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8月1日訊】２００３年１１月，香港作家黃向明先生給我下帖，邀我參與《未名湖遐思》一書的寫作。黃向明乃名門之後，翩翩公子，恃才傲物。察其意，隱隱有與吾擺擂之意。余垂垂老矣，昔年豪情灰飛煙滅，於名於利毫不縈懷，惟願一腔熱血化為丹碧，余心足矣。久不執筆，為文大難，謹將數年前余所撰回憶錄一份奉上，聊以塞責，庶幾不負黃先生之邀也。
我已經１０年沒見到未名湖了，但我經常思念未名湖。因為那裡有我青年時代的足跡，有我的希望、歡樂和悲傷。雖未能至，然心嚮往之，畢竟我在那裡生活了七年。青春易逝，歲月如流，我一生中最美好的青年時代便永遠留在了北大，那是我生命裡的陽春和嚴冬，我永遠不能忘記。因此啊，我時時刻刻想念北大，白天想，晚上想，想念夜裡學生樓窗口的燈光，想念月光下未名湖波濤的清響。於是，我不知不覺、悠悠蕩蕩地進了北大西校門。進得門來，滿園春色忽然變成了風雨飄搖的秋天，黃葉飄零，愁雲慘淡。我正走過辦公樓……穿過假山，走過小橋，偌大的學校就籠罩在風雨裡，看不到幾個人影，偶爾有男男女女騎著單車，披著雨衣，匆匆遠去。我看不清他們的面目，他們也不認識我，風景依舊，人事全非，我和他們就好像陰陽隔界。淒風苦雨，樹木凋零。我不禁想起了南朝詩人的句子：昔日種柳，依依漢南，今日搖落，淒淒江覃，木猶如此，人何以堪！？
我沿著湖邊慢慢地走，不知不覺走到了花神廟前。花神廟是一座赭紅色的小廟，年代久遠，小巧古樸。為避風寒，我躲進了花神廟，裡面如春天一樣溫暖，我又累又冷，迷迷糊糊就進入了夢鄉。「起來！清醒一下，你這濁物！不要玷污了我的棲身之地！」我睜眼一看，一位風姿綽約的青年女子站在我面前，她面帶微笑，頭上戴著花環，胸前掛著花環，手腕上挎著花環，身上累累垂垂都是花環，就像是站在鮮花叢中。我正驚詫不已，她輕啟朱唇，款款詠道：「矯菌桂以紉蕙兮，索胡繩之索索……」聲音淒美、激越，熟悉得令人心疼！我在仔細一看，那女子長得有些像林昭，我顫抖著站起來，哽咽著說：「你……你是林昭嗎？林昭不是已經不在人間了嗎？你是花神嗎？」她微微頷首，我接著說「你這花神是青帝所封還是王母所賜？」她笑笑說：「看起來你這人蟄居鄉曲，久不問世事，紅樓已經褪化，離時代太遠了！你一共說了三句話，就有三處錯誤。第一，我不叫林昭，我是花神；第二，林昭沒有死。世上有兩種人不會死，第一種是已經釘在和註定要釘在歷史恥辱柱上的人，他們要滴瀝著污血，向世人呻吟著展示或即將向世人展示自己的罪惡；另一種人是捨生取義、以身護法、為民請命的人，他們被供奉在生命的祭壇上享受生生世世的祭奠。林昭就是後一種人，因為她堅持真理、捨生取義，視死如歸。她用自己青春的熱血忠實地實踐了」生命誠可貴，愛情價更高。若為自由故，二者皆可拋的理念「，因此，林昭是不會死的，在所有有良知的中國人心中，林昭永生！」「哦……」我似乎大悟大徹，「我還有一處錯誤？」
「我這花神之號既不是王母所賜，也不是青帝所封，而是群芳眾卉推舉的！不要說我這樣的小區花神，就是在全花木界中也都是推行花木選舉的了。花木界早已進入了大同世界了。不像你們人類還是為名為利而傾軋；為權錢交易而墮落，甚至轉來轉去還沒有結束原始資本積累的時代。」說完，花神領我出了花神廟，來到未名湖畔，水面上波光粼粼，看不分明。「你知道為什麼叫未名湖嗎？」「我不知道。」「你知道無字碑嗎？」「聽說過。」「無字碑就是無論大善至德，還是大奸巨滑，他的碑上不著一字，一切留待後人評說！至於如何評說，自然是仁者見仁，智者見智，種瓜得瓜，種蒺藜收刺。這未名湖與無字碑有異曲同工之妙——未名之，未名湖者無名也，名可名，非常名，未名之名，名之曰妙！然這妙在何處呢？」她領我來到湖邊，把花環拋向水面。「妙在那兒。」湖水慢慢平靜下來，變成了一面清幽的明鏡。「你慢慢看吧，我不能陪你了。」她憂傷的大眼睛裡淚珠簌簌落下，打濕了胸前的花環，旋即隨風逝去，口裡嘆道：
「矯菌桂以紉蕙兮，
索胡繩之系（左系右麗）；
……
阽予身而危死兮，
覽予初其猶未悔。
……
路漫漫其修遠兮，
吾將上下而求索！」
花神剛去，風驟起，吹皺了一湖靜水，既而翻起一股濁浪，帶著刺耳的喧囂。啊！我看到了！有林昭，有何其慧，有楊吉林，有劉秉彝，有孫文爍，有王國香，還有我——趙雷，當年我們班的七名右派都在！都垂手默立，像等待屠宰的羔羊，聽我們班的極左派孟憲忠訓話。孟憲忠說：「你們要老老實實接受改造，繼續作亂，只有死路一條！」我們都身形單薄，如暴風雨中的樹葉！
暴風雨中的樹葉啊，即使它願意做暴風雨的順民，也難保不被風吹雨打去，碾落成泥化做塵。我知道，１９５７年我班的七名右派，至今已有四人生命已離他們遠去，都還不到六十歲，受的苦還沒有消化盡，就永遠離開了人間。讓我一個一個在未名湖的妙鏡裡細細看來。
一個是林昭，她本應該下鄉勞動，接受勞動改造，因為有病（她的肺結核時好時壞），就留在系裡搞資料工作。再後來，她回到了上海老家養病。但是拒不認罪，繼續獨立思考，並且批判共產風，為彭德懷鳴冤，寫信建議學習南斯拉夫經驗。１９６０年以陰謀推翻人民民主專政罪被捕；１９６２年保外就醫，同年再次以擴充反革命罪收監，判刑２０年。１９６８年４月２９日，林昭以「現行反革命」罪被殺。５月１日，公安人員到林昭家收取了五分錢的子彈費。之後其母精神崩潰，不久也離開了人世。
現在，蘇州的靈岩山西側的安息公墓墓地上有「林昭之墓」，但那裡面只有她的一縷長髮、一套舊衣、一張照片，是一個空空的「發之冢」！她的遺體埋在何處，沒有人知道，其實也不需要知道！因為林昭沒有死，她睡在我們每一個活著的人心中。（近悉林昭骨殖已找到，並已安葬。）
再一個是何其慧，她是我們班裡年齡最小的，１９５８年她才２２歲，長得清新可人。打成右派後發配到西北邊陲的一個偏僻小縣參加勞動。在西去的列車上，她一個弱女子跟一群發配邊疆的刑事犯關在一起。汽笛一聲長鳴，一去不回頭，駛過黃河壺口，出了嘉峪關，一路風餐露宿，山水迢迢。就在途中，共和國法律史上醜惡的一幕發生了，不知是監管人員的疏於職守還是慫恿，何其慧被這群暴徒強暴了！她向監管人員哭訴，沒想到頭頂國徽的監管人員卻惡狠很地說：「該打！不許你這右派分子翻案！」風溜溜從她頭頂吹過，風吹乾了她的淚滴，關山一望蕭索，她欲哭無淚！到了發配地，她幾乎失去了繼續活下去的勇氣，多虧了一個有正義感的光棍漢的保護，使她免受更多的凌辱和迫害。她感恩戴德，以身相許，因為她除了自己的身體，一無所有，她只能這樣。不久，她和那位好人生了兩個孩子。後來落實政策，她被分到公社的托兒所裡當阿姨，多虧了同班同學的幫助她調進縣城的一所中學裡教書。
１９９３年，我見到她時，她緊緊抓住我的手，欲哭無淚。良久才說：「一別三十年，我還記得被打成右派時你送我的兩句詩：『十年一覺革命夢，贏得右派反黨名。’」我們漫步在當年天天走的那些林陰路，風物依稀如舊，人事全非。分別的時候，我看到她的眼裡含著淚。從此，我再也沒有見到她，後來傳來消息，她成為人所敬仰的模範教師，畢竟二十二年來，給她心身造成的創傷太重了，她日以繼夜的辛勞，過分地透支了她的精力，不到幾年，就與世長辭了，剛過了六十歲，值得令人欣慰的是她留下了兩個很有出息的孩子。
還有一個是楊吉林，他被發配到東北的深山老林裡勞改，每月只給１８元的生活費。若干年後他摘掉了右派帽子，每月４０元，在一個農場裡種藥材。孤獨寂寞裡，他染上了菸癮，只有勁頭極大的關東莫合煙，能給他帶來片刻的歡樂。因為有了抽菸這項開銷，儘管他沒有成家，每月也剩不下多少錢。最後，他在一小縣裡的藥材公司裡算是當了職員，恢復了他的原工資，這時他已經５３歲了。他一輩子沒成家，常常一個人坐在原野上，看晚霞消失了那最後一線光暉。他跟樹說話，跟草說話，跟花說話，憂鬱從他身上要流下來。北大三次校慶他一次也沒來，頭一次，知道他的情況，第二次，還知道他的下落，第三次，就沒有他的消息了，因為他已經與世長辭了！儘管摘掉了右派帽子，平反昭雪，但是他受的肉體折磨和精神摧殘太厲害了，再也沒能恢復過來。
最後一個是劉秉彝，１９６２年他從勞動教養隊放出來後，他回了故鄉浙江溫州。沒有父母，沒有兄弟，沒有姐妹，他的肺結核病也一直沒有痊癒。為了吃飽飯，他什麼活也干，在生活的最底層奔波。幾年來北大校慶他從未參加過，也不知道他的詳細經歷，只聽說不到六十歲他就離開了我們。
唉！林昭死的時候才３６歲，何其慧、楊吉林、劉秉彝都不到或剛過六十歲，七個右派還有三個大難不死，歷經２２年的折磨，還活在人間。在這２２年中，我們每人都有自己的一把辛酸淚。他倆都還健在，他們的辛酸淚由他們自己去說吧，無須我替他們訴說。
七個青年右派，十幾年前就有四個已經離開人世，佔七個右派的百分之五十七，按照這個比例，全國五十五萬右派，不也死掉了三十一萬有餘了嗎？那麼當初四十歲以上劃為右派而能活到今天的尚有幾人！？應該說基本死光了，如果這些右派佔總人數的三分之一的話，那大約是十八萬。十八萬的百分之四十三是八萬，三十一萬加八萬是三十九萬，現在還活著的右派大概不會超過十五、六萬了吧？右派和叛徒內奸走資派同為偉大領袖毛主席欽命打倒的階級敵人，但最後在落實政策時，一再強調把政策落實到實處，卻有著迥然不同的兩種待遇，叛徒內奸走資派是補發工資、官復原職，提拔重用；而右派呢，僅不過是承認錯劃，給予改正，不再岐視，就地安排適當工作而已，至於這二十二年呢？是作為對偉大社會主義的無私無償的功臣的貢獻呢？還是給予相應的補償呢？我想應該有個說法吧，至今時過二十七年，秋菊們到今日再也聽不到下文了。這是題外的話，現在再說正題。
關於我個人，因為我一次又一次的舔幹了傷口的血跡，所以我不想多說什麼，我只想說一句：１９６１年我才被分配到京西煤礦，有三次大難不死的經歷，容在另一篇中詳述吧。總之和我一起勞動的老右們的命運。他們的命運，也就是幾十萬右派的命運，也就是共和國的命運！
我是在畢業前兩個月的１９５８年４月下放到京西農村，向勞動人民學習，在勞動中改造。適值大躍進開始，全國「發高燒」，夢想一步進入共產主義。因此我們的勞動強度很大。早晨起來不洗臉刷牙，先干一小時叫早戰，然後回來吃飯。白天自不必說，晚飯後還要夜戰，就這樣風風火火，拉屎都沒有工夫，一個個累得妖精似的。就在掄收掄種為創建畝產萬斤糧苦戰的秋季，全鄉全村男女老少齊動員，人們皆分類編隊，還真有奌現實意義的戲劇性的熱鬧：老頭組識成老黃忠隊；老媽媽組織成為佘太君隊；婦女組織成為穆桂英隊；姑娘們組織成為花木蘭隊；青年兒童組織成為羅成隊，羅成隊貼出了新詩篇：
畝產要破萬斤關
敢教日月換新天
拉出羅成問問你
什麼叫做試驗田
在這非常的日子口裡，右派們自然更不能落後，為了省卻來回往返路上的時間，我們勞動在田間，吃飯在田間，睡覺也在田間，睡覺的時侯，只將幾個捆好的玉米秸相互傾斜對立著，就搭成了一個人字形的窩棚，這就是我們的田間臥室了，至於什麼蛇蠍、昆蟲之類的對我們的干擾或親近，那就無所謂了……
僅是勞動，累點也罷，更可怕的是每星期還要寫一篇檢查，以期在靈魂深處爆發革命。說寫檢查其實就是自己罵自己孫子，自己把自己搞臭，還要互相揭發，互相搞臭，那就是屬於精神上的凌辱，剝奪人的羞恥心。讓你唾面自乾，人格低賤，尊嚴全無，斯文掃地，永遠爬不起來。
在我們住的村子裡，有一個北大中文系二年級學生叫劉嘉屏，才２０歲，怎麼檢查也過不了關，無奈何說，看來北大中文系也得開一門新課《檢查學》，否則誤了國家大事！他跟北大法律系四年級學生李力，還有法律系教師周士釗很談得來，私下經常聚在一起說古論今，相互吹捧。周士釗說，你劉嘉屏才華出眾，可以當大報的總編。劉嘉屏就說，周老師是法學巨擘，當然能勝任最高人民法院院長，李力呢，本來就是某省公安廳出身，當個公安部長沒問題。這本來只是互相吹牛，聊以自慰，尋窮開心罷了。沒想到在檢查的時候，劉嘉屏把這些胡說八道的話端到了桌面上，說是向黨交心。結果交來交去，把三人都交給了公安局。結果被打成了反革命小集團，遭逮捕法辦。後來是死是活不清楚，據說可能李力不接受改造，判得最重，傳說死於「文革」中，不知是否確切。
還有一個沈元，是北大歷史系三年級學生，上海人，戴一副近視眼鏡，身體孱弱，麵皮白淨。他受不了勞動的苦，就向組織請求回家自謀生路（當時政策規定，不接受處理者，可以自謀生路），為這事，在我們兩個抬大木頭之後休息時，他以試探的口味和我探討過。他說：我回上海是不行，可我姑母特別疼我，她和我姑父只有一個女兒，正在上高中，我姑父是大醫院的院長，名大夫，他允許我到住在他家裡讀書，家就在北京東城，反正我是在家中閉門讀書，兩耳不聞窗外事，你說可以嗎？當時我說，政策是允許的，日後會不會變？不過只要不再出新問題，未嘗不可。可能受了我這句未嘗不可的支持，兩天之後就離走回家。日後傳來，他閉門讀書，研究歷史，於１９６３年在《歷史研究》上發表了《論漢史游的<急就篇>》、和在人民日報上發表了《論洪秀全》等文章。這一年是反右和「文革」間政治空氣比較緩和的一年，萬物萌動，似乎春天就要到來。沈元的文章受到學術界重視，也得到了北京市委書記鄧拓的賞識，一時間，走沈元的路似乎得到了上面的肯定，沈元的命運似乎有了轉機。然而，好景不長，文革風起，鄧拓自殺，批《三家村》牽出了沈元。他一個文弱書生受不了這等磨折，在一天傍晚，他用鞋油把臉塗黑，化裝成黑人，欲闖非洲某國駐華大使館，尋求政治避難。結果被哨兵抓獲下獄，他的表妹生的美而慧，與他青梅竹馬兩小無猜，這期間他們兩人已經成婚，幸福的日子剛剛開始，沒過多少日子沈園被捕，就在「備戰備荒為人民」和「深挖洞、廣積糧」執行最高指示的歲月裡。她表妹仍抱著企望對共同挖洞勞動的老大媽說：「我決心再等他個七年八年，總會出來團聚的，」沒想到有一天叫她開審判大會，在大會上沈元和其他反革命分子一起被押上台，法官宣布，以叛國罪判死刑立即執行。其表妹當場暈了過去。此案當時北京各大報都報導過。沈元死的時候僅僅３０歲。
再說說王一民，他是北大經濟系三年級學生，調干生，瘦高個子，戴一副高度近視眼鏡。大冬天，晚上地裡沒有活兒，右派在勞動之餘，還擔負著包干掃盲任務。這王一民教一個青年農婦識字，他工作很認真。一天晚飯後，王一民按時去教課。農婦正低頭做活，沒有發現王的到來。等聽到響聲，猛轉身抬頭，王為表示禮貌，裂開嘴向她一笑，沒想到王的高度近視眼鏡在昏黃的電燈照射下，可能出現了一個怪異的聚光現象，就像京劇裡金錢豹的反光眼相似。農婦嚇了一跳，不禁啊地喊了一聲。正巧，農婦的丈夫回了家，他一把卡住王的脖子，厲聲問：「你他媽想幹什麼？！」這王一民一時懵了，再說，他被卡住了脖子，如何能說出話來！第二天，王一民因為犯了「流氓罪」，被押送到了勞改農場。列位看官，你說那可憐的王一民他要想幹什麼？！
我還想再說一說「中右」們的命運，我們班的「中右」或者「候補右派」有７人，最有代表性的一個人物就是冷辛。她是我們班年齡最大的大姐，入學時，她己是二十六歲了，愛乾淨，穿著洗白了的舊軍衣，不尚打扮，顯得很樸素。她長得白皙清秀，冷靜沉穩，有一副好歌喉，每當班級有什文娛性的集會，必有她的節目。她唱得最動聽的歌曲是《莫斯科郊外的晚上》，這是蘇俄民間描寫青年男女相戀的歌。歌詞優美，聲調歡暢柔和，我記得幾句歌詞是：
……夜色多麼好
令人心神往
多麼迷人的晚上
我的心上人
坐在我身旁
她唱得流暢自然，歌喉園潤中還帶一奌顫音。給人們以悅耳美的享受，本來在中蘇友好蜜月的年代，是作為已建成社會主義國家人民幸福生活的寫照介紹過來的。後來這首歌又被批判為蘇修的黃色歌曲……
我們畢業後，我就沒見過冷辛，也不知她的消息，她哪裡去了呢？一直為我和所有的同學所惦念。但是當我們每一次相聚的時候，校慶９０週年、９５週年、１００週年，我們都沒有提起過她，相見之後只是握手言歡，誰也不願再去觸動那些無法回答的問題。其實冷辛，每個人都想著這個名字，但都不願提起。有的是不了解，有的是不願說出。我記得，我在他們分配前三個月，就下到齋堂鄉去了。她據說是分到南京去了，但為什麼一直沒有跟同學們聯繫呢？這是一個謎，但我能猜出幾分。當我說到冷辛的時候，我看到未名湖上出現了她那清秀的面容，她冷冷地微笑著。我正想問她，只見她手指往前一伸，湖面上卻出現了另一個人的影子。
她就是朱家玉。我感到詫異，但我意識到冷辛啟示我，她的命運是要向朱家玉那裡去尋解。朱家玉她不是我的同學，她不是我們班的學生，她是中文系年輕的女教師，她為什麼會出現在這裡！？朱家玉是上海人，是上個世紀五十年代初期畢業的大學生，當我來北大求學的時候，她已經開課了，她講的是民間文學，我聽過她的課。她個頭不高，說話時面帶微笑，為人謙和，她講課認真詳細，同學們每有疑問，她都認真解答。凡是不能解答的她都查閱資料後再給同學們講解。我記得她曾講過中國最早的民謠是：斷竹，續竹，飛土，逐肉。這首弓箭發明後先人們對這種武器的頌歌，她講得非常生動、歡快，給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下課後，我留在教室向她探討一個問題：我說先民讀「肉」，應該是讀「如」或「乳」，其韻符應該是「ｕ」而不應該是「ｒｏｕ」，否則與前面的「竹、土」就不諧韻了。她笑了笑，勉勵我說：「你很動腦筋，我想也應該是如此」。就這一句鼓勵話，對我日後寫了幾篇「方言、土語語意溯源」的文章起到了先導啟蒙的教益。雖然接觸不多，但我隱隱覺得她身上有一種悲劇意味，她對很多事情都有獨立見解，骨子裡桀驁不馴，不是那種隨聲附和的人。我是調干生，她比我大不了一兩歲，但她是我的先生。每次見到她，她總是對我很客氣，因為我們曾在一個黨支部裡生活過，她對我總是刮目相看。有幾次她邀請我到東門外的「義和居」吃早點，「義和居」裡有一種小吃叫菠菜豬肝湯。兩個燒餅，一碗菠菜豬肝湯，總共三角錢，只要一塊去，她從來都是請我吃飯，因為她有工資嘛，而我是個窮學生。
１９５７年夏季，未名湖上風濤洶湧之時，朱家玉的好友樂黛雲已經在劫難逃了。因她與樂黛雲先生感情融洽、關係密切，所以在批判樂先生時，已經在某些方面涉及到了她，但她還沒有被揪出來，她只是名普通黨員，而樂先生是支部書記。不過，他們這些經常在一起的青年助教們，已經有六個人被打成了「右」字號，她（他）們之所以成為「右」號，重要一條是：看不起一位向來不教不授、而冠以教授頭銜、且掌握著中文系政治大權和劃右派實權的人，不教不授者，不一定沒有學問，象馮友蘭先生，就只掛教授銜，卻不讓他教書，怕他「放毒」傳播唯心論，而中文系這位不教不授者的「教授」，卻實實在在的是那種嘴尖皮厚腹中空的山間竹筍式的人物，全系師生都心知肚明的他的那點「學問」，可是沉不住氣的中外著名的古漢語學者楊伯峻先生首倡此觀點，公開說出了：「不教不授何以稱之謂教授為」？於是，楊先生是中文系教師中「戴帽」最早的人。瞧不起某個人算什麼罪過？在為右派定罪名時，那就要把瞧不起兌換成政治語言——反對黨的基層領導。拿這把劃右派的的尺子來衡量，隨後，研究生班的整個支部成員，從書記到委員全被打成右派，教員文學史支部的主要成員和黨員也被劃為右派，總之，此人在反右運動中立了大功。當時，中文系全體師生不過８００餘人光右派就劃了８０餘個，大大超過了毛澤東所估計的大學生娃子中也不過百分之一、二、三。這位基層領導是漢族人，如果是蒙古族，人們就很可能把他當成內蒙古的內人黨的領袖烏蘭夫的兄弟，因為他們的名字只有一字之差，此人也是福將，文革前就退休了，所以在運動中沒有受到很大的衝擊，如果他沒退休，在文革中左手持敵敵畏，右手拿二鍋頭，邊走邊喝，因而死於香山腳下的，不會是當時的中文系總支書記程賢策，而應該是他。儘管如此，他的日子也不好受，退休後他沒一個朋友，沒有一個知心者。過年過節也沒有一個學生去看他，踽踽獨行，自說自話，在憂鬱和苦悶中終了此生，死前頻頻譫語，還驚恐地喚著已死亡右派施餘力的名字，還有朱家玉等人的名字……
話再說回來，隨著運動的深入，這不能不讓朱家玉感受到一種無形的魔掌在控制著她的命運。這年的夏秋之交，學校工會組織教師去大連旅遊，她也報了名。去時從天津上船到大連，回來自大連乘船直駛天津港下船。就在回來的頭天晚上，還有人看見她一個人站在甲板上眺望海景，但到第二天，輪船抵達天津港的時候，卻找不到朱家玉了！
朱家玉哪裡去了？這是個謎，但也不是特別難以破解。她那麼穩重、細心的女子，決不會失足落水的。恐怕是她感到了一種莫名的驚恐，冥冥中知道自己難以逃脫那隻無形的魔掌，決心質本潔來還潔去，效仿屈原，以死抗爭。以她大家閨秀的氣質，高潔無羈的心靈，清白美麗的身軀，她是不甘忍受那些粗暴的污言穢語的！於是，在這個靜靜的月夜，她沒有向任何人告別，就投進了大海的懷抱。既然在劫難逃，不如從容蹈海，這就是朱家玉的性格。除此而外，別無解釋。寫到這兒，我想起了杜甫《天末懷李白》的詩：
涼風起天末，君子意如何？鴻雁幾時到，江湖秋水多。
文章憎命達，魑魅喜人過，應共冤魂語，投詩贈汨羅。
我似乎恍然大悟，未名湖在向我展示朱家玉命運的同時，也告訴了我冷辛的命運。抗日戰爭勝利後的１９４５年，她一個十六、七歲的女孩子，隻身來到杭州，投奔在省政府任省長叔姥爺。不久，叔姥娘給她找了個職位，在一個經濟研究機構管伙食賬，幹了半年，她就辭職去了一所學校教書。這一段經歷她如實彙報給了組織，因為在她的印象裡，那只是一個極普通的單位。沒想到組織上一調查，那竟是國民黨的一個特務機構。可是，那個機構已經隨著國民黨敗退離開了大陸，沒有人能夠證明冷辛沒有參加特務活動，冷辛也不為自己辯解，她相信組織上不會憑空把罪名加在一個無辜的人身上。可是天真的冷辛錯了，她的鑑定材料上明白無誤地寫著歷史問題不清，不過因為那些「莫須有」的罪名無法證實，組織上沒有對她採取進一步的行動，只是給她留了一條「尾巴」，這條罪惡的「尾巴」如影隨形，最終將她置於死地。現在看來，即使僥倖混過了「反右」，也絕對過不了「文革」這道大地震。
冷辛來到南京後，因為是歷史問題不清，政治上又是中右，大機關拒絕她，中機關不要她，那個接受了她的小單位對她「另眼相看」，她的對像是駐南京的現役軍人，迫於組織上的壓力，不得不與她分手，當時她已經三十歲了！在沒有理解，沒有關懷，沒有事業，沒有愛情心，無處訴說，不能證明的情況下，她就只有投進揚子江那滾滾的波濤啦！當然，這只是我的猜測。唉！問君能有幾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東流！
右派、中右的命運如此，那麼左派的命運呢？他們當然好了！他們是左派，是黨所信得過的，所以都分到了理想的單位。月盈則虧，物極必反，凡是不正常的事物往往容易走向另一個極端。這些極左派中的骨幹分子大多在報社工作，儘管他們開始拚命鼓吹「大躍進」、「三面紅旗」，為極左路線搖旗吶喊，效犬馬之勞，但這些人畢竟屬於善於洞察國際、國內形勢的知識分子，具有較強的分析判斷能力。等到「大躍進」的牛皮吹破，「三面紅旗」變成了人為的「三年災害」，整個中國赤地千里，餓殍遍野，他們感到惶恐驚觫：原來為之奮鬥的事業竟是這樣的虛偽和殘忍！於是，他們一改吹鼓手的形象，開始關心起國計民生了。在一些私下通信裡在日記裡，他們歌頌蘇聯，稱「赫魯曉夫萬歲！修正主義萬歲！」結果，在文化大革命之前，這個反革命集團被揪出來了，他們的命運甚至比右派還要悲慘！他們被剝奪了工作權，一個個被打到鄉下去，連生活費都沒有。從１９５７到１９６２的五年間，他們就由極左派變成了反革命集團。也有一兩個人未被打成反革命，但由於「文革」的徹底性，他們也未能逃脫被批鬥的命運。
譬如，左派的一個核心人物就是以「包庇反革命」和「傳播修正主義」的罪名而遭到批鬥。由於他拒不認罪，被造反派打破耳膜致雙耳失聰。當我第一次見到他的時候，他總是把耳朵貼近我的嘴唇，讓我大聲說話……日後，每憶及此景，仍然激發起隱隱地痛疼的共鳴感……左派跟右派本來政見不同，誓不兩立，在極端的歲月裡卻殊途同歸，真讓人掬一把辛酸笑淚！
再說說那個孟憲忠，他不學無術，只會投機鑽營，他幹過礦工，小學沒畢業被保送進了速中，速中一畢業又被保送進了北大新聞系。他還是帶著工資上學，可以不修外語，儘管他數學不懂分數，讀報常念白字，盛氣凌人，自以為是，但這並不妨礙他當我們班裡的黨支部副書記。在同學們眼中，他是一個很特殊很「另類」的學生。他曾苦苦追求老姑輩的同學孟廣雲，遭到拒絕，此時，他忘記了自己是一個「革命者」，情緒一落千丈，抽菸、酗酒、自殘，尋死覓活，讓人感到可憐又可笑。他在學術上毫無造詣可以諒解，不過他對同學們橫溢的才華表現出的冷漠、仇視卻令人沒齒難忘。
就是這樣一個儘管智商低卻倍加野蠻的人，卻獲得了領導者的青睞。畢業後，孟憲忠分配到西南某省的一新聞單位工作。剛開始，頂著「北大新聞系」的牌子，此君也是躊躇滿志，不可一世。不過他實在是干不了編輯、記者，單位只好讓他去做事務工作。他認為自己不受重視，牢騷滿腹，遂與領導對立。以至到了「文革」中，單位以他曾在北大組織收聽「蘇共二十大赫魯曉夫秘密報告」之罪名對其審查批判。他心生怨恨，意志消沉，一蹶不振。又由於他對人冷酷殘忍，處處樹敵，左派煩他，中派怕他，右派恨他，他在世上沒有一個朋友，孤獨寂寞中精神日漸頹廢，５５歲便癱瘓在床，便溺飲食皆不能自理，北大幾次校慶，他一次也沒露面，他無臉見當年的同學，別人也不願見他。年僅６０歲，他就去世了。陰陽隔界，不知他在另一個世界裡幸福否？無論他怎樣傷害過我，我都希望他平安。惟願一切幸與不幸的逝者，拈一花而見佛！
還有一個左派趙雨清，看起來人挺老實，但反右挺積極，沒想到還是個官迷。他嫌自己級別太低，在組織上信任他由他自己帶檔案赴東北某單位工作時，偷偷將自己檔案裡的級別提了兩級。後被審查出來，落了個「開除黨籍」的下場，在歷次運動中都被拎出來敲打一番。
至此，我們全班３４人，右派７人；中右７人——不是被開除團籍，就是受到警告，而且不准從事本專業的新聞工作；還有左派，轉為反革命派或是定為敵我矛盾受到批鬥的也是７人。加上一個因受到牽連而不知下落的陳茂強，一共是２２人，都成了專政對象，左、中、右三派，儘管不相為謀，卻殊途同歸！今天一小撮，明天一小撮，加起來就是一大批，這一大批佔全班總人數的６５%.，這就是階級鬥爭的結果！覆巢之下安有完卵乎？
在這裡應當特別提及的是陳茂強，他是歸國華僑，此人為人正派，誠信可嘉，熱愛祖國，人緣極好，大家都暱稱他為「莫高囂」，這綽號的來歷是，當初剛入學、我們住在棉花地的大通艙宿舍的１５齋，晚上息燈了，有的人仍然躺在被窩裡高談闊論，陳茂強是個守信準時的人，於是他用閩南話開腔制止了：「熄燈了，莫高囂！莫高囂！」從此這個綽號就叫開了，簡化之，稱為老莫。這老莫他嫻熟英文和印尼文，通達俄語，不過他的漢語可實在不幹恭維，在這篇極嚴肅的文章中，我插一段小故事：夏天夜間四樓開窗，燈光引進來飛蛾亂舞，他大聲叫我，「趙雷、趙雷快關窗，快關窗」，我說幹嗎這麼緊張，他說：「蝴蝶進來了，蝴蝶進來了。」由此引起全室人的大笑，而他竟木然的不知道我們笑什麼。就這樣一個近乎天真而又誠實多才的人，在一九五七年春，他秉承支部領導的意圖借出了英國的工人日報，在宿舍裡翻譯了赫魯曉夫在蘇共二十大上反斯大林的報告，當時聽報告的人，本班的外班的外系的同學擠滿了屋子和走廊，他一邊讀原文邊翻譯，赫魯曉夫說：「我們之所以作秘密報告，是因為我們不能在敵人面前不能公開洗自己的臭腳布，他說斯大林是一個暴君、一個嗜殺狂、是一個獨夫、是淫棍，他把列寧時代的黨中央委員用各種殘酷得手段清洗了殺害了９８％，……斯大林搞個人崇拜到了無以復加的程度，誰反斯大林就是反黨反社會主義反蘇維埃祖國，斯大林他靠著地球儀指揮戰爭，根據記錄影片來指揮農業，在他的想像中，集體農莊莊員家庭會餐時肥鵝能壓塌了莊員的餐桌……在聽了報告之後，斯大林在人們心目中的巨大偶像轟然倒塌了，人們心潮起伏久久不能平靜。
可是在運動中，頭頭們把責任推的一乾二淨，把全盤罪過一股腦地推給了陳茂強，為這事傷透了他的心，因為他百口難辯，從此，他不再與任何人聯繫了。後來我才知道還有一個重要的原因，他在私人日記當中發洩了對反右不滿的牢騷，被左派偷看了日記，從班級到系總支一致同意把他畫為右類，報到校黨委去，北大的右派和中右已經超過１５００人了，正式右派是７１５人已經超額豐收了，又考慮到他是新聞專業唯一的一個歸國華僑，做為內定右派處理，後來分配到邊疆省份做一般工作。落實政策後他回到了印尼——這些年來，印尼不斷發生排華事件，令人擔心。在難眠之夜裡，我不時夢見他，不禁我想起了幾句古詩：魂來楓林青，魂返關山黑……水深波浪闊，無使蛟龍得！
由於文化大革命的徹底性，使過去批判右派的人現在落得跟右派同樣的命運。別人用當年他們批判右派的語言、邏輯甚至更殘忍的手段來對付他們，把他們當中的某些不甘做祭品者逼出了最後的覺悟！但也有一些左派，一旦傷口癒合，便忘了疼痛，又重新運用起保衛他們的既得利益，甚至攫取更多的利益的權利來了。還有那麼一兩個人他（她）們被提拔到領導崗位，竟然以新貴族自居，驕橫恣睢，氣使頤指地卑睨往日的朋友和同學。每念及此，令人齒冷……
「不要洩露天機！我要封湖了！」不知從哪裡傳來了一種神秘的聲音，隨之眼前的影像全部消失，未名湖的一切妙景蕩然無存，只有一片清澈寧靜的湖水，幾朵紅花落到水面，濺起細微的漣漪慢慢散向遠處的湖岸……「你該回去了，這兒不是你久待的地方！一旦跌進時空隧道，就迷途難返了。」我回頭一看，花神不知什麼時候站在我的身後，笑吟吟地望著我。我正要向她問個究竟，她猛地推了我一把，我「啊」地一聲跌進湖水裡。隨之從夢中醒來，窗外月白風清，我心中惴惴不安。夢中一切恍如隔世，又宛在昨天，令我悵然不已。
２００５年３月２３日第５稿
新來消息林昭骨灰已找到，定於四月二十二日舉行葬禮，北大新專老同學參加。蘇州晚輩學人胡傑製作了《尋找林昭的靈魂》資料豐富，不少血寫的詩看後感人至深。
── 原載《民主中國》 http://www.guancha.org(http://www.dajiyuan.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