茅於軾：宏觀不均衡蘊釀著巨大經濟風險

【大紀元12月22日訊】價格信號引導著經濟的運行。價格的扭曲必然引起經濟的扭曲，招來一系列難於對付的失衡，再加政策方面的違反常規，如果不能及時果斷地糾正，最終難免造成大的震盪，甚至發生危機。反過來講，只要糾正價格的扭曲，理順經濟關係，當前的大部分問題都應該能迎刃而解。
　　
當前宏觀經濟方面的問題主要是GDP過分依靠投資增長，而消費卻在下降；外貿的順差造成外匯儲備過高；就業壓力巨大；貧富差距在擴大。同時物價上升，房地產價格猛漲，股市有明顯的泡沫。這一系列問題都各自有其背景，但又都和一些基本價格信號的扭曲有關；和國家的政策規定有關。
　　
我國的銀行利息率屬於全世界最低的。存款利息率低於通貨膨脹率，儲戶得到的是負利率。貸款的真實利息率只有兩三個個百分點。可是這樣低的利息率並沒有被廣大的企業界所享受，而是被效率很差的國家項目和大的壟斷行業所侵佔。而且由於資金的成本低，投資者往往選擇資金密集的專案。這些項目吸收的勞動很少，對就業的幫助不大。一個大型水電站投資幾十個億，就業只有千把人。一條地鐵線，每公里投資上億元，就業只不過一兩百人。一架飛機價值上億，解決的就業也超不過一千人。這些專案每一個就業崗位需要的資金超過一百萬。其他如高速鐵路，原子能電站，高速公路等項目都是如此。相反，一些配套資金很低，幾千元就能創造一個崗位的服務業卻得不到發展。我國服務業在GDP中的比例從2000年到去年的六年中只增長不到半個百分點。而此期間的GDP 增長了78%。
　　
從國際比較看，就業增長率應該與GDP的增長率相仿。例如巴西，1992-2006的平均GDP的年增長率等於就業的增長率，都是3%。而中國在同一時期內的GDP增長率為10%，而就業的年增長率僅為1%。就業在中國應該說是一個特別重要的目標，因為就業能夠緩解貧富差距，能夠減少社會的矛盾，降低犯罪率。這些都是當前中國社會的大問題。然而我們浪費了巨大的資金，光追求項目，忽視了就業。當然，這一趨勢不只是利息率低所致，還有官員們追求政績在起作用。大項目豪華壯麗，有目共睹，而增加就業受惠的是普通貧困家庭，有目也不能睹。
　　
真實利息率的降低傷害了居民的財產性收益。在九十年代居民的財產性收益為GDP的6%以上，現在下降到不足2%。結果是居民不再選擇銀行做儲蓄，而將錢投到股市和房市。其結果是銀行存款大幅度減少。這種現象是九十年代到前年為止從未出現過的。在九十年代銀行存款的增加超過當年GDP的增加，有幾年超過達一倍以上。現在不但不增加，反而在減少。這種情況非常值得注意，它可能蘊含著危險。過低的利息率對宏觀經濟有著巨大的破壞力。
　　
從GDP的需求方面看，用於居民消費的比例持續降低，現在已經降低到GDP的41%，在美，英，德，法，意，日，澳，印，加，南韓十一國中，中國是最低的。（美國最高為70%）而GDP中用於政府開支的比例卻節節攀升，從1994年以來這個比例已經翻番。但是百姓享受的公共服務似乎沒有加倍。錢多半花在了政府自己的消費上。政府開支更多地侵佔了居民的消費。而且稅收增加的趨勢並沒有消減的樣子。政府稅收無節制地增加逐漸侵蝕人民對政府的信任。近幾年企業的盈利也猛然增加，這是由於壟斷性的國企利潤增加，同時虧損的國企絕大多數已經賣掉。國企利潤的增加並不上交給財政部，而是內部使用，這些企業根本不能算是全民所有，變成了國企自己所有。最近這些壟斷性國企上市，以壟斷性利潤吸引股民，從股市籌錢，造成進一步的扭曲。股民賺取全國人民的壟斷利潤，是一種合理的財富分配嗎？如果取消壟斷，利潤立刻下降，那時候如何向股民交待？稅收增加和國企利潤的滯留都是政府權力缺乏節制的表現，和大家所希望的政治改革背道而馳。
　　
匯率也是一種價格。人民幣的匯率定得過低，已經是自1997年以來的老問題。那時候一年的外貿盈餘已經躍升到400多億美元。到2005年又躍升到1000多億美元，去年進一步躍升到1700億美元。如果從1997年就開始慢慢地讓人民幣升值，根本不會出現今天這樣的困境。勉強維持低值的人民幣，不得不拋出大量人民幣用於購買美元，埋下今天通貨膨脹的根子。匯率的扭曲還引起許多貿易爭端，傷害了我們的貿易夥伴。我曾經說過，不存在可以損人利己的匯率（無論對中國或美國都一樣），只存在利人利己的匯率和損人損己的匯率。現在我們的匯率就是損人損己的。沒有果斷的調整，採取逐步調整的辦法，雖然避免了經濟的衝擊（或者只不過推遲了衝擊的來到），但是招引了更多的國際投機者把遊資調進中國，使國內的流動性過剩雪上加霜。股市泡沫，房價攀升都與此有關。
　　
今年國務院正確地決定要節能減排。可是又不願意提高能源價格，也沒有嚴格執行排汙收費，更談不上提高企業的排汙收費標準。資源和環境的價格低是粗放型國民經濟的特點。國務院不想改變價格，只是用行政力量來節能減排，造成行政力量和市場力量的對抗。基層政府在節能減排中走投無路。只好用造假來應付領導。政府和百姓都應該接受價格配置資源的道理。價格不動資源配置也不會動。價格不是越低越好，而是正確才好。正確的價格有利於創造更多的財富。故意壓低價格反而對國家，對百姓都不利。
　　
國民經濟的管理需要強有力的領導。猶豫不決會使形勢失控，匯率調整就是一個例子，舉棋不定，錯過了最佳時機。我國的決策機制有權力過分集中的毛病。一切重大決定都要到最高層去批准。而最高層又不是經濟專家，從何判斷是非？於是只好讓事情拖下去。如果不改變權力和知識的脫離所造成的決策遲緩，經濟遲早要出大問題。（本文中的部分資料和觀點取自Jahangir Aziz和Steven Dunaway所發表的“China’s Rebalancing Act”. 該文發表於國際貨幣基金的刊物《Finance and Development》2007年九月號。）
──轉自《天涯社區》　(http://www.dajiyuan.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