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1月3日訊】在中共前總書記胡耀邦先生九十冥誕之際， 1987與胡耀邦互受株連而被開除黨籍的劉賓雁先生，在身患絕症，多次要求返回故土而遭冷遇的情況下，於2005年12月5日，在萬里之遙的太平洋彼岸，「無言地走向死亡」。
噩耗傳來，我的心情非常沈重。儘管劉賓雁早已病危入院，但是我們還是希望他能活到回去的那一天。特別是最近看到國內為胡耀邦冥誕舉行紀念會，雖然是比較低調和小型的，我仍然感到上個世紀八十年代與胡耀邦相關的一些人與事大概要開始解凍了，第一個直接的反應，就是覺得這下子劉賓雁不久就可以回家了。記得2003年11月下旬，我去普林斯頓探望劉賓雁時，他想要回國而不得的焦慮溢於言表。他告訴我，已經幾次托人轉信給中央領導，但不知為什麼，沒有任何回音。
當時，中共高層正處在權力更替的微妙而緊張的階段。我安慰他說，再等一等看吧，過了這個敏感期可能會有個說法的。熟悉劉賓雁的朋友都知道，他太想回家了。他的生命與那片土地息息相關。大家都盼望著他能夠如願以償，在有生之年回到自己的祖國。可是沒有想到，這一等就是永別……
人生苦短亦苦長
劉賓雁的一生是短暫而漫長的。他19歲加入中國共產黨。1957反右時，在《中國青年報》工作的他，因兩篇小說「在橋樑的工地上」和「本報內部消息」，被毛澤東指為「想把中國搞亂」而被打成極右派，下放到農村長達22年之久。1979年獲「改正」後，他即以《人民日報》記者的身份干預現實生活，寫出了中國當代新聞的震憾之作「人妖之間」、「第二種忠誠」等報告文學，在整個社會產生了極大的影響。成為啟動整個八十年代思想解放運動的先驅。由是，在1987年的反自由化運動中，劉賓雁與黨的總書記胡耀邦一起，成為鄧小平強人政治的犧牲品。1989年發生舉世震驚的「六四」屠殺，當時應邀在美國哈佛大學訪問的劉賓雁，對中共暴行進行無情鞭撻和批判，並因此被拒之國門之外，至死也沒能踏上那片他日夜眷戀的土地。
在劉賓雁60年之久的記者與寫作生涯中，兩篇文章，遭受22年的苦役。幾篇報告文學，招致17年的流放。先後近40年，都是漫漫長夜中的無盡磨難，都是在痛苦、絕望交織中的上下求索。真正屬於他發揮自己創造力的時間，僅有十多年，可謂人生苦短亦苦長。可以說，劉賓雁的一生是無私奉獻的一生。他為祖國，為人民，甚至為這個黨所鼓吹的「共產主義理想」嘔心瀝血，付出了巨大的代價。但他臨終前唯一的心願和要求，希望回到他深深眷戀著的祖國的懷抱，落葉歸根－－這樣一個最普通的常人的要求，也被專政機器吞噬了。諾大中國，竟然容不下一個老人的葬身之地。生於斯，卻不能死於斯，情何以堪？理何以容？
令人痛心的是，從黨的最高領導人胡耀邦、趙紫陽，到「講真話記者」劉賓雁，他們都是「以黨的事業為重」的典範。都是共產黨內有人道關懷的「好人」。他們將「哀民生之多艱」的悲憫情懷，融入了「黨的事業」之中，並為此鞠躬盡瘁，死而後已。最終卻 「壯志未酬身先死」，都被這個黨推上了祭壇，成為「一黨政治」的殉難者。
今天，劉賓雁的悲劇，再次向世人揭示了中共政權對人的基本權利的不尊重與踐踏，昭示共產專制下「黨的同路人」沒有好下場。
「六四」鎮壓的權力遺患
為什麼號稱強大的中共政權，對劉賓雁這樣一位已手無縛雞之力的老人如此防範，甚至唯恐提到劉賓雁這個名字呢？
稍作思考，就不難明白，一個建立在「六四」屠殺基礎上的權力是沒有合法性可言的。因此也決無自信可言。在這裡，殺人者的內心恐懼與虛弱，與他的殘酷暴虐成正比。
我們看到，從八九民運至今，中國社會的變化猶如世紀的更替，令人瞠目。經濟的發展，並沒有帶來精神世界的理想與追求，而是犬儒主義在中國大地盛行。從共產黨的歷史上看，江澤民時代，都是一個令人沮喪的頹廢的時代。江澤民作為「六四」後鄧小平指定的接班人，毫無愧色地繼承了「六四」屠殺的權力衣缽。特別是鄧小平之後江澤民全面抓權的七年，他無所顧忌地行使了一套回歸封建帝制的亂國之道。在江澤民治下，官場風氣陰晦，腐敗盛囂塵上，正氣抑，邪氣升，並且豢養了一個隊伍龐大的高學歷，低人品的智能階層，顛覆了中國自古以來的仕者之風。整個社會既沒有共產黨執政初期人們所嚮往的短暫的「新中國」氣象，也沒有鄧小平之初以及胡耀邦、趙紫陽聯盟下八十年代撥亂反正和改革開放的朝氣。許許多多知恥與不知恥的「英雄」，在這個平庸的時代，被顛倒了。
江澤民的統治，可以用八個字來概括，即：不倫不類，不三不四。解釋這八個字，正好可以借用江澤民自己的 「三講」和「三個代表」。
以「三講」為例，九十年代中開始的「講政治」，意在填補「六四」後共產黨意識形態的空白，消解講理想。其結果，就有了制度化的政治腐敗。買官鬻爵，官商勾結，無所不為。「講正氣」，卻正氣亡。八十年代曾一度張揚的社會風氣，在江澤民治下成為媚氣、驕氣和奴氣。整個社會道德淪落，物慾橫流。講學習，結果假話、套話、空話充斥在各種視聽媒體上，黨員幹部中更是假冒文憑盛行。「三講」實質上是「三假」。而且這個「假」是自上而下，上行下效，迅速氾濫的。
就拿江澤民來說，可以說他做秀也是前無古人。1995年江澤民到江西共青城拜謁胡耀邦墓地，當時著實讓很多人看好。但1997年鄧小平逝世後，在江澤民全面掌權的七年間，卻對胡耀邦沒有任何表示。由此可見，江澤民拜謁胡耀邦墓地，也是庸人的權術之舉。而且他一舉三得，首先，他知道鄧小平不會反對。其次，可以籠絡黨內元老派和開明派，讓反對他的人無話可說。第三，蠱惑人心，在社會上樹立其所謂開明形象。
現在看來，江澤民實在拙劣得可以。他玩權術不僅連死人也不放過，而且連至少的遮羞布都沒有。也就是說，連自圓其說的交代，他都沒有。毛澤東挺魯迅，一直挺到底。鄧小平儘管對江澤民的能力有保留，但也是挺到死，使他得以真正成為「核心」。江澤民呢，他人在胡耀邦墓前，想的卻是如何鞏固他的「六四」權力。在這個前提下，既然大權在握，胡耀邦作為他這個「六四」非法權力繼承者的天然剋星，他當然要以權避之，繼而禁之了。
至於江澤民的「三個代表」，（所謂代表先進生產力，代表先進文化，代表最廣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實際上是毛澤東之後華國鋒提出的「兩個凡是」（凡是毛主席作出的決策，我們都堅決擁護；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們都始終不渝地遵循）的翻版。只不過他「與時俱進」地用「江式」浮華語言對堅持共產黨一黨專政進行了理論包裝而已。中共前總書記趙紫陽秘書鮑彤尖銳地指出：「三個代表由一系列神話組成，它代表三個權力：統治人民的權力，統治財物的權力，統治思想的權力。全面貫徹三個代表，是全面造神、全面抓權、全面腐敗。」？所謂「三個代表的重要思想」，實際上就是江澤民思想。江澤民思想，說穿了，就是封建帝制思想。啼笑皆非的是，當年的「兩個凡是」，是華國鋒給毛澤東抬轎子。現在的「三個代表」，則是江澤民自己給自己抬轎子，而且一廂情願地就將新的 「三座大山」壓在中國人民的頭上了。智昏如此，真是空前絕後。
撥亂反正，摒棄「六四」權力衣缽
需要指出的是，江澤民時代的結束是共產黨「帝制」時代的徹底完結。江澤民作為共產黨「帝制」的最後一個「小太上皇」，在鄧小平去世後僅兩年，他就迫不及待地在國慶50周年大典上用最傳統的方式明確無誤地向國際社會宣告了自己的角色定位。在「紅海洋」一般的慶典中，江澤民試與毛鄧比高低，將他的巨幅畫像排列在毛澤東、鄧小平之後，正好恰如其分地展示出他的真實身份——個活生生的 「現代版」袁世凱。也是他殘存的帝王思想的最後洩露。同樣，他以這種方式明白無誤地將自己的專制獨裁意志通過媒體強加給了他的同僚和中國人民。這樣一種畫面及其內涵，客觀上使江澤民與胡耀邦、趙紫陽開啟的「新共產黨」劃清了界限，也使中國政治、知識精英與他拉開了距離。很難設想，在江之後的政治領導人會愚蠢地扮演如此拙劣的角色。
江澤民的這種定位，本身就是對改革開放的反動。就是開歷史倒車。在他掌權的十五年，前中共總書記胡耀邦這個名字成為禁忌，不能提，也不能祭。劉賓雁這個「持輿論之劍」的「講真話記者」，當然更是大忌。誰敢擔當冒犯「天顏」的風險，去為一個遭到貶黜、遠在天涯、行將就木的記者說話呢？更何況其中一些人可能深藏的政治韜晦，甚至肯定不乏歷史上就有的臥薪嘗膽者。
對中共現執政黨來說，最關鍵的問題仍然是權力合法性基礎問題。儘管這個權力在江澤民手中持續了十五年之久，但並沒有因其強權暴政而穩固或者強大，而是民怨沸騰，不得人心。在這種情況下，權力「正常更替」（通過黨代會的各項程序產生的，而非黨的「太上皇」一人指定的）後的胡溫新政所面臨的首要難題就是如何正其名，以順「黨心」和民心。
最近，胡耀邦這個名字在江澤民退位後終於得以重見天日，並由中共當局正式提及，開了中共歷史之先例。這是否胡溫新政的「項莊舞劍」之術，自然見仁見智。根據分析，這一舉措本身所包涵的政治意向和思想是非常深遠、非常豐富的。
回顧中共政治傳統，當局的每一個舉動，無論大小，都是有其深刻的謀略或背景的。其目的，都是為現實政治服務的。當年胡耀邦主持發起的「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的討論，意在否定毛澤東指定的接班人華國鋒所堅持的 「兩個凡是」，從而開啟了八十年代的思想解放運動和改革開放。今天，中共當局紀念胡耀邦，無論如何低調迂迴，都有某種程度上撥亂反正，肅清「六四」後遺症的內涵。
筆者認為，這裡至少傳遞出這樣一個信息：因「六四」屠殺而令「黨國」蒙辱的時代該結束了。江澤民之後，恐怕誰也不願承繼「六四」那個由鄧小平以帶罪之身指定的「江核心」政權，即使對中共執政黨本身，也是一個不光彩的可恥記錄。連強硬派李鵬都著書為自己脫「六四」干係，更何況當年的改革派和黨內開明人士。對中共權力層來說，中共權力的合法性基礎，不是「六四」後江澤民執政的十五年，而是自「六四」前推至中共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的十一年。
這就提出了一個關鍵的問題：或者沿著江澤民的路線走下去，或者越過江澤民的十五年，秉承八十年代改革開放的路線往前走。據上所述，江澤民路線顯然是一條走不通的死胡同。那麼，擺在胡溫新政面前的只有一條路，就是從「六四」的權力陰影下解放出來，重整旗鼓，延續八十年代包括思想解放運動在內的改革開放。
應該強調指出，江澤民庸政下十五年的鬱積，從中央到地方，都有強烈要求政治改革的呼聲。不否認「六四」，不摒棄江澤民的「六四」權力衣缽，就沒有辦法往前走。可以說，中共執政黨的政治資源已經到了窮途末路，不改弦易轍，將難以為繼的地步。
維護流亡者回家的權利
顯而易見，當江澤民的「三個代表」的幽靈仍在徘徊時，胡耀邦仍是新時期撥亂反正，否定「六四」權力這「千鈞」之「一發」的關鍵所在。
當年胡耀邦「抱著糾正共產黨的錯誤，維護共產黨的名譽和事業的決心」，平反冤假錯案，落實知識分子政策，成為十年「浩劫」後的代表人物。胡耀邦曾擲地有聲地說：「再不能通過我們的手去製造冤假錯案」。一句話，撫慰了千千萬萬中國知識分子慘遭蹂躪的心靈，重新煥發了知識分子的理想精神。許多知識分子再次成為共產黨的「同路人」，甚至躋身「體制內」，夢想與胡耀邦所領導的這個黨一起，建設一種避免「通過我們的手去製造冤假錯案」的制度。
儘管「六四」槍聲中斷了中國這一歷史發展的重要階段，但是胡耀邦輝煌的歷史功績是不會磨滅的。今天，紀念胡耀邦，就是紀念八十年代的改革開放，就是肯定胡耀邦開始的政治改革探索，就是為八九民運正名，也就是否定「六四」屠殺，理所當然地就是要徹底肅清江澤民「槍桿子」政權的餘毒與瘴氣。
誠然，江澤民已經退位，且年高體衰。對這樣一位該退休時卻被鄧小平推上前台，唯諾數年而一仿毛澤東的「孤家寡人」，當然應持寬容態度。畢竟、也是最重要的，他已經不在其位，因而也不能繼續謀其惡了。但是，十五年間，尤其是江澤民的後七年，他以共產帝國的末代「看門人」之威，所行使的一套弱化國民精神的「江式獨裁」，應該清理並予以清算。非如此，不足以真正地撥亂反正，重振八十年代改革開放的正氣和理想。
我們看到，江澤民延續「六四」屠殺傳統，一手抓政治，一手搞鎮壓。在他任期，通過權力，「程序化」地「製造冤假錯案」，而且從境內發展到境外。至今仍在獄中的旅美學者楊建利就是一例。還有許多動輒以「洩露國家機密罪」被拘留或遭逮捕的海內外異議人士。江澤民掌控下的「黑名單」，恐怕是破歷史記錄的。
最令人難以容忍的是，江澤民顛覆中國幾千年傳統文明的孝道倫理，發明了一種保護其獨裁統治的 「新工具」。這就是以親情關係相要挾，阻擋異議人士和持不同政見者的回家之路。以至多少生命垂危中的父母望眼欲穿，想見兒女一面而不得，最終死不瞑目，令生者永含泣血之痛。在其標榜的所謂「太平盛世」竟出此招，實在有悖中國文明之傳統，令人不齒。有的人得以回國，代價是簽署所謂的「保證書」。在這個過程中，江澤民無視相關國際法規，讓執行者大出其醜。真是國格受辱，尊嚴盡失。
這種「滅天理」的「新工具」，對於重親情倫理的血肉之軀來說，是極具殺傷力的。當年與胡耀邦同時遭到貶黜的劉賓雁和王若望已先後在飄流中離世；還有現居美國的方勵之，他們都是這個「新工具」的直接受害者。
逝者已去，「恢復一個已死者的名譽，有什麼用呢？不，現在最根本的是保護活著的人。給不人道的行為打上恥辱的烙印，這樣才有可能防止無數同樣的行為。」（斯。茨威格《異端的權利》）
八九民運迄今已經16年了。當年的一大批流亡者中，有的抱憾作古，有的貧病交加，有的在艱辛中倍受不能略盡孝道的煎熬，只能揮淚遙拜風燭殘年的父母雙親，銘心刻骨地體會親人在生命最後一刻的凜然與超脫。
這種人為的不人道行為造成的悲劇，難道不是炎黃子孫的恥辱嗎？難道不是人類共同的恥辱嗎？
這裡我要提及一位卓越的女性——戈揚女士。作為當年自由派聚集的《新觀察》主編，戈揚在八九民運期間，因主持悼念胡耀邦專題座談會而遭到整肅。「六四」後，這位已年逾七旬的老人，義無反顧地與這個她一生為之奉獻的黨劃清了界限，孤身一人憤而流亡異國他鄉，用自己的餘生，宣告了與「六四」槍桿子政權的徹底決裂。
同時舉義的，還有年近九十的原中共黨史研究專家司馬璐先生，年過八十的原資深馬克思主義研究學者蘇紹智先生，年屆古稀的著名美學家高爾泰先生，以及一些業已六、七十歲的流亡者。這些本應在自己的家園，享受兒孫繞膝之天倫之樂的老人，卻在「失去大地」的天空下艱辛備償，甚至不得不事必躬親地為最細小的生活瑣事勞心費神，承受著國內同行同齡者無法想像的生存壓力。然而，無論境況如何，他們都仍在堅守著，沒有一絲的動搖或猶豫。為了人的尊嚴，為了公正與正義，他們昂然挺立，決不低頭。這樣一種群塑般的形象，悲壯滄然，感天地而泣鬼神。莊嚴而明確地標示出有「恥感」英雄與無「恥感」「英雄」那永遠不可逾越的鴻溝！
劉賓雁這位年逾八旬的老人，就這樣走了。在他身後，在那片令他夢魂牽繞、傾注了全部熱情和生命的熱土上，他曾經高舉的「輿論之劍」的理想之光已經黯然，他奇跡般地在專制統治下闖「新聞禁區」，發出的那些振聾發聵的「真實的聲音」，已經成為絕響。但是，上個世紀八十年代那座由他樹立的中國新聞自由的里程碑，將與劉賓雁這個名字一起，永遠長存。
在此，我要向與劉賓雁風雨同舟，患難與共的朱洪女士表示最高的敬意和最真摯的慰問。
同時，我要向倡導以人為本的胡溫新政呼籲，請尊重流亡者回家的權利，結束這種非人道的暴行。讓劉賓雁的悲劇，永遠不再重演。
撥亂反正，摒棄「六四」衣缽，是時候了！
（2005年12月8日於巴黎）
－－轉自《北京之春》06年1月號
(http://www.dajiyua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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