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11月10日訊】我因1979年出獄後，繼續從事民主運動，1981年5月再次被捕，入獄後又拒絕回答問題，並在看守所寫了三萬字的長文《批判四個堅持》，進行抗爭，要求公安當局上送胡耀幫，因此被判刑10年。其後，許良英等一批老先生為我奔走呼籲，胡耀幫先生（及其他有的領導人）多次過問，要求放人，以致監獄當局多次告訴我，也告訴監獄有關部門，說我即將平反出獄。但因為鄧小平及江蘇許家屯等人的阻撓，拒絕糾錯放人，一直被關在獄中，及至刑滿。
我在《批判四個堅持》的附件中，曾經預言，不改變四個堅持，十年之內，必然會爆發類似波蘭的大規模衝突。及到六四以前，我一直持續批判四個堅持，批判中共反自由化，基本路線等等，指出反自由化就是做人類公敵，並針鋒相對提出以人和人的自由發展為中心，和人的自由發展標準等等理論和路線。到1988年，我認為一場規模空前的大衝突即將來臨。因此，那一年多次在文章中指出，大規模衝突即將來臨，時間已經不多了，為了避免衝突，避免流血，必須果斷進行政治改革。1988年12月，我寫了一份給中共領導的《建議書》，說明"為抓住目前尚存的最後機會，以防止大規模衝突在我們的祖國發生"，提出了恢復胡耀幫職務，趙紫陽辭職，鄧小平離休，釋放政治犯，開放黨禁，報禁，建立民族團結和解委員會等七條建議。文章和上書都在當時設法帶出監獄，上送中共領導，並寄許良英，方勵之，嚴家其等先生。後來許良英先生回話，說有關材料和申訴已經送給閻明複先生，閻先生保證送到最高領導手中。但後來看到趙紫陽先生關於反革命分子反對基本路線和中央領導的一個簡單講話，使我對問題的解決不抱希望。
1988年4月，胡耀幫先生突然去世。當我聽到這個消息時，受到的衝擊真是極其巨大的，我一下子懵住了。我想，這下子完了！中國失去了一個可能解決中國問題的幾乎是唯一的人選！而且他死的太不是時候！大衝突來臨了！如果他不死，能恢復職務，大衝突或許還能避免。即使不能避免，待半年一年以後，社會矛盾成熟，再爆發衝突，並且有胡耀幫在，衝突的結果將完全不同。現在提早爆發了，而且沒有了胡耀幫，衝突的結果，可能是失敗的悲劇。
果然，隨後就發生了學生上街，八九民運爆發了。這是一場牽涉全國每一個人的心靈的偉大運動。那時候，監獄的每一個犯人，也都時時關心著這場運動的每一個變化。我本人，也成為監獄犯人關注的一個焦點，犯人碰到我，幾乎都要詢問或談論這場運動。但因為預估這場運動可能失敗的結果，面對未蔔前途，尤其在監獄這種沒有什麼表達意義的地方，我只能保持最謹慎的態度。對大多數議論，都笑而不答。
自胡耀幫1982年以後多次關注我的案件，以及北京一個小組1985年到監獄瞭解我的情況，之後，監獄當局特別為我改善伙食，並為我訂閱一份報紙，鬧得一些不明真相的人說是省部級待遇。這時，中隊犯人來向我借閱報紙，瞭解運動動態的也特別多。
當時的監獄，每個小組一份江蘇《新華日報》，一個中隊一台彩電，但電視一般只能週末看。有一次，當電視中政府發言人說中國沒有政治犯時，看電視的犯人一下子笑了，有幾個犯人當場問管教幹部，說："那徐水良算什麼犯？"幹部也是笑而不答。
5月10日，我太太趕到監獄，說北京朋友要她轉告我，中共打算鎮壓，要我在監獄中特別小心。我說不要轉告我也清楚，從一開始我就特別小心。我也囑他她轉告外面朋友，這場運動可能失敗，要外面朋友小心。
當時，中隊有一個犯人偷偷搞到一台收音機，每天晚上偷聽美國之音和臺灣電臺廣播。他每天早上都偷偷來找我，把偷聽到的消息告訴我。我要他千萬小心，別讓幹部知道。還有一個原來是我們中隊的犯人，被調往監獄電視轉播台管電視，每次碰到，也偷偷告訴我他知道的消息。六四前後，有一次他很緊張地告訴我，說他在電視上看到，西安等一些地方破獲幾個"反革命集團"，抄出一些"反革命材料"，從電視上看到，有的文章是我寫的，署名徐水良，叮囑我千萬小心。後來我太太接見時也告訴我從電視上看到這個消息，囑我小心。
那些天，鎮江船舶學院和農機學院等大專院校的學生，在離監獄不遠的鎮江東門廣場長期抗議。監獄中偶爾能聽到他們的抗議聲。有時我們也偶爾有機會站到監獄房子高處眺望東門廣場。監獄中一些刑滿留業人員，有機會到中隊，也常常告訴我們外面情況。甚至一些幹部，也有意無意把鎮江和其他地方的抗議情況告訴我們。
北京宣佈戒嚴的那個晚上，中隊全體犯人集中看電視，氣氛異常沉重。電視結束後，私下裏，犯人們的情緒幾乎全部是忿忿然。這些犯人，95％以上都是刑事犯，在社會上是危害社會的一群人，被稱為社會渣滓，你如果生活在他們中間，得處處小心，防止他們肚子裏的壞水。但他們作為人，作為中國人，在整個八九民運期間，他們的心情，與全國人民是完全一致的。六四是全中國，全中華民族反對以鄧小平為首的一小撮法西斯的鬥爭。而監獄管教幹部，在整個八九民運期間，很少有人表示態度，但看得出來，他們的心情，與全國老百姓也是一致的。他們中也有少數偶爾表現同情學生的。我的記憶中，沒有幹部仇視學生的。91年5月我出獄前不久，一個監獄幹部特別來找我，要我出獄後小心，外面對我進行監視控制的網路已經組織安排好了。說這個法西斯政權，遲早有一天會垮臺。我相信，他的話，也代表了監獄許多幹警的真正心聲。其實，即使中共高級幹部，同情異議人士的，不在少數，尤其在六四以後。我們監獄當局在我刑滿前，曾就我的安排跑北京，跑南京，他們回來說，他們見到的領導都同情我，他們帶了我厚厚的材料，向司法部一個部長彙報時，問徐水良有什麼問題？部長雙手一攤，說：但是現在沒有辦法解決。監獄中的幹部，好些人也私下表示，我們的案件和後來的六四，遲早要平反。
6月4日一早，偷藏收音機的犯人一臉悲憤，趕來告訴我，說當局法西斯，開始屠殺了，收音機裏一片槍聲。監獄刑滿就業人員不久也帶來監獄外抗議大屠夫鄧小平李鵬的消息，說街上許多絞死鄧小平的標語。可以說，那一天，我們許多人渡過了有生以來最悲憤的一天。
以後，電視上就是袁木的謊言，和屠殺後所謂軍車被燒，解放軍暴屍街頭的景象，還有追捕六四要犯，槍斃六四堵鐵路燒火車的人員等等。沒有人相信袁木的謊言，沒有人同情死了的軍人，大家都相信北京成千上萬人被屠殺的消息。監獄裏也是一片悲傷沉重的氣氛。
因為我是很早向中共寫上書的人，許良英先生為他發起的要求釋放政治犯上書寫的說明材料，介紹的主要也是我的情況，還有抄出我的"反革命材料"等等，都使我作了被加刑甚至掉腦袋的準備。我太太也從社會及單位聽到我將被加刑的消息。我也曾經風聞類似消息。幸而六四追究後來急刹車，這些消息不了了之。相反，由於閻明複先生被撤銷書記處書記職務以後，仍然以統戰部名義，批示解決我的問題，所以江蘇高等法院來找我，說收到統戰部批文，問我材料是怎麼送上去的。我說不知道。以後也同樣不了了之。
過了一段時間，我所在的鎮江江蘇省第二監獄，轉進十多個六四犯人，包括北京學自聯馬少華等，一律關在禁閉室。90年六四，他們在獄中集體絕食一天。當監獄領導在大會上宣佈他們身體不適，一天不吃飯時，會場上響起很大笑聲，因為大家都知道真實原因，都對六四犯人抱有很大敬意。我很想見見這些朋友，可是，及到我91年5月刑滿出獄，只見到三個人，一個解放軍福建前線廣播電臺的年青知識份子，判刑4年，派來當我的學徒，一個無錫工自聯的成員，判刑20年。其他的朋友，依然關在禁閉室。這些朋友在江蘇的待遇，與浙江六四犯人的優惠待遇，形成鮮明的對照。浙江六四犯人集中一起居住，不用勞動，半天學習，半天自由活動，吃兩個犯人的伙食。這是因為浙江從省長開始，都同情學生。幾任公安廳長，也都同情學生，其中一任，還是我一個朋友的至交。我朋友和老鄉都拜託他們對我照顧。後來我策劃為魏京生呼籲，北京下令抓捕，被迫逃跑，最後沒有被抓，就是由於浙江方面為我開脫。而象江蘇那樣的省份，在全國還是比較少的。
由於我們在獄中，沒有能夠親身經歷八九民運這一場光輝的偉大運動，這永遠是我們人生中的一個巨大的缺陷和遺憾。當六四十五周年來臨的時候，我們分外懷念那些被迫害甚至至今仍然在監獄中的朋友們。當然更加懷念那些為了中華民族的民主事業英勇獻身的烈士們，他們是中華民族永遠的驕傲！
2004―4－3日
附：材料兩份
【按】這裏是我在1988年12月寫的一個《建議書》，以及1988年9月寫的《短論數則》，轉自1995年香港出版的本人論文集《批判四個堅持》一書。建議書和文章寫成後，馬上設法帶出監獄，寄送中共領導，並寄給許良英，方勵之，嚴家其等先生。中共把1989年初知識界上書定為89民運起點，這個《建議書》時間更早一點，因為沒有看到"64"期間有關電視，我不知道它們是不是包括在當時電視上公開抄家抄出的、我的"反革命材料"中，也不知道它對後來的上書起了什麼作用，但我想它們應該是89民運的先期材料之一，並可作為本人回憶《我在獄中過六四》一文補充。從材料中可以看出，當時本人還受著馬克思主義的束縛。
――徐水良2004－4－16日
建議書
為抓住目前尚存的最後機會，以防止大規模衝突在我們祖國發生，本人建議採取以下措施：
一，趙紫陽同志辭職，由胡耀邦同志主持全面工作。鄧小平同志年事已高，可離休頤養天年，其職務可由胡耀邦同志兼任。
二，釋放七九年後被關的持不同政見者、政治犯。恢復因"自由化"等問題而被批判處罰者的名譽。
三，組織民族團結、和解及復興、振興委員會，取得全國人民信任。
1、委員會由中央領導人及原來持不同政見人員和其他有關人員組成；
2、聘請國內外有關學者專家組成顧問團；
3、委員會任務：
（1）、研究制訂改革總方案，交由公民投票決定；
（2）、根據總方案，確定改革總計畫；
（3）、處理重大問題，調解重大衝突。
(如需要，本人可以談總方案，總計畫的內容建議)。
四，開放解除報禁，保障言論出版自由，鼓勵全國人民為振興中華民族獻策。
五，依據法律實行結社自由，包括解除黨禁。
六，在改革總體方案、總體計畫制定並實施前，希望全國人民克制使用罷工權利，並把遊行示威限制在一定範圍內，以保證必需的安定和秩序。
七，安定人心。民族團結和解及復興振興委員會應向全國保證：一方面，改革方案將是徹底的，全國人民的要求將得到滿足；另一方面，改革前的既得利益集團(如官僚)，只要他們不採取反對並阻擋改革的行動，他們的利益，改革後也將予以照顧，其生活水平，將得到保證，這樣的結局，比起大衝突發生，最後被人民拋棄或懲罰的結局，對他們應該有利得多。
只有採取以上措施及一系列更詳細的其他措施，才能避免大規模衝突的發生。
希望有關人員以民族大局，社會主義事業的大局為重，以他們自己的行動為祖國減少波折，迅速創造振興條件，同時也為他們自己在歷史上留個好名聲。
以上建議，請轉中央，供參考。
徐水良
一九八八年十二月二十四日(http://www.dajiyua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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