻劃了那個小火車站）x路，後搬x省x市，又搬x省x市xx街……這個最平常的人，他是何等聖潔、偉大！
我舉出這兩個例子來問胡錦濤，他們是甚麼主義的世界觀？他們的情操是因“樹立”而得來的嗎？那個女人說丈夫是冤案，可見不是馬克思主義的，而是“資產階級溫情主義”；那個鐵路員工也不是階級的立場，而是自然人性的流露。
但誰也不能說上述四個人所流淌出的不是世界觀。
試問胡錦濤是否應當將這些非馬克思主義的東西清除，掃蕩？
這四個人的人生觀又是甚麼的？共產黨是不懂的。那我就來教導胡錦濤，共產黨：
他們四個人的人生觀就是他們的“是人”！
因為他們感覺到自己是人，從而模糊地將這一感覺推廣開來，得出別人也是人，人就得以對自已的感知來量度他人。平平常常，再自然不過了。
這樣的人生觀是因胡錦濤的“牢固樹立”而有的嗎？他們又不上黨校黨課，揀破爛的時間都不夠，哪顧得去“樹立”？你若去問他們，他們肯定說不出個子丑寅卯來。這種性這種情（也就是胡錦濤的世界觀）是哪裏來的？在這方面，那胡錦濤雖處億眾之上，動輒山呼，行輒海擁，至於他的人生境界嗎，若比我孫豐，那可是差遠啦！別小瞧這一介匹夫，我會很坦然很充實地說：爾不過一行屍走肉！我一介匹夫又怎樣？早已是閱盡巫山、蒼海，處在享受靜思的境界上了。我再來告訴他們—-
這四個人的境界不是從甚麼馬克思牛克思驢克思那裏來的，也不是樹立出來的—-
這境界原本就在他們生命中，就是他們的生命。
與胡錦濤的不同之處在於：胡錦濤被毛澤東的邪靈訓化了，他又用黨校來訓化別人；而這四個人根本沒有被訓化的機會，他們有著的是生命原有的純樸與本真；他們的心是自然人的心；而胡錦濤的則是被邪靈依附的（這裡套用的是胡平先生的“訓化”論，但我認為“訓化”概念設能徹底還原，那毛澤東是被誰訓化的？列寧、馬克思本人又是被甚麼訓化的？所以應是異化，人類理性的異化）。
人原來並沒有心，在與環境的互作用中形成了心，你得清楚“形成”不是在原來的生命裡再加一個部份，而是從生命原有的組織裡發生出一種機能—-生命的機能裡的那“能”，怎麼“能”也“能”到“機”以外去，即生命的機能不能機能到生命之外去。所以，“人之常情”就是胡錦濤說的人生觀，那常情只有人才有，並且又是關於人的。世界觀的最簡單表述就是—-
人對人的體驗。
對它的便於理解的表述應是—-
人的生命中的意識對生命與世界所處的聯繫的狀態的完滿性體驗。
從這個永恆有效的判斷裡你可以看出：生命、生命生成的意識，它們在哪裏呢？—-在生命裡。意識所體驗的那個生命，以及生命與世界間的聯繫，這一聯繫所造成的生命狀態也都還在生命內，還是生命。它的境界，也只能是互作用而形成，不可能“樹立”而得之，不管牢固的還是脆弱的樹立。根本不存在“樹立”這一說。
根本不存在馬克思主義的世界觀，不存在“腐朽的資產階級的”世界觀觀；當然也不存在“無產階級的革命”人生觀……
只存在人生觀。—-根據是只有人才是實際存在的，所以只有人才有體驗。至於階級的烙印那是人的世界觀在一定時代表現出的階段性差異，它在人性之內，是人性的表現與證明。不能把它上升到與人性相平等，甚至超越人性的地位。
行筆到此，注意到徐水良先生關於自由與民主的辯論，下一論題，就來批判胡錦濤的“人生的目的是甚麼”。(http://www.dajiyuan.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