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9月3日訊】訪法學家賀衛方教授 電話約見時感覺賀教授一定不苟言笑、十分嚴肅，不想見面卻是一位十分謙和平易之人，說話輕聲細語。但一觸擊法學，他立刻便進入激情狀態，學者的氣質與風度噴薄而出、不可遏止，光芒四射，一瞬間我感到知識的巨大引力，竟有了轉行學習法學的衝動。
陰錯陽差說來難以置信，賀衛方教授年輕時是熱烈的文學青年，高考時不僅沒有報法律專業，而且對其缺乏基本認識。不知是誰「多手」將賀先生的檔案拿到了西南政法學院。誰料想這不經意間的舉動竟造就了一位法學家。但我想當時他恐怕多少有一些失落、茫然，甚至在走進校門時有些許抵觸情緒吧！ 不過隨著知識的展開，他很快便沉溺期間，全身心熱愛上了這門關於正義的「藝術」。 光榮與困境 1989年，他在外經貿部一家進出口公司工作。民運期間，他白天在公司組織同事上街抗議，晚上回家參加中國政法大學的活動。「六四」悲劇後，他因為積極組織遊行和呼喊所謂「反動」口號，被單位限期三個月自謀出路，否則將予開除。其實民運開始前他已經與中國社會科學院法學研究所聯繫過調動事宜，十分順利，本來很快就能成行。不料想其後形勢急遽變化。「六四」後，被當局指斥為「重災區」的社科院凍結了人事調動，其他單位的形勢也非常嚴峻。眼看著三個月就快過去了，他不得不回母校找江平校長。 江平校長瞭解到賀衛方的艱難處境，二話沒說，立刻責成人事部門辦理調動手續。就這樣不過短短一年多，他又回到了原來的教職。一個多月後，江平老師因為政治原因被免去了校長職務。江老師欣慰地說：下來前我終於把你拉回來了！現在看來，江平校長這一「拉」對於中國法學實在是很大的貢獻。賀衛方感慨地說：對江老師我終生感恩。人生的歷程並非既定不變，而是隨機的，有無限多的可能性，也就決定了目標的不確定性。這大概正是人生的奇妙與誘人之處吧！ 對造成可能與今天的成就失之交臂的行為，賀衛方一點也不追悔。他說，如果再有這樣的事件，他還會上街，還會再次大聲呐喊。我追問：即使是今天這樣的年齡與地位，也在所不惜？他斬釘截鐵道：對，絕對不會有任何不同。事實上這些年我從沒有停止過對社會不良時政的公開批評。反思「六四」賀衛方認為，「六四」是中國百年史上最偉大也是最慘烈的事件，當時實際上是完全有可能避免悲劇發生的。如果李鵬在胡耀邦追悼會那天出來接見請願學生，誠懇地與學生對話，事件就會向和平解決的方向發展。他認為，當局的專制心態、以真理正義在手自命的傳統，阻礙了他們與不同意見民眾間的平等、和平交流，導致了悲劇的必然發生。後來的「三個代表」實際上走的還是老路子，這樣的最高權力意味著終極真理的傳統，對於建立一種政府與民眾之間的平等關係是有害無益的。我不同意他的看法。我說，歸根結底權力是他們的命根子，他們根本不願意放棄專制權力，與民共和，因而對任何威脅他們權力的人都會非常殘暴地鎮壓。希望他們與民眾平等對話解決問題是您的想像，過於善良的願望。賀衛方先生說，其實這個政權並非鐵板一塊，比如趙紫陽與萬裏和其他人就完全不同；另外，他們很清楚楊廣、秦檜的下場，難道他們願意被永遠釘在歷史的恥辱柱上？！ 我心裏暗道，如果他們真有歷史責任感那當然好，可如果裏面儘是些「我死後那管它洪水滔滔」的雜碎怎麼辦？我們還是不能將希望寄託在任何個人身上。
中國憲政之路說到未來的憲政之路，賀衛方侃侃而談。他提出幾個最重要的突破點：（1）司法要做重大改革。司法應該獨立、中立，使司法能夠調整所有的社會關係，解決糾紛甚至重大糾紛。司法應該成為糾紛解決最後的手段和最權威的機構，包括目前中國最高階的政治問題也應該逐漸通過司法的途徑加以解決；（2）開放言路。社會是複雜的，利益是多元的，十多億人口的國家不可能有一致的思想和言論。讓所有的言論在社會中共存和競爭，由事實作為判斷正誤的標準，權力不再強迫全民統一到自己的意識形態上來；（3）結社自由。民間社會組織化，建立公民社會，是憲政的一個重要前提。只有這樣，民間社會才能有力量與政權搏弈妥協，最終達至雙贏。 （4）政黨政治。這個問題在當今中國比較麻煩。但今年有一個新的發展：臺灣多個在野黨來大陸訪問，中共接待規格之高，幾不亞於任何西方國家領導人。中共曾經承諾，兩岸之間除了「一個中國」不能妥協外，其他都可以談。他設想，有沒有可能以後國民黨能夠到大陸來發展，共產黨也可以到臺灣去發展，從此走上多黨制道路。另外一個可能是中共內部分化。黨外有黨、黨內有派，中共也不例外。中共完全可以公開內部派系，走日本自民黨的道路；（5）財產私有化。自由主義先哲洛克、哈耶克特別重視私有財產權。因為只有徹底的私有化（最重要的是土地的私有化），公民才能夠做到理直氣壯地對抗政府的無理要求，人民對政權的監督才能常態化，約束才能確實有力；（6）大學獨立。大學獨立向社會傳遞了這樣一條資訊：除去黨和國家最高領導人外，社會還有其他甚至更重要的思想家。歷史告訴我們，政治權力如果壟斷發現真理和解釋真理的權力，社會就必然災難頻仍。文革、「六四」是最近的例子。因此社會必須存在獨立的思想家，人們應該養成懷疑的習慣，認識到即使最高領導人也不可能「一句頂一萬句」，也會有錯誤。只有這樣人民才會時刻儆醒，才不會盲從，才能避免政治災難再度發生。賀衛方說，由於專業的關係，近十多年來在推動司法制度改革方面做了一些工作。例如，推廣司法獨立的價值，闡明如何建構良好的司法體制，指出法官選任制度的弊端及解決之道，分析司法權力行使過程中的問題和提出對策，指出法院管理制度存在的缺陷，說明為什麼應該讓法官既獨立又負責，闡明這樣的制度到底是怎樣的一種形態等。憲政譯叢我認為賀衛方、梁治平主編的憲政譯叢，標緻著當代中國憲政意識的覺醒，是今日遍及中國各階層的憲政話語的基礎。十年來，這套書影響了中國社會的發展，並將進一步影響中國的未來。賀衛方解釋說，中國憲法充斥著政治口號，中國憲法學已經不成其為真正的學問，失去了吸引有能力的學者學生投身期間的魅力；同時，由於憲法是根本法，它的缺陷必定會制約其他法律的發展。所以當年我們幾個人決心為改變這一令人憂心的狀況做一些事情。大家一致認為，還是從翻譯介紹優秀的憲政叢書始。賀衛方饒有興趣地介紹了其中的一件「趣聞」。美國憲政學家路易士．亨金（Louis Henkin）主編的《憲政與權利》是一部研究美國憲法域外影響的論文集，其中有一篇論及波蘭共產政權的崩潰。文中有一些在中國十分刺眼的表述。叢書的責任編輯許醫農女士認為，這樣恐怕出不去，而且會惹很大的麻煩。她與賀衛方商量，是不是可以做些修改。賀衛方說：許老師，我們恐怕沒有辦法要求外國人也堅持四項基本原則吧！再說翻譯必須忠於原文，這是譯者基本的職業道德。但最終許老師說服了賀衛方。他柔化了文章的表述和部分辭彙，大大減少了文章的尖銳性。賀衛方感慨道：即使翻譯文獻，我們也不能避免自我審查。這是多大的悲哀呐！
中國憲法問題中國現行憲法修訂於1982年，帶有濃厚的文化大革命痕跡，問題可謂多多。首先，憲法序言完全是政治宣言。憲法序言宣佈當局的政治合法性，張揚當局的歷史功績，界定意識形態，甚至界定經濟政策，卻惟獨對憲法應該關注的問題避而不談。由於政治形勢是不斷變化的，結果導致憲法不得不面臨不斷被修改的命運，與憲法的尊嚴和相對穩定的要求相悖；其次前面的政治性宣示，與後面對民權的保障條款之間，存在著強烈的緊張，甚至前後規則規範間也相互衝突，以致憲法無法操作；再次憲法條文許諾的許多權利，被次一級的法律甚至更次的規章剝奪，沒有辦法實施；另外，憲法不僅僅是文本，還包括法官在應用中的解釋。這些界定是憲法的一部分。沒有法官在司法實踐中對憲法的解釋，就無法知道憲法的具體含義，憲法就無從適用，只能束之高閣。由於憲法不具有可操作性，導致了非常奇怪的現象：在中國違反其他法律都會受到懲罰，但違反根本法憲法卻安然無恙；最後憲法在不同國家機關權力間的相互制約平衡上無所作為。 憲法司法化最高人民法院於2001年8月13日作出2001法釋25號《關於以侵犯姓名權的手段侵害憲法保護的公民受教育的基本權利是否應當承擔民事責任的批復》，很多人將此視為中國憲法司法化的開端。賀衛方沒這麼樂觀。他認為，憲法司法化應該走於全國人大之外建立獨立的憲法法院之路。而且即使如此，如果憲法法院無法做到真正的獨立，或者面對敏感的法律問題有意回避，也不免會成為「睡美人」。 批評中國高教體制 積多年的教學經驗，賀衛方深刻認識到現行研究生考試制度的弊端。它無法發現選拔優秀人才，給人才的成長設置了重重障礙。為推動招生制度改革，他多方奔走。然而他遺憾地發現，在教師本應最有發言權的教學制度制定上，教師卻被邊緣化了。他以學者的善良和天真，想像如此明確的錯誤一定會得到糾正。但他錯了。這架巨大的風車倨傲無禮，拒絕了他的合理建議，徹底粉碎了他殷切的希望。既然無法選出真正優秀的人才，為什麼還要繼續招生呐？！他憤而宣佈停招碩士研究生。 他感慨道，這些年來高等教育迅速產業化，校園裏紅塵滾滾。每臨週末，學校成為名牌轎車的展覽廳。學生越招越多，但品質卻令人憂慮。長此以往，中國高等教育勢將不堪。 我問，教育產業化，教師不是得到了很多實惠嗎？賀衛方並不否認。但他認為，國家應該保證國立大學教師有尊嚴的生活，但現在的政策卻使教師除去「賣身」外，無法改善生存境況。政府在「逼良為娼」呵！說到這，我們倆都笑了。但笑聲中明顯有濃重的酸楚與無奈。 賀衛方訪問過不少國家，拜訪過很多外國高校，其中相當部分是世界一流學校。他發現這些學校有一些共性：大學獨立，教授治校；學術自由，為學術而學術，沒有功利色彩，學術氣氛十分濃厚；辦學多元化，不僅有國立大學，也有私立大學；不設政治課程，不像中國，學生校內四分之一的時間要花在意識形態課程上，造成巨大浪費；考題以檢驗學生融會貫通知識的程度和分析解決問題的能力為主，少有只有標準答案的試題。因為後者與紛繁多元的社會生活不符，還會束縛學生的思維。 北京大學將自己的目標定位於世界一流大學。賀衛方在一次相關會議上發言：根據我的觀察，當今世界沒有那所一流大學是設有黨委的。所有有黨委的學校都不可能成為世界一流大學。與會者皆忍俊不禁。他說，近一段時間一直在思考，僅僅依靠司法改革是否能夠促使社會轉型？在威權體制下，政治制度是一切改革的「紅線」，司法改革同樣走不多遠就會遇到邊際約束。線內的改革雖然有益，但對於社會轉型卻往往並沒有多少推動作用。欲推動社會轉型，就必須突破底線。但他寧願只需靜悄悄地在體制內改革司法制度，就能實現社會轉型。
2005年8月17日星期三於北京香山@
原發表於《爭鳴》九月號
(http://www.dajiyua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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