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死一生——我的「右派」歷程(14)

代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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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下) 慾加之罪

緊接著,由新華社解放軍分社供稿,《解放軍報》發表了這樣一條新聞:《新華社解放軍分社,攻破一個右派小集團》。它的全文如下——

         新華社解放軍分社攻破一個右派小集團

本報訊 新華通訊社揭露出解放軍分社一個以戴煌和李耐因為首的反黨右派小集團。這個小集團的另外兩個成員是韓慶祥、路雲。他們四個人都是解放軍分社記者,大尉銜派遣軍官。在新華社國內新聞編輯部12日舉行的最後一次鬥爭大會上,戴煌、李耐因等已經被迫低頭認罪。
    
戴、李反黨右派小集團的全部成員都是披著共產黨員外衣的野心家,他們從1955年以來,長期地懷著極端個人主義和極端對黨不滿的情緒,經常地背著黨和組織糾合在一起,謾罵和誣蔑新華社的許多領導同志,打擊排斥別的軍事記者,進而對黨的領導、國家的社會主義建設、政治制度。新聞事業以及國際關係等多方面,「共鳴」了許多反動言論。右派份子戴煌就是根據這些反動言論寫了一部惡毒攻擊黨中央和毛主席的「萬言書」,他並且還在小集團中醞釀過要組織「第三黨」、對共產黨進行鬥爭的狂妄企圖。
    
戴、李小集團誣蔑我們黨和國家的高級幹部是「新貴族」、「特權階級」,並且荒謬地說這是「經濟條件和生活條件決定意識」。他們歪曲黨的集中領導制度「必然會產生個人崇拜」。由於他們對西方資產階級國家的假民主很欣賞,因而大肆攻擊我國的選舉制度和人民代表大會制度「不民主」。他們同黨外的右派份子一道高唱「今不上。昔」「中不如外」的反動論調,來詆譭我國社會主義建設的偉大成就,荒謬地說像長江大橋和飛機製造廠等偉大工程「也不過是世界現代科學發展的必然結果」,而不是社會主義制度的優越性。因為戴煌、李耐因等大多出身於地主階級和深受剝削階級反動思想的影響,所以在他們眼中的我國農村也是「黑暗和痛苦的深淵」,因此狂喊「農民太苦了!」「共產黨忘本了!」等等。同時,他們還誹謗我國的教育事業也「比不上解放以前」,文學藝術不如「五四」時代,電影藝術多半是「公式化」,新聞事業是「教條」,不如西方資本主義國家。他們對我們偉大鄰邦蘇聯的許多誹謗,實際上和帝國主義的叫囂一模一樣。
    
戴、李小集團還曾經處心積慮地陰謀篡奪解放軍分社的領導權,妄圖把資產階級的反動新聞觀點強加於黨,變解放軍分社為反黨反社會主義的陣地。在這一重大的陰謀活動中,戴煌、李耐因分別以小集團的「統帥」或「軍師」身份,指揮、率領著「急先鋒」韓慶祥和「大將」路雲一道,向黨發動了有綱領、有組織、有計劃的猖狂進攻。
    
戴、李小集團選擇了去年春天新華社國內分社會議的時機,發出這一進攻的信號。他們在這次會議中利用當時軍事記者們的某些不健康的情緒,並且蓄意捏造了許多謊言,煽動軍事記者在會議上「訴苦」,藉此對新華社領導進行惡毒攻擊。
    
當新華社為了加強軍事報導和便於培養軍事記者,決定集中新華社海防前線分社、志願軍分社和國內部軍事新聞編輯組的全部軍事記者成立解放軍分社,而解放軍總政治部對這一措施也表示完全贊同時,戴煌、李耐因等開始反對,繼而認為此事大有可為,便密謀出一套同總政、新華總社的領導意圖相對抗的「方案」。他們借口「把軍事報導提高到國際鬥爭水平」、「準備應付戰爭」等冠冕堂皇的理由,根本否定和平建設時期的軍事報導,並主張除了「只留幾個人看門」以外,調大多數軍事記者去學習外文等技術知識,學習回來只寫自己願意寫的任何東西,所謂「自由發展」。此外,他們並且堅決反對解放軍分社接受總政的領導。這個「方案」實質上是戴、李小集團企圖篡改解放軍分社政治方向的綱領。當總政和總社不同意這個「方案」,提出解放軍分社「以工作為主,照顧學習」的方案時,戴、李小集團採取堅決反對的態度。接著,李耐因和戴煌又密謀出另一個「解放軍分社歸總政建制,同時保留新華社軍事組」的「方案」來,企圖把軍事組置於他們的控制之下,而與總政領導的解放軍分社分庭抗禮。他
們還狂妄地在小集團中對這個「軍事組」的方針、編製、人選等都作了具體安排,密謀抬出李耐因當「軍事組」組長。可是他們的這個陰謀在領導和其他軍事記者的堅決反對下又告破產了。
    
從此,自稱「把握情勢,制定決策,劃分階段,指揮鬥爭」的李耐因,便遷怒於受總社領導上委託負責籌建解放軍分社的同志,而要戴煌、韓慶祥、路雲出面,四處散佈流言蜚語,進行惡毒的人身攻擊,並且還威脅總社領導說:要「聯名抗議」,「集體罷工」!李耐因並親自趕往福建前線蒐集材料,企圖騙取駐福建前線的軍事記者的支持。小集團還背地策劃、積極活動奪取采編主任職位,以便控制解放軍分社。甚至捏造「群眾要聯名向中宣部控告」,公然誣蔑新華社領導同志。
    
在解放軍分社成立後的一年來,李耐因和韓慶祥共同採取對工作消極對抗的態度,在軍事記者中挑撥是非,製造不和,並向總政宣傳部新聞處、解放軍報以及首都各報社和廣播電台的派遣軍官,大肆散佈攻擊解放軍分社領導同志的讕言。他們還採取了許多極為陰險卑鄙的手段,破壞「八一」三十週年的報導,企圖藉此把解放軍分社的領導同志打下台,把解放軍分社搞垮。
    
新華社的編輯、記者和工作人員們一致認為,戴煌、李耐因反黨右派小集團長期以來早已墮落成為資產階級右派在黨內的代理人,他們一年多來對黨的瘋狂進攻,實質上是一場走資本主義道路還是走社會主義道路的激烈的政治鬥爭。新華社從7月中旬開始發動對右派份子戴煌的鬥爭以及繼而揭發出小集團的內幕以來,到本月12日為止,先後舉行過三十多次大會和小會,終於迫使這群右派份子不得不在大量的事實和真理面前低頭認罪。 (新華社解放軍分社供稿)

看了《解放軍報》在頭版刊登的這篇報導,可謂羅織他人罪名的「高手」們的又一「傑作」。至此存照,使人們一窺那個時代這些「高手」們歪曲捏造、致人於死地的毒辣手段。
  
事實真相是,我與李耐因、韓慶祥、路雲同志都在抗日戰爭中後期參加了八路軍、新四軍,解放戰爭開始都從事新華社軍事報導,在橫渡長江後或抗美 援朝戰爭期間又曾一道工作,調總社後又在同一個部門,自然熟悉親近些。沒想到這就成為一條罪狀——「為什麼你們來往多?這還不是『小圈子』、『小集團 』?」先定「罪」,後「求證」,一個「反黨的」、「有陰謀」的「右派小集團」就這樣下了定論。
  
因為定為「反黨的」、「有陰謀的」、「篡奪領導權」的「右派小集團」,於是正常的出差去作報導工作,也成為「陰謀活動」;正常的座談會上的 發言,也成為「互相呼應」;連日常的閒聊天,也成為「背著黨」的「小集團活動」,那「目的」據說是為了「奪取領導權」。原先的軍事組和後來的解放軍分社充 其量不到十個人,而把這個「小集團」竟描繪成有「統帥」、有「軍師」、有「大將」、有「急先鋒」、有「綱領」,還有什麼「把握情勢,制定決策,劃分階段, 指揮鬥爭」的一套「戰略戰術」,不啻是一場奪取國家政權的「宮廷政變」,這豈非咄咄怪事!真是可悲又可笑!

                  四

隨之,江蘇省的《新華日報》發表了《「戴青天」還鄉記》,把我家鄉的那個最壞的新惡霸描繪成了一個大好人。似乎我既然成了「敵人」,那麼「敵人」所反對的,當然就是「好人」了。
  
新華社機關報《前進報》也發表了一篇文章:《親者痛,仇者快》,把新華社的那條電訊在國內外引起的一切惡果的責任,全部推在我的身上。
  
霎時,我硬是被一些人推進了萬丈深淵,跳下黃河也洗不清了。
  
不僅如此,凡是平時與我比較談得來的同志,不是「反黨右派小集團成員」,就是「右派份子」或「中右分子」,幾乎無一倖免。根本不是什麼「擺事實,講道理,分清是非」,而純粹是徇私報復,落井下石,搞臭罵臭,濁流橫溢。
  
這樣的所謂「批判鬥爭」,對我整整進行了三個月。
  
不過在這裡我應該說一句公平話:雖然對我進行了長達三個月的「批判鬥爭」,在語氣文字上對我進行了許多惡意的誣蔑誹謗,但在行動上並未損害我的人身尊嚴。
  
當時,正處於悶熱的夏天。我忙於記錄別人的批判發言和所提的問題,緊張得汗流泱背,社黨委書記普金在一旁給我扇扇子,社黨委委員了九遞毛巾擦汗並倒來了茶水。這些文明舉動,非「文化大革命」中的拳打腳踢「造反有理」可以同日而語的。
  
後來,也許全社接踵而出的「右派份子」太多了,連一位汽車司機和一個未滿18歲的電台練習生也被「揪」出來了,實在「批」不過來了,才草草結 束了對我的「批判」,叫我寫「檢討交代,提高認識」,同時「必須認真學習康生同志選定的九部馬列著作,爭取回到黨的正確路線上來。」
  
此刻,我內心鬥爭之猛烈,猶似江海洶濤之激盪!
(待續)(http://www.dajiyua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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