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衛平:論言論與出版自由

李衛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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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紀元2月11日訊】
一、自由

所謂自由,即強制之不存在,意指只要人們的言行不侵犯他人的權利,則不受任何限制,即他人的權利是個人自由的邊際約束。需要指出的是,有鑒於人的本性,某人在行使自由、追求自我利益時,幾乎肯定會侵損其他人的利益,但此並不構成限制的前提。只要某人的行為沒有侵犯其他人的權利,只要其他人可以一如既往地追求自己的利益,則某人的自由就應完全地得到尊重和保護。這說明自由不僅是一個社會、政治和法律概念,更首先是一個道德概念。自由即道德,因為自由是具有自我意志、渴望自主的人類的第一原始要求,是人類最根本的本性。自由意味著,人們的作為或不作為無須經過任何權威–不論是個人還是機構–的預先特許,而只受一般抽像的、普遍平等適用於人人的規則的調整。

自由,即人們可以自主地以自己的方式行事,其功用在於,不僅可以給予個人最大的滿,而且一般而言,他將比其按照他人的意志行事,能更好地服務於社會。

1979年前的中國,極其嚴厲的強制與壓迫普遍地存在於社會的方方面面,中國人不被允許有獨立的思想、意志和利益,全中國只有一個大腦,十多億國人都是最高領導人的提線木偶。全民族喪失了靈性,毫無積極性和創造性,呆若木雞,昏昏噩噩,極度愚蠢野蠻懶惰;國家政治反動落後,經濟破產,文化凋敝,社會形將崩潰。隨後進行的改革開放挽救了中國。儘管只在經濟上實行了有限度的改革,儘管政治與文化在很大程度上依然維持了前此的強制,但僅此些微的自由便激活了國人的靈性,他們的積極性與創造性如同隨突然爆發的火山噴湧而出的熾熱岩漿,迅速在全社會蔓延開來,中國再度活了起來,中國人再次展現出其固有的勤勞聰明文明的本性,經濟突飛猛進,舉世矚目。整個世界在這場巨變中也受益良多。

從本質上來說,自由的目的在於人類的發展,防止社會衰敗,而非威脅政權的統治,而,自由從來都只會強化尊重自由的政權。

二、言論與出版自由

言論與出版自由是最基本的道德範疇,任何對其之阻礙乃至壓制均是最嚴重的反人類行。人是社會的,這意味著自由地表達與交流是人性最基本的需要,是人類與生俱來不可剝奪的自然權利。人之千差萬別,猶如大千世界紛繁多姿。窒息不同的聲音,強制人們與主旋律保持一致甚至壓迫社會至鴉雀無聲,實是對人類最大的侮辱、對人性最大的蔑視。

言論、出版自由是文明的強大推動力。人類在從初民社會步入文明社會的過程中,先創造了語言、文字,後發明了紙張、印刷術,使得知識的傳播範圍越來越廣,速度越來越快。知識的廣泛、迅速傳播極大地促進了人類的發展,人類的進步又反過來更迅速地催生出更多新的知識和更高效率的傳播手段。現代人類在短短的一百多年時間裡創造了比人類有史以來的發展總和更為偉大的進步,部分而不可或缺的原因正是我們擁有了電報、電話、廣播、電視等更為迅捷的傳播手段。互聯網的普及必將為人類贏得更為不同凡響的榮耀。而這一切的首要條件是,人們能夠自由地使用我們全部的文化財產。統制思想,鉗制言論,使人們不知、無知、愚昧、麻木,失去了靈性、積極性、創造性,導致了綿延千年的歐洲中世紀黑暗時代。其時社會衰敗,發展停滯。此正是亡國滅種之道。文藝復興運動砸碎了神學的桎梏,解放了人性,吹響了人類追求自由的號角,言論與出版自由從此成為西歐的社會常態。近代世界的巨大進步正是建立在此基礎之上的。

言論、出版自由是落實其它憲法權利的前提。沒有言論與出版自由,社團將難以展開宣傳和組織活動,結社自由無從實現;沒有言論與出版自由,遊行、示威則不可能很好地表達其意願,該權利形同虛設;沒有言論與出版自由,選舉活動根本無法正常開展,更遑論「自由」?!

封建時代,統治者將自然界的異像與政權前景相附會,政治讖語氾濫。當今,雖然人們已不再對異常的物理現象大驚小怪,然對天災尤其是前所未見者仍心有餘悸;加之沒有合法性,政權缺乏自信心,以至封鎖此類消息成為慣例,導致天災演為人禍。非典型性肺炎在短短數月內流毒世界,不僅嚴重損害了國家的信譽與經濟,極大地阻礙了正常的國際交往與文化、科技及體育交流,更給人類的生命安全造成了巨大的威脅。這充分說明對信息自由流通的刻意阻塞造成的危害何其大也!如果政府不能真正做到還言論、出版自由與民眾,則非典型性肺炎大肆蔓延當不會是此類人禍的絕後之為。

三、建設民主,言論與出版自由先行

作為手段而非目的的民主,乃是形成決策的一種政治安排。但何者為民主原則適用的恰當範圍卻不應當以民主的方式決定,思想只能通過各種觀念在思想領域中的競爭而非投票來確定其正誤;更有進者,民主只有在保有個人不受限制地形成各種意見的前提下,方能開展實質性運作。顯而易見,如果人民沒有言論與出版自由,民主則不免為無源之水、無根之木,似海市蜃樓般,僅為幻景而已。

無論何時,新的知識總是由少數人發現、掌握。如果該社會缺失言論、出版自由,少數就不能傳播新知識,就無從說服多數接受新觀念,進而推動社會進步。這裡,民主的多數將窒息至少是延緩新思想的傳播,社會將不可避免地走向停滯甚至衰敗。從根本上說,言論、出版自由不僅是民主的基礎,更是促進社會發展的重要前提條件。

歷史上,任何一個國家從威權走向民主,首先必須確保公民的言論與出版自由權利;同樣,從民主退回獨裁,也必須首先從鉗制言論與出版入手。前蘇聯的民主之路正是發端於「公開性」,即允許全民公開討論爭議有關的重大政治議題;納粹德國之所以能成功地實施倒退,正是因為此前其已經全面控制了新聞與出版機構。今天,建設民主國家同樣首先必須從言論與出版自由開始。以阿富汗和伊拉克為例,它們最明顯最迅速的變化是一夜之間出現了眾多觀點不同的報紙、廣播電台、電視台。

我們再來看那些繼續維持著獨裁統治的國家的作為,便能更清楚地認識到言論與出版自由的重要性。古巴、朝鮮、利比亞等國家的獨裁統治,正是建立在完全的言論與出版控制之上的。因為如果沒有當局刻意閹割篡改歷史,如果當局不能成功地欺蒙人民,如果人民瞭解了事實真相,那麼他們的反動獨裁統治是一天也維持不下去的。有人擔心槍桿子,這實在是多慮了。槍桿子一旦清醒過來,一經認識到真正的敵人是獨裁政權,而非反抗獨裁的父老鄉親,便再也不會為其所用,而會掉轉槍口,指向獨裁者。很明顯,若真欲建立民主國家,則首先應確保言論與出版自由。否則,不論政權如何花言巧語,都不能掩飾其繼續實行獨裁統治的邪惡目的。

綜上所述,人們應當且必須享有言論與出版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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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只代表作者的觀點和陳述﹐不代表大紀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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