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2月2日訊】問七：
梁漱溟先生曾說人類有三大問題，即“人與自然的關係，人與人的關係，人與自身的關係”，隨著歷史發展，資本主義及其之後要偏重於解決第二個問題，第三個問題仍有待于未來。您是否贊同“歷史人本主義作為學說本身也是歷史的，它在目前是革命、前瞻的，然而它距離真正地解說人類的最終（根本）問題還很遠”？
答七：
梁漱溟是新儒家開創人。新儒家不是學派，而是思潮，是近百年來中國從哲學層面出發逐步醞釀、形成的最重要的思潮之一，從哲學的創造性角度（形式與主張的保守性是另一回事）以及作為思潮的成熟性程度看，甚至可以說是中國至今唯一真正成就的學派思潮。新儒家很複雜，可以梳理出多個學派。
往往，天才的人物就在我們身邊，而我們的平庸使我們無法看到天才，並成為天才人物成長的扼殺者。其實我們每個人的心中都有一份天才，我們之所以僅僅只能成為平庸的人，是平庸有著更強大的誘惑，這種誘惑使我們無法感知到自己內心深藏著的天才氣質。我們平庸，往往無法容忍天才的發生，因為我們需要證明自己平庸的合理，雖然天才的存在並不證明平庸的不合理，但我們的自卑心經常會誘導我們進行不承認自己平庸的心證，從而爆發出一種無視天才的傲慢和剛愎。天才的經常出現，巨人的不斷誕生，只有在流行以崇高為美德的社會才可能。
就象我在前面答問中所闡述的，我不承認有什麼終結全部哲學的哲學體系。任何哲學體系都是從它自己的角度對存在的解釋體系，一種哲學體系與另一種哲學體系之間可以溝通，甚至達到融彙，從融彙中誕生出新的學派，但它們不能互相取代。可以批判，可以從崇信這種體系轉而崇信那種體系，但不要輕易否認任何一種哲學體系的合理性，更不要隨便扼殺。即使一種學派從其可能發揮的精神方面已經走到了終結地步；即使一種思想和觀點從其萌生時就因某種原因而終結，但一切學派、思想和觀點都是人類精神的財富。哲學是全部哲學的哲學。懷疑和批判是絕對，敬畏也是絕對的。哲學不拒絕狂傲，不拒絕天下獨我，但也必須敬畏；沒有敬畏的狂傲和沒有狂傲的敬畏都只能流於膚淺。
全部的哲學都是歷史的，它的創造是它所在時代所現實地達到的創造，它的繼承、闡述和發揮是在所在時代所現實地進行著的繼承、闡述和發揮。但是歷史不僅僅是過去、今天，歷史也是未來，未來以一種強大的吸引力誘惑著現實的運動，使活動著的人們努力地往前蠕動著。所謂保守、革命，都僅僅是表面呈現出的方式，其內在的狀態和傾向都是往前的蠕動。哲學的所謂前瞻，既是這種蠕動本身，也是對這種蠕動的把握。
人類的根本問題與最終問題是兩個不同的概念。根本問題是貫徹始終的，過去、今天、將來，總是作為一種不斷的現實顯現在那裏；至於眼睛能否看到，那不是現實本不明顯，而是我們的眼睛尚未發覺，我們的智慧仍然沒有形成注意。最終問題則未必是完全顯示的，雖然它一定會通過一定的現實積累著、隱現著，但我們並不能用自己的眼睛看到它的全部面貌，而只能用我們的智慧去不斷預知和把握。
人類的最終問題只是死亡和毀滅。死亡，它是通過我們一個個個人的死亡現實地體現著的，通過個體的死亡以及人類以往和眼前的無數災難，向我們的智慧預示著最終的毀滅。因此，所謂最終問題，就是終極的命運。但是，最終問題的全部意義，恰恰是通過我們仍然活著、生存著體現的。因此，全部的意義都是活著的生命的意義。而哲學，正是關於全部意義的智慧體系和方式。所以，哲學是以最終的死亡和毀滅為邏輯基礎的關於活著、生存著的生命全部意義的智慧體系和方式，是恨著的最愛，是虛幻的現實，是出世中的入世，是悲哀著的歡樂，是痛苦中的幸福，是虐待著的享樂，是精神方式的人的全部的現實命運。
從現實的角度說，中國今天的哲學已經不得不思考你說的“資本主義及其以後”這樣的問題。但是“資本主義及其以後”作為一個現實問題，其最近的淵源是個列寧主義的問題，再上溯是個馬克思主義問題，一當我們跳出列寧主義和馬克思主義的語境後，這個問題就具有了偽問題的嫌疑。所以，當你使用“資本主義及其以後”這樣一種語詞時，需要有一種很慎重的態度才可以。
在馬克思的馬克思主義，人類歷史被抽象出了一個完整的五種社會形態演進圖，由原始社會而奴隸社會而封建社會而資本主義社會而共產主義社會。這一演進圖是個非常偉大的成就，是人類理性第一次試圖對自己的全部歷史和命運進行一個完整勾勒，並建立一種完整的社會發展史模型（演進地描述歷史這並不是第一次，早在中國的《易傳》中已經非常清晰地描述了一種文明演進的經驗理論模型）。但是，馬克思的這一演進圖的缺陷跟它的天才一樣具有高度。
第一，我們已知的文明史之前的人類原始社會史已經有了數百萬年，其中發生過什麼我們的知識仍然處於“蒙昧時代”，在馬克思那個時代更是個幾乎一無所知的迷。摩爾根的研究說穿了是對人類學活資料的收集和整理，並試圖予以猜測性解釋，遠不足以解決整個原始社會史。但理性至少應該為我們提供數百萬年中可能發生過許多非常重大的轉折性歷史事件的存疑猜想，在邏輯上存留出這一漫長時間的空間。僅僅用一個“原始社會”的空洞名詞抹去一切，在邏輯上把它與不過萬年的文明社會史予以簡單並列，是一種非常武斷的做法，至少於理不夠扎實。
第二，馬克思從黑格爾那裏繼承來否定之否定辯證法，而所謂否定之否定不過是黑格爾從他那絕對理念當中演繹出來進行自我邏輯完善的方法和思辯遊戲，馬克思不僅跟黑格爾一樣充滿了思辯的戲劇性幻想，更把否定之否定作為手段機械地套用到了整個人類社會史上，以服務於階級鬥爭理論。奴隸社會、封建社會、資本主義社會不僅作為對原始公有制社會的否定，而且在資本主義社會已經達到了再否定階段，而這種再否定的肯定就是共產主義社會，這樣，人類社會歷史就完成了一個公有制而私有制而公有制的否定之否定圈。
這是個按否定之否定想像強行扭成的怪圈，其合理性必須通過共產主義運動建立共產主義社會進行實證。但馬克思沒有想到的一個非常簡單的道理是：當與漫長的原始社會比較的仍然非常短暫的私有制社會突然轉入到了共產主義社會，並考慮到無論如何可以預計的人類更漫長的未來史，所謂私有制社會就成了一個幾乎可以忽略不計的插曲，就成了公有制社會演進過程中的一個小小臺階，這樣，所謂否定之否定反而失去了事實基礎。如果一定要遵循否定之否定辯證法的話，也至少應該得出私有制社會還遠沒有形成它可以與漫長的原始社會進行並列的邏輯結論。
第三，馬克思在演繹人類社會史的時候，其歷史唯物主義理論自身包涵著無法克服的內在衝突。馬克思的五種社會形態演進圖最基本的基礎是他關於生產方式的理論，所以，五種社會形態也被稱為五種生產方式，其演進也可以認為就是五種生產方式的演進。生產方式的演進具有自然性，馬克思自己看到，無論奴隸社會、封建社會還是資本主義社會的形成，都是建立在它們的生產方式已經出現和形成的自然基礎上的。但是，馬克思的階級鬥爭理論卻打破了他的生產方式理論和他所看到的歷史事實，不再願意接受生產方式演進的自然約束，主張通過無產階級革命即人為的手段，直接建立共產主義社會。
馬克思無法解決自己的這一理論矛盾，只能通過對資本主義的徹底批評使其罪惡化，為無產階級革命提供道德依據。他不知道人類史上私有制與公有制長期並存的歷史，把私有制與公有制絕對對立起來，號召工人階級通過革命剝奪剝奪者，用人為的方式建立起公有制度，建立共產主義社會。因此，馬克思的五種社會形態演進圖最終的落腳點是人為製造的目的演進，與其說是歷史理性，不如說是一種政治計畫。
第四，雖然馬克思已經充分注意到了世界史和世界市場的形成，並得出了通過歐洲發達資本主義國家無產階級的集體革命才能夠建立共產主義社會的結論，但他在思維方式的深處並沒有擺脫歐洲中心主義的狹隘觀念，不知道人類社會已經是整個世界的人類的社會，即使歐洲一地的革命也並不等於全人類的取代資本主義的革命；不知道資本主義在進入中國後已經滲透在了世界的每一個主要地區，資本主義在更多的地方僅僅只是起步，即使老歐洲發生了革命，但資本主義從世界範圍說還處於萌芽的、幼稚的、年青的狀態，還充滿著生命力；他更不知道，在世界資本主義的演變中，所謂無產階級革命更容易掀起的動力將是抵抗殖民主義的民族主義革命和抵抗封建主義、資本主義的農民革命，從而演變為非無產階級的革命，所造就的將不是他理想的那種應該取代資本主義罪惡的共產主義社會。
第五，如果僅僅由於不瞭解歐洲以外的社會狀態和歷史，馬克思還不足以會把他以歐洲歷史為基本依據總結出的社會形態模式，作為人類社會的絕對模式或典型，世界之大、歐洲文明之非原生足以引起他的理性謙遜，謹慎地對待人類社會的整個歷史，但他的建立共產主義社會的功利性和狹隘的歐洲中心主義意識，限制了他的智慧發揮。這一點不僅體現在他不能估計共產主義運動可能會發生各種“異化”上，更體現在他對奴隸社會、封建社會的規律性論證和描述上。
在歐洲，由古希臘、古羅馬而中世紀的進程可以認為是一個奴隸社會而封建社會的過程（其實也不儘然，更廣大的歐洲腹地可以認為是從蒙昧時代經過頻繁戰爭直接過渡到了封建時代），但一當跳出歐洲範圍，僅僅歐洲東部及其東面，地中海東面和南面，歷史的演進就遠要複雜得多，更不論更廣大的亞洲中部、南部、東部，撒哈拉及其以南，印地安人的美洲及其殖民化美洲，澳洲，等等，歷史的複雜性首先作為一種既成事實以比黑格爾式的思辯遠要豐富的方式展現在那裏。
如果從細部推敲，馬克思五種社會演進圖的表面邏輯遠不止存在以上這些問題。但是，至今為止，馬克思的這一理論並沒有受到足夠的挑戰和批判，而是從另一個方面得到了服務於革命的修正。這一修正的最重要理論是馬克思主義帽子下的列寧主義。還在馬克思的時代，馬克思、恩格斯就已經用社會主義理論調整了他們的共產主義理論，列寧則從革命立場徹底完成了這一調整。在列寧那裏，資本主義社會被分作了自由資本主義社會與壟斷資本主義社會兩個歷史階段，共產主義社會則被分作了社會主義社會與共產主義高級階段社會兩個歷史階段，他把壟斷資本主義社會與社會主義社會進行了銜接，指出了壟斷資本主義社會的帝國主義性質，宣佈帝國主義是資本主義社會的最高最後階段。
更重要的是，列寧悄悄地把社會與國家進行了邏輯混同，並把國家與政權、政府進行了進一步同一，把國家解釋為一種暴力統治機器，這樣，從資本主義社會向社會主義社會的演變，就只要實現以共產主義理想進行自我規定的無產階級性質的共產黨革命即可以。既然這樣，革命就僅僅只是一種以獲取現實的勝利為目標的暴力運動，就可以在任何可能獲得勝利的國家進行。這是一個天才的革命理論，是有史以來人類智慧鼓動和實現暴力運動的最理性、最完美、最極端發揮。二十世紀前所未有地湧現了一大批世界意義的政治巨人，但所有的巨人在列寧的政治智慧面前都只能黯然失色——沒有第二個人做如此迅速、大規模、成功地改變和創造出恢弘的政治運動史和社會運動史。
歷史可以被改變、被創造，而且也一定是被改變被創造著的，特別是當把歷史狹義地理解為政治運動史的時候，就更是一部被改變、被創造的歷史，但是，歷史永遠是一部自然演變的歷史，一切的改變和創造在最終意義上都不能違背其自然性，違背自然性的改變和創造就如湖面的浪花，僅僅就是浪花而已。湖面總有浪花，有本有的浪花，有丟一塊石子進去的浪花；本有的浪花是湖面本性的自然的浪花，丟一塊石子的浪花雖然也因為湖面的存在而有，但終究是丟了石子的浪花——石子沉底，浪花無影。在這個意義上，列寧終究只是個曇花一現的人物，比許多沒有他偉大的巨人和無數的平凡者更不偉大。所以，當嚴肅的哲學家把目光投向歷史時，真正能夠吸引他的只會是歷史的自然狀況、意義和運動。
歷史是人的歷史。人不僅僅是生產著的人，而且更是生活著的人。因此，考察歷史的自然性不僅要從生產方式著手，而且更要從生活方式著手。生活方式和生產方式是行為方式、認識方式、交往方式基礎上的人們的基本活動方式，它們彼此不能絕然分開，共同構成了人們基本的活動內容。雖然生活著的人生活能力的提高付出了直接面對大自然的自然生活能力發生衰弱的代價，但生活著的人始終依據著自身機體的自然與外在的大自然，並與由造物構成的物質外殼結合為一體，把自己的活動——歷史——從最基本的層面牢固地建立在自然基礎之上。
因此，從外在的角度考察歷史，全部的歷史都必須從人口及其空間存在方式進行考察，從內在的角度則必須從人們的食色二性以及全部的吃穿用住、繁衍等活動出發進行考察。歷史的考察當然也不能脫離對生產方式的考察，特別是在人類進入新石器時代以後，生產方式的考察有著特別不能忽略的意義。但是，物質生產在生產中的基礎性也決定了生產方式演化的自然基礎。無論生活方式還是生產方式，它們都從基礎上構成和奠定了人類歷史的自身自然基礎（外在的自然是大自然的自然性，天文的和微觀世界的自然意義決定了人類歷史的絕對自然性），並是人類活動的基本的和自然的內容。
今天已經養成經院式思辯和教條化思想惡習的哲學家們應該清醒地認識到，當自己談論人、談論歷史的時候，人、歷史永遠是一種現實的存在，而不是可以被任意抽象的理念和任意規定的教條。人口及其空間是人群的基本呈現形式。當我們試圖從人群的宏觀角度考察歷史時，人口及其空間是必須依據的首要邏輯基礎。不存在沒有人口、沒有空間存在形式的空洞的人的概念。人類歷史的全部演變都與人口及其空間的演變緊密相關著。因此，至今為止的全部人類史，根據人口及其空間演變的狀況，可以分為世界史和前世界史兩個進程。
所謂世界史，是指人類人口已經密佈在了地球的各個地區，並已經聯繫為了一個整體體系，任何一個一定規模地區的社會重大變化都將即時地引起另一個地區或整個世界的社會發生相應的變化，整個世界已經現實地進行著了一體化運動的歷史。雖然今天的時代僅僅還是世界史的起步階段和幼稚時期，但除非發生人類人口突然減少的毀滅性災難和全球化交通、資訊等基礎、體系和能力的全面突然崩潰並無法得到迅速重建，世界史的演進已經成為不可逆轉的基本歷史趨勢和實際。如果從500年前的哥倫布航行為標誌計算世界史開始其形成過程，到150年前英國人打開中國大門，世界史的形成過程經歷了350年時間，而世界史的完全形成至今不過150年，之前的全部人類史都是前世界史。
大致說來，人類的前世界史可以分為遷徙史、傍水史和地域史三個大的階段。所謂遷徙，並不是人類種群或種族隨意的和始終的遷徙，而是指一種非長期固定棲息的緩慢的遷徙，這種遷徙與氣候、地理以及生物圈的變化有著密切關係，但更重要的動力與人口的繁衍有關。這一歷史過程延續到了舊石器時代中期，它的顯著特點是人類種群的不斷亞種化和分解，形成了可能十分豐富的具有較大品種差異的各個種族；所謂種族，就其某個獨處的人群來說，也是這一人種的種群，而不是另一個人種的種群。所謂傍水，是指各個人群向水系靠近並依傍水系生活。
由於活動向水系的聚攏，形成了人類種族的第一個調整期，而人口的膨脹促使了族群社會的形成和分解，分解了的人群沿著水系或根據尋找到的新的水系不斷通過遷徙向四處分佈。這一歷史過程延續到了舊石器時代晚期或細石器時代。正是在這一時期，人類完成了在地球各個主要地區的分佈。之後的地域史一直延續到了世界史的形成，是人類種族的第二個調整期，所有的“野人”作為異類被排擠或消滅淨盡，各個人群的生活、生產方式雖然存在著所謂先進與落後、文明與野蠻的差別，但已經達到接近，彼此作為可以或願意進行交配、生育的同類而共存。
地域史大致開端於舊石器時代晚期末或細石器時代末。所謂地域的歷史並不是各個地域的人們沒有交往，並不等於一個地域的人群一定固定在一定的地域不發生遷徙，但其基本的特點是在一個比較穩定的地域內進行活動，具有地域封閉性，雖然也與周邊的人們進行著交往，在後期甚至發生著經常的大規模的遠征。就其趨勢言，不同地域的人們的交往、交流是不斷頻繁的，是不斷打破地域封閉性的。
在地域史階段，在人種意義的同類化前提下，各地區的生活、生產方式發生了豐富的差異，各自的歷史進程也有著各自不同的特點。總地來說，各地區的人們大都經歷了氏族社會階段和部落社會階段。氏族社會階段分母系氏族社會階段和父系氏族社會階段。正是在氏族社會和部落社會階段，人類史發生了全面的巨大的社會革命。
由於漁獵方式的進步，由於家種和耕種農業的成熟，以及灌溉農業的萌芽，各氏族和部落進行了轉型，定型為了捕漁氏族和部落、漁獵氏族和部落、捕獵氏族和部落、遊牧氏族和部落、農業氏族和部落、農牧氏族和部落、農漁氏族和部落、農獵氏族和部落、農漁獵氏族和部落、牧獵氏族和部落、牧農獵氏族和部落等多種類型，人們按照最有利於自己生活和生產的方式選擇合適自己生存的地域，或在海岸，或在臺地，或在山林，或在平原，或在草原，形成了自己獨特的文化和傳統。文化的分野在氏族社會階段和部落社會階段得到了全面奠定，中國江河流域與地中海地區各自形成了不同的高土文化類型和巨石文化類型。高土文化是以壘土或掘土為主要特徵的文化，巨石文化是以壘石或開石為主要特徵的文化，當然，這不能從純粹的角度去理解，高土文化不是絕對沒有壘石，巨石文化不是絕對沒有壘土。
雖然人口有了迅速的增長，但氏族和部落的文化定性（分工）越來越展現出了一種圖景：大自然似乎可以貢獻出不盡的寶藏，它貢獻的多少取決於了人口的多少。因此，人口的超速增長幾乎成了古人們最大的誘惑。但是，大自然又似乎永遠是貧瘠的，自己的領地並不足以容納更多的人口，而其他氏族和部落的領地則令人垂涎。即使並不需要其他氏族和部落的領地，但他們的食品和用具同樣可以勾動心魄，——零星的商業並不足以獲得對方的全部財富。
更重要的是，彼此不同的崇拜幾乎時刻提醒著彼此屬於異類。因此，崇拜、領地、財富和人口（特別是婦女和兒童）就構成了氏族和部落戰爭的源泉。戰爭不僅捍衛了自己的崇拜，更提供了一種領地、財富和人口突然增長的機會。一當戰爭成為威脅，人類社會的發展就由這種決定生存與毀滅的運動，安裝了前所未有的加速器。在一些地區，特別是形成了灌溉農業的人口密集地區，部落群中出現了核心部落。核心部落的出現更加大了戰爭規模。
戰爭，是精神原則、控制規則、智慧和人口、財富、技術的全面比拼，雖然戰爭本身會造成人口和財富的直接損失，但對勝利一方來說，更可能通過掠奪人口和財富直接增加人口和財富，而戰爭的組織（防禦和進攻的準備）則不僅可以強化人們的凝聚力，而且也可能刺激人口的出生率，並優化人們的生產能力，直接增加財富的生產，一定情況下也可能大大提高貿易數量。
因此，在連續的戰爭中，文明獲得了誕生，國家得以形成，人類進入到了文明史階段和國家史階段。一切古代文明的發源地，也是戰爭頻繁的所在地。但是，這並不是絕對的，也不是對戰爭的所有參與方來說的共同結局，更多的失敗的部落將因戰爭而消失，或者流亡，甚至可能退回到更原始的狀態。從流亡的部落中，則誕生出了最早的商業部落。
對人口的掠奪可以有三種不同的類型：一種是把掠奪了的人口僅僅作為自己人口的直接補充，社會並不因此而發生大的變異；一種是把掠奪了的人口非人化，僅僅作為生活和生產的會說話的用具和工具即奴隸，當這部分人口數量達到一定，則社會就發生了重大的變化，成為奴隸制的社會（奴隸制一當形成，奴隸的獲得也可以通過貿易進行）；一種是迫使被征服物件臣服，接受立國（方國）、分封、徙邊、流放、改宗、滅宗等安排（也可以把部分人口奴隸化或奴才化），成為封建制社會。所謂奴隸制並不具有普遍的意義，並不是絕對模式。
在《歷史人本主義》文稿中，我把中國古代社會稱為奴隸-封建制社會，其實只是一種避免麻煩的迂回的說法。嚴格來說，中國古代社會是宗法封建制社會，其歷史演進有一個非常複雜的過程，大致有先夏古國時期、夏-商王朝-方國時期、西周封建時期、春秋-戰國時期、秦皇朝文化斷裂-轉折時期、夾雜多次割據期的漢-隋-唐-宋前皇統時期、元皇統-種族制度時期、明-清後皇統時期，其中貫穿始終的是宗族-宗法制度，有一個由宗族民主制向宗族專制演進的過程，而奴才化（包含奴隸化但不是奴隸化）則一直是其中的一個非常重要的精神要素和制度要素。
在地域史階段，各地域社會的人口增長及其空間擴張不斷積累著走向世界史的能量。但是，並不是所有地區的社會都能拔得開闢世界史的頭籌。任何國家都將自然地向其周邊擴張，但是，當完成周邊擴張的國家達到龐大時，僅僅自身的控制就已經限制了它繼續進行擴張的能力和願望——龐大帝國只是遲鈍的恐龍，只能在保守自己的輝煌中等待死亡，然後伺機重生。而依附或鄰近強大帝國的弱小國家的現實理想只能是反抗、自保、騷擾和伺機取而代之。
只有在一個地域已經被力量相近的國家充分割據並處於一種均衡態，同時這一國家群落也沒有足夠的力量形成向臨近地域進行擴張時，這個國家群落才會產生跳出束縛走向世界的衝動。這樣的地區只有歐洲。但僅僅這樣仍然不足以促使歐洲走向世界。任何歷史的演變都是由偶然性事件所堆積的，而偶然性事件則是充滿個性的事件，是由一些具有不平凡的念頭和行動能力的平凡的人所造就的，而他們所造就的偶然性事件又在深處蘊藏著深刻的歷史性使命。因此，走向世界的更重要的前提是要在一個地區養育和積累出無數的富有個性的負有歷史性使命的平凡人，而這一點，也正由歐洲具備了。
當十四世紀歐洲開始文藝復興時，中國雖然擺脫了野蠻的種族制度，卻進入了以禁錮思想的文字獄和限制自由的特務政治為基本特點的後皇統時期。雖然鄭和的遠航不僅技術更先進、規模更龐大，而且比哥倫布的航行早了近百年，但是，鄭和的遠航不過是明皇朝好大喜功的“形象工程”，即使現在有人說是鄭和先發現了美洲，也是更證明了鄭和的航行是沒有多大歷史意義的一場國家遊戲。面對歷史鏡子的透視，偉大的鄭和在平凡的哥倫布面前，終究只是個猥瑣的太監而已。
如果資本主義僅僅只是指通過一定數量貨幣的投入以獲取更多的貨幣（利潤）的經濟活動，那麼，資本主義在部落社會就已經萌芽；如果以獲取貨幣利潤為基本目的的經濟活動形成了一定的行業作為資本主義成熟的標誌，那麼，資本主義在以獲取貨幣利潤為基本目的的商業、手工業、鹽業、礦業甚至專業化農業、畜牧業、漁業等出現和形成時，就已經成熟。
從這個角度說，那些費盡腦汁地討論古代中國是否萌芽、是否可以自己產生資本主義的學術家們，實在是在做一件很莫名其妙的學問，僅僅《史記》的《貨殖列傳》就已經敍述了資本主義的輝煌，更早的事實則由考古學家所發現的流傳廣泛的玉石器從其長途販運、專業製作及其貨幣意義上，說明了遠古資本主義的一種發生狀態。不是什麼會不會萌芽資本主義、有沒有資本主義的問題，而是會不會原生為資本主義社會的問題。所謂原生為資本主義社會的本質，也就是成為資本主義社會的發源地，也即：資本主義社會不能由一個國家單獨從內部形成，它是一種世界性的社會體系，作為發源地的國家社會——資本主義國家社會——則是這個體系的核心。
僅僅為利潤的貿易和生產並不能夠造就資本主義社會，否則，古代社會早就誕生出資本主義社會了。只有當這種貿易和生產是國際化了的時候，資本主義社會才有了形成的可能。但也僅僅只是可能而已，否則，絲綢之路就可以造就出資本主義社會了。必須當對外貿易和為這種貿易的生產無論在數量上還是質量（規模的和分工的）上都決定或左右著一個國家人民的生活和生產活動時，才可能使這個國家社會向資本主義社會演變。但仍然不夠，如果這個國家的人口規模、經濟總量不足夠大，並且沒有足夠的政治、軍事能力保證國際貿易持久進行，其國際化貿易和生產不能影響和左右貿易體系的社會運動，它的社會性質就只能繼續順應貿易體系物件的社會性質，否則，古希臘早就成了資本主義社會。
海盜造就不了資本主義社會，但新大陸（以及由此引發的不斷開拓）造就了一批強大的殖民帝國，並使它們在爭奪霸權的過程中強扭為了一個新世界的核心控制體系，並由最強大、最有開拓精神的霸主承擔起了完成向資本主義社會演變的歷史性任務。在哥倫布之後的一百多年時，英國人率先完成了這一革命。資本主義社會不是某一個國家的社會，它從一開始就是建立在國際化、世界化基礎上的，是一個國際化、世界化的社會體系，並最終在完全的世界化中完成和成熟。在英國人打開中國大門後，歐洲完成了全面的革命，美國完成了南北戰爭，資本主義國家社會達到了全面成熟，這並不僅僅只有偶然的意義。從此，資本主義與世界資本主義就已經現實地具有了同樣的意思。
創造了世界史的資本主義是世界的資本主義，它把全世界納入到了一個越來越緊密的體系當中，雖然各個國家和地區的歷史和社會形態充滿了豐富多樣性，各個國家或國家集團之間會在這個世界體系中發生割據、衝突、兼併、分裂的運動，但任何國家或國家集團都已經無法脫離這一體系，不管在其內部建構和維持什麼樣的社會形態，但在其外部則不得不參與和從屬於世界資本主義體系的運動，只能作為世界資本主義社會的個別成員存在；世界的資本主義社會性質，絕不會因為某個或某部分成員的非資本主義社會性質而改變。
提倡革命和實現革命的馬克思和列寧都注意並研究了世界資本主義的問題，但是，他們睿智的頭腦都沒有真正領悟到世界社會的真實性和根本性，把世界資本主義僅僅看成是由一些資本主義的國家強加給人類的殖民、統治體系，因此以為，只要通過革命建立社會主義國家並戰勝、取代一些資本主義國家，就可以全面取代資本主義的社會了。他們不知道，當社會主義國家建立，只要社會主義國家仍然需要使用貨幣並追求以貨幣計量的財富增長，只要社會主義國家組織任何形式的國際貿易並追求貿易增長，社會主義國家在本質上就仍然是以資本主義為存在前提和基礎的。
他們可能也感到了這點，因此，就為社會主義國家規定了消滅私有制、商品經濟乃至貨幣的屬性或任務，但是，當列寧不得不主張新經濟政策的時候，他或許已經猜到，只能借助於帝國主義戰爭等歷史性機遇、通過暴力革命建立起來的社會主義國家，即使在自身也根本不可能迅速完成徹底的非資本主義化，僅僅恢復戰爭創傷和建立現代工業體系基礎的時間消耗，就使社會主義國家不可能在完成革命後迅速製造世界革命取代那些強大的資本主義國家，而時間又將成為社會主義國家保守自己社會主義國家社會性質的災難性力量。現實的列寧深知與資本主義國家進行合作的現實必要性。
但是，社會主義國家的建立，以及資本主義國家的社會主義運動、損失巨大的世界戰爭、殖民地的民族革命等，都同時構成了改變世界社會的動力。發達資本主義國家得到改變的一個重要內容，就是在構成社會的因素中增加社會主義屬性，以徹底避免和終結自己國家發生和實現社會主義暴力革命的基礎。
所謂社會主義因素，就是實現國家的全面民主，使國家在形式上從而也是在政治、經濟、文化等一系列具體內容上成為全體公民的國家，在私有制國家的屬性中添加入全民國家（社會國家）的因素，在追求自由、平等的基礎上完善法律制度，容納、支援、鼓勵社會的和平民主運動，提供盡可能充分的教育機會和就業機會，並盡力提供人民基本的生活、醫療、養老等福利。因此，所謂先進的或發達的資本主義國家社會，就是社會主義化的資本主義國家社會；所謂現代資本主義國家，是具有一定社會主義屬性的資本主義國家社會。而所謂社會主義國家則隨著時間的推移，越來越陷入到了難以自拔的泥潭。
社會主義國家受著四個方面的歷史性約束：一，社會主義革命的全部歷史合理性基礎是由社會主義社會取代資本主義社會並向共產主義社會演變的社會進化理論提供的，因此，社會主義國家註定了必須保守教條主義原則。在其外部雖然不能避免與世界資本主義體系發生交往，但總是有著孤立於世界的本能，由於社會主義國家之間的交往也具有著資本主義屬性，也決定了所謂社會主義陣營的必然破產命運。在其內部，則更是會時刻爆發出消滅被認為是落後的資本主義和所有前社會主義因素的衝動。
二，在僅僅根據一種預想理論並通過空前的犧牲實現的革命面前，社會沒有提供任何生活的和生產的自然基礎，因此，革命勝利後就必須根據幾乎連邏輯完整的空想理論都沒有的淩亂設想，創造出一個不同於過去的生活、生產基礎和國家模式、社會模式，必須在徹底破舊的同時徹底地創新，人類第一次進行了一個海市蜃樓式的現實的全面歷史運動。
三，在世界資本主義體系中與其他國家特別是發達資本主義國家的共處狀態，社會主義優越性以及奔向共產主義社會的既定理想必然把自己置到一種近乎狂躁的競爭地位，從而就陷入到了無視一切現實自然規則的瘋狂的社會運動和國家運動的災難當中。
四，通過沒有生活和生產自然基礎的暴力革命政治運動建立的政權，天然地形成了強大的軍事化、特工化政治組織及其力量，不僅形成了壟斷和支配全部國家權利的龐大的官僚集團，並通過公有制名義的國家所有制（本質是政府所有制）和計畫制度，實現了對國家財富和經濟的全面壟斷和支配，因此就自然地走向了無產階級革命的反面，虛化了無產階級的全部政治權利、經濟權利和人生權利，並從實際上剝奪了全體公民包括層累地剝奪官僚集團自己的基本人生權利和公民權利。這四個方面歷史地決定了一切社會主義國家都不得不從集權主義的社會形態進行起步，並且，這種集權主義社會形態不可避免地有著無法擺脫的極權主義衝動及其現實的歷史性特徵。
集權主義是社會主義國家社會的第一個社會形態和歷史階段。在社會主義集權主義國家社會，不僅龐大的官僚集團具有軍事化、特工化特徵，而且全體人民也必須實現准軍事化和准特工化，在整個國家的軍事化和特工化下，社會主義國家獲得了高速發展並顯示出了空前強大的戰爭能力和戰略姿態，這一點將成為這些國家以後歷史那些好大好強的人們喋喋不休的“美好”回憶話題。但是，由於這種集權主義社會缺乏自然生活基礎和生產基礎，由於天然地只能屬於資本主義世界體系中的孤立部分，因此，時間是把致命的利刃，——這種非自然的、特殊形態的社會無法經受住時間的折磨，其最終的命運只能是崩潰。
這種崩潰命運所促成的現實自救運動，就是社會主義國家的改革運動。所謂社會主義國家改革運動，雖然有自下而上的推動，但主要來說，是官僚集團在預見集權主義社會形態已經不可維持的情況下，所推動的以自上而下的改革為基本特徵的社會運動。正因為是由官僚集團的預見推動的，而且也並不總是由官僚集團成員普遍認可和接受的，所以，社會主義國家改革運動就有著這樣一些特點：
一，總是伴隨著劇烈的政治觀念、立場和派系乃至國際衝突，這種衝突在早期（東歐）甚至可能全面扼殺改革；
二，總是處在無序的狀態，其涉及領域的廣度和深度受著政治領袖本無經驗的經驗操縱；三，無法徹底限制作為集權主義對立面的自由主義思潮和運動的發生，無法杜絕被認為是社會主義對立面的資本主義思潮和運動的發生，同時，改革的非集權主義傾向和趨勢也必然面臨著保守集權主義的思潮和運動的抗拒；
四，在龐大的官僚集團壟斷權利的歷史前提下，改革得以進行的決定性因素是能否為該集團提供更多利益並維護該集團既得利益，因而必然導致社會全面的腐敗化；
五，改革必然使人們的生活和生產趨向自然化，從而削弱整個國家社會的軍事化程度（赫魯雪夫的改革只是針對史達林極權主義的調整），同時也需要世界資本主義社會的市場支持，因此，改革的全國性啟動必須以重新調整國際關係為基礎。
在世界資本主義社會體系中進行的社會主義國家改革運動，所能夠有的可能前途只有兩種：一，非社會主義國家化；二，堅持社會主義國家化。
這兩種前途又可以有多種運變可能。非社會主義國家化是指作為國家的政治、法律制度放棄了社會主義國家規定，共產黨或者被取締，或者演變為了一個普通的民主黨派，社會主義不再是法律規定的國家屬性，至少在名義上國家是某種模式的民主國家了。但是，非社會主義國家化並不等於非社會主義化，原來按照社會主義原則建立的全社會福利體系等實際的社會主義社會因素可能得到了繼續保留，因此，非社會主義化就可能會有三種基本類型：一是從國家要素到社會因素全面取消社會主義國家社會元素的類型，一是繼續保留全社會福利體系的類型；前一種是壞的類型，後一種是好的類型；如果只是部分保留全社會福利體系，則屬於次好的或次壞的類型。
堅持社會主義國家化是指在政治上繼續堅持共產黨對國家權利的絕對壟斷或領導，即使推動一些民主化改良也是以拒絕轉變為民主國家為基本前提，至少在法律形式上繼續堅持社會主義國家的性質規定。但是，堅持社會主義國家化並不等於堅持社會因素的社會主義化，它可能會有三種類型：一是繼續保留全社會福利體系的好的類型，一是全面取消社會福利體系的壞的類型，一是部分保留或部分取消全社會福利體系的次好的或次壞的類型。
中國的改革無疑是屬於堅持社會主義國家化的改革。這一開始於1970年代末的改革的核心，是一個自主的問題。在集權主義社會的歷史基礎上，在以堅持社會主義國家方向的前提下，改革的全部焦點都集中在了一個自主的問題上。所謂自主，第一層涵義是社會自然人和法人的身份和地位確定。改革無法避開的一個核心，是必須收縮集權的外延，使社會自然人和法人成為他們自己，否則，就僅僅只是赫魯雪夫式的非極權主義改革，無法達到目的。社會自然人和法人成為自己，就不僅只是一個空泛的身份，必然要由自己對自己的社會存在和利益進行主張，因此，就自然導出了自主的第二層涵義：社會自然人和法人對自己自主地位和權利的爭取和捍衛。
這是非常重要的社會民主的遞進，但僅僅只是非常有限的社會民主，因為，對社會主義國家化的堅持不能拋棄集權主義，需要繼續依靠集權主義進行維持和維護。所謂自主，是在集權主義控制下的自主。但是，集權主義不管如何繼續存在著，社會已經發生了巨大變化。中國的社會主義國家社會形態已經進入到了一個新的時期，即集權主義-自主主義時期或自主主義時期。
在自主主義時期，個人第一次得到了人身的和人生的解放，開始習慣使用“我”進行思考和說話，產生了強烈的“我的”的欲望，從自己的軀體和靈魂中爆發出了空前的活力和能量。企業則不斷地提出經營自主權的訴求。私人經營（私人經營包括私人經濟，但不等於完全的私人經濟，對集體或國有資產的私人承包經營是完全的私人經濟）則如破冰之水，一發不可收拾地奔湧起來。
自主是自由的基本、民主的前提，但自主又是集權之下的自主，因此，自主主義時期就形成了前後兩個階段：1989年之前，是自主主義試圖突破集權主義，趨向更高民主要求的天真的或理想的階段；1989年後，自主主義明白了自己依然戴著集權主義帽子，全部的熱情集中到了以社會地位和經濟利益為主要特徵的現實功利追求上，進入了老成的或庸俗的階段。這前後兩個階段也可以看作是兩次改革，前一次改革是由自下而上驅動、自上而下推動的改革，後一次改革是由自上而下驅動、自下而上呼應的改革。
不能突破集權主義的自主主義雖然僅僅有限地遞進了自由主義、民主主義，但恰恰由於集權主義的限制，自主主義就只能選擇在可以容許的空間空前集中地展開，這個空間就是社會的經濟領域。在經濟領域，自主主義演變為了一種畸形的經濟自由主義。所以說是畸形的經濟自由主義，一是因為社會自由是個人、社會、國家相統一的完整範疇，不存在任何領域單獨的或純粹的自由；二是因為，即使經濟領域，集權主義仍然是基本的和根本的控制力量，在這前提下的經濟自由主義只能是一種與權利集團進行合謀的膚淺的偽自由主義。正是在這種畸形的經濟自由主義和經濟集權主義的運動過程中，社會財富的分配進行了前所未有的大規模重新整合。
這種整合的基本要素是權力和資本，核心是權力，即：從總體上講，雖然資本越大，可以獲取的利潤越大，但資本獲取利潤的可能性則決定於資本與權力的距離，距權力越近，則獲取利潤的可能性越大。這是一個資本與權力進行結合的過程，而其中的黏合劑則是腐敗。這一結合的基本特徵是掠奪，掠奪社會底層的生活資料和體力、腦力、生命，掠奪金融，掠奪財政，掠奪國有和集體資產，掠奪土地，掠奪自然資源與人文資源，掠奪拒絕權力的資本，歸根結底落實在人民、資源和財政三個基本點上。這樣就形成了權貴壟斷資本、外國壟斷資本、買辦壟斷資本、私人壟斷資本、黑霸壟斷資本和投機壟斷資本六大壟斷資本集團。
由於這些資本的最終核心是與權力結合，其操控能力並不僅僅局限在經濟領域，通常在一定的社會領域有著廣泛的左右能力和獨裁能力，而資本就是權力則是資本的基本屬性之一，因此，全部的壟斷資本和權力的本質都是權閥，他們成熟了的時代即為權閥主義時代。也就是說，經過自主主義階段，自主主義走向了自己的反動，損失了自己的自由主義、民主主義勇氣和熱情，中國社會進入到了一個權閥主義的時期；由於集權主義仍然是根本，因此，也可以稱為集權主義-權閥主義時期。
權閥主義時期大致開端于本世紀初。權閥主義時期的中國，是權力與資本的天堂。但是，這當中進行著兩種無法避免的衝突，即權力與權力的衝突、權力與資本的衝突。權力與權力的衝突分兩個層次，一是中央集權與權閥的衝突，一是大權閥集權與小權閥的衝突。本質上，權力與權力的衝突就是權閥與權閥的衝突，在形式上則表現為圍繞著權閥進行的集權與分權的衝突。雖然權力與資本進行著結合，但是，權力與資本畢竟是立場具有巨大差別的兩種社會元素和力量，他們雖然需要結合，但終究也逃避不了經常的衝突。
權力運動的突然性和任意性對日益追求穩定地位的壟斷資本來說，不僅使自己處在了惶惶不可終日的狀態，也使自己幾乎看不到更長遠的前途。雖然資本會日益採取逃亡外國或轉移外國的方式保存自己，但這畢竟不是理想的生存和發展選擇。而對於權力來說，資本對權力的滲透也日益威脅和分解著集中的權力，其腐敗性也是不得不予以限制和打擊的，權力分解和腐敗的深化和氾濫會從根本上動搖和破壞權力的完整性、合理性、有效性及其運行效率，並且也難以長期承受資源大規模破壞和財政巨額補貼的困境，更不得不設法安撫社會低層日益增長的怨憤情緒。
由於權力的根本性和絕對性，資本不得不設法改變權力；而改變權力的同時也不得不改變自己。但是，無論是權力還是資本，都不會需要社會真正的全面自由和民主。從權閥演變為財閥，從權閥主義演變為財閥主義，從集權主義-權閥主義演變為集權主義-財閥主義或財閥主義-集權主義，這就是中國社會的下一個歷史時期或形態。沒有力量可以改變這一進程，只能推動這一進程，只有遞進中國的自由和民主的困苦的實際過程。中國會避免一切可能拖自己下水的大規模國際戰爭的發生，或避開這種戰爭。即使臺灣問題，也不是一個能夠真正改變中國走向的問題，說穿了，它不過是枚有些傷腦筋也挺有樂趣的很不錯的棋子而已。將能夠真正影響甚至左右這一歷史進程的，只會是社會民眾及其以民眾為基礎的日益醞積著力量的民眾民主運動。
在社會主義國家的改革過程中，貫穿著的一個基本運動，是社會主義國家社會的資本主義化。在中國可預計的歷史時期，不是全面演變成現代資本主義，而是形成為一種社會主義國家社會的資本主義。因而，資本主義將越來越是中國社會的一種基本屬性。不僅如此，中國也越來越是世界資本主義社會體系中的一員，而且是重要的一員，雖然是很特別、很怪異的一員。
總之，“資本主義及其之後”是個必須很慎重地使用的語詞。資本主義作為一種世界體系，正處在非常年青的階段，甚至可以說是處在剛起步的階段，它的生命力是沒有任何力量可以終結的。(http://www.dajiyuan.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